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喊他老师

2019-06-05 04:40:43 上海文学2019年6期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为初级小学,简称“初小”。五年级到六年级,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说,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么说的。

和我同时代上学的农村学生,大多只上完初小就不上了。在履历表的学历一栏里,他们不能笼统地填小学,填初小才算准确。拿我们村的学校来说,就只有初小,上高小只能到三里外的镇上的学校去上。村里和我同班的同学大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只有十多个同学去镇上读高小。特别是那些女同学,她们连一个到镇上读高小的都没有。不知是谁对她们实行了一刀切,一刀下去,把她们都切掉了。这样一来,到镇上读高小的是清一色的男同学,也就是乡下人所说的破小子。这样也好,破小子们夏天去上学,还没走到河边,提前就把裤衩脱掉了。等走到桥上,扑通一下子就跳到水里去了。

在村办学校教我们读书的先后有两位老师,第一位是我的堂叔,第二位也是我的堂叔。第一位堂叔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没当老师前,我都是喊他三叔。巧了,第二位堂叔也是三兄弟中的老三,我也是先叫他三叔,后叫他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是只有初小学历。

先来说说第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刘本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村的小学是1958年开办的,

我是1958年入的学。其实在解放初期,我们村就办过学校,学校办在村东的一座奶奶庙里,我大姐就在那个学校上的学。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男老师家住小李庄,是我的表哥。女老师是我们村范姓地主家的儿媳妇。不知怎么搞的,表哥跟他的同事搞到一块儿去了,还把女老师搞大了肚子。当老师这么干,怎么还能教化他们的学生呢!学生跟着他们能学什么好呢!这事闹得满村风雨,村干部一生气,就把学校解散了。

三四年过去,“大跃进”就来了。随着各方面都在大跃进,人们生孩子也在大跃进,生孩子的节奏越来越快,孩子越生越多。眼看该上学的孩子满村乱跑,跟猪羊差不多,老是不办学也不行。这时候,刘楼村的小学才重新办了起来。这样的小学不是国家办的,被说成是村办小学,或民办小学。办学需要老师,老师只能就地取材,于是刘本孝就当上了我们的老师。也许刘本孝还上过私塾,他教学使用的是私塾那一套方法。他要求我们背书,不会背就罚跪,跪在硬地上接著背。人的记忆能力和背诵能力,不是罚跪就能罚出来的。有的同学跪得时间不算短,连膝盖都跪疼了,还是背得嗑嗑巴巴,像羊吃楝枣子一样,老也嚼不碎。对这样的同学,刘本孝还有进一步的办法,打板子。他备有一块特制的木板,是专门打学生用的。他不打学生的头,也不打学生的屁股,只打学生的手。他命学生自己伸出手来,用板子在学生的手板上啪啪地打。除了打学生的手心,有时候还打学生的手背。他可能认为,学生的手心肉厚,不容易打疼,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而手背上的肉薄一些,一打就差不多打到了骨头,疼痛感会强烈一些,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有一个堂姑叫刘素勤,她平日里说话舌头就不利索,背书时舌头跟脑子更连不到一起,更不听使唤,挨板子就挨得勤一些,也多一些。有段时间,刘素勤的手背被打得都肿起来了,按同学们的说法,她的手肿得像气蛤蟆一样。刘素勤哭了,把肿了的手藏在衣服襟子下面,不愿再去上学。刘素勤的娘见闺女的手被打成那样,心疼了,不干了,吵吵嚷嚷到村干部那里告了老师刘本孝的状。

挨打的学生不止刘素勤一个,告老师状的家长可能也不止刘素勤的娘一个。干部们经过商量认为,社会既然到了新社会,再用旧社会那一套教私塾的办法体罚学生是不合适的,于是他们把刘本孝替换下来,不让他当老师了,换成另一个叫刘本魁的堂叔当我们的老师。

我回忆了一下,刘本孝当我们的老师,好像连一个学期都不到。因为他当老师时间比较短,我叫他刘老师还没叫顺口呢,很快又改口,重新叫他三叔。

看见刘本孝用板子打别的同学,我也有些心惊。不是吹牛,我连一次板子都没挨过。他要求背的书我都会背了,他干吗要打我呢!

刘本魁当老师的风格与刘本孝显然不大一样,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刘本孝不爱说,不爱笑,成天板着脸,好像把脸板得跟黑板一样才是当老师的样子。刘本魁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一副很亲和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刘本魁观念更新比较快,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上老师后,他就买了牙刷、牙膏和茶缸,开始刷牙。在他之前,村里可能连一个刷牙的都没有,是他第一个在村里操起了牙刷刷牙。他刷牙不是在家里刷,而是在学校里刷。我们闻着牙膏又甜又香,还有一股薄荷的味道,很想把牙膏尝一尝。他还是一个有趣味的人,爱美的人。他当老师的时间是春天,柳树刚发芽,桃树刚开花。学校门前有一块空地,他带领我们把地刨起来了,把土整细了,在黑色的土壤里撒进了花的种子。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花的种子,也不能确定撒下的花种能不能发芽儿,能不能开花。我们对花的种子都很关心,在老师的安排下,每隔一两天就为种子浇一遍水。我们浇着浇着,种子发芽了。浇着浇着,种子长叶了。再浇着浇着,花儿就开了。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学校门前就出现了一个花坛。让人欣喜和难忘的是,老师带领我们开的花坛是五角星的形状,这样一来,等于我们用鲜花组成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学校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水塘,水塘外沿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官路,去赶集的人从官路上走,一抬眼就把我们的花坛看到了,他们说快看,花儿,花儿!所有的人好像都喜欢看花。我们学校的三间教室泥座草顶,看去有些破旧。但因为有了每天不断盛开的花,像是对我们的学校有所装点。我们的学校变得美丽起来,可爱起来。哪怕是星期天,我们也愿意往村子东边的学校里跑。

当然了,我们的新老师不再体罚学生跪地,他顶多罚不听话的学生站一站。他彻底抛弃了打学生所用的板子,把板子换成了教鞭。他的教鞭长一米左右,是用白腊条子做成的。白腊条子柔韧性好,若抽在人的手上或头上,恐怕比用板子打人还厉害。不过,新老师不用教鞭抽人,是用来指教写在黑板上的生字和算术题。

村东有一条河,河边有高高的河堤。春天进行课外活动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河堤的内沿种蓖麻。到夏天蓖麻结籽后,老师又带着我们去摘蓖麻。如果天气太热了,老师还允许我们男生下到河里洗个澡。洗澡的同时还可以把水弄浑了摸鱼。

学校的北面,原是生产队里的一块菜地,菜地里种茄子,种黄瓜,也种辣椒。老师跟村里的干部商量,以教学生爱劳动的名,把那块菜地要了过来,带领我们在那块地里种甘蔗。我们都知道甘蔗是甜的,种甘蔗种得兴致勃勃。在课余时间,我们为甘蔗浇水,还为甘蔗施肥,比赛看哪个同学不怕脏,不怕累。我们种的甘蔗长得真好啊,高高的,壮壮的,密密的,像一片小树林一样。鸡走进去,看不见鸡;人钻进去,看不见人。一阵风吹过,甘蔗的叶子哗啦啦响。在我们听来,似乎连甘蔗的叶子发出的声音都甜蜜蜜的。然而到了秋天,当甘蔗收获后,老师没让同学们吃甘蔗。按我们的希望和设想,老师至少会给每一个同学发一根甘蔗吃。我们虽说没有刷牙,但我们的牙齿都很好,会把每一口甘蔗里面的甜汁都嚼得干干的。结果老师连一根甘蔗、半根甘蔗都没有发给我们,统统卖给了前去收甘蔗的人。

老师给我们的报酬还是有的,他用卖甘蔗的钱买了布,在镇上的缝纫店给每位同学缝制了一顶天蓝色的帽子。老师小时候长过禿疮,头上没有头发,他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连睡觉时帽子都不取下来。他自己爱戴帽子,愿意让他的学生向他看齐,也戴帽子。老师要求,每天上学,或是到校外参加集体活动,都必须戴上帽子。那时还没有校服一说,农村的学校不可能给学生做统一的校服。可我们却有了统一的校帽,应该说这也是老师的一个创造吧。记得学校是有少年先锋队的,我就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可我不记得我戴过红领巾,可能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红领巾吧。那时不是每个学生都是少先队员,老师不会给每个学生发一条红领巾,只能发一顶帽子,发帽子可以把每个参与种甘蔗的同学都照顾到。是呀,如果给每个同学发根甘蔗,嚼出几股甜水来,甜甜嘴就完了,谁会看得见呢!发帽子就不同了,同学们排着队往那里一站,或是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走在村街上,头顶是天蓝色的一片,那是何等好看,何等显眼。村干部看见了,学生家长们也看见了,他们说这个老师不错,比前一个老师当得好。

我也听见有的家长在私下里议论,说这个老师把甘蔗卖了钱,给学生缝制帽子,包括买粉笔、哨子、手摇铃、罩子灯、黑板擦等教具,只花了一小部分钱,大部分钱都装进老师的腰包里去了。老师秋天买了长围巾,冬天穿上了四个兜的棉制服,他们说,看这个老师现在穿得有多阔。

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这些话,也不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我认为他们是在说我们老师的坏话,我几乎拿眼睛瞪他们。说实在话,老师对我很好,他当老师不久,就让我在班里当班长。在我的同学中,有的是我的堂叔,有的是我的堂姑,也有的是我的堂哥,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没有一个比我岁数小的。但是,老师没让别的同学当班长,却让我这个岁数最小的学生当了班长。老师有一只银色的哨子,哨子里面有一顆软木做成的珠子,一吹哨子,珠子就快速滚动起来,发出嘟嘟的声响。哨子后面有一个鼻子,鼻子里拴有一根线绳,老师有时把哨子挂在脖子里,有时把哨子挂在手腕上。哨子是老师发号施令用的,需要同学们集合,老师一吹哨子,同学们马上集合;需要宣布某项活动开始,老师一吹哨子,活动就开始了。这支哨子同学们都想吹一吹,但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除了老师,班里还有一个同学有权力吹哨子,那个同学是谁呢?就是我,刘庆邦同学。上操的时候,老师就把哨子交给我了,让我用哨子吹着节奏,带领同学们跑步。老师对我这么好,我怎能不维护他的声誉呢!

老师兴趣广泛,称得上多才多艺。他会吹笛子,把一支横笛吹得婉转悠扬,全村人都听得见。他会唱戏,学校放学了,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大声唱戏。他唱得最多的是越调《收姜维》里诸葛亮的戏,把“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听山人把情由细说端详”唱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他教我们唱过评剧《小二黑结婚》里的一段唱腔:“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到河边……”他还会写诗,他写过一首讽刺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诗是这样写的:“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收拾过新年。”遗憾的是,老师在教我们读诗时,把“炎炎”读错了,读成了“淡淡”。老师读“淡淡”,我们也跟着读“淡淡”,一时间,班里响起一片“夏日淡淡”之声。这说明,我们的老师识字是有限的。

另外,老师织渔网和捕鱼的技术也不错。他用织渔网的梭子织的不是小眼撒网,而是大眼撒网。也就是说,他只捕捞大鱼,不捕捞小鱼。别人往水塘里撒网,一般是“推小车”式的撒网,撒得离岸边比较近。老师撒网是“撒天网”式的撒法,他扭转腰身,“嗖”地一下子把网向水塘中央撒去,网在运行中充分张开,张得圆圆的,在网坠脚的作用下迅速罩入水中。撒网撒到这种水平,给人以艺术化的感觉,很值得欣赏。从撒网的水平来说,我敢说老师在全村首屈一指,没人比得过他。有一年暑假期间,天下大雨,发了大水,发得沟满河平。老师到村东的河里去撒网,喊我帮他拿着鱼篓拾鱼。老师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没人帮他拾鱼。他让我帮着拾鱼,是对我的信任,我非常乐意。大雨虽然停了,但路上又是水又是泥,根本无法穿鞋。老师挽着裤腿赤着脚在前面走,我赤着脚在后面紧跟。东河里浑水滚滚,几乎漫过堤岸。看着快速滚动的大水,让人几乎有些眩晕。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水里有没有鱼,也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抓到鱼。我当然希望老师能撒到鱼,抓到的鱼越大越好,大到竹子编的鱼篓装不下才好呢!那样的话,我这个拾鱼的人才有鱼可拾,才能有一份成绩。然而,由于流水太急了,老师一把网撒到水里,水流很快就把网冲击得绞在一起,并向下游拽去。老师拉紧网纲,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网拉出水面。每当老师收网时,我都赶紧凑过去,准备拾鱼。说来有些让人失望,老师沿着河岸,撒了一网又一网,网网都是空的,除了一些绿色的杂草和一些黑色的木棍,连一条银色或金色的鱼都没有。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失望,对我说:可能因为水流太急了,水也太深了,还没等网落下去,鱼就跑掉了。尽管那次没拾到鱼,还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们村有两个大学毕业生,他们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县城里当老师去了,一个教高中的数学,一个教初中的语文。仍留村里上过学的人,我们的老师可能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也可以这样说,在那个阶段,刘老师堪称刘楼村的文化高地,遇到什么与文化有关的事,村里都是去“高地”找刘老师帮助。这样一来,刘老师就不仅是我们小学生的老师,好像也是全村人的老师。有人从外面寄来了信,收信人家的人都是拿着信去找刘老师,让刘老师念给他们听。收信人往往连信封都不拆开,拿着信封就找刘老师去了。念完了信,给寄信人写回信,也是刘老师的事。刘老师问写什么,收信人说不出写什么,让刘老师看着写吧。刘老师当场把信写完,并念给人家听,得到人家的点头认可,才把信交给人家。镇上邮电所门口,有职业的念信人和写信人,请人家念信和写信是要花钱的。而让刘老师念信和写信,一分钱都不用花。不但不用花钱,刘老师自己还要搭上信纸。每年的春节前夕,是刘老师最忙碌的时刻,也是刘老师家最热闹的时刻,因为几乎全村的每户人家都要请刘老师写春联。我们那里不说写春联,说是写对子。不管哪家多么贫穷,日子多么难过,年还是要过的,门对子还是要贴的。他们从镇上买回红纸、绿纸,红纸是为大门上写对子,绿纸是为灶屋门上写对子。刘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看,称得上是书法作品。到刘老师家求写对子的人来人往,使他们家提前有了喜庆的气氛,过年的气氛。我去刘老师家看他写对子,他鼓励我写一下试试。我不敢写对子,也不会写对子,只能在裁成方块的纸上写一个字的门签子,有的写一个福字,有的写一个春字。我的字写得很稚嫩,但老师夸我写得不错,还说写得多了就熟练了。

一个村庄总得有识字的人,总得有文化人,不然的话,整个村庄就会死气沉沉,没有灵气,没有力量。刘老师所显示的就是文化的灵气、文明的灵气和知识的力量。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内,刘老师可说是我们村文化人的代表,他的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程度,跟一位乡贤差不多。相比之下,一些村干部都不如他有威信,不如他吃得开。比如村里有人家娶媳妇,办喜事,总是要请主持婚礼的司仪,开宴席时总是要请陪客的人,而人们对司仪和陪客的人总是很挑剔,要挑懂礼仪的人、有头有脸的人、讲道德的人。人们挑来挑去,挑的人不是村干部,而是我们的老师。弄到后来,刘老师成了司仪和陪客的不二人选,办喜事的人家需要排队才能请得到他。除了婚礼和婚宴,有的娶了我们村姑娘的新女婿头一回到岳丈家走新客,也是请刘老师当陪客。我多次看见过刘老师当陪客的情景,他穿得“周吴郑王”,帽子戴得端端正正,颇有些先生和绅士的风度。他请客人入席时,身子稍稍前倾,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很像在舞台上的动作。客人坐定之后,刘老师手中的筷子像是指挥棒,用“指挥棒”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他把筷子指向大鱼,客人才能叨大鱼;他把筷子指向大肉,客人才敢吃大肉。我是一个馋嘴的人,说句不嫌害臊的话,看到老师和客人们一块儿吃香的、喝辣的,我嘴里几乎流了口水。我对老师有些羡慕,也想吃大鱼大肉,心想,我得好好学习,长大后争取也能当陪客。

回忆起来,刘老师的心理出现波动,并导致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年下滑,是从他去了一趟南京之后开始的。他有一位堂叔,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解放后,堂叔留在南京,在一家机械制造厂当技术员。堂叔的儿子虽说也上过两三年学,但连一封信都不会写。每次写回信,他都是让刘老师替他写。刘老师除了替其堂叔的儿子写信,他还以自己的名义给堂叔写信,跟堂叔建立了联系。联系越来越多,趁着放暑假,他就到南京走了一趟。等他从南京回来,新的学期就开始了。那个学期我已经读到了小学四年级。从南京归来的刘老师兴奋得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像到大城市镀了金一样,开学头一课他没给我们讲新课,而是大谈他去南京的见闻。他说去南京看到了长江,长江的江面非常宽,宽得雾蒙蒙的,一眼望不到边。他说过长江时乘坐了轮船,那轮船真是大呀,大得远看像一座楼,近看像一座山。往船上一坐,船“哞”地叫了一声,开起来稳稳当当,连一点儿波浪的翻滚都感觉不到。他说南京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高得都碰到了云彩,把脸仰到脊梁上都看不到楼顶。他说南京的绿化搞得非常好,马路两边的树木在高处扯了手,像搭起了凉棚,人在“凉棚”下走,连一点儿太阳都晒不到,凉快得很。他说南京的汽车一辆接一辆,那叫一个多,多得根本数不过来,数到一百数不过来,数到一千一万还是数不过来。他用下雨前搬家的蚂蚁队伍形容南京的汽车队伍,问同学们都看见过蚂蚁搬家吗?我们齐声回答:看见过!他又问:你们数得清蚂蚁到底有多少吗?我们答:数不清!老师说:对了,你们数不清蚂蚁有多少,也就数不清南京城里的汽车有多少。刘老师还跟我们讲了他乘坐公共汽车时看到的一幕。汽车刹车时,一个男的没站稳,撞到了一个穿裙子的女同志身上,差点儿把女同志撞倒。女同志以为男的是故意对她耍流氓,生气地骂了男的一句:德性!讲到这里,刘老师停顿下来向我们发问:你们猜那个男的怎么说?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爱听,觉得比课本上的课文有趣多了。我们的小眼睛都瞪得滴溜溜的,等着老师说下文。老师把这样有趣味又有难度的问题让我们回答,我们可回答不上来。其实老师并不指望我们回答,他只是卖个关子而已,只是为了让我们加深印象而已。他说:你们回答不上来吧?告诉你们吧,那个男的说,对不起,不是德性,是惯性。

这一堂课,老师没讲什么课文,讲的都是关于南京的故事。讲到最后,老师向我们提出了他的希望,希望我们以后一定找机会到南京看一看。他没有希望我们到北京看一看,而是希望我们到南京看一看。他没去过北京,眼界大概只到南京,所以才希望我们到南京看一看。

老师的话,对我们小学生来说启蒙作用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别的同学记住老师的话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牢牢记住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利用大串联的机会,串到了南京,并拜访了老师的堂叔和堂婶子,也是我的堂爷爷和堂奶奶。堂爷爷带我去澡堂洗了热水澡,堂奶奶送给我一件高领秋衣,还送给我一件罩裤。作为回报,我则拿出韶山纪念章和毛主席纪念章送给他们。当时“红卫兵”争抢和收藏纪念章成风,我对纪念章也很珍爱。把两枚串联路上刚得到的纪念章送给他们,对我来说有割爱的性质,我以为他们也会很喜欢。不料他们不收,让我自己留着吧。我拿出二十斤全国流通粮票送给他们,他们倒是欣喜地收下了。這些都是多余的话,就不再细说。

刘老师对村干部说,他可以为村里买抽水机。抽水机当然好,农村要实现机械化,抽水机当是机械化的一部分。以前天旱时为庄稼浇水,我们那里采用的还是原始的办法,用橛杆子从井里提水,用水筲往地里挑水,或是用绳子拴起一只五升斗,两人从两边甩动绳子,从水塘里往庄稼地里攉水。到了“大跃进”年代,浇水虽说改成了人推水车、驴拉水车,或人摇水车,但浇水的效率还是有限。而抽水机就不一样了,据说机器一开,抽水机就像一条张开嘴巴的巨龙一样,水柱子会立即从“巨龙”嘴里喷射出来。村干部只是听说过抽水机,还没看见过抽水机,更没有使用过。既然刘老师说他有路子可以买到抽水机,不妨让他买一下试试。他去哪里买抽水机呢?当然是去会制造抽水机的城市,当然是去有堂叔在机械厂工作的南京。当时我们村四百多口人,只有一个生产队。生产队主要通过卖粮食筹集了款项,派刘老师去南京买抽水机。不知道刘老师往南京跑了多少趟,他终于把抽水机买了回来。买回抽水机的同时,他还从南京请来了一位操作抽水机的年轻技术员。抽水机试抽水那天,可以说是我们刘楼村的一个盛大节日,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去看,把抽水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比村里谁家娶新媳妇去看新媳妇的都多。那天我也去看了,我爬到附近的一棵柿子树上,以鸟瞰的方式看到了抽水机抽水的全景。原来抽水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台卧式的小型柴油发动机,另一部分才是安了胶皮管的抽水机,一条传送带把发动机和抽水机连接起来,传送带的快速转动带动抽水机的转动,水塘里的水就被抽了出来。被抽出的水柱扬得很高,真像传说中的巨龙扬着脖子喷水呢。当“巨龙”喷水的瞬间,人们禁不住一阵欢呼,说乖乖,抽水机厉害,厉害!

开天辟地第一回,我们村响起了机器的马达声,用上了抽水机,功劳属于我们的老师。是他第一个把带有马力的机器引进了我们古老的刘楼村。据说刘老师的父亲买牲口很在行,村里需要从南乡买牛买马,都是派他父亲去。到了刘老师这一辈,村里不再买牲口,开始买代替牲口的机器。既然刘老师第一次买机器成功,既然刘老师善于和城里人打交道,再有买机器的事,都是刘老师出马。此后若干年,刘老师几乎成了村里和城里人打交道的外交官,成了对外采购员,他又陆续为村里购回了轧花机、榨油机等机器。当刘老师从南京为村里买回榨油机时,我已经初中毕业,回乡当了农民。当农民期间,我在油坊里干过一段时间,当过操作榨油机的榨油匠。据说以前从芝麻里榨油很难,需要用木杠子压,用人头一样大的油锤使劲砸,才能一点一点榨出油来。而用机器榨油就省事多了,也简单多了。我们使用的榨油机全称叫液压榨油机,叔叔们用大锅把芝麻炒熟,包成饼子,摞在液压机下面,我一下一下摁动液压机的操纵杆,为芝麻饼子施压。随着压力不断加大,清亮亮的芝麻香油就呼呼地打圈流了出来,流进下面的油槽里,再流进盛油的容器里。那些日子,我的头发棵里,汗毛眼里,都充满了油分子。我的衣服油腻腻的,似乎一拧就能拧出油来,使我成了一个“香人”。我们不仅用本村生产的芝麻榨油,周边的村庄得知我们村有了先进的榨油机,也纷纷把芝麻拉到我们村,花钱让我们帮他们把芝麻榨成油。这样一来,我们村就不止有农业,还有了副业,有了卖粮食以外的经济收入,使生产队里的集体经济有所壮大。同时,我们的刘老师不止占据了村里的文化高地,还占据了村里的机械化高地,他对村里的机械化开端有着建设性的功劳。

刘老师这么做,对生产队有好处,对他自己也有利益。他当的教师叫民办老师,不是公办教师。当公办教师是有工资的,刘老师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队里只给他记工分。他的工分是全体社员中最高的,每天都是满分,十分。而且,不管是星期天,还是放假;不管是下大雨,还是下大雪,工分照记不误。只是当时工分的分值太低了,一年算下来,一天的工分才值三毛多钱,一个月的工分呢,才十来块钱,真是太少了。刘老师去城里买机器呢,花的是生产队里最大的钱,大钱装在他的腰包里,完全由他支配。除了买机器,他坐汽车、乘火车、坐轮船、住旅馆,一切往返路费都是公家出。他外出期间吃饭所花的钱,当然不是花自己的,由队里按天数给他发放补助,每天补助一块钱,节约归己。同时,他当老师每天的工分照记。这样算下来,只要外出,他每天就可以挣到两份报酬。而外出的报酬要比只当老师挣工分的报酬多出三倍。这还不算,既然他外出为公家办事,总要拉关系,总要送礼,总要请人家喝酒吃饭。这方面的费用伸缩性就强了,回旋的余地就大了,他说花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自己写个说明条子,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从买机器的大钱中扣除,或是拿到生产队的会计那里报销。这样的好事,精明的刘老师怎么能不干呢!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描述几种吃香的行业,叫听诊器、方向盘、营业员、采购员。刘老师虽说不是专职的采购员,但他确实干过类似采购员的工作。

俗话说心无二用,刘老师在“采购”方面花心思多了,在教书方面就不再上心,教书的心一天比一天下行。当时社会上对教师也有说法,说老师是把盐,人人都知道咸,家家离不了,就是不值钱。刘老师不甘心自己只是一把盐,不甘心自己不值钱,他千方百计要把自己变得“值钱”起来。一班几十个学生在学校等他,都是“嗷嗷待哺”的样子,他到外面去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学生们怎么办呢?刘老师采用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若时间不长,他就给学生放假;另一种是,若外出时间比较长,他就找别人替他代一代课。

我初中毕业后,刘老师就让我为他代过课。回想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当代课老师。我当代课老师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两个星期。那段经历让我对自己有所认识,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我的主要弱点是,在课堂上严厉不起来,或者说做不到持续严厉。当有的学生在课堂上调皮捣蛋时,我也拉下脸子严厉过,大声点名批评过某些学生。可是,当我看到被我严厉批评过的学生脸上寒寒的有些害怕时,我就禁不住想笑。或许觉得自己还行,一旦严厉起来还是能镇住学生的,还是有些威信的。或许看到被我批评过的学生刚才还在课堂上张牙舞爪,出了怪样儿出怪声,受批评后变得老实起来,有些可怜巴巴,我的心就软了,心说好小子,原来你也害怕批评啊!这样想着,我脸上可能有了些许笑意。别以为小学生什么都不懂,他们猴精猴精,对事情是敏感的,观察和捕捉能力也是很强的。我的笑意很快被他们发现了,有个学生把我一指,说老师笑了。他这样一说,班里的同学就都笑起来。我想绷住自己,把笑意绷回来,把严厉恢复起来。不料我有些管不住自己,越绷效果越差。须知那些学生差不多都是我的堂弟,我没当代课老师时,他们愿意跟着我在水塘里扎猛子,在野地里疯跑,猛一下让我站在讲台上当他们的老师,于我于他们都不大适应。一个堂弟见我严厉不起来,竟离开座位,跑到讲台上,抱住了我的腰,盯着我的脸说:哎,笑了,笑了!堂弟这样做,属于蹬鼻子上脸,有些过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他松开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刘老师大概知道了我管不住学生,之后没再让我替他代课。

在我人生最无望、最苦闷的时候,曾走了一趟姥娘家。姥娘家在开封附近的尉氏县,离我家有三四百里。那時县与县之间不通公共汽车,即使通汽车我也无钱买票,只好让母亲帮我借了表哥的一辆旧自行车,骑自行车去姥娘家。那年我已经十八岁,是第一次走姥娘家。刘老师听说我要去姥娘家,托我给他家买一只风箱,并给了我十块钱。我母亲从姥娘家带回过一只风箱,那只风箱风膛大,拉风好,且坚固耐用,全村人都知道。刘老师让我帮他家买风箱,我没理由拒绝。姥娘家也很穷,我在姥娘家住了几天,只得到一件礼物,是大姨的闺女、我的表姐送给我的一枚毛主席纪念章。纪念章上,毛主席头戴大檐草帽,正在麦子地里视察。我存有不少纪念章,但都没有这枚纪念章大,我对这枚纪念章很是喜欢。我把十块钱交给大姨夫,他帮我买了一只风箱。我把像木箱一样大体积的风箱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在乡村土路上骑车走了两天多,把风箱给刘老师带了回去。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刘老师问我,我把钱交给卖风箱的人时,人家给我写收据没有?我想起来,大姨夫是让人家写了收到十块钱的收据,当大姨夫把用窄纸条写的收据交给我时,我并不是很重视,不知随手把收据放到哪里去了。刘老师问起收据来,我说有收据,马上给他找。可我翻遍了衣兜和随身背的黄军挎,并打开风箱的闭合板往风箱的风膛里瞅,都没有找到收据。我发现刘老师看我的目光里似有所怀疑,好像风箱并不值十块钱,我把剩余的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刘老师怀疑的目光让我有些受不了,我像是受到了侮辱,急得汗都出来了。朋友们替我想想,我去姥娘家一趟,什么东西都没给母亲和兄弟姐妹带回,只辛辛苦苦为刘老师买回了风箱,他不说感谢我,却在怀疑我,这让我的心灵怎能不受到伤害,怎能不心伤!我认为自己并不是那种小心眼儿的人,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多年之后我想,刘老师之所以怀疑我通过买风箱得到了好处,是他为生产队里采购东西时得好处得惯了,以己度人,不知不觉间对别人就有所怀疑。风吹炉火旺,风箱当然很好使。但从给刘老师买风箱的事情开始,我对他的为人就开始有了怀疑,少年时代对他建立起的尊敬开始打了折扣,而且折扣越打越多。

随着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城里人开始下海经商,刘老师在三尺讲台上再也站不住了,他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去挣更多的钱。他毅然放弃了老师的岗位,也像城里人那样开始下海。他先是参与建砖窑烧砖,为家里人扒掉了草房,建起了砖瓦房。可能是嫌烧砖周期太长,见钱太慢,后来他又贷款买了机器,开始做人造肉的生意。所谓人造肉,其实是豆制品。用机器把黄豆打成豆粉,榨出里面的豆油。把挤出油分的豆粉轧成面片,把面片再粉碎,再加工,制成筒状的长条,人造肉就出来了。当时农村人还不能经常性地吃猪肉、牛肉、羊肉等,就用人造肉代替一下。把人造肉煮在大烩菜里,或者跟别的青菜放在一起炒一下,挺好吃的。刘老师正是看到了农村人对新生活、新食物的新需求,不失时机地用机器造起了人造肉。刘老师对机器生钱的期望值很高,按他的预想,人造肉大概跟造票子差不多,财源会滚滚而来,他很快就会发大财。然而,刘老师不但没能发大财,连小财都没发成。相反,他还蚀了本,赔了钱。他没能发财的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听别的堂叔说,他是从银行贷了三千元买的人造肉机。他虽说没能用人造肉机赚到钱,但贷款到期还是要还的。人家上门催他还款,催了一次又一次,他一拖再拖,就是拿不出钱来。人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还款,就要把他抓起来,强制执行。他说好好好,他去借钱。催债的人前脚刚走,他后脚开溜,就躲了起来。那段时间,他东躲西藏,连夜里都不敢回家,当年当教师的尊严和颜面再也找不回来了。欠债的事是铁打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拖的时间越长,滚的利息越多,到头来还得还。无奈之际,他求了他一个表哥,让表哥出面把他的三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开会,强制性地把他的债务平均分摊到三个儿子头上,才把贷款和利息还清了,他才敢重新在村里露面。

人活一口气,气有时往上走,有时往下走。人的气一旦往下走,整个人就会显得落魄,甚至猥琐。对于刘老师后来的所作所为,他教过的学生似乎都对他有了看法,不愿再叫他老师,纷纷改口,换成他没当老师之前的叫法。和他平辈的,叫他三哥;比他低一辈的,叫他三叔;还有人直呼他的名字,说刘本魁如何如何。叫法的改变,好像把他当过老师的那段历史给抹去了。

上面来了政策,说民办教师可以转正。他提出申请,要求转正。可是,他早就不当老师了,村里连学校都没有了,谁會同意为他转正呢?上面又来了政策,说以前当过民办老师的人每月可以领补贴。他要求领补贴,也没得到批准,人家说是找不到他当过民办老师的证据。有一次我回老家,他要我写一份证明,证明我曾是他的学生。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确当过他的学生。然而,我的证明也未能帮他领到补贴。据说他很生气,到县里的教育部门跟人家闹了一通。

不知从何时起,我也不叫他老师了,叫他三叔。按理说,只要是给你当过老师的人,终生都是你的老师。可出于复杂的、深层的心理原因,如果我继续叫他刘老师,会显得突兀,于我于他都有些别扭,不如叫他三叔更顺口,也更自然。

第一位给我们当过老师的三叔早就去世了,第二位给我们当老师的三叔已经超过了八十岁,至今还活着。三叔老态日显,耳朵聋得厉害,不管是叫他三叔,还是叫他别的什么,他似乎都听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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