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聪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好事！

胡大姐要我给配些插图。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起来，我跟这部小说，还有过一段渊源：1946年，《四世同堂》在上海《晨光》初版时，赵家璧兄曾找过我，说老舍先生要我给画插图。当时我没敢答应。原因是我没到过“北平”，对北方的生活情况不知道，而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专为搞插图而跑一趟“北平”。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遗憾。

没想到时隔三十多年，在老舍先生被逼含冤逝世十年之后，这个为《四世同堂》画插图的任务，依然落在我头上。这是令我欣喜的。

老舍先生是写小说的一代巨匠，最擅长刻划人物。他用辛辣幽默的大手笔，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喜、笑、怒、骂，生动地把小说中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以至他们的精神状态、内心世界，揭示得入骨三分，令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给人以无限的艺术享受。我惧的是：如果画得不好，对小说的精神理解得不对头，把小说里描写的人物具体形象化了以后，反而破坏了读者在自己头脑里构成的想象，就象我们在看有些《红楼梦》的人物图象时，经常会感到不满意一样，因为每个读者的头脑里，有他自己想象的林黛玉、贾宝玉。所以，这个任务是相当艰难的。

由于我对老舍先生的一贯敬仰，画《四世同堂》的插图，也是偿我的风愿，我打消个人的顾虑，不揣浅陋，大胆地答应下来。虽然期限比较紧迫，但我还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挤出一切空余的时间，一口气突击画了出来。现在看看二十幅完成稿，感到离要求还是很有差距的。看来，水平的提高，总是要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光是想一下子提高是办不到的。

在重读这部小说时，我是有些感想的：

为什么象这样一部煌煌巨著，解放三十年来，在国内竟没有得到重印的机会？是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教育意义吗？

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平民的苦难生活。在“国亡城破”的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要接受严峻的考验和被迫表示做人的态度。社会渣滓、跳梁小丑、狐假虎威的衣冠禽兽，必然会乘机泛滥，一群群跳出来群魔乱舞一番的。但这批败类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总是爱国的、正直的、善良的。中华民族是有着优秀的道德传统的，不然，这个大国怎么能延续几千年。当然，谁也不愿在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当奴隶、作马牛的，他们“惶惑”、“偷生”，忍受着饥饿和耻辱，难道因此就能责怪他们不挺起身来反抗吗？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负统治之责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朝时，天天“戡乱”、“剿共”，贪污腐化，搞法西斯专政，把个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可是当敌寇一旦入侵，他们却拍拍屁股溜了，溜到大后方去当“抗日英雄”了，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掷在沦陷区受苦受难！老舍先生对善良的人民，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对认贼作父、出卖亲友、诬陷好人、道德败坏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则予以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公之于众，叫人人唾骂！作者爱憎分明的态度，是十分感人的，也是教育了人的。他们既然是真实地生活在那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不可以写这样的典型呢？虽然，这是旧社会的事情，但让生长在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了解一下他们的父兄以至祖辈曾经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非人生活，我看是更能激起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至于小说中的丑类，他们的阴魂，也还没有散去，象冠晓荷、蓝东阳、瑞丰、大赤包那样的嘴脸，在四十年代时，我见过，在林彪、“四人帮”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也见得不少！我在画这些人物时，并不感到陌生。

我是这么猜想的：没有重印这部小说，跟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文艺界的极左思潮有关系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不是工、农、兵，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城市平民和几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历尽了艰苦复杂的残酷斗争，可是，在有些人看来，其中并没有什么高大的“英雄”形象，到顶不过是些所谓的“中间人物”。所以，我猜想，象这类的小说，过去是排不上队的。

今天《四世同堂》能重印出版，我以为不仅是恢复了一部小说的生命问题，而是突破原来的小说禁区，实现了“双百方针”的大事情。党中央提出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提出解放思想，在文艺界开始出现了民主空气，极左思潮受到了批判，这个形势是很鼓舞人心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好事，一件大好事！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