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祺

不要忘记帝国义的包围

在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我国还处在帝国主

义包围之中。

国际垄断资本家,首先是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对于他们在和平民主阵营各国失去的“天堂”，一直没有“忘情”。他们指望用发动反对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战争，来阻止社会主义的胜利，挽救腐烂透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实现它统治全世界的迷梦。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建立了环绕全球的军事基地；积极恢复西德、日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在西方和东方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巴黎协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等一系列的战争条约，纠集了各色反动势力组成侵略集团；并迫使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准备。

不过，美国侵略集团要驱使人民来为他们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战争贩子们的前面屹立着坚强的和平堡垒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侵略集团一方面积极准备新的战争，一方面更大规模地利用特务间谍，企图从背后打击和平民主阵营各国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开拓和扫清新战争的道路。因而秘密的特务间谍活动在美国战争贩子的计划里就占有了特殊的位置。

正如在公开侵略方面，美国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核心和领导者一样，在秘密破坏方面，美国也是国际帝国主义特务间谍组织的中心。美国早就把特务间谍活动作为政府的基本政策来执行。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远扬的所谓“共同安全法”及柯斯坦的修正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作为对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经费。其实，美国政府用作特务活动的经费何止一亿美元。除了从纳税人那里取得这种经费外，华尔街老板还私下拿出大量金钱来支持间谍破坏活动。美国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承认，单是一九五一年，美国最大的垄断公司—杜邦公司、梅隆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就给了美国间谍组织三亿五千万以上的美元。在“共同安全法”的基础上，美国国会又接连通过了扩大对和平民主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柯斯坦曾经狂妄叫嚣：通过这些法律“以便促进‘叛变计划在中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实现”，并在和平民主国家“组织”“很好的大反叛计划”，以便使“更多的空军不能起飞”！“许多军队不能动弹”，并尽力挑起和平民主国家“八亿人口的不安和紧张”。

美国不仅制定了拨款对别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法律，还扩充并改组了它的间谍机关。一九四七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这是美国最高的特务领导机关。这个机构非常庞大。美国《展望》杂志曾经无耻地吹嘘说：“从冲绳岛到塞浦路斯”，到处都分布有中央情报局的根据地。的确，中央情报局网罗了各式各样的反动恶棍，打着“学校”“训练班”“企业公司”“探险队”、地质或考古“调查团”等各式各样的招牌，在和平民主国家周围遍布着特务间谍据点和训练机关，织成一张间谍纲，不断地向各民主国家派遣特务间谍从事阴谋破坏。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被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偷入我国的美国间谍唐奈、阿诺德两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在历述美帝国主义的这些卑污的特务间谍阴谋活动时。使人不禁重新忆起一条著名的原理：只要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着，我们这里便会有外国特务机关派遣来的暗害者、间谍、破坏者和杀人凶手；我们在估计我国所处的环境和国内残余敌人的力量时，一定要时刻记住帝国主义包围的存在。忽视这个主要之点，就不可免地会在对敌斗争的实际问题上，作出错误的估计，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定要消灭蒋贼在台湾的反革命巢穴

盘据在台湾和沿海少数岛屿上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还在贼心不死地企图回到大陆上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上面，他们使台湾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重要军事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性破坏性的战争；同时，还妄想向大陆派遣特务间谍和策动大陆上残余反革命分子，作为它“重返大陆”的“内应”。为了这个罪恶的目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全套特务家当就放在美国特务机关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成为实现美国侵略计划的可取工具，它的训练、装备、经费都直接间接地受美国特务机关的帮助。美国和蒋贼的特务间谍机构不断地散出它的爪牙潜入大陆，破坏我国的和平建设。仅去年报纸上就公布了数起严重的案件：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宣判了屈鸿祺间谍案，该案罪犯从香港乘轮船潜入天津后，竟丧心病狂到企图爆炸工厂、仓库和繁华的街道。从海上偷渡登陆、被广东省人民公安机关和公安部队歼灭的何葵等十五名特务匪徒，奉美国特务机关之命企图在登陆后潜入深山。搜罗亡命之徒，梦想建立什么“游击根据地”，暴徒们在此次登陆前，还曾屡次策划潜入广州市，爆炸重要桥梁和公共场所。去年十一月间，福建省人民法院

宣判的九起偷渡登陆的潜伏特务案，罪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是策应美国和蒋贼的侵扰大陆,进行搜集情报、散布谣言等破坏活动。美蒋特务机关感到光靠海

上偷渡、偷越国境的办法派遣特务还不够，就是想天开地采用了飞机空投特务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发表的公报指出，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四年间，被我歼灭的空投特务即有二百三十四人。可以预料，随着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的胜利进行,美国侵略者和蒋贼为了破

坏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为了阴谋在我国复辟，它们必然会向我国大陆派遣更多的特务间谍,加强对我国大陆的反革命活动。因此，我国人民在从各

方面加强解放台湾的斗争时，必须大力反对特务间谍的隐蔽斗争。百倍警惕敌人的罪恶活动,绝不使任何潜入我国的反革命分子从我们警惕的网中漏掉。同

时，只有我们把解放台湾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我们才能够彻底消灭我国领土上最后一个公开的反革命穴巢。

密切注意国内暗藏敌人和反动分子的活动

帝国主义分子和蒋贼的特务间谍，在我国国内还有其生存的一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同样是我们不可稍为忽视的事实。

首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力量，虽然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现在，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还有少数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漏网外逃的坚决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此外还有一些已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中的反动分子。这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分子，现在甚至钻到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中，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伸头蠢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河北省公安机关一网打尽了流窜于京、津、保三角地带方圆四、五百里内的五十名反革命匪徒，这些匪徒过去大都是横行当地的恶霸、惯匪和蒋贼军官。解放后他们改名换姓，伪造履历，藏枪远逃；镇压反革命运动后逃而复回，在当地反动地主和反动富农分子的帮助下，武装抢劫合作社的财产，恐吓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破坏生产。同年，河北、山东、甘肃省公安机关联合破获串连六个市、二十三个县的反动组织一贯道“金钱派豫柜”案，主犯辛德培是蒋贼“军统局”特务，一贯纠合蒋贼军官、职业道首，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后，仍积极网罗其他反动道首，伪造亲属关系，以经营商业作掩护，阴谋进行暴乱，有的反动道首并已混入企业部门和农村的互助合作组织，仅在保定市郊区，混进合作社、互助组的道首和被他们所拉拢的道徒就有三十九名。另外，还有一批披起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他们公开把持神权，打击爱国教徒，利用宗教活动作掩护，进行搜集情报，阴谋暴乱的勾当，有些地区还发现了天主教内秘密的“地下”反革命组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痞、流氓分子，不少人还没有得到改造，他们扰乱社会治安、败坏社会公德、破坏生产建设，给予国家和人民的损害，与反革命并无二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漏网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正在、有的已经与国外敌人勾结起来，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去年广东、湖南两省在粤汉铁路沿线和企业部门内破获的反革命组织“青锋社”，就是由香港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纠集漏网反革命分子，专门破坏我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反动组织。宗教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些人正在以各种方式和帝国主义特务机关以及被我驱逐出境麇集在香港澳门等地的帝国主义分子，保持着联系。一九五三年上海市公安机关在天主教内破获的田望霖间谍案罪犯，就是在被我躯逐出境的头号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指挥下进行罪恶活动的。流氓分子中有些人原来就是反革命分子，有些人则被暗藏反革命分子所收买、成为敌人的帮凶。有人以为残余反革命分子在数量上较之过去大大减少了。就可以不给以应有的警惕和注意，这是不对的。这是不了解现在的敌人都是更隐蔽更险恶的敌人而且他们背后还有着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

其次，我们应认识到，我国还有剥削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国家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我们应该团结他们。但是也不要忘记：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加深，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生活的主要矛盾。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中少数不愿意看到剥削制度被消灭的反动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他们中的坚决反动分子正在或已经与帝国主义间谍机关或国内残余反革命分子拉关系，进行更大的政治破坏。这些反动分子不仅重施五毒，有的甚至采用更毒辣的手段进行破坏活动。在农村中，不法富农分子的抵抗更是针对着国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步骤，特别是针对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如在互助组、合作社建立之初，他们散布谣言，离间中农、贫农的团结，阻止群众入组入社；在互助合作组织趋向巩固时，就转而用伪善面目混入互助组、合作社内，窃据领导职位和生产要害部位，制造社员的不睦，破坏生产纪律，盗窃公共财产，排挤和剥削贫农。全国著名的山西省李顺达、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河北省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他们甚至采取纵火、凶杀、投毒等极端手段来直接破坏互助合作事业的发展，恐吓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此外，国家对粮食、棉布、油料的统购统销政策，同样遇到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抵杭与破坏。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既然我国富农人数不多，我国目前对富农还只是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似乎可以不用经过什么严重的阶级斗争，而可以用“阶级和平”来代替。这种说法显然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

再其次，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还能够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各种污毒和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敌人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我们，并且还利用人民群众中一些染上了资本主义思想毒素，生活上腐化堕落的人，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有这么一个例子：去年十一月间，福建省厦门市法院宣判的曾国柱潜伏特务案件中，有一个只十九岁的反革命犯林永顺。原来林

永顺是这样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的：他是家庭中最小和最受疼爱的儿子，从小养成了“与众不同”的高傲和自私自利思想。解放前他跟着在国民党机关做事的姊夫到处游逛，耳闻目染，都是黄色书刊、表现色情和强盗生活的美国电影、舞场上的红男绿女和美国音乐，林永顺就学着美国流氓和国民党官僚的坏样子，结交流氓，花天酒地地鬼混，没钱时就偷东西变卖，甚至盼着父母早死好继承产业。林永顺浑身被资本主义污毒浸透了。解放后，他没有被人民所从事的光荣而艰巨的建设事业所吸引，在学校里不用功，对老师不尊敬，讨厌集体生活，老和一些好玩的同学上茶馆，谈色情的事。暗藏的特务头子曾国柱通过亲朋关系注意到了林永顺，给他钱花，介绍女朋友，谈自己的“风流史”，宣扬资本主义的麻烂、污秽生活，进而歪曲人民政府的政策，挑起和加深了林永顺对我国国家制度和现实生活的不满。从此，曾国柱就像蜘蛛一样把林永顺抓住不放，要他充当潜伏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东南情报室厦门组”的“书记”，进行偷取情报、散布谣言等罪恶活动。这件事就说明，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在今天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有以上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过渡时期中，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有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意图在我国复辟的“希望”所在，因而，反革命分子的彻底肃清绝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的。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要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就不能不更有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性质。列宁说：“这个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我国目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蔑视、鄙视敌人，但不能麻痹轻敌

我们指出帝国主义包围和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当然不是说敌人的力量似乎还很强大，甚至是很可怕的了。如果那样说，就是十分荒谬的。斯大林早在二十年前就说过：“实际情形恰巧相反，垂死的阶级实行反抗，并不是他们变得比我们强些了，而是因为……他们日益比我们弱了。正因为他们日益削弱，所以他们觉到自己生命的末日，就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实行反抗。”反革命力量在二十年前，当世界上只有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尚且没有能够阻止苏联人民的胜利前进，何况是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所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队，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军队。几年以来，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我国国防力量和国家机关的威力变得更加强大，各族人民都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而反革命势力在遭受摧毁性的打击后，不但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在活动上也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像上面指出的那些反革命案件的特务间谍等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天空、海上或“地下”，他们都没有逃出我国人民的钢腕铁拳。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就会理解，反革命复辟不过是敌人越来越悲惨的梦想而已。因此，对任何敌人采取鄙视、蔑视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和麻痹轻敌没有丝毫相同之点。因为，敌人在没有被彻底消灭之前，仍然是狠毒的敌人，他们越接近死亡，越要“以十倍的热情，疯狂的努力。增长百倍的仇恨心来拼命斗争，以求恢复他们已被夺去的‘天堂……”。我们面前不但站着虎视眈眈、待机而扑的帝国主义野兽，我们中间还隐藏着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正由于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伪装起来施放“暗箭”的隐蔽敌人，所以它就比张牙舞爪、猛扑而来的公开敌人更狠毒、危险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一丝的麻痹和疏忽，只要我们的队伍出现些微的漏洞，都会给凶恶狡猾的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就告诉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把敌人力量夸大是错误的。但轻敌麻痹思想也是错误的。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但在具体的对敌斗争中就绝不能小看敌人，这就是我们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应有的正确态度。但在我们青年当中，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有着麻痹情绪的人认为，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有英勇机智的国家公安人员，几个特务爪爪能成什么气候，或者认为我这个工作没有什么国防机密，不必大弱小怪。这种情绪反映在防奸保密斗争上，就是否认这一斗争的群众性和经常性，认为这只是公安人员和少数机要人员的事，报上刊登的群众捉特务报道只是在“百年不遇”的消沉下发生的“偶然”事件。他们不了解：敌人是无缝不钻、无孔不入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常见的不值得怀疑的“普通”现象，实际上却可能是暗藏敌人阴谋活动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是普通常见，人人接触的“生活小事”，实际上却往往是暗藏敌人求之不得的情报，比如从军队炊食员每天做饭的数量可以推测军队实力，从工厂人数可以估计生产数量，从火车车次可以推测运输效率……更不要说那些关系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事情。可见，防奸保密斗争是和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密切相关的。要及时地察觉和破获敌人就必须随时随地、从思想到行动做一系列准备。人民群众中许多协助破获了反革命案件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经常抱着这种“有备无患”的态度。也有些人，看到敌人活动更加隐蔽和毒辣的事实后，就认为对这种敌人斗争只有公安机关才行，普通人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敌人虽然是狡猾的，但他们并不是居住在真空地带，他们总是生存在社会上，生活在群众中间，在我们的眼前活动。在具有高度警觉性的人们面前，它的命运是注定了要失败的。我们的公安人员所以往往“出奇制胜”，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依靠着千百万警惕着的群众的充分帮助和支持。在认识了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防奸保密工作的重要意义后，我们青

（下转第七页）

（上接第三页）年就要在各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中发挥作用。工矿企业中的青年要积极参加经济保卫工作，维护生产要害部位的安全。因为有些反革命分子正是利用某些厂矿劳动纪律不强，故意制造事故，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听以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保证不发生事故。农村青年要协助公安机关进一步巩固农村治安，巩固和健全民兵组织，粉碎反革命分子对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任何破坏阴谋。边防地区的青年要协助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严密防范美帝国主义和蒋贼的侵略与破坏活动，及时打击偷渡和混入国境的特务间谍分子。此外，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青年们都要协助公安机关监督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督促他们改恶向善，重作新人。同时，要随时驳斥反革命谣言，教育群众不要听信和误传谣言，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查出造谣的反革命分子，就要报告政府，依法惩办。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地站在对敌斗争的岗位上。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祖国自觉的侦察兵和警卫员，并和公安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就能在敌人的罪恶阴谋还在策划、血腥的魔爪刚刚伸出时，就被我们粉碎、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