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生

右派分子徐懋庸在今年大呜大放期间，分别以“回春”“弗先”和徐懋庸的署名，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在这四篇文章中，徐懋庸装着爱护青年的模样，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时而使用隐晦的笔法，时而使用露骨的恶毒语言，费尽心机地歪曲和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丑化、嘲笑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攻击马列主义，攻击党对青年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挑拨青年对党不满，引导青年脱离党的领导、追求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十一期上的“再论和风细雨”一文，徐懋庸不去正确阐述整风为什么必须采取和风细雨方法，却借题发挥，对党展开了攻击。

在这篇文章中徐懋庸表面上也承认：“阶级斗争激烈的革命时代，对于敌对阶级若不用狂风暴雨的斗争方式，革命就不能成功”，可是他却对过去的那种对敌斗争方式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在他看来，这种狂风暴雨的斗争方式是和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天性”不相容的。他说：“人们，尤其是青年们的天性，本来是应该欢迎和风细雨的。”那么，过去的人民群众和青年为什么又违反自已的“天性”，积极参加了狂风暴雨式的对敌斗争呢？徐懋庸的解释很是恶毒，他说这是因为过去斗争激烈，领导者要求青年“机械地听从指挥”，而青年呢？则是“一鼓作气多于三思而行”。徐懋庸在这里脱离阶级内容，抽象地说什么“天性”，而且又把这种所谓“天性”和党所领导的对敌斗争的方式对立起来，把青年积极参加各种斗争，说成是“机械地听从指挥”，这显然是对党、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有意的诬蔑。谁都知道，广大青年参加历次政治运动，是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提高觉悟后而自觉地参加的，他们在斗争中当然要听从党的领导，难道听从党的领导就是“机械听从指挥”吗？徐懋庸这样说，实际上暴露出了他的反党本质。然而，徐懋庸最恶毒的地方还在后面。既然过去青年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是“机械地听从指挥”，是“一鼓作气多于三思而行”，那么今后怎么办呢？徐懋庸于是进一步提出他的办法：“必须经过独立思考”、“不盲从领导者，不随声附和于多数”。徐懋庸的挑拨青年反党反领导的用心，这里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徐懋庸对党的仇恨，还在这篇文章的另一段里，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他恶毒地引用了马克思骂当时普鲁士书报检查官所说的一句话：“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但是政府知道他们”，来咒骂我们的领导干部。他一方面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像那些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一样不学无术，但就是依靠官员的身份，用造谣和诡辩的办法，去压服和打击一切做学术理论工作的同志；另一方面，又把这种造谣和诡辩的人，说成是只有政府才知道他们而学术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人。很显然地，徐懋庸在这里是借用马克思轻蔑和敌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话，来轻蔑和敌视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

正因为徐懋庸是这样恶毒地仇恨党、仇恨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他在这篇文章里还借用一个青年之口，说什么“有些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在最近一两年内，还因主观、宗派之故，狂风暴雨她摧残了一些下级干部”。这是不惜用造谣的办法，把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内部，描写得非常阴森可怕，其用心不过是挑起青年对党的不满，要青年跟他一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十二期上的“教条主义和心”，是徐懋庸极其恶毒的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文章一开始，徐懋庸就捏造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师，一听到“可惜我妻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儿”这句话，就批评这是封建思想，但当别人告诉他这是马克思说的，他马上就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了，并立即举出一串事例来说明‘女人天然比男子次一等”。据徐懋庸说，“这样的理论家，就是教条主义者的标本”。而且据说，“这样的教条主义理论家，我们碰到过不止一两个”！一个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师，在徐懋庸的笔下，竟是这样的丑角。这显然是徐懋庸别有用心的捏造。但这种恶毒的伎俩，正是一切右派分子攻击马列主义惯用的手法。广州一位读者给“中国青年”编辑都来信说得好：“这除了回春先生有意捏造事实来丑化马列主义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解释了”。

徐懋庸在这篇文章中，口头上是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谁都知道，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脱离，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机械地运用书本上个别词句原理去套事实。但徐懋庸却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自以为阶级性强，原则性强，掌握大道理，反对小道理。”按照他的定义，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就应该反对“阶级性强”、反对“原则性强”，也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徐懋庸“反教条主义”的实质。徐懋庸还说“教条主义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不承认人的心在私生活上有自由活动之权的”。他捏造了莫须有的“事例”，把党的领导干部描写成为不近人情的“教条主义者”，逼得青年啼笑皆非，动辄得咎，没有一点“自由”。这不仅是对党对新社会的污蔑，而且也是对今天青年一代的污蔑。今天中国青年朝气勃勃，热烈响应党的每一号召，坚决地愉快地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列：这难道都是虚假的现象么？这难道是他们“被迫”表演出来的么？

徐懋庸从反对阶级性和原则性出发，一笔抹煞了党几年来教育青年的成绩，全部否定了党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方针。徐懋庸把这种教育诬之为“一见影子，就套帽子”。并且骂我们教育青年的同志是玩弄教条，像“抽了鸦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乐”；而青年则被“他们的教条薰得昏昏沉沉的痛苦”。这是对党和共青团的思想工作的极大的污蔑。徐懋庸呼吁：“尽量地多承认些小道理，多给一些个人自由吧”！说得坦白些，就是要我们承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理”，要我们多给青年一些资产阶级式的“个人自由”。徐懋庸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子，其实际，就是向青年献媚讨好，来贩卖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货。徐懋庸要求我们“承认人的心在私生活上有自由之权”。我们要问徐懋庸：你的“心”在私生活上的自由权是什么？是你习惯的玩弄女性、骗取稿费、搞反党小集团的自由权么？我们不能承认你的这些“自由权”。你想用这种“自由权”来拉拢青年，每个青年都不会上你的当的。

在第十期上的“学会思想”这篇文章中，徐懋庸也是以“反对教条主义”的姿态出现的。文章也是从一个故事开始，说一个中学生学了达尔文主义后，觉得将来人口增长很快，缺乏物质资料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中学生的父亲是个高级干部，听了儿子这么说，就狠狠地批评这是马尔萨斯的反动言论。徐懋庸就以此发起议论来，大大赞扬这个中学生“肯用思想，碰到问题能够想开去”，而对那位作为高级干部的父亲却引用了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的话，形容为“被偏见的重荷压得弯腰驼背”的“迂腐的学究”。他从这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看到，现在的青年，不肯用思想的也并不少，教条主义对他们影响也很大”，“这原因主要不在青年，而在于自已也没有学会思想的长辈们。”

徐懋庸所说的“长辈们”，就是指的党的领导干部，指老干部。这些老干部的绝大多数，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树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积累了相当丰富斗争经验，我们党就是依靠这些老干部把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领导到胜利的。可是徐懋庸却说他们都是没有学会思想的人，叫“青年不要一味依赖长辈”，不要问老干部学习。青年人不向老干部学习，要向谁学习呢？那就只好向资产阶级右派学习，向徐懋庸学习！

第八期上的“社会的爱护和自已的奋斗”，也放了一些毒素。他把中学毕业生中一部份没有升学而又暂时还没有走上劳动岗位的青年，笼统地说成是“失学失业的青年”，而且把他们生活的环境描述得那样非常悲惨阴暗。怎么办呢？徐懋庸提出了社会首先要普遍“树立一种爱护青年的风气”，好像今天我们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树立一种爱护青年的风气”，而不是需要纠正群众中轻视体力劳动，特别是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风气，不是在青年中树立一种尊重与热爱体力劳动的风气。虽然文章最后也提到了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但这一段据我所知却是“中国青年”编者加上去的，并不是徐懋庸本人的意思。徐懋庸还替这部份青年想了一个办法是“自己的奋斗”。他说，奋斗“这两个字，对于旧社会的困苦而有志的青年，是最有力的法宝”。好像旧社会的青年只要肯“奋斗”，就一定有办法。可是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应该怎样奋斗呢？他的文章中尽管一再提到要奋斗，要克服困难，要有坚强的意志，甚至还引了孟子的话，说要“动心”和“忍性”；但这些都是空话。引诱青年离开党离开人民去找个人奋斗的道路，动摇青年对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信任，这正是右派分子徐懋庸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总之，徐懋庸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充满了对党、对领导干部、对新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仇恨，用了各种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的手段，煽动青年脱离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的最后目的，正是要同党争夺对青年的领导权，让青年跟他一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徐懋庸是枉费心机的，在党的教导下，经过反右派斗争，青年更加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徐懋庸自已终于被撕破了马列主义的伪装，暴露了右派的原形。

编者按：本刊在呜放期间发表了这四篇文章显然是一个错误。这说明我们的政治觉悟不高，政治嗅觉不灵，工作责任心不强，以致被这个右派分子钻了空子。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改进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