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胆剑篇》（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是一出写得十分成功的历史剧。剧作者曹禺等同志根据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战胜强大的吴国侵略的史实，通过艺术加工、丰富和提高，从而创造出动人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两千四百多年前吴越之战的历史教训。如果说，卧薪尝胆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已经对我们有所借鉴的话，那末，话剧《胆剑篇》所给我们的启发就更为丰富，它的艺术感染力量更为强烈。我觉得这出戏深刻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表面上强大的国家，如果豪强霸道，怀柔羁縻，欺凌弱小，那末，它也可能转化为弱小，甚至灭亡；相反，弱小的国家，只要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努力发展生产，发愤图强，就可以变为富强的国家。强与不强，不是地理条件所决定，更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横遭吴国侵伐、生产落后的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雪耻，这一振奋人心的戏剧情节，生动地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也不要向暂时的困难低头，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勇往面前，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胆剑篇》的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吴国大军侵伐越国的疆土，掠夺了他们的财富，抢劫和烧毁了越国的稻子，掳走了越国的君臣和百姓，并且派遣大夫王孙雄镇守越国，用高压屠杀的手段，奴役越国人民。因此，吴国不义之师的强暴，就激起了越国君民的强烈反抗。应该肯定这样描写是有历史根据的，既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又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比历史更为集中更为概括。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必要回顾和探讨一下历史上吴越两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吴越战争的性质。

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我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许许多多的小国，星罗棋布，而且国与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疆界。在那个时代，所谓国家也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这样的概念。国与国之间，常常为了争水，或因这一国家的耕牛越界吃了另一国家的庄稼就引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这在历史记载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战争，就很难分辨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当然也说不上正义或非正义。所以，人们常说：“春秋无义战”，也就是这个缘故。但是，在当时也有发展强大了的国家，欺侮弱小的国家，掠夺其财富，破坏其生产，奴役其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了。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吴国是生产水平较高的大国，越国则是生产水平较低的小国。战争的发生，是先由吴国侵伐越国开始的。吴王阖闾因侵伐越国负伤而死，其孙夫差继位后，为了报仇又兴师灭越，俘掳了越王勾践，抢掠越国的财富，破坏越国的生产，奴役越国人民。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吴越之战，我们可以这样说，吴国是侵略者，越国是被侵略者。剧作者在越国被侵略的历史背景下，精心地展开了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从而更加集中地突出了越国君民反抗强暴的坚韧不拔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时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奴隶制度还是封建制度？目前在历史研究上是有争论的。剧本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没有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明确交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剧中既有庶民又有奴隶，这样处理很巧妙，也很妥当。说它是奴隶制的末期也可以，说它是封建制的初期也行。这样既不违反历史实际，又避免了在具体历史事实上纠缠不清。在生产力水平上，剧本以使用铁犁来象征吴国的生产力水平，用得很贴切，也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铁器的使用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同时剧中也描述当时越国用木犁耕种的情况，这样就巧妙地反映了吴越两国生产水平高低的差别。

剧中的主要人物塑造得很好。几个历史上知名的人物既具有历史的时代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鲜明性格。吴王夫差，年富气盛，野心勃勃，一心一意想当中原的霸主，骄矜狂妄，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特别是听不进伍子胥的直言忠告。伍子胥是先朝有功之臣，一方面他对吴国忠心耿耿，而且有远见，看清了吴国的骄横，而越国虽小民性强悍，越国虽败君臣却都能忍辱负重，如果吴不彻底灭越，将来吴国势必为越国所灭。另一方面，他又居功自傲，以老前辈自居，处处教训夫差。所以，尽管他的主张对吴国有利，但他那种矜持的态度和简单化的方法，却是吴王夫差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有所记载，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剧作者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两个人物性格上的特点，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把这两个人的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至、栩栩如生。太宰伯嚭也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本来写好这个人物是不容易的，伯嚭这人是两面派，如果把地简单地描写成为一个道地

的坏蛋，而且坏在脸上，那末，吴王夫差对他那样言听计从，势必显得夫差太愚蠢。剧作者在处理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通过伯嚭几次反对伍子胥的主张，劝阻吴王夫差不杀勾践的情节，比较细致深入地描绘了这个人物的两面派手法。他劝阻吴王时所发的议论，都讲得官冕堂皇、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吴王一下子不容易察觉隐藏在漂亮言词背后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他对吴王说：“……大王的王道霸业是要攻服四海。如果听从老相国的话，到处灭国灭宗，杀尽百姓，那么中原诸侯，就会把吴国看成灾星，把大王看成仇敌。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些理由表面上看来，都站得住脚，能够令人信服。而事实上，却是伯嚭受了越国的贿路有意去维护越王的生命。同时，在夫差与伍子胥发生争论时，他又善于乘机说伍子胥的坏话，扩大吴王夫差与伍子胥之间的裂痕。如说，伍子胥到处宣扬立太子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说伍子胥把儿子寄在齐国怀有异心，话虽不多，其用心却是非常恶毒的。这样就勾划出这个巧于言词、嫉贤妒能、阴险的两面派的嘴脸。

越王勾践是写得好的，虽然他由于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在罩事上遭到了失败，但在失败以后，他并没有屈服，表现得十分顽强。剧中通过勾践在吴王夫差的淫威下，毫不屈服，据理驳斥，甚至险些被夫差处死的情节，突出了勾践的刚强性格，这一性格自始至终一直贯穿下来。对于历史记载中关于勾践忍辱负重的一面则舍弃或削弱了。这样处理，既使得勾践这个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而又真实可信。勾践虽然有着不屈服于强敌的刚强性格，但却缺乏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办法。大夫范蠡、文种和老百姓都为他出主意献计策，勾践的长处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忠言。作者对这方面的描写也颇有分寸，如对于苦成的讽谏，最初怒其无礼，继而经文种的劝阻勉强接见，最后终于高兴地采纳了苦成的辟荒兴农、自强不息的主张。这场戏写得很动人，既写出勾践能够听取逆耳忠言，又暗示了勾践毕竟是个大王，和庶民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剧本通过勾践躬耕于田野和勾践夫人深夜织布（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来描写勾践的刻苦及与庶民的关系，也比较恰如其分。不象有的剧本把勾践描绘成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同劳动的“四同干部”。显然要二千四百年前的国王懂得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劳动意义，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勾践夫妇的耕织，只是为了鼓励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尽快使越国富强起来的一种以身作则的行为，同时也表现了勾践夫妇的刻苦，这样描绘既真实可信，又很感人。

大夫范蠡和文种，是越王勾践的左右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但是两人的性格又迥然不同。范蠡很灵活，善于随机应变；文种踏实、持重。这些性格都生动地刻划出来了。

剧中所虚构的几个人物，都写得很有声色。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苦成老汉。剧作者从多方面来描绘这个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冒着吴兵刀剑，把烧焦了的稻穗交给勾践，要勾践别忘了为越国人民报仇的是他；不怕被夷九族，英勇地拔掉“镇越神剑”的是他；宁可饿死，带头不吃吴国之米的是他；责备越王没有骨气，主张辟荒兴农，自耕自给的是他；向勾践献苦胆，要他永远不忘国仇的是他；为了保全越国的刀剑兵器库，挺身而出，英勇殉难的也是他。苦成老汉，从始至终都表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他能忍耐而又有灭吴雪耻的大志，他刚毅果敢而又有远见和智慧。当然，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苦成老汉，历史上并无其人，是剧作者虚构的，但是，在他身上体现了和概括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所以这个人物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我也感到，这个人物也有某些过于理想化之处，正因为过多地渲染描绘苦成老汉，就相对地削弱了勾践这一人物形象（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

西施这个人物处理得很好，既没有夸大她的作用，也给了她恰当的位置。剧本在紧急关头，通过西施冒死盗出了夫差验关金符去拯救勾践出宫的情节，充分地体现了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子的爱国精神。特别是关于西施如何去吴国的这一情节的处理，这一剧本是很有特色的。过去有些剧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处理很感棘手，有的剧本把西施写成越国派到吴国的“内奸”，这样就容易夸大西施的作用，又有损勾践发愤图强的形象。还有的剧本把西施改为郑旦，因刺杀夫差被押监牢，后被越国大军解救回国。有的作者开始想写献西施，但又感到“美人计”不足为训，这样将会降低勾践的人物形象。于是由“献”改为“抢”，写了吴国抢掳西施的情节，这样写，也容易冲淡越国的“发愤图强”，对于主题阐发不利。有的剧本干脆把西施这个人物去掉。《胆剑篇》里的西施是因为挺身拯救一个将被吴王杀害的小女孩而被押解到吴国的。我感到这样处理比较好，既可避免上述那些缺陷，又能使西施的形象更加完美。

此外，我感到剧本中对于某些情节和人物的处理尚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苦胆，剧中描写是庶民苦成送给勾践的。这样安排也不是不可以，使我奇怪的是在同一题材的戏曲里，这个“胆”差不多全是写成老百姓送的。问题不在于当时的老百姓可不可以向勾践献胆，因为我还联想到不少历史剧写到某某统治者做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时，差不多都是采取这样手法处理——即老百姓出的主

意。所以，我想，有的同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顾虑，在写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人物时，不敢写他们的才能本事，他们任何好的措施都只能是老百姓出的主意，而统治者本人是拿不出什么办法来的。我以为这样处理不尽符合历史真实，把统治阶级的人物看得太简单了，看得太无能了，也是把他们看得太容易接受群众意见，太听话了。如果旧社会的统治者，都是这么窝窝囊囊的人物，他们只能由老百姓牵着鼻子走，那末，他们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也就无从产生了，至少矛盾也不会有多么尖锐，这样反而模糊了阶级界限。再者，我们说人民群众是最有智慧的，不等于说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人物都没有智慧。他们之中会出现有智慧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当这些统治阶级刚刚兴起时（不论是奴隶主、地主或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中间自然会出现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些人物的某些行为是由于受了群众影响而产生的，但也有出自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所以，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不能一概否定，或不加分析地抹杀他们的个人作用，那都是不恰当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胆剑篇》中关于越王勾践的描写，已经有这么严重的缺陷，只不过想指出它还残留有这种倾向的一点痕迹罢了。在剧本中写越王勾践听取和采纳大臣和百姓的意见多，而自己想出或提出的办法写得似乎少了些。“卧薪尝胆”是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刻苦自励的办法，应该是剧中的重要情节之一。剧本中把“胆”写作苦成老汉送的，“卧薪”这一事实也没有接触。至于每天有卫士敲着竹壁大声高呼：“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究竟是勾践让卫士这样呼叫的，还是卫士们自发地这样做，剧本也没有明确交代。剧作者是觉得没有必要交代，还是有意回避？不好妄加推断。不过，我觉得，凡是勾践已经做到或能做到的事，应该挂在他的账上，不必有什么顾忌。

剧本中描述越国是百里之国，其实，越国并不是只有百里那么大。当然，作为戏剧，为了突出吴强越弱，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可是，剧中一方面说越国是百里之国，一方面泄气又主张迁都义乌。从会稽（今绍兴）到义乌何止百里？这里有点自相矛盾，如果是百里之国，就不可能从会稽迁都义乌了。还有， 吴国被离嘲笑“越国以前是打渔打猎的小邦”，吴国士兵牙将也讥笑越民不能生产粮食，是“连田都不懂得种的东西！”实际上，当时打猎的多是北方的国家；越国虽然也有些渔业，但农业毕竟是主要的，只不过是生产技术此吴国落后罢了。这些细小的地方，如果写得更加确切些，就会更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

“胆剑篇”的语言，应当说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它避免了现代化的语言，但还有个别地方因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而显得不够真实。比如在第一幕里，伍子胥说范蠡是“圣贤之臣”，象这样的说法，是在春秋战国以后才出现的。春秋时代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牵强。当然历史剧里的人物，也不能完全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来讲话，那样恐怕观众也听不懂。但是，所用的语言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仅不能用今天的语言，也不能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此外，第五幕的末尾的处理，似乎结束得过于匆忙些，使人感到三年伐吴的战争，写得太简单了，总觉得应该再加几笔。由于结束得过于匆促，可能使得观众不易理解。

以上这些不足之处，是容易弥补的，有的在排演戏时，就可以通过导演的手法得到弥补。所以这并不影响整个剧本的成就。总之，这是一个好剧，我希望青年朋友们有机会都能读读这个剧本或去看看这个话剧。

（本刊根据作者谈话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