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以前的俄国，曾经出版过许多关于“修身处世”的书籍。在这些书里面,教给人们怎样应付各种生活环境的做人妙诀,宣扬着一种所谓“君子风度”的庸俗规则，认为文明行为是和一个人的整个文化教养分裂开的。在培养我们苏联青年具有文明行为的习性和习惯的时候，不应当从类似“君子风度”的抽象规则出发，而应该从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和要求出发。在培养我们青年的文明行为中，最要紧的是，使青年在内心里和实质上成为一个文明的人；使文明行为成为青年的一种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行为。

我们仍然有这样的年青人，他们在外表善于表现“文雅的态度”。初次会面的时候，能给人家一种彬彬有礼的印象，但实际却很轻浮、粗率、偏狭。他们在家庭里一点不讲礼貌和规矩，不尊重父母和兄弟姊妹，好骂人，稍不如意时就发脾气。这种人没有内心的文明，他们在社会上表现的“文雅的态度”，只是虚伪的做作；而他们的文明行为也是肤浅的、纯粹虚有其表的东西。伯林斯基早就指出过，内心的文明必须与外表的文明和谐一致。他写道，人的外表的优美和纯洁，应当是他内心的优美和纯洁的体现。

要解决培养我们青年具有文明行为的任务，是决不能够同智力教育和道德教育割裂开来的。因为我们不需要那种虚伪的、浮华的文明，而是要以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有效地为祖国服务做基础的真实的文明。大多数苏维埃人都具有这种真实文明的特点。他们有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感和对人的尊重，反对一切利己主义、唯我独尊以及不关心别人疾苦的态度，他们认为违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规范和粗暴地对待周围人的行为，都是粗野的、自私的，因而与苏维埃人的光荣称号不相称的。

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原则的基础上面的，它巳成为绝大多数苏维埃人的行为规范。但是，还不是所有的青年都能遵照公认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标准和原则。在团员和青年中间，还有不少粗暴、自私和不讲礼貌的人。譬如有些人放弃自己对父母的责任，不肯供养年老的父母；有些人辱骂老年人，对邻居蛮不讲理；还有些人在电影院不排队乱挤着买票，或在乘坐电车、公共汽车时抢占前排的座位。

某些青年认为，礼貌是一种“市侩的成见”。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所指的礼貌，决不是什么庸俗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苏维埃人所必须具备的异常重要的品质。

有礼貌的青年男女，总是亲热地向成年人和同志们问好，感激旁人给自己的这样或那样的帮助，谈话时不把音调提得很高，仔细倾听别人的发言，不打断别人的话头；在火车、电车或无轨电车上给老年人让座位。有礼貌的人不论在街上、在公共场所或者在餐厅里都能够做到举止适当；他会处处妥贴地照顾周围的人，如果有什么使别人不愉快的地方，就首先向人家道歉。

前面已说过，我们有些青年人的行为还是粗野的、不适当的。他们对同志的态度非常傲慢，跟老年人讲话时毫不客气。尤其在他们当上什么首长或领导人的时候，“脾气”就格外粗暴。他们把领导者的才干，变成了命令主义，吵架、叫骂和侮辱旁人等等。

很可惜，这种“领导”作风，并没有经常受到我们青年和团员的批评。有人甚至替这些倒霉的领导者辩护。认为粗暴是一种“坚强领导”的特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并不否认领导者要有坚强的性格和对人的严格要求，但若要做到这点，他就必须首先具有礼貌和文雅的态度。有的青年人把他的同志们的粗野和不礼貌的行为，解释成好像天生的个性特征。

“他没有错。他的个性就是那样子的，”他们说。这样的观点是不能容忍的。粗野和不讲礼貌，决不应该认为是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不正确的教育的后果。凡是尊敬旁人的人，就不会表现得粗暴和傲慢，因为他善于支配自己的行为。

青年团的领导人尤其有必要检点自己的言行，以便做我们全体青年和团员的榜样。如果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品行不良，违犯了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规则，那青年群众就不会跟着他走，他就会在群众的眼光中失掉威望和信任。

朴素和谦虚，是苏联青年高尚文明行为的特点之一。越文明的人就越谦虚，他的傲慢和自大的气氛也就越少；而不文明的人通常倒是很骄傲，好摆架子和目空一切的。

大多数苏联青年已经摆脱了骄傲、虚荣心、自以为是、浮夸和吹牛等恶习。但有少数人还保留着这些弊病。当他们在劳动中、在学习中或在运动竞赛中有

了一些成绩之后，就变得头昏脑胀起来，瞧不起自己周围的同志。有的青年人甚至不是拿自己的功劳，而是拿父母亲的功劳来吹牛。

流氓行为在有些青年中间还是存在的。有时候、某些捣乱和恶作剧反而被青年当作勇敢和独立精神、义气和好汉气概。有的青年已开始摹做流氓和捣乱分子。这种现象是与先进的苏联人民这个概念不相容的。所以就必须向它作坚决的斗争。

苏联人民的谦虚，是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基于对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的清醒估价。但是真正的谦虚，和某些人过低估计自己能力和害怕承担新任务的自卑感，毫无共同之点。相反地，苏联人的谦虚是和勇敢、大胆创造的精神紧密联系的。

苏联青年的谦虚，同样表现在他的容貌和服装上面。很令人惭愧，我们还有些青年人穿着得奇装异服，像鹦鹉一般。他们常常被叫做“时髦人”。这些人害怕作粗活，爱好偷懒和游荡。常在餐厅里或舞场上打发日子。他们的趣味是狭窄的。他们的生活目的仅仅是娱乐、消遣、和穿着“摩登”。

某些青年沉醉于国外的时装、发式等等，应该说是一种腐朽趣味的表现。有句民间谚语说的好，“闪光的，不全是金子。”那些花花公子，想用“毫无瑕疵”的外表和潇洒的机智，来掩盖内心的空虚无聊，他们在我国不会受到丝毫的尊敬。有着谦虚和高尚趣味的人，决不会迷恋奇异的服装，佩戴乏味的胸饰或其他庸俗的装饰品。

人们有时说：“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不必争论。”这是错误的。如果人们的趣味，完全依靠各人主观的个性和观念来决定，那我们就不可能辨别什么是美和丑，什么是好和坏。

高尚的趣味乃是逐渐地培养成的。提高青年的美感，对培养高尚趣味有很重要的意义。契诃夫曾写道：“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契诃夫的这句名言，抄录在卓娅·柯斯莫捷绵斯卡亚的日记本上，这位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已成为我们青年美丽和崇高的道德榜样。

里沃夫某学院有一个大学生叫薇拉·古丽亚娃的，写信给《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说，她有一个朋友叫谢尔盖（也是该校的学生），是个博学的，多才多艺的，快乐而又伶俐的小伙子，但他的生活却非常不文明，不整洁，经常不刮脸。薇拉想帮助他克服这个缺点，可是没有成功，他们闹翻了。“谢尔盖是否尊重自己和同志呢？”薇拉问道。

在发表薇拉的信以后，编辑部接到了广大读者的反应。许多读者（包括青年人和成年人，工人和集体农民，小学生和大学生）在他们的来信中，公正地指责了谢尔盖的不爱整洁和吊儿郎当的作风。

衣服整洁，爱干净，这是文明行为的必要习惯。文明人随时都是整洁的。而凡是不注意自己衣服和身体清洁的人，在工作中也往往会弄得乱七八糟，不能细心地照料自己操作的机器和车床。

某拖拉机队来到了一伙新任的队长。他一眼就看出了：许多拖拉机手的衣服很不乾净，也没有刮脸，他们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弄了许多油渣。

“我们的活就这末脏，”他们解释说。当拖拉机队长告诉一个拖拉机手，现年轻人不刮脸，衬杉上没有钮扣很不雅观的时候，这位拖拉机手甚至抱怨起来。

“我的钮扣跟拖拉机有什么相干呢？”他惊讶地问。

“完全有关系，”队长回答说。他看了看拖拉机以后，发现恰好那个不注重外表整洁的人，他所操作的拖拉机非常的零乱。队长有义务教育他的队员学会整洁和文雅。只有拖拉机手看成这种优良习惯的时候，他们才会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机器，有条不紊地工作。

谈吐文雅，同样是文明性的一个特征。要学会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当然不太简单，这需要不断地扩充和积累语汇，要精通语言的文法结构。但每个青年都能够做到这点。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养成文明谈话的技巧，它使我们口齿清楚，语言丰富，并能恰当地表达思想。

我国青年谈话的文明程度正在逐年的提高。但是还有些青年人歪曲和污损着祖国语言的纯洁性。譬如有时候听见有的青年讲这样的字眼和句子，像“开溜”，“好得怕人的衣服”以及其他粗俗不堪的词句，也有的青少年常说些骂人的和侮辱人的话。

某工艺学校的学生常常爱粗暴的叫骂。他们错误地把这种可耻的旧社会残余，当作“真正的”工人们的特色。这个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团组织花费很大的功夫才纠正了这种恶习。在团的会议上，在与学生个别谈话中，他们向学生们解释，说用粗鲁的流氓口语来讲话，会降低了苏联青年工人应有的尊严。不只是教师，而且青年团的积极分子都密切关心了同志们的语言。由于这样巨大的教育工作，在工艺学校学生中流行的肮脏话就逐渐绝迹了。

苏联作家费多尔·革拉特柯夫屡次在报刊上反对谩骂和说下流话。他写道：

“我这样想，如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如果青年团不能够和这种坏现象作尖锐的斗争，那末要反对下流话，反对这种捣毁人类尊严的丑恶习惯，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力求使每个青年认识，为自己的尊严而自豪，为苏维埃公民（新世界的创造者）的荣誉而自豪，为在我们伟大时代生活和工作的幸福而自豪，这一切对他们是极其宝贵的事情。要让每个苏联青年都懂得：全世界的劳动者把他看作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活动家，他们能够而且仅仅能够向他学习：应当怎样为美好的生活方式而斗争，怎样为培养新人，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贵而有

教养的公民而斗争。

“必须记住，语言是思想在词中的具体表现。没有思想就没有语言。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我国人民的思想是纯洁的、深刻的、优美的。在苏联的土地上，不应该有丑恶的事情和污秽的思想。我国人民的每句话，都必须是自尊和尊重同志的表示，它应当正确、忠实而高尚。

“我深信，我们健康而先进的苏联青年，是非常尊重我们苏维埃人的美德的，他定会坚决地和一切腐朽的残余——即还可以在工厂里、在公共场所以及私人谈话中听到的下流话作斗争。决不能听任说流氓话而不加以劝导和惩罚；也不能对这种不堪入耳的话采取宽容的态度，替那些说下流话的人辩护，说他们并非恶意，仅仅因为他们脾气不好，随便讲些骂人的话来捣一下乱。

“在自己的事业中，在一切革新的创造和无限美好的建设中，我们苏联青年都表现得异常的优秀而杰出。让她们用自己的双手，扫除那些阻塞我国文化前进的、存在某些落后人们身上的、可耻旧意识的腐臭垃圾吧！”这段话讲得多未意味深长啊！我们青年人决不能纵容那些污损苏联人民荣誉的下流语言。

对青年品行的严格要求和监督，是父母、学校、少先队和青年团组织正确地教育青年的重要条伴。没有严格的要求和监督，就会产生无纪律的现象，就会在青年中出现懒汉和寄生虫。

“尽可能对人提出严格的要求，但同时尽可能提高对人的尊重”，这是杰出的教师和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公式。

当然，严格要求和监督绝不应该变成对青年人的经常监视。而且也不能窒息青年人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性。要教会青年独立地判断哪些行为是好的，哪些行为是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青年应该成为在道德上素有锻炼的人。必须教会青年坚决地和一切丑恶现象作斗争，和存在于少数苏联青年意识中的旧残余作斗争。

（丘林节译自苏联恩·依·包德列夫著《论苏联青年的道德面貌》的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