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复兴

搞生产，和干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需要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光明大队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大灾之年仍然获得增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就是我们时代新愚公的精神。发扬不服输的革命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们光明大队位于长江、洞庭湖之间，地势低洼，既易受涝，又易受早，年年遭灾。一九六三年夏天，我们大队遭受了百年未有的旱灾。一百三十多天没下雨，一千五百亩早稻，都旱得开了坼。四部抽水机和四五十部脚踏水车整天出动，连续抗旱半个多月，把华洪河和四支渠的水全部车干了，旱情仍然没有解除。怎么办？团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了《愚公移山》，展开“革命青年应不应该怕困难？能不能战胜困难？”的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接着出动了四十五部水车，二百二十五名青年社员苦战了一个月零三天，把牧牛坪脚下一个方圆八华里的团湖也车干了。车干了团湖水，早稻得收了。但由于灾情过重，灾期过长，早稻每亩平均比一九六二年减产了一百二十斤。

早稻减了产，怎么办呢？在灾害面前服输了事？不！团支部一研究，认为田里丢了要从湖里补，把湖底改成水田插晚稻。我们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个想法，党支部表扬我们想得好，想得妙，敢闯敢干。第二天，就召开了社员大会，作了动员。一场向团湖底要粮的战斗开始了。

团湖能开的面积有五百二十亩，湖底高底不平，烂泥齐腰深，菱角刺遍地皆是。战斗了一天以后，青年们手上脚上都被菱角刺刺伤，有些人泄气了，不愿到菱角刺多、烂泥深的地方去。团支委一碰头，认为这是怕困难的又一种表现。如何解决这种思想问题呢？还是靠毛泽东思想。于是，在工地上组织大家学习《关于重庆谈判》。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话最有号召力，最有战斗力。青年争先恐后到烂泥最深、菱角刺最多的地方去，有的拣菱刺，有的做田畦，有的平田面。经过十二天的奋战，团湖五百二十亩田全部插上了晚稻。晚稻插下后，加强了培育管理，生长良好。全年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二年还增产两万斤。

一九六三年结束了，社员们希望一九六四年有个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这年正在早稻生长茂盛的时候，又遭受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团湖的水猛涨上来，淹没了三个生产队九百八十多亩土地，九十多户房屋也渍了水。一场向水灾作斗争的战斗又开始了。摆在青年面前的任务：一是防堤修堤，加高支堤，二是排洪排渍。斗争是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为了战胜水灾，我们又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组织青年再次学习了《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动员青年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到最艰险的地方去。青年们经受了考验，许多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年的早稻和去年一样，虽然经过抢救，但还是歉收了。

早稻歉收了，能不能比一九六三年取得更大的丰收呢？我们又在团员青年中发动了大讨论。大家说：“去年就是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向团湖要了粮。今年我们还是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革大自然的命，开垦芦苇洲，向芦苇洲要粮。”

插完晚稻后，团支部发动了一百五十多名青年，组织了八个垦荒突击队，和成老年一道，猛战了七天，开垦了五百四十亩芦苇荒，种下了蚕豆。第二年春，共收了蚕豆十九万斤。

蚕豆和晚稻的丰收，使一九六四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又增加了十三万斤，除上交国家和留足社员口粮外，全大队还储备了十六万斤。由于丰收了，全大队买回了抽水机六台，打米机三台，收谷机两台，和其他许多新式农具。

一九六四年获得丰收以后，团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不断总结经验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总结经验、学习大寨的活动。大家感到，过去旱来抗旱，水来排渍，总是处于被动。要按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应该有所前进，象大寨人那样改天换地，不断革命，根治水灾旱灾，建设稳产高产田。我们一致认为要大修水利，大搞科学试验，来争取一九六五年更大的丰收。党支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想法。一九六四年冬天，我们和全体社员一起，把垸内长达两华里的小堤子再加宽了四米，加高了三米。又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修好了一座排灌水闸。堤坝、水闸都修好了，不仅可以防洪，而且为排灌自流化打好了基础。青年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破除了搞科学试验的神秘感，边干边学，还经常请农技站的干部和有经验的老农讲授技术课。由于兴修了水利，推广了科学试验的成果。一九六五年全大队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平均亩产由解放初期的三百斤，提高到八百七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