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承

我想和青年同志们谈谈如何对待家庭的问题。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的确可以给人以温暖，是一种幸福。我也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和欧阳梅生同志结婚以后，虽然家境贫寒，我俩感情知很好。在梅生教书的那些日子里，常常是梅生改课卷，我做针线，我们也的确领受到青春的幸福和小家庭的温暖。

但是，展眼向外，看看社会，那帝国主义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的任意欺侮，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资本家的残醋剥削，把我们祖国糟踏得山河破碎；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多少人处在饥寒交迫中。面对这些，有志气的青年，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安于自己的小天地的。梅生终于离开家而投身革命，用他的话说，是要去“见见世面，寻找真理”。于是，一连串的迫害临到了我们全家的头上。反动派的追捕，密探的跟踪，迫使我们到处奔波，常常是你东我西，很少有团聚的日子。接着，白色恐怖夺去了我的丈夫，反动派杀害了我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的小家庭遭到了破坏。但是，我并未感到！这就是我整个幸福的毁灾，更没有看作是我的理想生活的毁灭。我感到我的丈夫和孩子失去了生命，是为着天下更多的妻子不再失去丈夫，更多的母亲不再失去自己的孩子，因此，尽管敌人的杀害接踵而来，我却从未阻止我的其他的孩子去参加革命，去继续擎起革命的红旗。

我从党的怀抱、从革命大家庭中饱受到了小家庭中领受不到的幸福和温暖。我的丈夫死后，我从武汉辗转到了上海、四川，最后又回到革命圣地延安；每次转移，每到一处，都是党为我安排了一切，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不但当我有困难时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时常给我指出方向，教导我怎样生活。因此，当我有时和组织失掉联系时，我就感到失掉了最大的幸福；当和组织接上关系时，就使我兴奋若狂，宛如回到了慈母的怀抱，领受到最大的幸福。

如今，革命胜利了，肖文和这一代青年不必再担心白色恐怖了，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大声谈论而不必担心密探的跟踪，可以在月夜谈情说爱而不必担心黄昏之前的宵禁，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建立小家庭，饱受幸福和温暖了。但是，这一切又是怎样来的呢？古人云：复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国家这个大家庭的解放、富强和繁荣就绝不会有小家庭和个人的章福：劳动人民翻身作主，社会主义的建设，正是小家庭和个人幸福的前提。

要保持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夫妻、子女家庭成员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一致的高尚的生活目的。记得欧阳梅生刚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对革命还不怎么清楚，只是为他担心。后来，当我懂得革命是为了穷苦人翻身，我就能够主动地担负起家庭的担子，并协助他做一些革命地下工作。虽然当时我们家庭生活很困难，但却生活得很有意义。我们和许多革命者在一起，为完成一项党所交给的任务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给我们家庭生活增加了无穷的乐趣，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全国人民都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比工作，比学习，比干劲，你追我赶，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必须要以此作为共同的生活目的。这样，夫妻、子女之间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感情，生活才会是真正丰富多彩的。也只有如此，家庭的幸福和温暖才能持久，才有意义。

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说革命者的生活中就没有私生活的位置。我记得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党是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事实上，今天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假日可以和爱人、孩子逛公园，看电影吗？但这和一心追求小家庭生活，把家庭生活放在第一位，把工作、学习放在第二位，是完全不同的。欧阳梅生同志在生前曾对我说过：“不能光顾自己，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他自己也正是把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家庭生活放在第二位，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今天我再把这句活写在这里，奉献给青年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