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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同志们谈谈劳动问题

1954-08-29孙定国

中国青年 1954年8期
关键词:阶级劳动者劳动

孙定国

在我们祖国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人民掀起了巨大的劳动热潮。参加这一热潮的广大青年,显示了他们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都已出现了如同郝建秀、王崇伦、张淑梅那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的模范行动已成为青年的榜样,祖国的光荣。但是,在少数青年中间,还存在着轻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应该指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有害的东西。还在影响着、毒害着青年人的纯洁的头脑。因此,必须大力闸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人民创造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科学历史观。这样才能从最根本问题上着手,来克服这种错误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劳动是甚么呢?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也就是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有目的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这个有目的的活动,不断地影响着和改造着自然界,迫使自然界“日益驯服”地为人类服务。因此,劳动——它是作为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必然的条件而千秋万岁地长期存在着的。

在这里包含着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有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的问题。历史表明:“人”这个伟大的字是和“劳动”这两个伟大的字一同诞生了的。面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劳动还是人的产婆。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了的。只是随着第一件石器的出现才出现了人类的劳动,同时也才出现了能劳动的人类。人手是伟大的,而人手乃是劳动的产物;人脑是伟大的,而人脑也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的发展,人手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各种感觉器官的发展,然后才有可能更高级地发展了人类的脑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显然,如果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作为人类特征的一切。

第二、是有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问题。历史又表明:人类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发展是以劳动者的劳动为其基本条件的。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在这里也还包含着两个意思,这就是:

(甲)、人类数千百年来的一切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从古中国的万里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现代的宏伟富丽的建筑物为止,都是劳动者的双手造成的。现在的城市、工厂、矿山、矿井、油田、铁路、灌溉运河、以及光芒四射的大发电站、高入云霄的摩天大楼等等,假使没有劳动者的双手,没有伟大的工人阶级的艰苦劳作,是不可能出现于人们之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内,正是由于劳动者所实现的从石刀石斧到金属工具,又到今天的机械化、电气化——这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不断的改进过程,才构成了千百年来一切伟大的生产技术上的新发现和重大变革的物质基础;更用不着说正是由于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乃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了。而如果没有这一切,社会就要立即陷于毁灭和死亡。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是靠剥削与压迫劳动者而存在的,没有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就不能生存。

(乙)、劳动者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只有劳动者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真正负担者。在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只有劳动者对于剥削者压迫者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真正地提供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创造力量。奴隶制度的基础是由于奴隶的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而动摇而颠覆了的。在我国两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前仆后继的农民战争起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乃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最伟大的杰作。正是因为劳动人民:一方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一方面又是社会革命的负担者,斯大林才说:“社会发展史……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㈠

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和劳动者第一次提高到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地位就是以这样深刻的科学观点为依据的。

显然,在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首先就要科学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对待劳动者的态度的理论,这对于青年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对立到这种对立的消灭进而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的理论,这也是青年们所必须加以深刻注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从无阶级的社会进入有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占有了社会的全部的或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另一个社会集团,却是一无所有或很少所有。这样,就产生了社会上的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可能。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了奴隶的劳动;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占有了农奴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了工人阶级的劳动。

从属于阶级社会的这一现象,同时又产生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的现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正是从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开始了的。在这时候,社会上除了“完全致力于强制劳动的极大多数人之外,还形成了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管理着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指导、国家管理、法庭、科学、艺术等等。”㈡显然,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还不仅仅是一种分离的现象而且还是一种对立的现象。而这种对立乃是以深刻的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正由于阶级的对立才形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

封建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发展,由于城市和乡村对立的加深,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之所以更加尖锐化起来,乃是由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更加细密的分工引起了体力劳动者的畸形化,它把工人完全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简单地担任着最单调、最容易学会的粗笨动作。但另一方面,工人却又不得不忍受着极为残酷极为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达到尖锐化的顶点。而与此同时,又由于千百年来——特别是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终于产生了消灭这种对立的前提条件和它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把这种可能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又历史地消灭了造成阶级对立的私有制,从而就永远地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从这里得出如下的结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现象,随着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我们说:阶级社会的存在是一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存在也是一定时期的历史现象。

在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从统治阶级的眼睛看来,乃是一种卑贱的事情。他们把劳动者叫做奴隶,叫做农奴,叫做“臭”工人,他们把真正为社会造福利的人们看成是社会上的“下等人”,而把他们自己——那些不劳而食、靠着劳动者的血汗度日的寄生虫们却看成是社会上的“上等人”,中国的老话叫做“人上人”。这样,劳动者自己在统治阶级的社会观点影响之下也就不能不卑视着自己的劳动。特别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劳动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并没有带来任何愉快和幸福。而与此相反,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那样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中,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在内,乃是光荣的、荣耀的、豪迈的、英雄的事业。一当劳动者是在为自己而劳动,是在为整个社会成员的全体利益而劳动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也就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来卑视体力劳动了。而劳动者自己显然会明白,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只有劳动者是为自己而劳动,才能够掘开人们的幸福源泉!因为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作为劳动者的一个对立阶级的剥削和掠夺了。正如斯大林指出:“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端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㈢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对立就是这样地完全消失了。革命打碎人们的痛苦枷锁,劳动创造了人们的愉快幸福的生活。这在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如此,正在从新民生主义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国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从这里又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劳动是卑贱的还是光荣的事情,是痛苦的还是偷快的事情呢?这不是以劳动的本身为转移,而是以社会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为转移的。因此,我们说劳动在任何时期都是伟大的、光荣的,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由于阶级的对立滋长着,划分着,支持着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千百年来迫使着体力劳动者陷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在於把阶级斗争贯彻到底,最后地消灭阶级并消灭掉这种不合理的(虽然也是不可免的)现象。

但是还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只能消灭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还不能立刻消灭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本质的差别。

在这里所谓本质的差别,也就是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间的具有不同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差别而言。这个问题是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提出来的新问题。斯大林指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用提高工人技术文化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㈣而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就必须更进一步地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就必须更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家知道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规定的著名的从社会主义准备过渡到共度主义的三个基本条

件,就是消灭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间本质差别的最根本的措施。

显然在这里又不能不得出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就是:消灭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对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而关於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共产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还不能不进一步消灭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而要消灭这个本质的差别,那还不是一蹴而成的事情。那就不能不为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而创造条件,那就不能不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不能不十倍百倍地激发着所有的人们来更好地组织劳动竞赛,更好地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组织成为统一的和谐的劳动大军,大家一起为了消灭这个本质上的差别而进行着持久的不懈的斗争。显然,为了消灭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本质上的差别,为了把劳动从人们的重担变成了为人们的一种乐事,为了把人们从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更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那除开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斗争,从而更有效地更普遍地提高劳动人民的技术文化水平这条道路,是没有别的法子可想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问题的理论,不能不是青年们极感兴趣的问题,它不仅鼓舞着我们祖国各个战线上的广大青年为了祖国的兴隆旺盛,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也就是为了自己在当前在将来的幸福生活,坚定地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以高度的劳动热情把自己的工作作得更好些。而且它也将唤醒某些对于劳动、对于劳动人民还缺乏正确认识的青年同志们,使他们猛然觉醒,努力前进。

以下我们将针对着某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批判。

第一、是关于一般地轻视劳动的问题。这表现在有些青年们不仅不愿做体力劳动的工作,而且也还不愿做脑力劳动的工作。他们对于任何劳动,都引不起应有的热情,例如有人作教师而不愿意改作业,认为改作业太细致太麻烦;又例如有人不愿作地质工作,认为地质工作离不开泥土又有些太苦……这一切究竟是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说明了有些青年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和劳动这两个伟大的字结下应有的姻缘,他们还没有了解到人和猴子的分界线,就在于劳动,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也就是“灵”在这个劳动上面;他们也还没有更深刻地了解到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分界线,也还是在于劳动;在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劳动者从他们的人格地位上来看都远远地高放任何时代的剥削者,也还就是高在这个劳动上面。正由于有些青年同志还没有解决这个在世界观、人生观上都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因之往往觉得这也“平凡”,那也“乏味”。像这样轻视劳动的人,他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就绝对不会是热情的、挚爱的,而必然是冷淡的、卑视的。他们还缺乏新中国的青年所应有的和劳动人民那种深刻的浓厚的血肉相联的感情。这在青年队伍中,虽然是极少数甚至是个别人的表现,但亦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力求改正才行。应该记住: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是最受人尊敬的事情,反之,不劳而食乃是最可耻的。

第二、是关于轻视体力劳动的问题。表现在有的青年公然地说:他只能当工程师(当然,我们国家是需要数以万计的工程师的),不能当工人,甚至说:没有文化的可以当工人,有文化的不能当工人。在我的手头上,有若干比较典型的材料。下边就是一个青年工人对车间生活的描写:“本来以为我们从学校里出来能够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晓得现在整天尽是晃油箱,割板条,镟镙丝,拿锤子,扑齿轮,扫铁渣子,抹油,这算是什么正经活,又能学到什么真东西?”显然,这一段话是轻视体力劳动或者说是不安于学徒生活的内心诉说。当然在这里也还充满着这位青年的孩稚气,他自己并没有发觉到他所写下的文字,竟然是充满着轻视工人阶级的崇高的车间生活的感情。这种感情是非无产阶级的,是和他的青年工人的身份是两不相容的。

我们对於这种崇高的车间生活和这位青年同志持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位青年认为他们整天所干的晃油箱,割板条……不是正经活,学不到真东西,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英雄事业,是最有价值的正经活,是了不起的真东西。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是“最平凡”“最琐碎”的工作,但是它却在创造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是从事祖国建设的光荣岗位;在这些千百万人的“最平凡”、“最琐碎”的共同劳动中,孕育着,生长着最不平凡的最伟大的共度主义的未来。应该指出,这位青年他自己正是在参与着这样一件伟大的集体的事业,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请这位青年同志或者有类似于这位青年的思想的同志,应该猛醒过来,坚决地克服这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

当然还应该进一步地指出:这位青年感到车间生活有些太苦,这也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这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刚在开始,虽然,有了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援助,劳动条件能够较为迅速地得到提高,但是也必须知道我们是在旧中国残破不堪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我们的工厂、矿山还不可能立即完全达到现代化的技术水平,我们有些工厂和矿山的劳动条件还是比较落后的,因而我们不得不在极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因之在这一方面,也会引起个别青年同志的不满。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设想得到的。但是,这能不能成为我们轻视车间生活的藉口呢?当然是不能够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现实条件和如何为改变这个现实条件而斗争。青年同志们必须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劳动条件在我们的国家里,是要随着生产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得到改进的。苏联就是最生动的证明。苏联在当前的劳动条件,那是在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苏联的关于费力劳动的机械化,开放提高生产过程自

动化的速度,在强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日益加强起来,而且工厂矿山的工作条件、安全卫生设备等等。也日益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是,试问为什么苏联的今天能够这样呢?是不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显然,这些新的劳动条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迅速地马上就能到来的,而是苏联的工人阶级三十多年来以共产主义的首创的精神,在经常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强大运动中,艰苦奋斗忘我劳动从而大大地发展和提高了社会主义高度的生产力的结果。中国古话说得好:“苦尽甘来”正是如此。青年同志们必须记住:我们要把今天的劳动条件改变为将来更好的劳动条件,就需要向苏联工人阶级那种无畏地忘我地艰苦奋斗地克服困难的精神学习,以更高的劳动热情为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张明山的创造,王崇伦的创造,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改进生产条件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必须以今天的艰苦奋斗换取更幸福的明天。

第三,是有关于轻视农业劳动的问题。这表现在有些青年认为参加工业生产是光荣的,参加农业生产是不光荣的。因此,有些农村青年往往盲目地流入城市,有些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又不愿参加农业生产。似乎他们的劳动观点只能表现在城市表现在工业生产,而不能表现在农村表现在农业生产。这显然是不对的。

当然在国家的过渡时期,工业是占在先锋的首要的地位,可口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一最根本的条件,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能不能从此得出结论。农业就不重要了呢?那当然不是的。如果在过渡期间没有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农业的逐渐合作化和逐渐的现代化,能否在我们国家内建立起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工业是首要的,但并不是说农业是不重要的。应当指出:参加农业生产和参加工业生产一样是革命青年极其光荣的岗位。试问:山东夜县后吕村农业劳动模范徐建春和蓬莱县潮水乡的农业能手张淑梅到底光荣还是不光荣呢?他们和郝建秀、王崇伦除开是站在工业和农业上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之外还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呢?再试问在苏联高加索“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劳动摸范米尔佐耶娃,她和工业上的劳动旗帜斯达哈诺夫工作又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难道“行行出状元”这句话,

在这里并不是普遍真理吗?在这里还有一个令人兴奋鼓舞的消息,这就是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所倡导而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所批准的苏联青年要积极参加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的处女地和荒废土地,为国家多增产八万万普特粮食——这个伟大斗争的行列,而且成批的优秀青年已在源源不继地从城市进入农村,为更强大更幸福的祖国在农业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试想: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还是这样地重视农业生产,不怕任何艰苦地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那末,我们又当怎样呢?

因此轻视农业劳动的观点,显然也是片面的错误的。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青年中所以产生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青年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或者地主阶级的观点的影响,由于青年还没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所致。

因此我愿再一次提起青年同志们注意:如果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了对劳动不感到兴趣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是不能向个人主义请教而是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请教的。向个人主义请教,那是会越请教越糊途。但是,如果你是向马克思主义请教的话,它就立即告诉你以完全不同的道理。它可以告诉你: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光荣的,因为它都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它还可以告诉你:在我们的国家里,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从事脑力劳动都是光荣的,这也因为它都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它更可以告诉你:在我们的国家里,在当前的情况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还是不可免的,我们要消灭这个分工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间的同志般地亲密地合作,大大地发展我们国家的生产,然后才能在极丰富极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有步骤地逐渐地来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之后,为了消灭这种分工的本质上的差别而创造条件。对于工业农业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会给你以奋发前进的力量,就会使你正确地认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有利国家和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唯一可靠的真理。

青年同志们,让我们不论在田间、在工厂、在矿山、在学校,都好好地注意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理论吧!只有它才可以给你指出前进的方向,只有它才可以为你击退个人主义侵袭,只有它才可以帮助你清醒起来,认识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轻视劳动观点对你在思想上的毒害而奋发起来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㈠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外文版,第二六页。

㈡恩格斯:《反杜林论》,三联书店版,第三六三页。

㈢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页。

㈣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页。

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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