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作家和出版界同志们的协助和关怀，但是我的工作接触中，有些情况，实在令人痛心。

前两期在讨论“青年怎样对待百花齐放”中，有不少同志提出要放，要大放，但关键问题要加强文艺阅读和欣赏的指导工作，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但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苦闷，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在进行这一工作时，碰到不少的困难。因此，我们迫切地希望社会上各种力量加以协助，特别是作家和出版界同志们的协助和关怀。但在我的工作接触中，有些情况，实在令人痛心。这里，我从箱底里翻出了一篇短文，这是我在两年零四个月以前写的，当时没有机会发表，现在我把它作为一个材料提供出来。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虽然经过了两年之久，而它所反映出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变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月以前，我们曾举办过一次“文艺讲座”，给全区中学同学推荐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好书。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的热忱协助，使得这个讲座效果很好。

但是，在我们题织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曾遇到了一个问题：请谁来作这个报告呢？原来，我们是打算请菡子同志的，谁知不凑巧，听说她到上海去了。记得“文艺学习”上登过一篇“读‘把一切献给党重写本”的文章，是洪遒同志写的。我们为了和洪遒同志取得联系，给中国作家协会打了很多次电话，第一次叫不通，第二次也是叫不通，第三次第四次仍然占线……好容易打通了，结果，等了快二十分钟，也没有人来接电话，连电话局的同志都着急了；我以为是下班了呢，忙看表，还不到四点五十。于是又打……总算是挂通了，谁料得到的回答是：“作家同志们很忙啊……洪遒同志嘛，最近他的身体不太好……”，我正想问一下这位同志贵姓，但是电话被截断了。

由于中国青年社同志的帮助，我们知道严文井同志曾写文章向青年推荐过这本书（原本）。可是，不料他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听说也病了。

一个礼拜过去了。怎么办呢？

经过工人日报记者组的同志的介绍，我们知道工人出版社有位编辑同志，给吴运铎同志很多帮助，“把一切献给党”的写成，他也花了不少劳动。他对这本书的体会当然应该是很深刻的。

电话打的很顺利。“我是何家栋……”一听是他，心里可高兴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就传来了“我不行，不行……你们还是请作家同志讲吧！”我赶忙解释说：“作家同志都很忙啊！”“听说沙汀同志要给北京日报写篇文章，介绍‘把一切献给党，你们请他去吧，总成。”

一个傍晚，我见到了沙汀同志。我先说明了来意，沙汀同志让我坐在沙发上以后，和蔼地说：“我最近很忙。”他又指着桌上，窗台对我说：“你看，稿子、文件、讨论提纲……还有文艺报的事情；同时，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你再找一下严文井同志……”“听说严文井同志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急忙插了一句，“希望您一定能够答应我们呐！”他摇了摇头：“不成，不成，我是绝对不成……你找一下葛洛同志吧，他年青，他合适；同时，他最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同样以兴奋的心情见到了葛洛同志。结果得到的仍然是个婉转的谢绝。“不成，不成，我不成……你找沙汀同志谈谈吧。”“我是从沙汀那里来的。”葛洛同志又说：“那末，你再找一下康濯、马烽同志吧！”

记得，还是一个傍晚，我见到了康濯同志。我是先到机关（作家协会）的，传达室的同志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对‘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我也没有多研究。如你来了，介绍你另找‘人民文学副主编严文井同志谈谈……。”我还不死心，于是便照约定的时间面见了康濯同志。结果还是谢绝。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怎么办呢？

“严文并同志不会不答应吧？身体是不是好了一些呢？”

一天下午，我在约定的时间又见到了严文井同志。

“郭临岐同志吗？请坐，请坐。”我坐下来稍许安定了一下，为了动员严文井同志去作报告，我一开始就向他介绍了我们区中学同学的学习、生活的情况，又谈了搞这个活动的目的、要求、形式……，但严文井同志说：

“我最近很忙……同时，说实话，这个改写本我还没有看……我不能讲……，”我怕他再给我介绍别的作家同志，于是我就把几天以来的“遭遇”从头到尾地谈了一番。“是啊！都很忙，你也真是辛苦得很……”，停了一会儿，接着好像是带有三分激动的心情说：“不过，我要大胆地给青年团提个意见：希望你们别再老找作家了，自己可以讲嘛，……青年要善于创造，像李希凡、蓝翕……。”

屋子里沉默了片刻。还是严文井同志寻到了话题，“听说工人出版社有位同志，曾对这本书花费过很多的劳动，……这位同志是叫……，”一下想不起来，于是我便顺嘴说：“是何家栋同志么！”“对，对……你们可以请他去讲一讲。”

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怎么办呢？

文艺讲座不应也绝不能停办！我也不死心！

这是十一月十九日下午，我又到了工人出版社。碰巧何家栋同志参加社务会议。经再三接洽，另一位同志接见了我。“我们打算在下星期日举办一次文艺讲座，推荐你们社出版的‘把一切献给党………”，我的话刚说到这里，这位同志就高兴地说：“你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我们应当感谢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援助我们。”我接着插了一句。“我们一定尽力……，”“前些日子已经联系过一次，我们想请何家栋同志作报告。这位同志听说是要让何家栋同志作报告，脸色就有些不自然起来。“这，这可对不起，何家栋同志讲不好；同时，你想，我们做的是编辑工作，不能接受这样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出去讲过，我们不能也不敢这样做，这样会找来很多麻烦的……并且，更主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纪律问题。”“纪律问题？”我惊讶地问道。“的确，的确是……。”他尽量学着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找一下……，”尽管我把以前的“遭遇”又原原本本地给他诉述了一番，还是无效。

第二天，我拿了一封正式公函，又见了何家栋同志。他还是不肯答应。何家栋同志再三再四地强调这是个“纪律问题”，但因这是两万六千多个中学同学的愿望，最后我仍然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一下这封公函。

据说，这封公函曾引起了该社的热烈“争论”。

…………

的确，作家同志很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嘛，哪能是清闲的呢？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像“把一切献给党”这样一本被广次青年（何况，不仅是青年）所喜爱的作品，我们的作家同志竟“忙”的连看一看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是的，关心青年的文化生活，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青年团极其重要的工作，但并不等于说 其他方面就不需关心了！而我们的出版机关——工人出版社竟然以所谓“纪律问题”来逃避这种社会职责和义务。

“编辑嘛，任务就是编……。请问，难道我们的编辑同志编完就算完事大吉了吗？难道我们出版机关光是出版，就没有推荐和宣传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