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忠

巴人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相通的“人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可以不必通过阶级斗争这一在巴人看来不讲“人情”的手段去解决，而应该通过人人共同相通的“人情”，去“达无产阶级的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对于他们的家庭应该通过“人情”来贯彻“阶级立场”。事实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想通过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亲身体会，来驳斥巴人这些荒谬透顶的反动观点。

没有敌对阶级之间共同的人情

我出身于凉山彝族的一个奴隶主家庭，我的父母是世袭的反动奴隶主，统治着二十几家奴隶，另外还有三个家奴。我的父母和其他奴隶主一样，用尽了种种残酷的手段剥削奴隶的劳动，甚至奴隶喂一只鸡，也不忘剥削几个鸡蛋。奴隶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为我家干活，终日不得温饱，吃的每天只有拳头大的一块野菜馍，穿的不管是寒冬或炎暑，总是一件破羊皮。奴隶在奴隶主来说，不过是牲畜、是工具。稍不如意，可以任意鞭打，随便买卖甚至虐杀。我题得在我的家乡就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奴隶主把被统治的奴隶全家大小分别卖给另外几家奴隶主，这家奴隶便从此骨肉分散，永世不能团圆。被卖的奴隶常常父子、母女紧紧拥抱在一起痛哭，苦苦哀求主人不要使他们一家骨肉分散，要卖也卖在一处。但残酷的奴隶主是毫不动“情”的，相反的却用木棍、皮鞭抽打他们，打得他们遍体麟伤，然后让买主把他们拉走。我自己的家里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家奴隶再也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冒着生命的危险逃跑了。而我的残暴的奴隶主父亲，硬说这一件事和另一家奴隶有关，就野蛮地用石头活活地把另一个奴隶打死。奴隶们对这种残酷的统治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起来进行反抗，如怠工、破坏工具、逃跑。奴隶主对奴隶的这些反抗，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对他们施行各种酷刑。这一切在奴隶主看来，都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在革命者看来、奴隶看来，能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么？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共同的“人情”吗？事情很清楚，或者是要奴隶主的“人情”，让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继续下去，或者是要奴隶的“人情”，推翻奴隶主的统治，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一个革命者，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必然是赞成后者，反对前者。而巴人却认为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还有共同的“人情”，因此可以通过这种“人情”来要求奴隶主放弃统治。这除了是天大的欺骗，还能是什么呢？

这是阶级斗争、

1950年，我的家乡——凉山西昌地区解放了，广大的被压迫的奴隶和劳动人民个个欢欣鼓舞，他们迫切要求翻身，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打倒吃人的奴隶主阶级。一小撮奴隶主看到党的民族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看到广大的奴隶和劳动人民觉悟不断提高，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这时，我的父母把我送进了学校，并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大批的奴隶是不能统治了。你去读书，学点本领，还能挣到一官半职，出人头地。”但是和反动奴隶主的愿望相反，在学校里，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懂得了奴隶制度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灭。可是开始我想到奴隶主父母是改革的对象，可能要被斗争，又觉得不忍心。因此曾多次规劝我的父母亲，说明奴隶制度是一定要取消的，与其被斗争而取消，不如自动放弃，可以避免斗争，想“感化”他们放弃剥削，让奴隶自由，并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可以由我负责。但他们对我说的话毫不动“情”，仍然表现得很顽固。

在党的不断的启示和教育下，我的革命觉悟不断地提高，不久入了团。当我回到家里再见到奴隶主母亲（父亲当时已病死）对待奴隶的凶恶面目时，就很看不惯。我对母亲说：“你是人，奴隶也是人，你这样对待他们完全不合理。”当面制止她行凶，并脱了自己的衣服给奴隶穿。奴隶主母亲对我的举动十分惊讶，她气势汹汹地叫起来：“我有生以来就是这样作的，你管得了！”

1955年，当时党还未宣布民主改革，但广大奴隶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阶级关系非常紧张。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了，我坚决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积极支持群众斗争，我回家向奴隶主母亲宣传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告诉她，只要低头认罪，就不会被斗争，同时要求她立即取消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但她却骂我发疯，并威胁我，说她要自杀。我说：“谁要你自杀，我只要你放弃剥削。”她说：“你的要求比叫我自杀还厉害。”我不顾母亲的顽固态度，向我家的奴隶宣布取消服杂役、送礼等制度，并叫家奴全都回到自己家里去。这时候，不仅是母亲、周围的奴隶主也一起来攻击我了。他们用尽各种恶毒的语言咒骂我，说我“没有人性，只有狗性了”。奴隶主母亲还威胁我说：“你要断我的根，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去另找母亲吧！我没有钱给你了。”就这样我和我的家庭断绝了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奴隶群众却不再把我当奴隶主几子看待了，他们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们一伙的人。”问题已经很清焚，奴隶主是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的，即使用所谓“儿女”之情去感动他们，也动摇不了奴隶主统治奴隶的本性。巴人说，可以通过“人情”来贯彻“阶级立场”，试问母亲连儿子都不认了，还有什么“人情”可通呢？你要和奴隶主通“人情”，但奴隶主不愿和你通“人情”，那又怎样贯彻阶级立场呢？问题很明显，这是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人情”可通的。

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也就是唯一的继承奴隶主家业的人，因此过去一直受着父母的无微不至的“抚爱”。平时有奴隶伺候着，出去还有奴隶保护着，生怕我有个什么万一，家业无人继承。父母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奴隶主，从我刚懂事起，就开始向我贯输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当我和小奴隶一起玩时，父母就对我说：“你是主，他是奴。奴隶主是上等人，奴隶是下等人。将来你可以骑马挂枪，终身统治奴隶。”他们给我起名叫“倮乌哪嗬”，意思是说：要像老虎那样凶猛。并且经常对我说：“你对奴隶要狠，不然他们就要爬在你头上拉屎了。”这就是奴隶主父母对儿子的“抚爱”。我在这种奴隶主的凶恶的剥削思想熏陶和训练下，就逐渐地形成了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维护着奴隶主的统治。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感情和广大奴隶的思想感情，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相通的人情”。

解放了，那时我才十三岁，父母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念书，我也并不是想接受革命道理而去读书的。但是，在学校里，通过课堂学习，如历史课中讲奴隶社会的残酷和必然崩溃，通过各种活动，特别是经过一些政治运动，使我逐渐开始明白奴隶制度是不合理的，汉族地区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改革。吃人的奴隶制度必然崩溃，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是不会长久的了。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我才去规劝我的奴隶主父母放弃剥削；但是，我那时的立场还没有根本改变，我规劝奴隶主父母放弃剥削，主要是怕他们被斗争，自己于心不忍。1952年，我的奴隶主父亲病死了，我曾为这个吃人的奴隶主之死而抱头痛哭过。当时我想到的只是他对我的“抚爱”，并没有想到就在这“抚爱”中，不知道含着多少奴隶的痛苦和血汗。我这些感情，是哪个阶级的感情呢？显然是奴隶主阶级的感情。正因为我当时的立场没有改变，所以只锯去规劝父母亲放弃剥削，而不敢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在党的教育下，我的觉悟不断提高，我的思想感情也就不断起变化。特别是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使我逐步地和奴秦主家庭划清了界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那种生活是可耻的，也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高尚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因此决心做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彻底背叛奴隶主阶级。党团组织根据我的觉悟，在1953年接受我加入青年团，1955年接受我加入了共产党。于是，我在党组织的亲切而又严格的教育下，阶级立场逐步坚定起来，思想感情逐步得到变化。这样，我才终于和奴隶们站在一起，向奴隶主母亲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当她不肯向奴隶低头的时候，我便圈接向奴隶们宣布了取消那些剥削制度的各种规例。的确，当我从认识上到行动上彻底与奴隶主阶级决裂后，我就对双录主家庭和所有的奴隶主分子，从思想感情上十分厌恶他们，仇恨他们；而和奴隶群众的思想感情，开始脉脉相通，愿意和他们接近了。这说明，只有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政治立场，才可能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我从一个出身于奴隶主家庭，从小就受到奴隶主教育的人，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有了共同感情，这是党对我不断教育的结果，也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改造我的思想的结果。这是一个艰苦的曲折的思想斗争的过程。而巴人却说像我这样的人，在解放时不过十一、二岁，因此就不需要什么思想改造，这岂不是荒谬透顶的论调么？很显然，如果没有党对我的不断的教育和改造，我今天一定还是一个满脑子奴隶主思想的人，还谈得上做什么团员和党员。

我的经历可以说明：敌对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相通的“人情”，根本不可能同他们“通情达理”。我们青年人必须站稳立场，千万不要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