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愚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的理论活动，也是他的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周总理遗留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许多著述，是他的理论活动的纪录。周总理的著述，包括他代表党和政府所作的报告，受党和政府委托起草的文件、批示，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演，谈话，以及他写的许多文章、诗篇、书信等等。周总理已经发表的和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著述，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周总理的理论活动，同他的优良学风密切相关。为了学习周总理的学风，谨举周总理在这方面的一些普通的但意义深刻的事例，和青年同志们探讨。

实践

周总理的理论活动，是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的；周总理在理论上的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的。

周总理在革命实践中度过了一生。繁重的实际工作，没有使他放松理论活动。他坚持学习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他对与日俱增的实践经验，不断地做出了理论性的总结。

周总理曾说，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人们的思想总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唯物主义者承认这一点，并在实践中，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讲反映论的。当然，实践不仅反映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也同样是反映世界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地反映世界，才能使自己的思想与客观世界日益符合。周总理的这一论述，说明他为什么始终重视实践。

周总理在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中，就曾经说过：“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一九四九年，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教育青年说：“我们青年不是空谈，而是要实行。”周总理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久而弥坚。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已经六十岁了，尽管他多年来积累了全面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在大跃进的这一年，为了深入基层，了解新的情况，周总理曾经设想，如有可能，就亲自兼任首都郊区的一个县长，以便通过自己直接实践，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全国。周总理的这个未能实现的设想，说明他是何等的注重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周总理重视实践，但并不忽视理论研究。一九五六年，当周总理发现知识分子中有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及时地指出：“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

面。”（《新华半月刊》1956年5号）

在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不断地提高。周总理在理论工作方面也作了和他的实际工作相适应的努力。他总是力求对实践提出的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人们知道，周总理对党的建设、民主革命、民族解放、军事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工农联盟、民族问题、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路线、以及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实践经验，都从理论上做过总结。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它科学部门的广泛领域。周理在理论上的高深造诣，来源于他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调查研究

我们党的优良学风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毛主席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周总理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国际、国内环境。求知的渴望，使他不满足于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情况在不断变化，他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进行。由于他经常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因而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周总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总理到地方视察工作，总要看看那里的《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和自然环境；总要向干部、群众调查，了解当地的人民生活、生产和工作的状况。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到广东视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新会的一个人民公社，新会的商业、卫生、水稻远缘杂交科研等进行了调查。此外，还对江门糖厂的生产和开平、台山华侨眷属的生活进行了调查。众所周知，周总理具有实事求是的、敏捷的解决问题的才能，而这种才能，是经过“十月怀胎”的调查研究产生的。

从实际出发

一九五八年，外省的一个卫生单位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出，他们那里的医院床位太少，要求国家拨给钢材、木材，增制病床。周总理指示说，你们那里是产竹子的地区，应当多制竹床。建设社会主义要因地制宜。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原则，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死板形式。在建设中，要注意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不可舍本逐末地追求形式；要就地取材，不可舍近求远地强求全国一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周总理做工作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也是从实际出发，总是把实际生活放在首位。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没有束缚他的思考，而是给他提供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3页）

认真

周总理读书看文件，总是读一句，用笔点一句，并不时地重读前面读过的段落。遇到有疑义的地方，或者凝神深思，或者查阅参考材料。“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每一个字都不轻易放过。不是死记背诵，而是仔细地透过密密麻麻的文字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

人们都惊叹周总理准确无误的记忆力，但周总理在政治生活和理论研究中，并不只靠自己的记忆。无论是对经历过的往事，还是阅读过的书籍、文件，周总理从不只凭记忆回答有疑义的问题，必先核实而后答。

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外出视察，有一位同志在纸条上写出毛主席词中的一句话，问周总理那句话作何解释。当时，周总理手头无书，没有立即回答，只说要看看原文。后来，周总理找出原文看过之后，才作了答复。事后，周总理说，当时虽然发现那位同志是由于看错了一个字，就不能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了，但是，不能排除自己也有记错的可能，特别是对毛主

席的著作，更不可轻率解释，所以要查看原文。周总理在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中不靠记忆力而要查看文件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马克思和列宁，都斥责过那些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而不愿意查考文件的论敌。

言必有据

周总理发议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事实是道理的根据，有事实的根据，才能讲出实事求是的道理。把自己讲的道理建立在事实的根据上，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周总理立论创议，首先注意事实根据，由于他讲话有事实根据，他讲的话就是实事求是的道理。

周总理指导经济建设工作，首先要求自己“胸中有数”，掌握可靠的数据。他十分注意各种统计数字，并考察数字的根据。在开会讨论时，听到一些统计数字，总是边记边问。亲自核算一系列相关的数字，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有一次，有人向周总理反映：某作家的一个新作品是反动的，应当批判。周总理找来那个作品，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从理论上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是可以的，说它政治上反动，则是没有根据的。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曾多次评论《十五贯》。有一次，周总理说，剧中人过于执断案是从主观主义出发的；况钟则是经过明查暗访，取得确凿证据后才定案的。对待任何问题，都不应以主观主义代替客观根据，更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代替处理问题的根据。周总理说话必有根据，是严格遵守唯物主义的表现。

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周总理常说，不要把事物看成铁板一块，事物总是由矛盾构成的。人们总是在矛盾中过日子的。研究问题，不要回避矛盾，要揭露矛盾；不要调和矛盾，要分析和解决矛盾。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时，曾说过，毛主席这一篇著作，从哲学角度看，也是一篇矛盾论。十大关系的每一种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周总理说：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是历史上各个国家体制中都有过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下，也不例外。有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会发生这种矛盾，这是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曾指出，巴黎公社制度如果在法国各省都建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那时留给中央政府的则是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毛主席根据我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毛主席认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力，就能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周总理接着说，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利益，回避矛盾就会受到损害。

周总理也注意研究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自然界的矛盾。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到基层视察，当地方干部反映在某些工厂附近的农作物严重减产时，周总理说：领导生产的干部要学一点自然辩证法，要懂得自然界的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是恩格斯根据史料向人类提出的警告。我们在和自然作斗争中，必须防止自然的报复，防止的办法就是思格斯所说的“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周总理又说，由于工业的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自然对人的报复。周总理大力提倡“综合利用”，把工业生产中的废渣、废水、废气利用起来，不仅可以进行多种化工生产，而且可以防止环境污染，防止自然对人的报复。

周总理曾说，进行理论研究，不要害怕矛盾，不要遇到矛盾就停止研究。恰恰相反，要从矛盾着眼，发现事物的矛盾，是研究工作的开始，研究工作，就是要研究矛盾。实际生活是充满矛盾的，应用理论分析矛盾，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和青年朋友谈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一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