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楚黄

本篇是《毛泽东选集》中一篇文章的题解，可作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参考。——编者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这时，距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将近五年了。在这将近五年的期间，中国共度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曾经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党在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给行将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准备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制订了真正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并通过国民党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本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制订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又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样，就掀起了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

“革命把社会上各个阶级都发动起来了。革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引起的转变，推动他们离开旧日的惯常地位，使其不得不重新布置自己的力量来适应新的环境。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在努力制订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动路线，自己对其他阶级的态度，自己对政府的态度”。“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曾经这样生动地叙述俄国第一大革命时期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处在相似的情况中。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这一高潮，从上海青岛开始，迅速涌向全国。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多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并罢工、罢课、罢市，抵制英货日货。在这一革命高潮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获得空前的提高。据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经发展至一百二十万人之多。工人阶级到处成为革命中的领导力量：如在上海，罢工工人二十多万，就曾领导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中小商人，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买办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广东，二十五万工人，举行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十六个月之久，使英帝国主义所占的香港变成死港，并援助广东的革命政府和军队，使之迅速地肃清了境内的反动势力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等。统一了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也大大发展起来。在广东，“已有农民协会组织的有二十七县，会员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讨伐杨刘，……统一广东，农民皆能以实力参加。……广东以外，在珠江流域的如广西！在长江流域的如湖南、湖北、安微、四川，在黄河流域的如山东、河南、直棣：乃至热河、察吟尔、绥远等特别区，均有农民运动之兴起”（见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在一九二六年春，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四十多万人，在农民协会影响下的农民，达一百万之多。湖南农民已经开始懂得“打倒军阀”、“打倒洋财东（指帝国主义）”的道理。并开始作了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物价，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等斗争。

在革命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如抵制英货曰货，在华外国工厂的工人罢工等，他们是赞成的。他们并曾经举行罢市表示响应。但当华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他们就起来反对了。对农民帮助革命军队统一广东，他们是赞成的。但当一九二五年六月，共度党提出土地革命的主张时，那时还代表资产阶级的戴季陶就表示坚决反对了。

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北洋军阀开始分化。从直系军阀中分化出冯玉祥，从奉系军阀中分化出郭松龄。他们相继举行了反对直系与奉系军阀的战争。

在革命高潮面前，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极尽其破坏之能事。在五卅运动中，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联合他们的走狗，在上海、青岛等地大肆屠杀中国人民；一丸二五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北，打败了郭松龄；一九二六年初，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停止了相互间的混战，联合起来进攻冯玉祥；同时，帝国主义又组织了很多反共反苏的团体。这

些团体，有国际的，也有中国的。国际的团体名“护●会。”，“总部设在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立分会”，“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系反动派污蔑共产主义的名称——引用者）之危险，计参加此会者已有十五国”（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新闻）。中国的团体就是所谓“反赤大同盟”。参加者有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此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还召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以商讨所谓“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骗人口号，引诱民族资产阶级投向他们的怀抱。

上述阶级关系的变动。在当时还是革命的国民党内部也有了反映。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地主买办的成份依然有一部分残留着。革命高潮到来，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反映到国民党内部来，便形成国民党左右派的更激烈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前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戴季陶主义出现，它提倡所谓“中康之道”，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反对左派，反对共产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为后来蒋介石的反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接着，胡汉民、许祟智等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阴谋在广东举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一九二五年年底！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北京西山开会，通过很多反共反苏的决议。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反动行为，曾作了激烈的斗争。胡汉民、许崇智等被逐出广东。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上述阶级关系的变动，各阶级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这就在中国共度党的面前，提出一个革命中最根本的，也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分辨真正的敌友”，以便“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谁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指出了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各阶级对革命也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于从阶级本质上清楚地了解了各阶级对革命的不同态度，这就解决了革命中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当时中国共商党全党尚未明确地解决；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则犯着下列的严重的错误。

第一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反帝反封建的真正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是大会的伟大功劳。但这一民主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尚未明确解决。大会的宣言，曾经接受陈独秀、张国囊等机会主义者的影响，提出这样不正确的说法：“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度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大会宣言中的这一机会主义观点，以后就被陈独秀分子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曾经露骨地说：“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关于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写道：“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从陈独秀分子的这些话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们认为民主革命的目的，只是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他们认为：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与贫苦农民联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从这里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分子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民主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很显然，像这样的所谓“国民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国民革命”，当然是旧民主主义，绝对不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意见，和机会主义者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同志说：“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引用者），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种幻想。”既然“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既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那么，这种民主革命当然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当然不会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性质的民主革命呢？结合下面关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来看，就可以知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个问题和上述革命性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就一定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就一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机会主义者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既然犯了严重的错误，则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当然也是错误的。一九二三

年，陈独秀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曾经作过下列的估计。关于资产阶级，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关于工人阶级，他写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点还非常之重，……不感政治之需要，并不能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同上）看吧！在陈独秀的笔下，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竟幼稚落后到如此地步，而脆弱的资产阶级，其力量却变得比工人阶级更为“雄厚”。陈独秀根本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无产度阶级的发生与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所以他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同样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度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性的阶级。”（同上）陈独秀既然这样轻视工人阶级，重视资产阶级，在他看来，革命的领导权，当然一定得属于资产阶级了。根据这样的观点，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就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当有什么独立的工作。另外，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有一种以张国寿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种机会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因此反对共度党员和工人参加国民党。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采取上述右倾和“左”倾的错娱意见，决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些都是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贡献。但这一统一战线由谁来领导呢？由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由国民党还是由共度党？则没有获得正确的解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甚至还错误地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样，遭受大会驳斥了的张国寿陈独秀的“左”右倾向，当然不能肃清。五卅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到处都表现了领导作用，但陈独秀分子，在一九二六年依然说：“自五卅以来，中西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见一九二六年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则依然主张：“共度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阶级联盟的政党。”（同上）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发表的意见，和上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同志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够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出土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这样，毛泽东同志就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落后不能领导革命的胡说，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要争夺领导权，打击工人阶级怎么办呢？请看毛泽东同志的另一段话：“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引用者），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很显然，所谓“时常提防他们”，所谓“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就是说，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要团结，而且在团结中还要和他们进行斗争。这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使工人阶级变成资产阶级尾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大全不同的。在领导权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不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如前所述，“左”倾机会主义者是拒绝和国民党合作的，是拒绝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既然拒绝建立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当然不会发生领导关系，这也就是说！放弃了对其他阶级的领导。“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上则是相同的。毛泽东同志则不然。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朋友”非常广泛，一直到包括“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在内。事实是很清楚的：只有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才真正是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

第三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问题。在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非常广泛。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但在这许多同盟军中，谁是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尼？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的时候，这个问题，在党内还没有解决。列宁在共度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曾经提出：谁要是“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在这种的国度里一般地能产生的话——不与农民运动成立一定的关系，不实际上援助灾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这不免是空想”。斯大林在“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时说：“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不了解列宁斯大林的这些意见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见一九二三年陈独秀作：《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说，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只是资产阶级的，农民问题根本是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以张国寿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劲，同样也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意义。机会主义者既然无视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于是就都感到自己孤立，感到自己

的力量不足，感到不知到何处去取得力量。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以前不久，陈独秀看到他极端重视的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的动摇妥协的情形，他惶惑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一文中，他像失去了依靠似地哀鸣着：“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那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

在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列宁斯大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和机会主义者是完全对立的。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中国的农民间题。一九二三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国文课中，就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经济情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家乡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在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乡农民协会，并向农民宣传“打倒军阀”、“打倒洋财东（帝国主义）”的道理，为以后湖南的农村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到了广州，又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的干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习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杰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写道：“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不但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不但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有极其广泛的同盟军（“朋友”），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最接近的朋友”）是“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指农民。这样，毛泽东同志就解决了当时全党尚未解决的、为机会主义者所不能了解的、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杰出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制订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总路线总政策。这个总路线总政策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主要的是农民。

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一篇论文时，革命军已经统上了广东，全国已经处在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展开决斗的前夜——北伐战争的前夜。当时。蒋介石正在阴谋打击共产党，企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在行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中控制革命的发展，并准备在一定的时机叛卖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如果能实行上述的毛泽东同志的政策路线，蒋介石的阴谋将无从实现。可是，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拒绝采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甚至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这样。就使蒋介石的阴谋顺利地实现。就左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一论文的同一个月，蒋介石就以他自己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为籍口！强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篡夺了军权。“中山舰事件卜发生后，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反击。陈独秀又没有接受。于是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在五月十五日，又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领导作用，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陈独秀继续妥协，于是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就以“总司令”的名义，控制了军权、政权、财权以及国民党的党权，形成一套军事独裁的制度了。这就造成了以后蒋介石反革命的资本，种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根苗。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的阶级，历史还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论文中所提出的完全正确的政策路线，成为全党所执行的政策路线，致使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遭受了暂时的挫败。但另一方面，这种挫败，却又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文的伟大与正确。在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研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文，体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论文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真是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