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立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论是理论界，还是文艺界，还是科学技术领域，争鸣的空气日渐浓厚，确实让人高兴。

但是，也许是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未清除，也许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子太深，总之人们还不习惯于民主生活，在争鸣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协调、不正常的东西。那就是名曰争鸣，实际上仍是一股风，一个调，甚至形成一面倒的“批判”。

批判本来也应是争鸣的一种形式，那就是批驳对方的论点，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说理和争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批判“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十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批判一词与争鸣毫无缘分了。比方说吧：争鸣是把持不同意见者当成同志和战友，而与之商榷以至争论的，“批判”则是把对方当成敌人；争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弄清是非，探求真理，“批判”则是为了把对方压服，甚至打倒；争鸣是采用说理辩论的方法，是心平气和的(当然有时也不免带点感情或意气的)，“批判”则往往是上“纲”上“线”，不讲道理，很有点霸气。我们今天提倡争鸣，就不得不拒绝这种所谓“批判”。

不久前，《天津日报》组织了一次对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文艺争鸣。编者在谈到争鸣的初衷时说：“目的在于引起讨论，活跃文坛，更有利于百花齐放。”参加争鸣的人也声称：“对一篇小说的评价不同，甚至发生争论，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带来的可喜现象；这与‘四人帮时期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作风，是根本不同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看了几版所谓“争鸣”的文章之后，却让人感不到争鸣的空气。相反，倒很象是一场有组织的“批判”，或者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叫做“围攻”。因为这几版“争鸣”文章，压轴的都是“批判”的大作，相反的意见则不过是点缀。有一位“批判”家装腔作势地说：“我作为一百零一家的争鸣者”如何如何，其实，不要说百家，连两家也很难说有，倒很有点独脚戏的味道。尤其几篇批判文章的文风，也使人感到“与‘四人帮时期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作风”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因为“批判”者所加给作者的不少罪名，都是带着偏见的主观臆断，或是歪曲的生发附会。“批判”者甚至还以这篇小说为由头，极力要把作者推到党的方针路线的对立面上去，诬指作者搞“阴谋文艺”、“帮派文艺”，企图从政治上置作者于死地。时至今日，还出现这样的“批判”，“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如果说“争鸣”就是如此，那就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了！

我想，为了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争鸣的空气，还是多来一些心平气和的商榷，与人为善地进行说理和争论，而少来那种声色俱厉、以势压人的“批判”为好。不然，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