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之

不避“老王卖瓜”之嫌，借用“编后记”的篇幅，我想说说编这本书的感受，和对老舍先生的一点理解。

老舍先生的这些文章、讲话，绝大部分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把它们汇编成册，按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我曾想，胡青先生是老舍先生的出了名的贤内助，家中大概会保存有较比完整的文稿资料，借来一用何等方便。我错了，错在犯了历史健忘症！全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刚刚过去，我竟盲目乐观的只顾向前看，忘记了我们民族的多少好文化已被“文化革命”革得不知去向了！老舍先生和他生前保存的书籍、文稿、剪报等等资料，也都杳如黄鹤，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为着访求这些文章，只好跑遍一家一家图书馆和资料室，翻检卡片重新查找，然后再一字一字的抄录下来。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自行车轱辘都快磨平了，在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下，才勉强收集到这个程度，还够不上那个“全”字。其中，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同志的帮助最大，每当她抄下先生的一篇文章或者找到一个线索，总是立即交给我；舒乙同志也在忙中帮我校阅抄稿。唉！在那些冷雨敲窗、残月窥户的深夜里，我一边手腕疼地抄写着先生的文章，一边想着先生对文学事业的贡献和他的悲壮结局，常有类似雨珠的东西滴落在稿纸上。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怎么能够忘记那场“文化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呢！

搜辑老舍的文章如此不易，别的作家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我懂得了“抢救”二字的重量。衷心盼望有关部门能作作好事，组织人力寻访、收集、编纂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文稿；或者，把十年浩劫中散失严重而又为大家所急需的书报杂志(包括建国后的)尽快影印出版。这对于振兴文化，提高创作水平，都是不应缺少的。

关于老舍先生的这些文章本身，我在抄写、校读、拍案叫绝的同时，都想到过些什么呢？

在这短短的“附言”里，要想写全我的读后体会，是不可能的。我只想说一点：作为戏剧理论家的老舍，和作为剧作家的老舍一样，都是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许多著名剧作，特别是《茶馆》，被人们誉为建国三十年来唯一的话剧荣誉作品①，象一座秀丽的艺术山峰诱人攀登的话；那么，他的这些有关戏剧的文章，无论是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剖析别人的戏剧作品，还是总论戏剧创作，都对戏剧美学的探讨作了卓然不群的理论建树，很象一片巍巍群山，使人感到层峦迭嶂，美不胜收。真的，在戏剧这条战线上，象老舍先生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艺术技巧问题，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写出了这么多精彩艺术论文的戏剧理论家，屈指数来，能和他比肩的人好象还为数甚少。然而，长期以来，戏剧理论家老舍的名字却少为人知，很少有人提到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原因之一，固然在于他的创作成就太大，大作家的声望遮盖了同是他本人的理论家名声；另一个原因之一，我认为，和我们多年来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有关系。在不少人的眼里(曾经包括我)，似乎只有那种言必引经据典，文中满是“我们无产阶级认为”或“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等口气的大块文章，才配算是有“理论深度”；对于那些实话实说、亲切生动、言之有物、发人深思的短小精悍文章，则仅仅因为它们没有那种“理论功架”，就有意无意地贬为“肤浅”一流，被冷淡在“理论”的门户之外。不必讳言，老舍先生写的许多货真价实、深入浅出的漂亮文章，确曾遭遇过这类不公正的议论。至今，这仍然还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老实说，我不服这口气。我愿举老舍先生的这本戏剧理论专集为例，参加这一问题的争鸣。我的观点是：区分有无“理论深度”的标志，不在文章的长短，不在文风的庄谐，也不在于是否引经据典，而在于有无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无对艺术问题的真知灼见，有无推动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指导作用。如果还可再加一条的话，那就是文艺论文也应有“文”，讲究文风文采，不是坏事。从这几方面看，老舍先生的文章无一不备，并不比别的理论家缺少了哪一样。特别是老舍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不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所左右，一切出于真诚的那种勇气和胆识，虽说这是写文章的起码要求，实际上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我们的老舍先生，是一位从理论到实践都崇尚创造性的艺术创新者。

我敬佩这位独树一帜的戏剧理论家，犹如我敬佩风格、流派不同的别的戏剧理论家一样。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愿把先生请进文艺理论家们的殿堂，在编完这个集子之后，斗胆使用了谦逊的老舍先生一生不大常用的那个“论”字，把这本书定名为《老舍论剧》。

一九八○年五月

(本书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①在文化部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中，获“创作荣誉奖”的为话剧《茶馆》和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