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的一条消息，报道《红楼梦》英译本已译成，由外文出版局分三册陆续出版，并介绍了译者杨宪益同志和他夫人英国专家戴乃迭对于这一工作认真严肃的态度。为了挑选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经过慎重研究，译本前八十回依据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抄本<脂京本>，后四十回依据<程甲本>(即一七九一年初排本)……”

这一报道，除了“北京图书馆”应作“北大图书馆”外，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华社的消息采自译者本人，当然可靠，只是在记录时错了一个字，或漏了“大学”二字。

但是，英译本第一册卷首的一篇官冕堂皇的“出版说明”最后一段讲到所用版本，却作了如下完全不同的“说明”：

“这部小说的版本可分为两类：八十回的早期手抄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排字本。我们的前八十回是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影印上海有正书局大约一九一一年的石印本；……后四十回则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据一七九二年活字本(按即程乙本)的重印本……”(p.ix)

这就怪了。译者明明告诉新华社记者说，他们根据北大图书馆的<脂京本>译出前八十回，而出版者却偏偏说是用<有正本>的复制本译出前八十回。译者明明说，后四十回是据<程甲本>译出，而“出版说明”偏偏说是据<程乙本>。读者不免要问：究竟谁说的对？很显然，“出版说明”的作者不是译者，他所指的版本是他主观愿望所赞成的版本，不是译者放在桌上据以翻译的本子。英译本的读者如果根据“出版说明”，用<有正本>对照译文，他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段落(因为<有正本>文字有不少删改)，因此会责怪译文不忠实；①这样，不但有损于译者的名誉，也连累出版者的名誉同受损害。“出版说明”的作者对此应负法律责任。

不但此也。“出版说明”还告诉国外的英文读者说，“这书是中国封建时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品。”甚至说：

“这部小说描写了四大家族对于劳动群众的野蛮的政治压迫。贾府外面，他们通过地方官把人民追逐至死。贾府之内，连奴隶也不如的丫头们一个一个被踩在脚下活活弄死。……这个被称为花柳繁华之地，快乐光荣之家，不过是一个屠宰场而已！”(p.v)

我不知道这位“出版说明”的作者是不是认为《红楼梦》的外国读者只读他的大作“说明”而不读小说本身，真的会相信宁荣两府“不过是一个屠宰场而已”，因此，他可以借此机会宣传阶级斗争，藉以输出“革命”？

这位“出版说明”的作者又说：

“在〔荣宁两府〕的围墙之内，他们自己的奴隶们造他们的反，使他们的男主人、女主人不得安宁。”

我虽然也读过几遍《红楼梦》，也许由于我的警惕性不高，却还没有发现宁荣两府中有哪一个小厮或丫头贴过谁的大字报，造过谁的反。是鸳鸯造了贾母的反，还是平儿造了凤姐的反？是紫鹃造了黛玉的反，还是茗烟贴了宝玉的大字报？我想英译本的读者也很难在任何一回中发现这样的故事。

这位“出版说明”的作者不但评论《红楼梦》，还给英译本的读者补中国历史课。他说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为的是要

“虐待和杀害有进步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同时，假装编辑《四库全书》，借以查禁较早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书籍。”(p.ii，重点笔者所加)

这真是千古奇闻。康、雍、乾三朝之前，竟有“反对封建统治的书籍”，以至引起清代帝皇要查禁这些书。这位先生讲的是哪一国的历史？关于清初的文字狱，除了这位“出版说明”的作者外，谁都知道是为了要根除汉人反对满清统治的民族思想，所以要禁止有这类思想的书籍和言论。借编集《四库全书》而检查前代史书中有无反对异族统治的思想，也是其动机之一端，如宋人著作中反金反元的文字往往被删改，也是有的。但清廷这些措施，决不是查禁什么“反对封建统治的书籍”。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会写出反对本阶级统治的书籍来呢？文字狱的目的是要杀害“有进步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吗？清初三朝有不少文字狱，试举一个较早的例子：康熙二年(1663)庄廷的《明史辑略》案，因书中用南明的年号，被汉奸告发，不但庄氏一家，凡写序者，列名参订参校者，刻印传播者，购藏者，知情不报者，——所有这些人家，男子十五岁以上一律处斩，妇女小孩充发满族家中为奴，共杀七十多人。这些人与“进步思想”有什么关系？这部《明史辑略》当然已被禁毁，没有流传下来；但它的节本《明史钞略》(据说是吕葆中抄本)却保存在《四部丛刊》三编中，不妨看看其中有无“反对封建统治”的“进步思想”，以致引起七十多人被斩首的文字狱。我们这位革命的“出版说明”的作者自己不了解清初文字狱的情况，还假定英译本的读者和他一样无知，一片好心地要为他们补课。殊不知对《红楼梦》有兴趣的外国读者也许比他更了解清初的历史。例如关于文字狱的问题，我们很难在国内找到一本扼要的专著，但美国的汉学家顾立奇(L.C.Goodrich)早在1935年就发表了他的《乾隆的文字狱》一书②，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远比这位“出版说明”的作者清楚。

这篇“出版说明”虽然不太长，但诸如此类的谬论却层出不穷，而且前后文字自相矛盾。例如，上一段说：

“康熙(1662—1722)最后的几十年统治期间，不但农业已恢复，并且相当兴旺。同时在雍正(1723—35)和乾隆的最后统治年份中，不但在农业方面，并且在矿产、纺织、陶磁、印刷和其他工业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实际上超过了十六世纪工业的最高点。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发展了。”

但就在接着的下一段，却叙述了劳动人民怎样困苦，“结果是人民反攻，拒不付税，夺取了土地来耕种。”

这些说法——农、矿、工、商业都有发展以后人民反而困苦得起来造反夺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另一问题，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只要指出一点：农民“夺取”来的“土地”，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能容许他们长久保住、耕种吗？

这篇“出版说明”显然是“四人帮”统治时代写的；也可能是由“四人帮”授意这样写的。例如关于版本问题，据说江青就“指示”过外文局要用<有正本>作为英译的底本，但早在“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前，译者已改用<脂京本>为底本，而“出版说明”的作者，根本不理会译者的工作状况，直到此书英译本第一册在1978年初印行时，这位仁兄的耳畔还缭绕着江青“指示”的袅袅余音，而不问译者所用是什么本子。甚至于在一九七八年初有人看了样本指出这一错误时，当事人仍拒绝改正。

即使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时代，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一直发展到红楼八股，也不过说说什么“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罪恶史”啦，“几十条人命”啦，等等，却还没有“飞跃”到把宁荣两府描绘成“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这样的极“左”革命高度。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个“出版说明”出版的时间。如果这是一九七六年或更早时期内出版的，虽然“说明”中迎合“四人帮”的谬论照样令人看了恶心、齿冷，但犹可说是当时风气使然。可是，英译本第一册的样本是一九七八年初印出来的。我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收到此书样本，看完“出版说明”以后，立即写一信给译者杨宪益同志，用朋友间闲谈的方式，问他：

“‘出版说明是谁的大笔？其实这样的文章，随便把初澜、梁效、柏青或《学习与批判》中有关《红楼》的文章翻翻，是谁都可以拼凑起来的……红楼八股。

“‘出版说明变成了‘撒谎说明，外国读者会作何感想？这个译本不是给公社书记、车间主任、中小学教师看的，这是对国外读者的宣传品。在F.格林的来信当作文件传达以后，在去年十月十一日耿飚同志对全国新华社分社负责人讲话以后，居然会出现这样的‘出版说明，作者究竟注意不注意中央的政策？照这个‘出版说明，此书应改名为《红楼罪恶史》才切题。

“‘说明末了又把戚本吹捧一顿，还说前八十回据戚本译出。这是当初‘半个红学家的‘指示，现在还要遵守她的‘指示吗？‘四人帮揪出后我有信给H.Y.(或W.T.T.)同志，在说明采用版本问题上引起他们注意，看来他们很不在乎。其实你们的译文所据已不是戚本而是<脂京本>。例如第三回凤姐出场时的佩玉是‘双衡皆玫瑰(脂京、梦稿同。“上有双衡，下有双璜”，见《大戴礼记·保傅篇》。“衡”即“珩”字)，而戚本妄改为‘双鱼比目玫瑰。尊译采用<脂京>，不听‘半个红学家的‘指示用戚本，则‘出版说明何必颠倒是非乎？……”杨宪益同志收到我这封信后看出它的重要性，立即转给英文组。我当时考虑到：如果我直接去信外文局英文组的负责人指出这些错误，未免使他们难堪，所以采用和宪益朋友之间通信闲谈的方式，使他转达此意，也许可以使他们不太难堪而乐于改正。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给宪益同志的信以后的反应是：“已经印好了，再版时再说罢。”

当时的形势是，国内：“四人帮”揪出后已过十四个月，人心振奋，对于“四人帮”颠倒是非，陷害忠良的罪行，人人痛恨。一场批判“四人帮”的大是大非的辩论正在全国范围内进入高潮。国外：苏修在越南的傀儡已拉下面具，公然反华，用以换取苏修的“嗟来”之食。苏修和它在东方的古巴正联合反华，在国际上对我肆意诬谤，而我国则因为被“四人帮”封闭了十多年，对国际宣传情况全不了解，往往只凭教条主义的主观推测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论点，以致结果正如格林信中所说，甚至于象“珍宝岛事件”这样明显的苏修对我的侵略，也由于我们宣传方法之拙劣，使英国观众竟相信苏修电影的宣传，而不信我们放映的电影。当时我国在国际范围内正在三方面的论坛上和对方展开辩论：

1.中苏之间长久的论战

2.中越之间爆发不久的辩论

3.中阿(尔巴尼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这些论战或辩论都是敌对性的，不但要陈述自己的理由，还要揭露和批驳对方的虚伪、夸张、歪曲、谎骗等，才能在国际上取得信服。如果争论的一方自己先犯了夸张、歪曲等错误，怎么还能证明自己理由之正确，驳斥对方，取信于人呢？不难想象，当时苏修和越霸所最渴望、最急需的在论坛上用的“军火”，正是我们可能犯的任何错误——这种错误，他们既可用以证明他们有理，又可用以证明我们的不可信，可以说是对付我们的致命武器。

不幸，《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说明”正好为苏修越霸出色地完成了供给他们这种“军火”的任务！这篇“出版说明”真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最好礼物。他们可以指着这篇妙文对全世界人民说：

“请你们看看，中国官方的宣传有几分可信？我们不必说，请看他们自己的表演罢。这部《红楼梦》已流传了两百多年，是中国人民最爱读、最熟悉的小说；外国译本也有不少，书中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官方“说明”告诉读者说：这部言情小说里面所叙述描写的，原来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屠宰场里‘阶级斗争的产品。中国官方对于他们自己的伟大作品，尚且如此诬蔑歪曲，谎话连篇，可见他们平时反苏反越的宣传，有几分真实，有几分可信？”

不要以为上文是空想出来的耸听的危言。笔者在外国十多年，什么亲华反华、或亲苏反苏的言论没有听过见过！而如果是反华言论，则往往是我们自己拙劣的宣传授人以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搞的丑剧、闹剧，干的蠢事、脏事，《真理报》往往一字不改、也不加评语，原文照登，当作“趣闻”，以博读者一笑。③但是这篇“出版说明”却不是笑料，而是供给敌人反攻我们的军火弹药。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这样的“文件”，用李斯的话说：这叫作“借寇兵而赍盗粮”。亦即装备敌人来攻击自己，自己挨饿去养胖盗贼。

或问：既然这篇“出版说明”如此荒唐，译者怎么把它照译，不加更正呢？

回答是，这不是自由职业者的自由选择。根据制度，中文由“上级”定稿后，译者只有一字不改地照译的义务，却丝毫没有表示异议的发言权。他是领工资的雇员，无权参与“上级”的大计。说得更明白一点，他是有血肉的一架翻译机器或电脑。即使是绝对违反事实的文字(如所据以翻译的版本问题)，译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错到底，绝对无权改正，只能作“违心之译”。

另一方面，英文读者最注意的作者的年代、家庭状况、生活情形、亲朋交游等等情报，“出版说明”一清二白，只字不提，甚至于连作者的生卒年也没有。因为“说明”的作者忙于阶级斗争，输出革命，那里顾得到这些在他看来无足轻重的空话呢！

最后，除了“出版说明”以外，这个英译本的出版者(？)在第一卷扉页上书名下面标明著者姓名道：

第一卷

曹雪芹和高鹗

读者不禁要问：高鹗在这第一卷四十回中写了哪几回？这个可笑的、令人难于置信的错误又在第二卷的扉页上重复一次。然而，“出版说明”却讲到“小说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作品”(p.vii)，这岂不是又和头两卷扉页上标明的著者闹矛盾吗？

①我曾把前八十回的译稿对照<脂京本>逐句逐字审校过。我敢说这是目前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我也曾把<有正本>和<脂京本>互校，发现<有正本>改动不少，将另为文讨论，此处不赘。

② 此书内容不限于乾隆一代，兼及康、雍两朝。

③ 见英国最近出版：Kolakowski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Currents of Marxism)第三卷，有关中国部分。此书第一卷为Founders，第二卷为Gol-den Age，第三卷为Break-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