杜力夫

电灯问世之前，人们曾经历了一个“蜡烛时代”。如今，当电灯出了故障时，人们也往往点起蜡烛。蜡烛虽不如电灯明亮，但在这时，也能为人们驱除黑暗，带来光明。不过，绝不能因此而抛弃电灯，重新回到蜡烛时代。

（一）

赵林同志在人生意义的讨论中，针对潘晓同志面临的“黑暗”，点起了一支蜡烛一一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

蜡烛能够驱除黑暗。卢梭、康德的学说以及“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这套思想武器，至今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封建主义，为人们解除迷信的枷锁。

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奴役人们的躯体，扼杀人们的思想。人们在神光环绕的君主面前只是一种工具。这里，人不成其为人，更没有个人主义的地位。正如卢梭所说：“极度盲目的服从，乃是为奴隶们留下来的唯一美德。”更可悲的是，有时人们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悲惨处境，相反，却时而为明君圣主的“政绩”山呼万岁，感激涕零。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是这片黑暗中的一线微光。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烛光，在黑暗中格外耀眼。稍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讲“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黑格尔讲人的“自我意识”，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武器，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打得溃不成军。启蒙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先导。后来列宁曾赞赏道：“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今天，在我们清算封建主义思想，为实现四化而改革社会的斗争中，启蒙学者们的思想武器仍有一定的用处。比起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依然是先进的。用“奴隶的美德”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可悲的、反动的。在今天，“奴隶的美德”已和生产的社会化、政治的民主化这一时代潮流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一矛盾对立反映在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上，其表现之一就是潘晓同志的苦闷和普遍存在的所谓“信仰危机”。赵林同志举起个人主义的蜡烛为潘晓驱除“奴隶的美德”的幽灵，鼓励潘晓发现自我、挖掘自我、扩张自我，采取进取的生活态度，这比起那些不断用溜须拍马的技巧完善自己“奴隶的美德”的人来，无疑要高出一筹。那些不了解卢梭、康德而只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在封建主义的恶势力面前是软弱的。十年浩劫中的一幕幕悲喜剧就是最好的证明。

封建主义扼杀人的创造性，把人变成工具，把迷信和盲从推上美德的宝座。我们在清除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发现自我，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和处理自我同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的革命人生观，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赵林同志主张发现自我，不与恶的东西合流，这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黑暗并不惧怕因故障而熄灭的电灯，而燃烧着的蜡烛却能带来有限的光明。

（二）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以及关于“理想王国”的设想，是对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否定。但是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结出的果实却又反过来扼杀了个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人们从封建专制的奴隶变为金钱和商品的奴隶。资本取代了君主，神明为金钱所代替。人类在这里并没有摆脱异化，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仍被否定，人道主义成为神甫牧师手中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声中诞生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比起封建奴役来，资本的奴役无疑是一种进

步，然而，进步的奴役仍然是奴役。“剥削奴役”这只怪物被人们从门里扔出去后又从窗子里飞了进来。 历史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实体不是指每一个“个人”，而只是一部分人，或者说仅仅是资产阶级本身。所谓“人的解放”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以奴役无产阶级为条件。我们把“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扩张自我”放在这个背景来看，都成了对命题自身的否定。因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是为了奴役别人，从而为自己的“扩张”找到条件。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复存在了。卢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的阐述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而所谓“全人类”是虚假的，“资产阶级”却是真实的。在为“全人类”自由、平等进行斗争的旗号下，农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被利用、被出卖。正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的“人”仅仅是资产阶级本身，所以他们极力混淆视听，时而把“人”描绘成抽象的“类”，时而把人说成是“机器”，当做“生物的人”。“人”的概念在他们那里非常混乱。这一切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从而确立这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

个人主义的凯旋导致了对更多的个人的奴役和对自身的否定。这就是蜡烛的局限！

注重人类经济生活的唯物史观克服了卢梭、康德等人以及三大空想家的局限，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系列崭新的概念和范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唯物史观把对“人的解放”、“自由”、“平等”的理解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人首先是阶级的人。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解放都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与生产力的主体一—一劳动人民的解放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思想精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个人的彻底解放找到了出路。

蜡烛在黑暗中放射光芒，在明亮的灯光下却黯然失色；星星在夜空里眨眼，在阳光下就匿迹了。 （三）

赵林同志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一套崭新的人生观”，实际上，他这套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并没有超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中的于连的水平。相对于奴隶主义无疑是“崭新”的，相对于唯物史观却是陈旧的。“生命之光”的焕发不是脱离社会一味自我扩张的结果，而是个人努力与社会和社会发展方向结合的产物，是与生产力的主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果。有马克思、哥白尼、爱因斯坦的“生命之光”，也有希特勒的“生命之光”。被认识了的自我要在服从历史发展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扩张，否则毫无价值。不要忘记，以康德为根，黑格尔为干，尼采为枝叶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树，曾经结过一个名叫“法西斯主义”的苦果。今天如果还提倡“绝对的自我”，有可能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导致希特勒的袖珍版，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导致私有制。历史不会重演，只有向前走，才会有出路。

赵林同志的人生观作为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反抗，虽然有它的必然性和某种意义的合理性，但却不值得今天的青年们效仿。因为欧洲的经济基础没有被天使搬到中国。卢梭、康德时代的这套思想武器在欧洲打过胜仗，但在中国却不曾赢过。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人试过，一代英烈的鲜血所换得的教训不应被忘记。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遗毒），有了远远胜过卢梭和康德的马克思主义（前些年被严重歪曲了，今天正在恢复其本来面貌）。电灯出了故障，人们不应以此为理由抛弃电灯，回到蜡烛时代。诚然，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打不败封建主义（甚至被封建主义所利用），但这不应成为“硬汉性格”的人回到卢梭、康德的理由。真正的“硬汉”应走过卢梭和康德，走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以此献身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