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在巴黎
1980-07-15柳门
柳 门
在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主持下，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于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巴黎召开。除了应邀参加的中国作家刘白羽、艾青、孔罗荪、吴祖光、马烽、高行健以外，还有美国、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荷兰、意大利、法国和香港等地的学者、专家和专攻汉语的青年一百数十人。
座谈会开幕首先由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主席、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艾蒂安·沃尔夫致欢迎辞，并由法国司法部部长、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作导言式的专题演讲。他概括地叙述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全民族的反抗运动，在这抗战救国运动中，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以抗战为题材的抗战文学。他认为，作家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有莫大的责任。阿兰·佩雷菲特虽然不是汉学家，他对中国的事务却很熟悉。他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当中国醒来的时候……》，曾经是当时的畅销书。
第一天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抗日战争及其在东北的预发征兆”。主席是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于如伯。于如伯经常去中国访问。这次座谈会就是由他接洽、组织的。
首先讲话的是刘白羽。他的谈话主题是：“在延安的文学与艺术”。他说：“八年抗日战争中，在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华民族，以流出的泪水汇成了千万条江河，泪不是水，是血；水可干，血不会干。这血变成了诗歌：艾青的《火把》，照亮了人民的眼睛。郭沫若、田汉、巴金等作家，用作品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当作家在反侵略战争中和人民大众紧密结合时，我们的文学就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就产生了新的文学。”
接着，他提到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艺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巨大贡献。他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力破坏下，文艺如何与群众相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解答，使人在“
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刘白羽提出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还有歌剧《白毛女》和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刘白羽提到中国抗战文学受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尤其是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影响，有人问他能否更具体地说明，给中国抗战文学以影响的是哪位作家的哪些作品，得到的回答是：《海的沉默》，一九四二年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由法国当代左翼作家维尔商写的一部地下出版小说。
接着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这是作者揭露地主阶级欺压、剥削农牧民的罪恶、表现“九·一八”前夕东北人民的抗日激情和义勇军的爱国行为的小说。夏志清除了对这部小说的写作作了细致的分析外，还提起作者的近作《曹雪芹》，并说他准备与作者通信。
其后是西德柏林大学鲁道夫·瓦格纳讲《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无产阶级文学传统》。瓦格纳认为萧军这部著作曾受到苏联《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和《毁灭》作者法捷耶夫的巨大影响。
下午的座谈会由刘白羽主持，讨论的主题原定为“延安地区与新四军地区的抗战文学”，但是，一开头，便上来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梁佳罗(译音)，他提出了“风暴的焦点：抗日战争中梁实秋的小品文”。梁佳罗对当时《中央日报》的中心人物梁实秋写的文章推崇备至，说他具有音乐的耳朵，而中文又是一种声调语言，所以由梁实秋写出来的文章，特别具有铿锵美丽的音韵。他责怪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坛对梁实秋的批评失之偏颇，颇有为他打抱不平之意。
马烽接着讲话，题目是《敌后抗日基地的文学艺术》。他讲述的都是当时的实地工作情况，讲得津津有味、如数家珍。因为他长期在晋绥边区报纸等工作，所以写的多是叙述事实的“报告文学”。
在马烽简短地谈完他的写作环境之后，有人问他写作《一架弹花机》时怎样计划他的“中心人物”的。他很轻松而爽快地笑着说：“中心人物不中心人物，我写作时可并没有预先决定的观念。”说得大家都笑了。接着，他承认他没有什么文学准备就开始写作。
这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引起令人注意的问题：“写过《啼笑姻缘》的张恨水也写过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作品，而且爱读他作品的读者也很多，为什么总是听不到提起他的名字？”刘白羽解答说：“张恨水的作品如《八十一梦》的确赢得毛泽东主席很高的评价，毛主席到重庆曾经接见过他。”
第二天上午的座谈会，首先发言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查尔斯·阿尔柏。他讲的题目是《丁玲与战地服务团》。他说：许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人士对丁玲诸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类的书都表示敬佩，并对她的健康很关心。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米歇尔·卢瓦认为：丁玲对女权运动、对男女关系有较大的兴趣，也写过许多这类题材的东西，《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就是。
在这里有人对坐在主席台上的艾青提出这样的问题：“艾青先生，你对女权运动有什么意见？”艾青爽直地回答说：“我对女权运动没有什么好感。我在谈恋爱时才关心女人，过后就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诗人这句心直口快的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接着，艾青对丁玲还下了这样的断语：“丁玲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女性。她当时正碰上妇女解放运动的初期，她的个人生活也充满着许多矛盾。”
最后，作为东道主的法国组织负责人于如伯向大家报告：丁玲最近因病入医院治疗，所以他建议以座谈会的名义致电丁玲，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于如伯还补充说：他去年在中国联系召开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时，曾有意邀请丁玲和茅盾参加，他们都答应了。但都因为健康关系没有成行。
下午的座谈会集中讨论“大后方文学”。首先发言的是巴黎高等师范的保罗·巴迪。他讲述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从汉口到重庆的老舍》。巴迪是专门研究老舍的学者，他简略地叙述老舍抗战期中的作家生活，把当时称为“大作家的伟大时代”。他描画老舍在抗战爆发后先后转移到汉口、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从事抗战文学运动，在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团结文艺界人士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在“文学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他曾对救亡抗敌出了巨大的力量。
另外两个“大后方文学”的讨论题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郜淑禧(译音)的《郁达夫小说的结构与意念》和加拿大唐斯维约克大学崔淑英的《张天翼的三十年代后期讽刺小说》。
对于郁达夫的作品，郜淑禧的分析很细腻深入，她对作者描画的中心人物的性爱或同性爱甚或娼妓的行为都分析得很清楚，她说：郁达夫的作品诸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春眠》等都给人以悲凄、苦闷乃至世纪末的感觉。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投入了救亡运动，并在武汉参加了抗战工作。同年冬，他转移到南洋，坚持抗日斗争，最后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带来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其中包括《星洲日报》汇集出版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和《郁达夫选集》等。
关于张天翼，崔淑英主要是分析和评论他的六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长篇小说。
第三天上午的讨论会几乎集中于聆听孔罗荪报道有关抗敌救亡中文化界的活动史实。他说：“当时全国上下，集中力量从事抗日救亡，大家都一致认为：抗战是每个人自己的职责”。“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大家集中武汉，从事文艺工作，出版《抗战文艺》。当时老舍负责文协的工作，我曾作为他的助手。在《抗战文艺》第四期刊出由十八人写的给周作人一封公开信，劝他早日离开北平。胡适当时还发表文章，为周作人辩护。”
孔罗荪接着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梁实秋在他写的‘编者的话中，主张写‘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他在‘编者的话中还以冷嘲热讽的语气攻击文协。老舍当时曾写了一封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对梁实秋的话加以驳斥。因受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张道藩的干涉，未能发表。”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时，《中央日报》还公开号召写与抗战无关的文章。
孔罗荪还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运动之后不久，梁实秋曾对奋起抗击意大利侵略的阿比西尼亚(现为埃塞俄比亚)加以嘲笑，并借题发挥说我们中国是“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应该干干脆脆地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孔罗荪最后要求分清是非。
孔罗荪的这些话，显而易见是对第一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梁佳罗为梁实秋抱不平的有力答复。
当天下午的讨论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许芥昱主持。主题集中在四川作家身上，包括巴金、艾芜、沙汀、胡风等。作为导言，许芥昱举出一些出于四川的古今文学家：杜甫、李白、苏轼、苏辙，乃至近代的郭沫若。他在举例时可能也感到自豪，因为许芥昱本人也是在国际颇享盛名的“四川才子”。
第四天上午的讨论主题是：“向艾青致敬”。主席由斯丹福大学威廉·莱尔担任。高行健首先讲话，题目是：《艾青的诗学》。他一开头便说艾青的诗被译成十余种文字，是当代中国诗人中声誉最高的一位。艾青从法国修习绘画三年后，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从事爱国运动，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入狱。在狱中开始诗歌创作，从此把画笔换成诗笔。四年狱中生活里，艾青抒发了对农民和工人的感情，表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诗赢得劳动者的挚爱，对日本进步青年发生很大的影响。在日本入侵的白色恐怖下，抗日战争掀起如火如荼的救国浪潮，艾青也和其他富有热血的青年作家一样，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去山西、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诗歌受到普遍的传诵，现代诗人臧克家认为：艾青的诗作是五四运动以来最好的诗篇。一九四一年艾青到延安，毛泽东主席予以接见。翌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艾青选择了最能表现感情的语言来吟咏他的诗篇。他认为，诗歌应用口语来写，用节奏的旋律来表现感情，而格律是感情的限制。
高行健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易于忽略的细节：“艾青的诗里运用很多的‘的字，是否与居留法国三年有关？法语的‘de字也是很多的。”他又说：“艾青的诗歌里没有政治口号，但他对于抗战的观念却是很坚强的。”“用朴素的文字来反映真实的感情、个人的感受，这就成为艾青的‘诗”。高行健还说：“艾青是反对复古的，因为复古是表现感情的障碍物。毛泽东主席说过：‘青年人不必写古诗。他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并不强加于人。”
再往下接着发言的是许芥昱。他的题目是：《桉树与烟硝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以昆明为基地的诗歌》。许芥昱大概是西南联大迁入昆明时的学生。他提起当时在联大任教的冯至，说冯至是中国人研究德国诗歌的有数人物，有较多的诗集出版，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有较高的成就。他的叙事诗在当时尤称独步。以后的作品以西方的“十四行诗”的形式出现。
许芥昱也谈到卞之琳。卞之琳所写的诗美丽而独特，在修辞和韵律上给人以优美而富于情感的感觉。他在诗篇中表现出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看不到出路的苦闷。抗战初起时他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随军生活，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临时任教。这时他的诗风大变，开始歌唱人民的斗争生活，并以诗体写出多封“慰劳信”。后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接着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米歇尔·卢瓦的谈话，她集中谈了戴望舒、冯至、穆木天等人的作品。她认为戴望舒这一派的写作风格，受到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很深，可称之为“现代诗派”。
艾青接着讲话，讲题是：《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未来》。他说：“中国为着凡尔赛和约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私相授受地交给日本，引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运动的副产品便是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尤其是新诗的开始。这是整整六十年的岁月。等到中国八年抗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他在谈话中用了一个幽默的比喻：“鸡下了鸭蛋”。又说：“鸭下了鸡蛋也好，总而言之，还是蛋，只要不是坏蛋”。大家都笑了。
“我五十年前来过法国，感受很深。我知道的印象派画家很多，但知道的诗人却很少。作为一个中国人，画是很容易了解的。”艾青又说：“我爱法国诗，但是读得不多。我不喜欢保罗·韦莱的诗，什么‘Automne，monotone……。我对戴望舒却很尊敬，他是真正的诗人。所谓真正，就是不说假话。不讲假话的诗人不多，所以说正直话的诗人就可贵了。
“用古文写近代诗，我不敢恭维。难懂的诗，我也不敢恭维。至于标准呢？念不懂就不能说是最高标准。自然，‘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以通俗而为多数人所了解，才可能是好的作品。如果专靠人看不懂而自豪，那就不敢恭维了。
“有人骂我不歌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我却也歌颂过巴黎公社。这十多年来，我不能写作，有人问我：‘这十几年来你是否都在朗诵给沙漠听啊？我不朗诵。
“日本人用刀砍过来，你不要抵抗，含笑一下，他们会给你一些小工作干。周作人就是这样当汉奸的。他是文学家，正直的文学家，但他在日本人手里作了‘教育总监。
“林彪、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诗坛的现状很好。前途呢？谁也不敢说。算命？我就不能相信前途。我一生就吃亏在前途上。”
最后，艾青还说了他言犹未尽的断想，他说：“外文对于中国作家很有其重要性：一个作家不懂外文，就好象一个断了一只手的人。”对于李金发的诗，他的批评是：“李金发是个假洋鬼子，他的诗没人看得懂。”他对十四行诗的批评也很严峻，他说：“没有一个人写十四行诗能写得教我流下泪来。”艾青的这番爽直而热情的话博得大家持久的喝采。听众中有三首用法语写成的诗篇赠送给这位诗人。
下午的讨论会是最后的一次集会，谈论的主题是中国戏剧。剧作者兼导演吴祖光登台说话。他首先用地道的北京话表示他内心的不安，他说：“大明星、大演员都表演过了，我担心‘接不住这个坑儿”。他又注解说：这是京剧圈中表示“压台戏”的行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的讲题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戏剧运动》。
吴祖光从小就是个戏迷，再加上几十年来一直在干他的戏剧本行，所以他谈起这个题目来简直如数家珍。他说：“八年抗战所给予中国的创伤，无可比拟。但是，在抗战救亡中，中国戏剧反而得到广大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坚持对日不抵抗主义，中国人民却踊跃前进，千方百计向敌人英勇斗争。从一九三八年起，仅上海一地就有三十多个剧团，甚至还有一个七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剧团。周恩来总理号召作家从事话剧工作，因为影片太贵，无法发展，因而大家出而组织剧团。一九三八年，桂林便有三十多个剧团在一个月内作了声势浩大的话剧会演。”
吴祖光接着谈他自己的戏剧写作经历，他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他一共写了十一个剧本，其中包括一九四二年的《风雪夜归人》和同年的《牛郎织女》。他说他在重庆思索了三年之后，终于写下了《风雪夜归人》。至于《牛郎织女》，是因为从小祖母给他讲《天河配》而引逗出来的。他说：“当时在重庆怯于外战、勇于内战的环境下，大家在经常受到轰炸、仍然酒食征逐的大后方，有时会感觉前途十分渺茫。我非常怀念北方，回想过去的北京。北碚虽是风景区，但白天仍然汗流浃背。‘不如意事常八九。牛郎自然常想织女，因此我就写下了《牛郎织女》。旧剧里是织女下凡，我写的却是牛郎上天。牛郎在世界上生活，争取与天上的织女见面。但是真的见到天上的织女时，他又感觉到无比的空虚，还是要回到他生身的土地上来，回到现实里来。”吴祖光也提起梁实秋，他说：“梁实秋的观点与当时全国人民脱节。他主张：欢迎‘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也欢迎‘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他对抗战没有兴趣。”吴祖光针对那些不肯坚持抗战的人说：“没有家鬼引不来外贼”。
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就此圆满结束。中国代表团在法国一共停留、访问约莫两个星期之后，南下地中海滨，稍作游览，即继续南下去意大利。在意大利访问十天，便准备回国。根据负责组织这次座谈会的人员透露，下届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将在一九八二年在新加坡召开。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补寄自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