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一、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开始领导工人运动

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的小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注一）

中国工人阶级一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就表现出极大的战斗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内外反动派压迫下人民爱国运动的兴起所促成。但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其特出的战斗性，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几重残酷的压迫，即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中国工业虽然很薄弱，但却很集中，近代产业工人在有五百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内做工的，占很大的数目；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但全国各种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却是一个极巨大的数目。连农村中的半无产者——贫农在内，那末，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口就大大地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们所受的各种压迫都是极其悲惨的。这些原因，就使得处在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了很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自己坚强的政党——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各革命阶级的领袖”。（注二）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的工业虽然极落后（蒋介石统治时也是如此），只有锡矿山（锑矿）、水口山（铅锌矿）两处较大的矿场，和长沙的纺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可称为近代的企业；包括矿山、铁路在内，产业工人约二三万人。但上述的中国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几个原因，在湖南也是存在的。水口山、粤汉路、造币厂等处工人，早在五四运动和党成立以前，都曾进行过罢工斗争，表现出很大的战斗力量。在五四运动和躯张运动中，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工人运动。他设法接近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当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团体所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那时长沙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劳工会”，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一些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很注意这个组织，认为他们的道路不对头。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和事实的教训，这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长沙各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终于被毛泽东同志争取过来；“劳工会”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二人在他们被赵恒惕屠杀之前，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十二八，毛泽东同志曾在长沙报纸上发表关于必须建立劳工团体的文章，指出工人只有自己提高觉悟，组织强固的团体，努力奋斗，才可能使生活改善，地位提高，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依靠雇主发慈悲，讲人道，希望人家鼓吹，达到“劳工解放”，都是绝对的幻想。

一九二一年五一节，长沙各工厂工人数千人曾举行过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改善待遇”和“加强团结”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注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公开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被任为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书记。毛泽东同志开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以后，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的：“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动工会的工作。”（注四）毛泽东同志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寂与手工

业中，去开辟工人工作。他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他亲自担任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充当工人代表和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罢工运动中的许多生动有力的宣言、传单和有关文件，都是他起草或修改的。因此，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长沙的产业工人和各行业手工工人都普遍组织起来了，并且普通地进行了胜利的罢工斗争，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有些工会组织中逐渐发展了青年团员和党员，建立了团和党的支部。被派去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得到极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提高，使他们学到的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够和中国当前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在胜利的斗争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上，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只有湖南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后来赵恒惕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工人运动，如郭亮同志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所说，“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遭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七万余人”五卅运动以后，赵恒惕的迫害进一步加紧，“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人之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全省参加工会工人增至十一万人”。（注五）北伐战争中，安源、株萍路、粤汉路、长沙、醴陵、平江、湘潭等地的工人，努力参战，巩固后方，有巨大的贡献。一九二七年初，全省市组织的工人达四十万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安源和水口山的工人都曾进行过猛烈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带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就有几百个安源、水口山和长沙的工人。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真理，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最初从事工人运动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历史本身说明了中国近代革命这个伟大的变化的来由：五四运动时代，毛泽东向志、李大钊同志等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后，“由此就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伟大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就出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集中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大变化的枢纽。这是中国人民由数千年被统治地位、而经过三十年的奋斗逐步与完全取得统治地位的枢纽。中国人民今天震撼全世界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正是从此出发的。”（注六）

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姑且实行和工农民业相结合。”（注七）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后，就是完全自觉地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同志历来最懂得马克思所说“教育者先要受教育”这个真理；他常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要作人民的学生。”首先，在他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一开始就自觉地根据这种精神办事。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常赤脚穿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裤褂，以便和工人接近。譬如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北站的茶馆中，与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亲切谈心，终于交到工人朋友。

毛泽东同志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毛泽东同志放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又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注八）毛泽东同志自幼在农村长大，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在第一师范办夜校时，又接近过工人。因而他从来熟悉和重视人民的丰富而生动的语言；这时为开展工人运动，自然就皮加注意学习工人群众的语言。据当时最接近毛泽东同志的人们的回忆，他的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简明有力、富于幽默、形象亲切特别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方特性的语言，有莫大的吸引力，传达出一种有力的信心和深刻的印象给谈话的人。这种情况从当时罢工运动中的许多宣言、传单和有关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宣言、传单和文件有许多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执笔的。

毛泽东同志那时身体比较瘦弱，他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和普通工人并不多。他常到工人区域中去，广泛地和各行业的工人接触，工人积极分子也常到他住的船山学社等处来。和广大工人群众相交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觉得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世界。他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同时以极具谦虑恭谨的态度向工人群众学习；用群众的智慧、创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不仅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获得根本的改造。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最初时期，就与那些坐而论道、关在房子里发指示、满口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张国焘之流根本不同。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

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注九）这是千古不磨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后来曾讲到与工农群众结合之后，他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情况：“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列另一个阶级。”（注十）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一九二一年，北京和上海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毛泽东同志自己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也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因此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同志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工人最初不免有怀疑和犹豫，不大肯来。因而一般是先办工人子弟的日班：通过工人子弟与家长建立了进一步的关系，日班又建立了信仰之后，工人夜校就好办了。起初，租用校舍，油印讲义、纸张笔墨等都由党出钱办。每一个夜校开始大体配一个干部，日夜班教课、编讲义等全部由这一个人负担。工人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参加夜班的工人多了，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夜校才由工会接办，一切经费也由工会筹划。这时党就需要动员大批干部去当教员了。有的地方，如安源、水口由罢工胜利，迫使矿局答应出钱为工人盖校舍，并每月供给经常的费用。

编讲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没有现成的有革命思想内容的通俗教材可用，毛泽东同志特别着意解决这个问题。最初为了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要教员利用中国旧的历史课本上的材料，由巢居穴处进到茅棚窗室，由茹毛饮血进到取火烹妊，由披挂树叶兽皮进到蚕丝棉织衣服，由渔猎畜牧进到农业手工业，由石器铁器进到机器等事例，来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及贫富悬殊之不合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夜校增多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迫切感到有编辑统一教材的必要。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湖南有一部分教育界人士（其中有思想进步的分子）积极推行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准备大量开办平民补习学校，政府并给以补助。这时，参加主持平民教育运动的李六如同志已经入了党，毛泽东同志即指示他很好地利用这个运动，来帮助党开展工人夜校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并正式成立了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有好几十个县都成立了分会，都有一定的经费。后来各地党的组织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也都很好地通过了“平民教育”来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这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通俗的课本。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和鼓励下，李六如同志编出“平民读本”四册，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并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不到一年，发行四版，销了几万册。

这四册读本的编法是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每课由十几字到三四百字不等。每册有二十五课，供夜校用，四册半年可学完。文字上的优点是通俗易懂，也比较生动，并结合了日常生活。每课之后又附有各种生字、联句、文法的练习和说明，便于成人的学习。内容方面包括日常生活、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特别重要的介绍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例如在第一册“衣食住的由来”一课中这样说道：“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椿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作工的同胞，反倒没打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第二册的“分工互助”课，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三册除“人民之权利”、“平等”、“集会”等课外，还有“约朋友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信”和“答朋友组织农工联合会函”两课。“约朋友组织农工联分会的信”中这样鼓动地说：“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的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作一生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

（图片见原版面）

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第四册以六课篇幅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创始的科学社会主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胜利及其基本政策，都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很显然，这四册富有思想内容和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有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的。这样的读本能够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起来作革命斗争，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有些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平民读本”的讲授，对他们当时参加革命所起的巨大影响。

除开用工人夜校的方式，给工人群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外，毛泽东同志还常组织有社会地位的党员和退步人士，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向工人群众作有意义的讲演。

这种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后，即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并被派到最重要的安源区，主持该地工会工作达两年多。其中如李立三、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等同志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等同志到水口山，郭亮等同志到粤汉铁路，夏明翰、罗学瓒等同志到人力车等行业……。这就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同时使得党的更要骨干一开始就深入下层，迅速地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这样，也就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在正确的坚实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等斗争，在十数次以上。罢工人数最多的如安源近两万人，最少的如长沙笔业、铅印等业有二三百人；时间最长的如长沙理发工人前后坚持一年多，最少的五六天、十多天不等；这些斗争全部取得胜利，无一次失败。胜利的原因，除了当时正处在全国罢工运动的高潮等以外，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

从湖南的形势说，敌人方面是很顽强的。赵恒惕是和政学系勾结、一个富有统治经验和甚为狡猾的车间。他一手学着“省宪法”，一手杀人；他接见工人代表，又逮柿工人代表；他口头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事实上又推翻这些要求。赵的手下也多是这一类狡猾的人物。此外，安源和粤汉铁路又夹有粼省封建军阀的势力；官僚资本企业的管理虽然昏庸腐朽，但对待工人却是一致的残暴；长沙的大小行业，则是彻底的封建统治；业主方面又无一不和官厅紧相勾结，对付工人极野蛮残忍。湖南的社会人事，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因为湖南这个地方，一方面，自曾、左、彭、胡（注十一）以来，反动势力有顽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当时正处在新旧激烈冲突变化之中。人的变化也是很微妙的，有些人物朝三暮四脚踏几只船。不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武器，没有灵活的策略战术，是不易对付这样一个环境的。

五四运动以后这个时期，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群众的革命情绪，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一样，是极其高涨的。湖南自太平天国以来，就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力，因此群众条件是很好的。

敌人强，群众好，斗争胜负就决定于领导。在整个罢工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下面将要叙述的各次罢工斗争的事实，大体说来，有以下这几点。

第一、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工作，为群众当前的迫切利益而斗争。党平时对工人打夜校的政治教育，在工人中经常进行调查、访问和谈话等，从而提高群众觉悟，深切了解工人思想情绪。在时机成熟时，提出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斗争，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出路，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和自己奋力斗争才能争得应有的权利。因此，每一次斗争都有恰当的鲜明的经济要求与政治目的，能动员最大多数乃至全体群众齐心参加。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断教育群众，揭发敌人，扩大威势，愈战愈强。因而每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不仅能得到经济的利益，且有巨大的政治收获，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信心和团结意志大大提高。

第二、在每次斗争中，都有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充分的准备。在发动斗争之前，在群众中必作好广泛的联络，成立十人团的组织，有许多地方并先建立了工会；对于敌我双方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当前时机的具体特点，必先作出确切的合乎事实的估计；其他罢工条件、口号以至罢工基金等，都向群众充分说明，动员大家预作准备。总之，有预见，有周密的布置；无必胜把握，不轻易进入战斗斗。在斗争中则特别注意培养工人领袖。由于事先有准备，凡一处罢工之后，整个工人阶级都起而援助：产业与行业，这一行业与那一行业，甲地与乙地，省内与省外，必互相呼应，互相援助，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第三、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器。每一次斗争，都充分利用赵世惕粉饰门面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群众的威力迫使统治阶级承认自己的“诺言”；反过来，又经过此种“诺言”和行动的矛盾，使群众认识统治阶级的欺骗真相。运用各种社会力量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所谓公法国体“湖南工业总会”，是一个空头的官僚封建组织（主持者一个挂名律师）。毛泽东同志指示有上层关系的党员，动员进步人士打入进去。平时利用他们出钱办夜学、教员则由党派去；罢工的时候，利用内中官僚分子和较开明的人士，担任调解工作。因此，缝纫、织造、笔业等业罢工时，最后都请“工业总会”出面调解，一般于工人有利。另外还有一个“中华工会”，是一些所

谓提倡实业的政客组织的官僚团体，在罢工运动时，也利用它作些声援之类的事。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争取，赵恒恨省议会的讲坛上，也常有思想进步或态度较开明的省议员，作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发言。

此外，极其重视社会动员，以壮大声势。检查山下当时的长沙报纸，每一次罢工的有关消息和宣言文件，差不多都连续刊登，工会方面还常向记者发表谈话。罢工前拍，毛泽反向志总是动员党的干部或自己动手以读者名义向报纸投稿，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所以每次罢工时，无不造成一种有利于工人的兴论。

总之，一切都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又以群众的广泛发动作为基础。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初期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成绩，每次罢工斗争都获得胜利，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初的全国罢工高潮中，尤以安源、粤汉铁路和水口山三处罢工，使“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注一二）。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相较（注一三），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工人运动，突出的特点是：工会的组织一般都比较健全，有经常的工作，平时注意政治教育和解决工人的生活福利，因而下层群众一般都较有组织；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出色的工人领袖和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他们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能够做到公而忘私，乃至为革命献出生命；工人党员的数量当时虽不大，但较重要的产业和行业中，在罢工前后都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的组织。

（注一）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注二）见陈伯达：。“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注三）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六八页。

（注四）见“西行曼记第四章”。

（注五）“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在长沙出版，早已绝版。

（注六）见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知分子的道路”载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

（注七）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页。

（注八）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八页。

（注九）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三一页。

（注十）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三页。

（注十一）即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他们都是太平天国时代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凶手。这些满清奴才高唱虚伪的程朱道学，大张地方绅权，创造了一整套维持、理化封建统治的严密制度。

（注十二）见邓中夏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注十三）关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会存在的缺点，邓中夏同志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中说：“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当时做职工运劲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又如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上八月出版的广洲“劳动周报”第五期至第八期，“关于工曾内政的重要问题”一文说：“广东的工人运动所以沉寂，第一、在于领袖问题无人注意。第一、在于纪律问题无人注意意。会员自由退会，因一己之利益破坏团体行动，互争意见面致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