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德

一九六一年夏季，我从土沃中学初中毕业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回乡不久，大队党支部让我担任民校教师。开始我还不愿意，认为民校工作难干，不如当个社员清闲自在。后来，在党支部的教育下，我开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毛主席这几句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读着读着，又想起了我们村的过去和现在：在旧社会，我们全村七十多户人家，有四十户给地主扛长工，很少有人识字，全村进过高小的只有一个富农的儿子；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了学文化的机会，可是现在一部分贫下中农文化仍然很低，还有文盲。贫农郑明森对我说：“你是贫农的儿子，你应当帮助贫下中农在文化上彻底翻身，掌握笔杆子，保住印把子。”毛主席的指示，老贫农的教导，坚定了我办好民校的决心。

一九六一年冬，民校开学了。来校学习的三十三名文盲中，就有二十六名是贫下中农，他们迫切要求学会记工帐、打算盘、看报纸。我们队十二名队干部，高小毕业的只有一人，他们也迫切地要求学习。生产队长刘爱明说：“咱只能实干，动不了笔杆，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呢？”这些情况，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办民校就是帮助阶级弟兄从文化上彻底翻身，这是知识青年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听贫下中农的话

开办民校的消息传开之后。村里人们议论纷纷。贫农下中农非常高兴，他们说：有了文化就能握紧印把子了。地主富农分子却进行破坏活动，阻挠贫下中农报名参加，散布谣言说：“组织民校学文化能搞出个啥名堂！大学、中学、完小毕业都回家种地了，你们能学到啥？”听到这些话，我马上反映给党支部，党支部书记说：“你不要听他们叫喊，去找贫下中农，听他们的话，搞出个名堂来，让阶级弟兄都学上文化，握紧印把子，给阶级敌人看看！”听了支书的话，我马上去找贫下中农。老贫农、生产队长刘爱银说：“谁说民校学不了啥名堂。我一九五二年上民校认识了三百多个字，只要下狠心，坚持到底就能学好！”贫农子弟、初中毕业生刘树财和下中农子弟郑玉泉都积极支持我，表示要帮助我进行辅导工作。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支持下，业余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

开学后，有时我碰到困难就有点泄气。党支部发现后，及时教育我不要怕困难，要干一行爱一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办好民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民校开办后，上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可是有不少学员，没有课本、笔记本和笔，我就主动把父亲为我结婚准备的二十五元钱拿出来，又向亲友借了三十多元，到城里给学员买了课本、大楷本、作文本、毛笔等发给有困难的学员。生产队分配结算后，学员们都自动地把钱还给了我。

为了工作方便，我搬到民校去睡，没有火炉我自己盘，没有煤烧，我上窑担，学员们也帮我担。民校整理好了，学员一天天多起来。大家高兴地说：“屋暖灯亮，人满堂，学习情绪挺高涨；读书看报，写文章，真是农民的好学堂。”

边学边教

我的文化不高，又缺少教学经验，有些自己会的不一定是学员要求的，有些学员要求的自己又不会。怎么办呢？我采用了边学边教、先学后教的办法。

我在学校时没有练好毛笔字，起初在黑板上写字歪歪扭扭，批作业了了草草。我想：自己连字也写不好，怎能教好别人。为了练好毛笔字，我订了大楷本，天天写，天天练，毛笔字比前有了很大进步。

一九六二年冬天，我教初中班语文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如教《老山界》一课时，学员们问我“老山界”在什么地方？讲毛主席《长征》一诗时，学员们问我“磅礴”二字怎样讲？我都讲不来。一次我到公社开会，找到原来教我的一位老师，老师说：“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有什么问题，以后我帮助你。”从此以后，我一遇到难题，就去土沃中学（离我村五里路）请教老师；到公社开会时，我也带上课本，和老师研究。就这样，边学边教，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完初中语文第一册后，得到了学员的好评。

一九六三年冬天，民校开设了珠算课，开始是会计上课我辅导，后来，会计搞年终分配，顾不上了，停教吧，学员热情很高，教吧，我自己不会乘除法，加减法也不熟练。想来想去，还是下决心学习。我就利用黑夜上罢课时间，一面帮助会计搞结算，一面学珠算，学记工账的方法。这样学了十几个晚上，终于学会了乘除法和记工的一些知识，担起了教珠算的任务。同时还和记工员研究采用了三对照的记工方法（即社员自己有记工手册，记工员有工分登记簿，作业组长有发工票登记册），解除了有些社员怕记错工帐的怀疑，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除了教课，我还组识村中回乡知识青年帮助一些家庭拖累多上不了民校的贫农下中农学文化。我自已包教老贫农刘太锁。他当选为干部后觉得学文化对掌握印把子是件大事，学习要求非常迫切，但由于年纪大学习起来很困难，有时教他一个字，十遍八遍也记不住。我就在他的锄头、铁锹、斧子等工具上写上字，白天和他一块干活教，晚上上完课到他家里教。一个月功夫他就认识了一百多个字。

村里的青年人爱唱歌，一九六三年领导号召大唱革命歌曲，青年们让我教他们唱，但我不识谱，哼起来不成调。我就请小学教师帮助我，我早晨早早起来，趁地里没人就大声练习唱，终于学会了唱歌，又教会了青年们。现在我们大队青年已经能唱四、五十个革命歌曲了。

教学与劳动两不误

我家四口人（我、母亲、妹妹、弟弟），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并没有因为当民校教师就少参加集体劳动。我觉得参加劳动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本分，不参加劳动就脱离了群众。一九六二年我做了三百零六个劳动日，一九六三年做了三百二十个，一九六四年到专区开了两次会，村中会议也比较多，但我仍然做了三百九十三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学员们要给我评教学工，我没有要，他们心里过不去，又要给我奖励。我说：我是青年团员，办民校是为了贫下中农文化翻身，掌握住印把子，不是为了挣工分。干革命，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就得有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大家把我评为“五好”社员，又评为模范教师，我感到这就是最大的荣幸，最大的报酬。有人会问，你白天劳动，晚上讲课，用什么时间来备课？开始，我也想，要备好课恐怕就得误点工。后来，我学习了雷锋在学习上的“钉子”精神，冬天就挤上罢课迟睡觉的时间，夏天就用少歇晌午或不歇晌午的时间。为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我还做了一个备课袋，内装课本、学员作业、教学笔记、报纸，上地带到地头，开会带到会场，利用田间休息，会议前后等空隙，熟悉教材，批改作业，或者组织学员读报，温习功课。

现在我们民校共有学员六十七人，占青壮年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经过三年学习，全大队四十岁以上的十二个贫下中农文盲已全部摆脱了文盲状态，有十一名初小程度的学员，开了初中班。原来是文盲、经常为没有文化发愁的生产队长郑进林和刘爱银现在记个工、写个账、写个条子等，再也不费难了。过去记帐画圈圈的贫农下中农记工员，也能把帐记得清清楚楚。有六名贫下中农青年由于参加民校学习提高了文化而被选为记工员、作业组长和保管员。

我们大队的民校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仅仅是开始。今后，我要继续响应党的号召，为贫农下中农更好地掌握住印把子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