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之后，就觉得他是一个诚恳、爽直，严肃而使人不觉疏远，可敬而且相当可亲的人。我说“相当可亲”，因为我们几个朋友都热爱先生的文章，年岁又比他小得多，很自然地拿他当尊敬的师长看待。虽然我读他的文章时，觉得他不仅可以作为良师，并且可以成为益友。鲁迅先生说章太炎“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我觉得，他一开始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在这蔼然可亲的态度之外，还有一点什么，实际上并不容易作到和同辈相处一样，我最初虽然有些觉得，可是并不了解。

经过多次接谈，我才逐渐领会：在这似乎疏冷的外表下面，蕴藏着深厚的爱。鲁迅先生自己的信最能说明这一点：

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自己 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1923年致李秉中，“鲁迅书简”第4，5页）

但是鲁迅先生绝不是以悲观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人，他不仅喜欢青年的访问，也费尽苦心来鼓励他们，培养他们。他看改我的译稿那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所以以后偶有写作也寄给他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笑青年人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道：

……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1925年）5月17日

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以后送去自己和别人的写作时，常常觉得唐突，也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总说，哪有一生下来就完全成长好了的人呢？说到我们译文的生硬，先生总比喻说，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遇有实在费解的地方，他总用小纸条注记，夹在译稿里面，等见到时商酌。

因为要换取自己的学费，我想将所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素园在给先生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先生于是回信说：“‘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未名社的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1月10日以前将此款寄出，20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1926年12月5日。

几经还付，先生总不肯，因为那本书的印成既迟，卖去又慢，收回印刷的成本更是渺茫无期。这可见先生言出必信。1932年“一·二八”战役时，有先生受难的流言传到北方来，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询消息时，才将这百元还付了。

（图片见原版面）1936年，鲁迅在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和青年谈话。

鲁迅先生对青年期望很殷，培养很勤，但是他既不虚夸，也不姑息。他对青年的要求很严格，无论在言行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我拿自己的译作请他改正，他从不虚言恭维，却诚恳地指出缺点所在。他毫不译言，就我所写的少数篇东西看，我是受了什么作家的束缚，这样下去，是难有大出路的。1925年前后，写文章的青年比较少，所以只要肯动笔的，他总尽力鼓励；但他绝不轻口不负责任地赞誉谁是天才。有些以天才自命，而以庸人收场的青年，并不是像有些人爱说的样子，是鲁迅先生“惯坏”的。

鲁迅先生在北京和南去的最初一、二年中，我虽然忙些未名社的事情，总还经常翻译些作品请先生改正。1929年秋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第一、二年因为准备功课忙，又兼忙一点系行政工作，只能译点很短的东西。但到第三年稍有闲暇时，我即开始译40万字的长篇“简爱”。我知道先生向来有信必复，他在上海又忙得很，所以有意不给他写信，他因此不知道我教书之外，还在译书。那时雪峰和他相见的时候最多，他知道雪峰在京和我很熟，常到未名社谈天，所以就向他表示了惋惜的意思。雪峰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我了，我很自责不曾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关心和期望，立刻把我正译一个长篇的事告诉他了。我自己知道我译书的水准很差，也知道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公平的，绝不认为完美，也不虚言过誉；但他知道我还肯就学力所能及的范围，认真从事，所以他总是期待殷殷。从我告诉他正译一个长篇后，先生又经常以他的译著寄给我，我因此知道他很感快慰。我总自勉在译书上不愉闲躲懒，在作事上不苟且敷衍，就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存在着鲁迅先生这样一个典范。

鲁迅先生不仅自己尽力培养青年，她有时也找他的朋友来帮忙。1925年夏天，也是为了换取学费，我想将所译的“上古的人”卖给上海一家书店出版。我恐怕有几处误解了原文的意义，想请人指教，将我的译文校改校改。鲁迅先生便说：“我去绑季fu的票！”因为那时正是炎夏，校稿确是一件苦差事。

许季fu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友谊是深厚的，鲁迅先生多次说过：“季fu是好人，不过容易吃别人的亏。”1930年前后，是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候：好些人都不大敢提起鲁迅先生的名字。1931年1月，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白莽等人被捕，不久即被杀害。各处盛传鲁迅先生被捕被害的消息，很难得到确讯，北京寓所也说不清是真是假，所以我便写信向季fu先生打听究竟。当时对于这类事件大家都保持死样的沉默，因为销一不慎，就会天外祸飞来的。可是季fu先生很快就回信说，鲁迅先生已经“转地疗养”，并且有信给他了。这当然就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所刊署名令斐的短简。

抗战后，季FU先生在台湾工作时，常写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字。“二·二八”起义后，国民党杀人如廓，日益加紧法西斯的恐怖统治。有人劝季FU先生暂不写，他只笑笑说，我想这不应该有什么。离“二·二八”起义周年只有10天的夜晚，季FU先生被杀害了——无疑的是杀一警百的政治杀害。“好人，容易吃亏，”我当时常常想到鲁迅先生的话。季FU先生在识人上不如鲁迅先生机警，在斗争上不如鲁迅先生老练；但是他像鲁迅先生一样忠于友谊，很可以作我们的榜样。

鲁迅先生对青年期望殷，要求严，但是他绝不脱离实际：绝不苛求。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对敌人作斗争很坚强，对于他对疾病作斗争的情况，却几乎全不知道。1936年7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略叙病状之后，接着说：“到7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又在9月3日的信上说：“男所生的病，

报上虽说是神经衰衰，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剑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鲁迅先生学过医，当然知道肺病的严重性；但是他坚持着一直工作到死。素园害的也是肺病，鲁迅先生始终很关心，不仅劝他“好好地保养”，并且写信说：“……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1929年3月22夜。）

鲁迅先生对人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体贴入微的。他在“忆韦素园君”中说：“我到广州，是第二年——1927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

（图片见原版面）

未名社是鲁迅所曾领导过的一个青年说文艺团体，这是未名社所编期刊和刊头。

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吗？”他注意到了他的病况、文字、思想和感情，他的猜想也完全对了，因为我知道素园怀着怎样的心情，嘱咐我代题几个字，把“外套”分送给几个师友。

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里又写道：“1929年5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是的，先生的访问使素园感到很大的快慰。我记得，在畅谈了几点钟之后，素园才想起来请先生吸烟，几次让他都摇头说不吸了，这是因为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绝；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碍，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地急忙吸完了一枝纸烟。

1930年1月素园病再发，鲁迅先生虽然自己已很窘急，却从北京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来，供给我们为他给病。

鲁迅先生很不愿意托人情，特别对于无深交的人不顾开口。大概在1926年，素园还未病以前，我们听说“民报”要出版，在物色一个编副刊的人。我去找鲁迅先生，也说明报纸的政治背景不清楚，只微闻偏于进步，问他是否愿意介绍素园去。他立刻就写了介绍信，并说有一个阵地很要紧，社会太乌烟瘴气，不能沉默。他又说，自己办不了报，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我们只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不作原则性的迁就就好了。这个副刊一创刊，鲁迅先生就大力支持，立刻就哄动一时，报馆写定报单的人简直忙不过来了。报仿佛只出了一个来月，就给张作霖封了门。

鲁迅先生说，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它多。他不入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鲁迅先生对广大青年都是以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爱护培植的。对于未名社的几个人，他常提出明快中肯的批评，有时说我们“稍嫌疏懒，”有时说我们“小心有余，泼辣不足。”素园早天，先生凄伤；丛芜堕落，先生悲叹。我们也远远没有满足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所培养的青年很多，他也感到多种多样的悲伤和失望。他在1933年6月给曹聚仁的信上说：“十

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应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复的，你看有多少。……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

最后几句话是多么沉痛！可是那时常有人责难先生助长了有些青年人的狂妄，恶毒的甚至骂先生收买青年作喽罗。先生对长虹是费过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的，记得有一次我去访问先生时，见他的神色很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几乎流了泪。以后长虹定上了招摇撞骗的道路，先生才痛斥他一番。然而先生还继续爱护青年人，为他们卖别人所不肯出的苦力，直到逝世的前夕为止。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崇高人格的一个方面。

（编者按：本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忆鲁迅”一书内，本刊发表时因篇幅关系曾略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