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澄

近年来出版工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人们走进书店，可以说是如入宝山，到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简直令人有些应接不暇。新出的期刊杂志更象雨后春笋一般地不断问世。令人感到，出版界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那种百花凋零，一片肃杀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回想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何等的贫乏啊，戏院里是“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而书店货架上陈列的则大半是医药和农业方面的图书，期刊只有《文物》、《考古》等几种。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志偷偷同我议论起来。我对他说：这种情况并不稀奇，也是古已有之的。据史书记载，在秦火以后不是也只剩下“医药卜筮之书”了吗？我这句话逗得那位同志一阵苦笑。旧事重提，可见今非昔比，这是值得大大庆幸的。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不同时清醒地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的方面。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还很多。三、四个月以前，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大家议论的一些问题，有些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其中主要一个问题是，在纸张、印刷还比较紧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出书重点，“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就是怎样避免出书又缺又滥，即一方面有些该出的书出不了，另一方面不该出的书又出的过多。

无可讳言的是，当前有些出版社和书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追求利润的现象。一些有利可图，赚钱的热门书抢着出版。有些销路不畅的书稿则往往得不到出版发行的机会。说句公道话，把这种现象的造成完全归之于有些出版社和书店经营方针上忽视政治，具有赢利观点，甚至象有人以讥诮的口吻说的那样，是什么“向钱看”，那也是不够公平的。出版社、书店也各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职工都在等着发奖金，而发奖金的先决条件是看企业的盈亏。教学和科研部门的同志(他们是书稿的主要来源)也正在评定职称，而其高低又与著译出版和报刊发表文章的多寡直接有关，于是而著译者纷纷上门或函电催促出书。……这些都成为决定是否出书、印数大小时考虑的因素。而且按照规定，出版社、杂志社还要切实做到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还可能停办，因此出版社、杂志社也就不能完全不考虑利润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造成可能同我们对出版物特点的认识不足不无关系。书籍是一种特殊商品，也可说是精神产品。既然是商品，就有经济价值，就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但它又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完全按一般商品那样对待，有些书刊的价值是不能按销路大小来衡量的。是否可以仅仅用读者是否欢迎做为出书的标准呢？这显然是不行的。同一部电影的高低不能只看“票房价值”一样，一本书的好坏也不能只看“销售额”。如果那样做，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黄色小说和黄色电影泛滥成灾的结果。“作品的好坏应由群众来检验”这句话是对的，但不应有片面的理解。不能认为凡是群众欢迎的就都是好的。群众是各种各样的。有正常的需要，也有不正常的需要。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早就讲过不能一味“迎合大众”。再有，对于书店工作的要求，似乎也应该与食品店、杂货店等商店有所不同，对于书籍，绝不应该象水果、鸡蛋……那样，要求到货以后销售一空。书籍的销售是应该细水长流的，不管哪一个读者无论什么时候想要买哪一本书，书店都能做到“有求必应”，这才算“上乘”，把工作做到了家。现在是每出一本新书，如果你不及时购买，那么，“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只有惋惜、失望、叹气的份儿了。我自己就多次体验到这种痛苦，相信凡是爱买书的人都会有同感的吧。是否应该允许书店多存些书，更多积压一些资金呢？事实上这是合理的储备。出版社和书店最大的浪费其实并不在这里，前几年由于“配合政治运动”出书，不是浪费掉成亿金钱吗？

我总觉得我们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和工作中的片面性至今还是不小的。一忽儿强调政治挂帅，那就可以不要经济核算，美其名曰：“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忽儿强调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又走到唯利是图，不问政治的地步。总之“扶起东来西又倒，按下葫芦鼓起瓢”。左右摇摆，翻来翻去的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同我们对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研究不够有关。加强自觉性，避免盲目性才能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希望关心出版的同志，不管是编辑、著译者、书店营业员还是读者，大家都来探讨一下出版工作规律性这个问题，正确认识书籍作为精神食粮这种商品的特点，使我们的出版工作更好地克服缺点，为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