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李广田散文选》序

事有凑巧，为《李广田散文选》写序的任务交到我手里，恰好又是在这里北京的沙滩。

最近才听说广田夫人王兰馨同志早已跟他们的女儿李岫同志举家迁来北京，暂住沙滩，我专程去看望一次。兰馨同志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已经编好了一本广田的遗著，就等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感到义不容辞。这并非因为我是什么有见解的鉴赏家或评论家，而是因为我是有相当悠久历史的老朋友。

广田和我最初相识就是在这里。一转眼，这已是相隔差不多半世纪了。当时沙滩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办公室和教室就是在迄今还屹立的“红楼”，楼西是东斋宿舍，楼北越过操场，墙北是松公府的一大片颓垣废井。我在1930年，入学一年后，住进了东斋，和广田住屋，相隔只几排小房子。我们虽然是同学，我在上海就报考了大学本科，他却太老实，从头读两年制的预科，所以不同班，最初并不相识。还是到了1931年以后，我们彼此读了分别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的诗创作，才开始有了来往。

当时，每天清晨，我注意到在我们前边的有小树夹道的狭长庭院里，常有一位红脸，穿大褂的同学，一边消消停停的踱步，一边念念有词的读英文或日文书。经人指出，我才知道这就是李广田。同时，在“红楼”前面当时叫汉花园的那段马路南边，常有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同学，原来就是何其芳。我是1931年被徐志摩拿去我先一年秋冬写的一些诗，未征询本人意见，就发表在他主编的《诗刊》上，亮出了我的真姓名，他们两人，据我所知，最初是在以戴望舒为旗帜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的，其芳就用他自己改成的这个名字，广田是用笔名“曦晨”，在别处他常用笔名“洗岑”(我认为从名字本身讲，他的笔名不如本名好，后来我在大学毕业后一度协助章靳以编文学刊物的时候，就断然劝他就署这个大大方方的真姓名来发表他的作品)。

日后证明，他们两位不但能文，也是有组织能力的干才，与我不同。我向来不善交际，在青年男女往来中更是矜持，但是我在同学中一旦喜欢了哪一位的作品，却是有点闯劲，不怕冒失。是我首先到广田的住房去登门造访的，也是我首先把其芳从他在银闸大丰公寓北院(当时到最后一院罗大冈同志那里去所必经的甬道拐角处)一间平房里拉出来介绍给广田的。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碛》(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和邓广铭同志(当时发表文章署名“邓恭三”)一起，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字已横排了)。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出各有家乡风味(“红砂碛”是四川万县的一个地名)。我把两位主编先生拉到一起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广田不愧为老大哥(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四岁，其芳比我小两岁)。

我们三个最初以诗会友。1933年夏天，远在山东的臧克家同志编出诗集《烙印》，托我在北平印书，我就找广田(记得还有广铭)帮助我买纸张，设计封面，看校样，和北京大学印刷所(在“红楼”地下室)接洽印刷、装订。也不足怪，1934年郑振铎编《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要收我一本诗集，登了预告，我正好把其芳，广田到当时为止的诗全拿来凑成一本《汉园集》(这本书后来被商务印书馆拖到1936年才出版，错排很多，而且印丢了我写的短短数行的题记)。

这次兰馨同志向我提起写序的问题，我还以为是要我给广田的诗文选写序，不料后来打开选稿一看，原来是一本散文选(诗选想必要待以后才编)。我却也并未吃惊。还记得当初我们三个在一起，是无所不谈的，而在文学方面，谈得较多的却不是诗的问题，而是散文的问题。

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据我们当时的感觉，想到散文，就容易想到论文、小说、话剧、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讽刺杂文、报告文学等等。随笔、小品文、《古文观止》式散文，我国历来就有，在今日的日本似乎也还有，到西方象英国十九世纪最流行过一时的所谓“家常闲话”式散文(familiaressay)，即在英国到今日也似少见了。我们三人当中，只有广田最初写的似还有这路文章的味道，我自己最不能耐心读，更不能耐心写这路文章。我们都倾向于写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论评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象”，但求艺术完整，不赞成把写得不象样的坏文章都推说是“散文”。广田最初有一个时期写散文最多，写得确有点象他自己要求的“行云流水”式，富有抒情味道，朴素、恬淡，而其芳最初也在这方面颇有突破，写得精雕细琢，浓郁、华丽。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诗情、诗艺。所以，他们两个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都是散文集：广田的《画廊集》和其芳的《画梦录》。后来广田就一本一本的尽出散文集，风格也有了变化，触发过去的回忆少了，面对现实，向前看，讲道理，论艺术的文章多了，虽然朴实、真挚、亲切的基本格调未变，虽然早已不能再象东斋日子里那样慢悠悠的走路了。这都是打上的时代印记、社会印记。

由于法西斯日本的进一步蚕食我国大片领土，蒋家王朝的步步退缩以进行所谓“安内”，北平逐渐成了边陲城市。即使当时还并未觉醒的我们这些人，也至少总感到北平不好长住了。1935年夏天，广田和其芳都从大学毕业，我从日本京都旅居五个月，译完一部书回到北平，那已经是在“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签字以后。我们已经难续北海三座门(《文学季刊》编辑部)和北京大学东西斋之间我们经常来往的旧梦了。当时广田已经回到山东，准备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来函把我约去了那里相邻的另一个学校。

从此，在一年的时间里，广田和我的宿舍之间只有一个小门之隔，来往倒方便，他还带我到泰安(他夫人教书的地方)同游了泰山，倒还悠然。第二年秋天，我到青岛海边埋头译书，我们就分手了(当时其芳也被吴伯萧同志从天津南开中学找去胶东莱阳教书，我们年终倒又在小青岛对面的一家休冬闲的旅馆里有了一个团聚几天的机会，共同迎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已经势在必行的新的一年)。

1937年春，我进一步南下，不再北返，不久也就爆发了全面抗战。十月初我从上海经武汉到了成都，在动乱中得到消息，知道广田正和学校师生经河南内迁湖北西北部。我和其芳在1938年初在成都又有经常见面的机会，并在那里和他以及方敬同志等办起一个格式就象《红砂碛》一样的小型半月刊。然后我们放下刊物，跟沙汀同志去延安。其芳到那里就留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我则无非要求访问延安和到前方去转一圈罢了。

其间，我知道广田已经随校溯汉水徒步西行，转入四川，在罗江立足，所以1939年春天我从太行山区回延安，夏天再到西安搭便车回西南“大后方”的路上，顺便到罗江弃车找广田，在他的那个学校息一夜。当时陈翔鹤、方敬等也到了那个学校。我以无党无派的身分，大大咧咧，畅谈了一年来令人兴奋的切身体会，想不到广田悄悄提醒我说话小心些，我才意识到又到了侈谈所谓“自由”的另一个世界。自然，象广田这样的一些教书先生后来也一个个都不容于那个学校了。

这样也好，在我1940年夏天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以后，接着广田也去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第二年秋冬间又随校迁来了昆明，此后，我们又经常见面，直到1946年夏天学校复员为止。在这期间，他在西南复杂的现实斗争中，态度日益明朗起来，这从他那个时期的散文写作里就会领略出一、二：视野开阔了，爱憎更加分明；文风也进一步变了，枝蔓渐除，骨干益挺，虽然并不是剑拔弩张，却在淡言微中里自有战斗性。

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复员，广田和我都是复员到天津南开大学，转了一大圈，我们又都到了北国。我们都住在西柏树村，南北相隔一箭之遥。内战重开，形势日紧，广田家里，进步青年川流不息。1947年夏天我应邀去英国旅居，广田到秋天，不得不易地转去北平清华大学。这其间他在教书以外，活动较多，写作少了一点。我又十万八千里，转了一大圈，在1949年三月回到解放后的北京，被北京大学留住了，没有再去南开大学。大家在北京团聚，我首次和他重新在清华园相见，欣喜之余，真不胜沧桑之感。

但是，当时我们还想不到，曲折的道路，前头还有的是。他在北京正不断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同时发挥他的行政工作能力。而正因为他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一、二年后他被调去昆明，当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也好，他在那里有机会多接触民间、民族文学，作了不少可贵的工作。在这本《散文选》里也显了出来，而且在1958年出版了他唯一的单行本诗集《春城集》，其中的诗都是在昆明写成。

然而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在地方上，责任负大了，又难免受些不必要的折腾，而到“四人帮”猖狂一时的日子，他终于在1968年秋天被害致死！

现在死者是昭雪了，而和我们这些后死者(包括也饱经林彪、“四人帮”摧残，现在也已物故的其芳在内)一起见到这些豺狼的覆灭的，只是他的这些遗著了！

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就和许多别人的著作重新问世一样，本身就标志了我们正义事业的一个新的胜利。我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想得见广田的那种释然的微笑。里边的文章，虽然极少直接谈政治的，更没有直接指控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能在广大群众中流传，一字一句，闪闪发光，就是对国内外挂任何招牌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批判！

我原是写序，匆忙中结果竟象写成一篇回忆录了。但是，我想作为代序也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善读书的，往往用不着别人在旁边晓舌，对于不爱读某一路书的，用不着在这种书前徒然大事吹嘘以广招徕。特别是广田的这些文章，一清如水，更无需诠释。“文如其人”，既然大家都承认，那么我从多少年和广田的私人交往中，从一些侧面回忆他的生涯、际遇、创作道路，其中有些恐非大家所共知的，作为向读者提供些第一手资料，可能多少有点用处。深知我和广田有这些关系的编者，要我写序，大致本不想要我对广田的这些文章作什么权威性鉴定，而就是想要我这样写几句话留念吧？但愿如此。

1979年8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