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生 章士嵘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揭发出来的《青春漫语》的经营人杨述，是“三家村”黑店的一名重要伙计。杨述曾在前中共北京市委任宣传部长多年，同“三家村”主将邓拓交往甚密。一直到今年五月八日以前，仍保持密切联系。《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演出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杨述就事先与闻其谋，得了邓拓的通知和关照。五月十一日，在高炬、何明两同志揭发《北京日报》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后，杨述还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主持所谓“声讨”邓拓的会议，想再上演一出假批判的丑剧，蒙混过关。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杨述这个黑帮分子很快就被揪出来了。此人曾化名肖文兰、文兰、甄尼、艾煌、杨实、子方等笔名撰写文章，到处放毒。从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到七月八日，他化名文淑阳在《北京晚报》开设的《青春漫语》专栏，就是配合《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而出笼的“三家村”黑店的一家分号，销售着一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货。

《青春漫语》是怎样开设起来的？

《青春漫语》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开张营业，是经过“三家村”精心策划的。

一九六二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战胜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击破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封锁，坚定地执行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争取新的胜利而继续奋斗。可是，一小撮“三家村”黑帮分子，却满以为国际上有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的配合，国内又有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为基础，再利用我们暂时的经济困难，就可以一举颠复党的领导，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就向党和人民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杨述也正是在“三家村”的得力女将范瑾的亲授机宜之后，粉墨登场的。开张营业后，杨述和邓拓等黑帮“弟兄”们，在报上一唱一和，你呼我应，颇为得意忘形。

一月一日吴晗发表《说浪》一文，狂热地欢呼“这半年多来”真是“大好形势”，叫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浪将“越来越大”，“滚滚滔滔，无穷无尽”。他以为修正主义的逆流就将变成主流，“三家村”黑帮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就要实现了。四天之后，杨述以《望春》为开场白，也大谈“有希望，才能有胜利”，狂热地欢呼“寒冬已至，春光不远”。

二月四日，邓拓发表了《今年的春节》一文，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

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杨述也就在三天之后发表《从游晋祠谈起》，狂呼“残冬将尽，大地回春”，“春色满园，为期不远”，异口同声地狂呼“为期不远”的“解冻”时刻的到来。真是一个打鼓一个敲锣，一个摇旗一个呐喊，一阵阵的锣鼓声催喊着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实现他们盼望已久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春天”。

更能代表杨述本人心情的，是他四月二十五日化名甄尼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春寒》一文。他在文中为“三家村”黑帮的“弟兄”们吹风打气，叫他们“应当有‘已行九十复何难的气概”，要“不怕冷，坚持到最后”，把最后的十里路走完，鼓励他们要不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请看，这伙反革命黑帮的如意算盘打得多么美妙！但是，他们痴心妄想推翻人民的江山，是永远办不到的。 《青春漫语》这一分号的开设，是“三家村”黑帮整个反革命复辟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我们只有联系整个“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来看《青春漫语》，才能认识它本来的反动面目。

杨述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三家村”反革命黑帮，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对毛泽东思想怀有刻骨的仇恨，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极端卑鄙恶毒的手法，来诋毁、攻击毛泽东思想。杨述在这方面，无论从他仇恨的程度和咒骂的语言以及使用的手法来看，比起他的黑店“弟兄”来说，都是不甘落后的。

杨述在《新意》一文中，引用了南宋刘克庄《贺新郎》的词里的几句话：“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大声叫喊要“惟陈言之务去”，说什么“第一个人说……很新颖”，“第二、三人也都这样说”，这“新话”就变成“陈词滥调”了。一句新话，大家都讲，为什么就会变成“陈词滥调”呢？这使我们想起邓拓说过的：“东风”，“西风”之类词句，“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就变成所谓“伟大的空话”了。原来，杨述所攻击的“破帽”、“陈词滥调”就是我们所无限热爱的毛泽东思想。在《最有办法的人》一文中，杨述还借小说人物莫达志之口，把“为人民服务”诬蔑为“新社会‘一套新的交际辞儿”。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来说永远具有新意，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人人讲，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人人做。而杨述却把它诬蔑为“陈词滥调”“破帽”“一套新的交际辞儿”，要我们“惟陈言之务去”。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丑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破坏我们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不要我们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而要把毛泽东思想“年年拈出”，好让那些修正主义的反动黑货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

杨述在《谈迷》一文中，从什么戏迷、电影迷、朴克迷，一下就扯到“颂扬过分往往流于浮夸”的问题。本来，看戏、打朴克同“颂扬过分”是凤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杨述偏偏要扯出这个问题来，他的用意也是十分恶毒的。他把我们对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热爱，诬蔑为着了“迷”，“颂扬过分”，这完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个人迷信”是一路货色，是反对我们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杨述这伙反党分子的妄想永远也不会实现。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是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在剜我们的心头肉，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就要把它捣个稀巴烂。

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

杨述在他的《青春漫语》发表的半年多时间内，和“三家村”的伙计们互相配合，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总路线、大跃进，进行了猖狂的咒骂和攻击。

杨述在《从“三种境界”谈起》一文中，借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三种境界为题，大谈做工作要“分步骤”、要“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否则，即使是“好目的”、“好方向”，还只是“未经实现的好愿望”，得不到“预期的成果”。这分明是同国内外反动派在一起骂大跃进是不“分步骤”，违反客观“规律”，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

杨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同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一唱一和，亦步亦趋的。例如，邓拓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叫嚷要“量民力”，诬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杨述也跟着在《恰到好处》一文中大谈“事情做得一过份，就会走向反面。……劳动好；但劳动过累，就要妨碍健康。”一九六二年二月，邓拓在《三七、山漆和田漆》一文中攻击大跃进是“超过了限度”，咒骂我们党是“庸医杀人”，并且进一步发挥说，事物“超过了限度”，“好的可能就变成坏的，有利的就可能变成有害的”。一个月后，杨述就抛出《恰到好处》一文，大谈要“注意火候”，“掌握分寸”，攻击有人把“过火”、“过了头”看成是“深透”、“彻底”，而这样就不免“把好事做成坏事”，使事物“走向反面”。请看，杨述简直是按照邓拓所吹的笛子在跳舞。

杨述在《看戏有感》一文中，借着谈演戏和写文章为由头，说什么“功夫没有到家”，“终不免声嘶力竭”。接着又扯到写文章，说什么“如果只有二十分的学力，要写出二十分的文章，虽然也能对付地写出，但总使人看来有挣扎之感。更不用说只有十分学力要写出二十分文章的了。”杨述特别指出：“当然不止写文章和演戏是如此。”这不明明是诬蔑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是“挣扎”和“声嘶力竭”，是“用十分学力”写“二十分文章”吗？

杨述极端仇恨党的总路线，迫不及待地狂妄地要我们党放弃总路线。在《春夏之交》一文中，杨述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讲的，党的政策必须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就象春夏之交要换衣服一样。接着他十分露骨地说：“毛主席这篇文章虽然写在二十年前；但现在读起来很有益处。温故知新，我特向同志们介绍再读一读这篇文章。”“知”什么“新”呢？杨述直接了当地说出来了：“不用迟疑，脱掉衣服”，也就是说，赶快放弃党的总路线。杨述在《两点论》一文中还狂妄地要求我们“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要“只听一面之辞”。实际上是要我们听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见，放弃党的总路线，推行“三家村”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和邓拓在《放下即实地》一文中叫喊要我们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是一个腔调吗？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飞跃。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党的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在我国，党的总路线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是历史的必然，杨述之流的反对，只是螳臂挡车，只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

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煽动人们起来“变天”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三家村”黑帮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极力诬蔑、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杨述在这方面也是和“三家村”主将们配合得很紧密的。

在《打不得》一文中，杨述以“打，能不能教育孩子”为幌子，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杨述唯恐别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一再说明“打孩子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孩子们提出的“大人可以不可以打大人”等“一连串的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一句话说出了他的真意，原来，他讲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杨述从这里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打来压迫”别人“服从”，是“欺负人”“蛮不讲理”，要我们适应阶级敌人的“心理”，对他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且“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说的。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我们对阶级敌人实行“王道”，施“仁政”吗？它和邓拓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和反党分子孟超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打”维持“威严”，是“冷酷”“无情”，不是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东西吗？

“三家村”黑帮们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黑话，我们从国内外敌人那里已经听得很多了。一百多年前马

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受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老修正主义者的恶毒攻击。以后，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从未中止过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专政，压迫他们服从，在“三家村”黑帮分子看来，就是“依靠权势”、就是“用打来压迫”别人“服从”。可敬的先生们，我们硬是要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一天不这样做，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三家村”黑帮分子不是只写些文章来骂骂共产党，骂骂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夺取领导权的。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会煽动人们起来搞政变，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在《立大志》一文中，杨述一方面影射攻击我们的大跃进遭到“失败”，已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立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大志。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变天梦想。杨述讲了东汉陈蕃立大志的故事。陈蕃是个什么人？他是东汉末年扑灭农民革命，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封建大官僚。杨述歌颂陈蕃十五岁就立下“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大志”，却根本不提陈蕃的“扫除天下”就是镇压农民革命，保卫地主阶级的江山。杨述大谈“立‘扫除天下之志，就需要懂得‘天下，懂得怎样‘扫除天下”。今天的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天下。杨述大叫大嚷要“立‘扫除天下之志”，不是妄图煽动人们起来“扫除”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邓拓曾送给杨述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头两句是鼓励杨述用当年人们反抗现实的“不平”来反党反社会主义。邓拓不是借贾岛的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来表达他的心情吗？他们是随时准备拿起刀剑来对付我们的。邓拓一再嘱咐杨述为他们的共同的反革命事业而随时“检点”，听候“鸡鸣”，即时刻等待变天复辟时机的到来。杨述对邓拓送他的这首诗异常欣赏，一直挂在他的大厅中。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三家村”黑店的牛鬼蛇神不仅有着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而且一直在磨“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露出刽子手的原形，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我们对他们要时刻警惕啊！

吹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气”，诬蔑革命左派是“乡原”

“三家村”黑店的魑魅魍魍同庐山会议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窝里的毒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前夕，有急先锋吴晗为之擂鼓助威，抛出了《海瑞骂皇帝》；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后，邓拓、吴晗等又不断抛出鼓吹反党“骨气”，大反所谓“乡原”作风的文章。在这场反革命大合唱中，杨述也没有落后一步。

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杨述在《从游晋祠谈起》这篇杂文中，对傅山备加称赞，说他“少年读清代全祖望的傅青主传，深慕傅山之为人”，晋祠“有傅山字，令人兴起”，“果然名不虚传”。傅山是个什么人？杨述为什么少年时就对他这样“深慕”呢？原来，傅山是一个以“异端”自命的“杂家”，“时有新意阐发”，提倡“打破……正统之见”。杨述吹捧的傅山究竟是指的谁呢？就是他在文章中说的，站在晋祠，想起了“北京中山公园里”的“红梅”——“三家村”主将、“杂家”首领邓拓。原来，当时正是“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最疯狂、最猖獗的时候。杨述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最高主帅快要上台执政了。于是，他的思路便自然而然从“耐寒的荷花”一下跳到“预示春日来临”的北京的“红梅”，高呼“春色满园，为期不远”！

在这些日子里，，杨述真是得意忘形，踌躇满志。十天之后，他又在《谈杜诗》一文中歌颂杜甫“为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担忧，有时失眠，有时落泪”。接着杨述的文笔一转，又说“杜甫的诗中不但有忧，而且有乐”，“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两句诗体现出杜甫的“欣喜的心情”，还说什么可以从中“感染到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里，杨述露了很多马脚。杜甫是官僚家庭出身的封建诗人，他忧的无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杨述不过是借杜甫的亡灵来给“三家村”黑帮的头目唱赞歌罢了。所谓“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欣喜的心情”。他们把“乐”寄托在“远水”之外，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反革命浪潮；寄托在“他山”之上，修正主义的“春天”。但是，他们的这种妄想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为了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开方便之门，杨述写了《谅解》一文，大肆宣扬“合二而一”的“谅解”精神。他在文章中胡说什么“人们往往注意了批评，但不大注意谅解”，“互相谅解，对加强团结是有益处的”。他还特别提出对待“大是大非问题”也“要有谅解的精神”，叫嚣“对待‘落水人，不能用‘打落水狗的办法”。赫鲁晓夫不是一再鼓吹要同帝国主义“互相谅解”吗？杨述叫我们对“大是大非问题”也“要有谅解的精神”，这就是叫我们放弃阶级斗争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谅解”，同他们求“团

结”。对待“落水人”不能用“‘打落水狗的办法”，就是叫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热忱地”帮助，“耐心等待”，“设身处地为人家想一想”。看，杨述为他们想的多么“周到”。可是，杨述之流把革命人民的觉悟估计太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知道对敌人只能象“打落水狗”一样狠打，绝不能同他们求“谅解”。杨述想用“谅解”来模糊我们的阶级界限，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翻案，是徒劳的。

杨述大谈乐观主义，是因为他以为“三家村”胜利在望了。这种心情特别强烈地反映在他两个月后所写的《春寒》一文中。在那里，他情不自禁地赋出“已行九十复何难……风掣红旗（杨述这里说的“红旗”实则是反革命黑旗）冻不翻”的诗句。可是，杨述高兴得太早了。再过三个月，反革命复辟的“春天”还是没有到来，形势倒是变得对他们更不利了。

于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杨述在邓拓的授意下，把《青春漫语》这片黑店收起来，转入地下。在《青春漫语》最后一篇中，杨述仿效他的吴晗“老兄”“决不能走得灰溜溜”的原则，向党射出一支最恶毒的箭——《中道、狂、狷与乡原》。在这篇杂文中，杨述流露出对革命左派和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他咒骂革命左派是“乡原”，说“乡原最坏”，是“‘阉然媚于世的人，有奶便是娘”，是“只顾眼前有利却很不讲原则”的人。

什么是杨述之流的“原则”？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他们的“原则”。凡是反对这个“原则”的人，一律都被他们骂作“乡原”。必须注意，反“乡原”这个反动口号是杨述从“三家村”的修正主义纲领——《前线》发刊词那里搬来的。这个发刊词恶毒咒骂革命左派、革命人民是“八面讨好”、“贼光油滑”、“随波逐流的尾巴主义者”，染上了“市侩、‘乡愿作风”。邓拓和吴晗等都根据这个纲领，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攻击、咒骂所谓“乡原”。为什么他们这样仇恨革命左派、革命人民？就是因为革命左派和革命人民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因而成为“三家村”黑店推行修正主义纲领的一个最大障碍。但是，革命派是骂不倒的，敌人越是骂我们，攻击我们，我们越是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和一切敌人斗争到底。

推行“和平演变”，把青年引上反革命的道路

杨述历来自命为“青年修养”问题的“专家”。他在《青春漫语》中放出的许多毒草，是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毒害青年的腐蚀剂，是实行“和平演变”的糖衣炮弹。

怎样树立革命人生观？这是广大青年经常关心的问题。杨述利用青年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向他们兜售资产阶级的私货。他在《再谈“三种境界”》、《感情很激动》等文章中告诉青年“一个青年确立革命人生观的过程，也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据他说，就是读书。他说，民主革命时期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就是读尽从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到外国的“经典”著作，读不懂就“硬着头皮地读”，经过一番苦读，“一旦豁然贯通”，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还宣扬，今天的青年要确立革命人生观，也必须多读孔夫子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他说：“要批判孔夫子的学说和西方资本主义，首先就要懂得这些学说究竟讲的是些什么。”然后，才谈得到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做反复的比较”，“才能真正学会马克思主义”。这是杨述给青年设下的一个陷井。如果我们照着做了，我们就要上当，就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知识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走革命化的道路，决不是杨述所宣传的那种只靠读书来“寻求真理”的道路，而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烈火中彻底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主席说得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鼓吹什么只钻书本，只靠理论，只要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就可以自然而然转向革命，树立起革命人生观，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逻辑。难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讲讲道理，读读书本，就会变成革命者吗？这样的人，只能是投机分子，绝不会是革命者。杨述和“三家村”黑帮给青年指出的道路，就是诱骗青年走上修正主义和投机分子的道路。

怎样认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这也是许多知识青年很关心的问题。杨述也抓住这个问题大发谬论。他在报刊上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在《青春漫语》中也专门写了一篇《红与专》。杨述在这篇与青年谈红专问题的文章中，狂热地煽动青年反对无产阶级政治，走成名成家的修正主义道路，用折中主义把两者并列起来，以达到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否定“红”的目的。用杨述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又好，业务又好”，前面一句是假，后面一句是真。他还说“政治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业务好。”这不明明是要用业务来代替政治，否定政治吗？他并且攻击政治挂帅，“只能培养出空头政治家”，“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能有多大贡献呢”？真是奇谈怪论，错误

至极。对社会主义能不能作出贡献，难道不是首先由有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决定的吗？如果以读多少书作为能否作出贡献的标准，那岂不是等于把广大工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贡献全部一笔抹杀了吗？老实说，业务再好，如果政治不好，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去为资本主义服务，那末这种业务不但对社会主义没有用处，反而是有害的。

其实，杨述并不是不讲政治，他是要在红专问题上打掉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使青年成为糊涂人，成为资产阶级的信徒，成为他们搞复辟的走卒。

杨述和邓拓一样，从来不放松用他那一套完全腐烂了的“人生哲学”、“生活趣味”来腐蚀青年。在这三十二篇《青春漫语》里，塞满了：袁枚“是个才子”，“女人象花”的比喻如何“新颖”，推崇大嫖客柳永“这样的大词人”，介绍陈师道怎样“闭门觅句”，《桃花扇》这样的叛徒戏怎么美，孔子是怎样崇高等等一大套。他对于当时社会上牛鬼蛇神大量出笼的情况，还感到不满足，埋怨描写贪污分子“的心理状态还嫌简单一些”，他出主意：不能把老工人“全写成先进”，“写先进的老工人”也要写“一点缺点”，要写对革命“一度中断过”的，这才叫“深入”、“新意”。他还埋怨电影“对敌人的残暴写得不够，对敌人给我们造成许多困难写得不够”。总之，千方百计要为反动阶级张目，要在革命群众脸上抹黑。这一套东西搞得愈多，他们就愈能“潜移默化”，把青年俘虏过去，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在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要提防不拿枪的敌人，要注意糖衣炮弹。“五反”时揭发的资产阶级贿赂、腐蚀国家干部是一种糖农炮弹。“三家村”黑店放出的这些毒草，则是另一种糖衣炮弹。这后一种糖衣炮弹要比前一种隐蔽得多，也更危险得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在为反革命暴动准备舆论时，使用过这些炮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夺政权时也依靠了这些糖衣炮弹。我们青年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增强我们识别一切牛鬼蛇神的能力，粉碎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统统搞掉

杨述在《青春漫语》栏内，总共发表了三十二篇文章，可是人们在《青春漫语》结束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发现署名文淑阳的一篇杂文，题目叫《大好秋光》。为什么这篇文章和《青春漫语》的所有文章都署同一个笔名，却没有收入《青春漫语》呢？看来，这里面是有一番道理的。一九六二年七月，《青春漫语》在邓拓的授意下，匆匆收场了。然而不久，杨述觉得收场过于匆促了，他还有一番黑话要向“三家村”的大大小小牛鬼蛇神讲出来。这是因为到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初，我们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了，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犹如春雷震耳，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三家村”的牛鬼蛇神吓得胆战心惊，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九月二日抛出《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三十六计》，暗示他的黑伙计们，时机不利，要想法滑过去。

但是，这批反革命黑帮分子还不死心，还打算要重来的。邓拓不是在《奉告读者》中表示，“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吗？就在邓拓的《三十六计》发表后的第六天，邓拓的“贤战友”杨述就抛出了他的《大好秋光》。杨述大声疾呼“秋天是一副好气象”，“胜利的果实，是在秋天得到的。自然，也有草木零落的现象。那就要凭你怎样看。是把自己看成枯草？还是把精神寄托于收获的庄稼身上？”杨述的这些黑话是说，无论“春愁”还是“悲秋”，都是反映“人间”的。当时的“人间”，就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这确实使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心情很不愉快”，“愁得不得了”。杨述赶快跑出来对他们的黑帮“弟兄”们说，现在尽管有“草木零落的现象”，但如果对形势有“正确”看法，那就不应当发愁，他高喊，“秋光不但和春光一样好，而且胜过春光。”这是一篇给“三家村”黑帮分子们鼓气的文章，是鼓励他们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同党和人民为敌。杨述之所以仍然要用文淑阳的名字发表，用意无非是表明，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包括在《青春漫语》之内的。这就是说，杨述要以“望春”开始，“大好秋光”结束，企图以此向“三家村”的黑伙计们表示，他对“三家村”的反革命事业的前途仍旧是充满信心的。但是，他的估计完全错了。在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奋起千钧捧”，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进攻以后，“三家村”的将帅们就纷纷落网，一个个被揪了出来。“三家村”黑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被捣毁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是“三家村”还是“四家村”，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是什么“权威”，也不管他挂着什么招牌，打着什么旗号，都要完全彻底地统统把他们消灭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