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淘　刘永文　李睿

摘要：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我国进入新阶段需要面临的问题。文章考虑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作为手段，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收敛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共同富裕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有助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共同富裕的实现，经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数字技术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数实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越明显；我国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都存在时空收敛特征，随时间推移波动性减小，区域间差距缩小，数实融合的收敛特性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时空收敛。建议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重点，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以数字金融为工具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关键词：数实融合；数字鸿沟；空间收敛；共同富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人均名义GDP已由1978年的385元增至2020年的71 82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至2020年的32 189元①，但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仍高达2.56，说明城乡居民富裕程度差距较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法宝，主要体现为共同和富裕两大目标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学术界认为可以从富裕、共享和平等三个方面发展，或者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维度衡量共同富裕的完成情况[1-2]。具体来看，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对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存在差异，是当前共同富裕道路上主要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较好地解决了城乡之间对数据要素的获取和利用问题，缓解了资源共享的不平等，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3]，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占GDP比重为41.5%，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与转型缓慢的实体经济会带来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4]，也极易引发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产业上，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数字经济为引擎，两者协调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后文简称“数实融合”）成为目前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数实融合的特征表现为产业结构逆向渗透、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和融合形态的转型[5]，结合当前研究，我国的数实融合水平逐年稳定增长，并且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6]，构建数实融合的生态体系，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产生的数据要素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使劳动要素、技术要素以及资本要素的流动范围扩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使经济不断增质提效的同时平衡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产生大量的数据要素使数字技术落后的地区也能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的贡献在于：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考虑地域因素的情况下讨论数实融合对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以及机制分析；进一步探究数实融合的空间收敛特征能否助推区域共同富裕达到稳态水平。在补充以往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实证部分完善了内生性检验和模型使用上的偏误，同时对数实融合的区域性特点与共同富裕要求的地区间发展协调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数实融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产生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能够赋能产业链，实现要素跨行业、跨市场流动，并改造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而扩大影响[7]，具体来看，实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优化生产模式，实现产业链流程创新，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实时分析数据，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实现产品创新，综合表现为数实融合的创新效应；实体企业结合数字技术产生的数据要素能借以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在不同区域间流动，利用无时空限制的数字技术加快整合要素资源等信息[8]，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表现为数实融合的外溢效应；在农村地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产业融合升级，形成更高效、更完备的农业生产系统，带动农民就业增收[9]，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也更为公平，表现为数实融合的普惠效应。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化的生产管理等途径优化产业结构，数字经济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能显著提高经济韧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经济基础[10]，表现为数实融合的协同效应。双经济融合通过创新效应、外溢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对我国经济均衡以及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11]，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实融合的发展能推动本地以及空间关联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数实融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间接影响

在共同富裕的视角下，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会受到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实体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数字创新，加快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区域间的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缺少相关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缓慢，与发达地区相比利用数据要素的能力较弱、要素扭曲更为严重[12]，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当地实体产业，加快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对增加当地收入和缓解贫富差距的效果更为明显[13]。从家庭层面，农户使用数字技术降低了使用沟的门槛，有助于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生产，实现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例如互联网的使用对家庭具有创富效果，能够缩小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14]，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数实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更大。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的地区，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同。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在数字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数实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更大的影响效应。

（三）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时空收敛特征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鼓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健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速互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尤其在技术落后的地区加大建设力度，确保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均衡分布，省际差距不断缩小[15]。另一方面，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凭借数据要素无限性、裂变性、融通性特点可以极大增加剩余价值，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16]。可以认为，数实融合在时空上存在收敛特性，能够促进我国的共同富裕在时间和区域上趋于均衡。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存在时空收敛特征，且数实融合能够助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共同富裕实现度趋于稳态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0—2021年中国30省（因部分数据缺失，港澳台地区及西藏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共同富裕指标中涉及的数据，PM2.5浓度数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农村贫困发生率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指标、数字鸿沟指标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指标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

本文参考郑石明等[1]的研究设计，从富裕度子系统、平等度子系统和共享度子系统三个方面构建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并在子系统下进一步细分成13个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合成共同富裕指数。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富裕体现为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主要从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衡量富裕度子系统；平等体现为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公平，用城乡收入比、行业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农村贫困发生率和收入基尼系数来衡量平等度子系统；共享表现为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民生财政性支出占比、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各省PM2.5浓度均值来衡量共享度子系统。

2.核心解释变量：数实融合

首先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21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互联网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融合性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本文参考刘翠花[17]的构建方法，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角度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标，具体指标选择和说明如表2所示。其中，电子信息制造能力采用该省集成电路产量衡量，电信业务通信能力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衡量，互联网普及率采用网民数与该地区人口数之比衡量，软件技术服务水平采用软件业务收入衡量，工业互联网用每万平方公里土地中长途光缆线路的公里数衡量，智能制造采用每百万人中工业机器人安装台数衡量，数字物流和数字零售分别用快递业务收入以及网上零售额衡量。

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级上的差异，因此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表示为第[i]个省份的第[j]个数据。参考白雪洁等[18]对赋权数字经济的解释和方法，采用等权重赋值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构建实体经济指标，以刘晓欣和田恒[19]对实体经济的定义，认为实体经济是与商品、服务和资源相关的经济活动，通过资源的归集生产商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划分为R0，R1和R2三个层面，以第R1类的实体经济为参考，从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业五个角度构建实体经济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运用熵值法合成实体经济指标。

构建耦合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

其中，[Atds]表示第[t]期数实融合程度；[utd]和[uts]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第[t]期的发展水平。为避免[utd]和[uts]数值较低可能出现[Atds]值较大的伪结果，本文在公式（2）基础上构建耦合评价模型测度数实融合水平：

在式（3）中，[Ctds]表示第[t]年数实融合度；[Btds]表示两者间的综合水平；[α]和[β]分别表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权重，[α+β=1]。

3.调节变量：数字鸿沟

根据数字鸿沟理论，数字鸿沟的产生是因为信息工具持有者与未持有者之间的差距，可以从信息技术接入、信息技术使用和互联网使用的认知三方面分析，本文据此从接入沟（[insert]）、使用沟（[use]）和知识沟（[skill]）等三个部分衡量数字鸿沟。接入沟表示所在地数字基础设施未达到条件，体现在物理设备接入上的差别，本文采用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倒数衡量接入沟，若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越多，则地区数字化接入水平越高，其倒数越小，接入沟越小；使用沟表示能够获取到数据要素，但使用数字技术的主观意愿存在差异，表现为互聯网的普及情况、使用网络数字技术的意识和频率，本文采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与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之和的倒数衡量使用沟，若互联网用户数与移动电话用户数越多，说明居民对数字产品具有较高的使用意愿，其倒数越小，使用沟越小；知识沟表示使用主体由于自身技术、技能等因素对数据要素的利用程度、创收水平方面存在差异，与主体自身的教育水平、数字素养相关，本文参考陆杰华和韦晓丹[20]对数字鸿沟量化的研究，采用在校小学生数减在校初中生数绝对值的对数衡量知识沟大小，一般认为初中生相比于小学生更容易接触到数字产品，数字素养也相对较高，若小学生数与初中生人数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该地区对数字产品的合理使用存在较大的知识沟。具体量化如表4所示，即[DIG=13×insert+13×use+13×skill]。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府行为以及地方规模经济水平等角度选取相关因素纳入控制变量。（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体现了地区劳动力的产出效率和水平，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居民对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驱动作用，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21]。（2）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转型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效提高农村地区的农民收入；不同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同，产业升级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达地区利用要素流动的辐射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夯实共同富裕基础[22]，因此，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来衡量产业升级。（3）规模经济。根据“规模经济效应”，地区形成一定体量的规模经济后，通过劳动分工、采购成本降低、技术进步等途径，经济增长会超过要素投入应取得的产出结果，即单位要素投入在规模经济下的边际产出提高，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价值增值，有助于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23]，因此，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规模经济。（4）城镇化率。“三农”问题是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帮助农村改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助于解决共同富裕中面临的“三农”问题[24]，城镇化率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城镇化率。（5）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增质提效的重要引擎，一方面，科技创新能为市场创造出更多的科技产品和服务，扩大需求覆盖面，从创新视角带动新一批的创业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过程中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使社会主体都能用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提高企业与个体的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25]，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与该省GDP比值来衡量科技水平。为防止变量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对结果造成影响，对选取的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表5展示了变量间相关性结果，可以看到选取的控制变量均与共同富裕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同时与数实融合的相关性相对较低，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能够说明两个变量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有待后续进一步分析。

5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6显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富裕度水平最小值为0.113，最大值为0.891，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均值0.313说明整体富裕度处于较低水平。数实融合水平最小值为0.362，最大值为0.882，说明我国的数实融合水平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同省份之间的数实融合存在较大差异。

7.关键指标测度结果分析

从图1可以看到我国共同富裕指数从2010年至2021年逐年上升，说明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仅在富裕程度上有所提高，在生态、文化等领域均有大幅提升；此外，数实融合水平呈稳定增长的态势，东部地区数实融合水平较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省份数实融合水平相对较低，说明我国地区之间的数字化程度发展并不均衡，从现实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我国目前东部地区聚集较多制造类企业，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中部地区省份以传统重工业企业为主，由于西部地区数字型基础设施较少，现代服务产业未成熟，缺乏制造业的支持导致该地区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综上所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较缓慢。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将所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实融合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CPit]表示共同富裕指数，[Cit]代表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DIGit]代表调节变量，[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本文以邻接矩阵、地理矩阵以及经济矩阵对模型变量进行加权，其余变量分别表示前文介紹的控制变量。[μi]和[vt]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3.空间收敛模型

收敛是指数据的离散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的过程，以测度数实融合的收敛为例，变异系数法公式如下：

其中，[j]和[i]表示区域以及所含省份，[Nj]表示区域[j]包含省份数量，[Cij]表示省份数实融合水平，[Cij]表示区域内数实融合水平均值。

[β]收敛表示随着时间变化，数实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与数实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β]收敛分为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绝对[β]收敛仅对某地区数实融合收敛情况进行分析；条件[β]收敛中包含相关影响因素，综合分析其他省份、其他变量对数实融合的影响。传统绝对[β]收敛模型为：

其中，[i]和[t]表示地区和时间；[β]衡量收敛情况，[β<0]表示该地区的数实融合呈收敛态势，反之则呈发散趋势；[Ci，t+1]和[Ci，t]分别表示地区在时间[t+1]和时间[t]的数实融合水平；[ln（Ci，t+1Ci，t）]表示[i]地区数实融合水平在时间[t]到[t+1]的增长率；[μi]和[vi]表示地区与时间效应，[φi，t]为随机干扰项。

地区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上的影响，因此分析收敛问题时采用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空间相关的绝对[β]收敛模型为：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ρ]和[λ]分别为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系数，[θ]为基期数实融合水平空间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对共同富裕和数实融合指标进行莫兰指数检验，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到，2019—2021年，共同富裕与数实融合的[Morans I]指数显著为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采用LR检验、LM检验以及Wald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均适用，因此选用两模型结合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并且检验结果得出Hausman选用时间个体双固定模型效果较好，因此本文采用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②。

（二）基准回归

从表8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回归在不同模型下均呈正显著相关，说明数实融合有助于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利用数据要素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保持经济韧性的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的富裕水平。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人力资本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提高，说明一个地区的人力集中會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共同富裕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吸取更多的资源和投资，导致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加大。传统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显著性或系数大小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是空间计量模型输出的信息更多，并且使用不同类型权重矩阵对数据进行加权，因此会存在部分差异。

（三）溢出效应检验

进一步将溢出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如表9所示，总体上看数实融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内数实融合度不仅能提高本地区富裕度水平，还对周边省份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平等度有积极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地区内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企业的发展，通过数据要素跨区域的赋能效应，对其他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也有促进作用，因此数实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区域上的联动特征，结合基准回归的结果认为假设H1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韩亮亮等[26]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方面重新构建富裕指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对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列（1）至列（3）所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实融合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假设与模型具有稳健性。

2.替换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随机选取控制变量造成结果的偏误，本文对控制变量进行重新筛选，将人力资本替换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数对数；将产业升级替换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科技创新替换为该省当年的专利申请对数，其余变量保持不变。结果如表10列（4）至列（6）所示，在替换控制变量后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内生性检验

为防止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双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采用数实融合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遗漏变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空间杜宾模型不能解决联立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周卫征和李佳[27]的做法，将杭州到各城市的球面距离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作为当年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杭州作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发源地正在引领者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上来讲，距离杭州越近，数字经济发展越好。而且，作为典型地理特征的地理距离，一般情况下，与其他经济变量不相关。同时，考虑到地理距离作为一个常量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据分析，因此本文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通过二者的交互项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

从表11列（1）至（3）选取数实融合滞后一期以及表11列（4）经过工具变量处理后回归的结果来看，在采用工具变量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后，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以及正负号均一致，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模型设定以及基准回归的结论不存在较大偏误。

（六）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数实融合对促进共同富裕在地区上的差异度，本文按照国家对地区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划分区域后邻接矩阵不适用模型，因此，采用地理矩阵以及经济矩阵对数据进行处理，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数实融合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弱，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数实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共同富裕的效果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数实融合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从系数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地理矩阵的结果来看，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但从系数上看，东部地区的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正，中西部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按地理距离划分时各省份在纬度上较为分散，省份东西、南北间距离较远，导致结果解释性较弱。

（七）调节效应

进一步探讨数实融合在不同数字经济水平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从表13列（1）至列（3）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数实融合与数字鸿沟的交乘项在不同权重矩阵下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鸿沟能显著促进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技术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推动数实融合水平能更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假设H2成立。

（八）时空收敛分析

1.[σ]收敛

本文基于构建的数实融合以及共同富裕的省级面板数据，整理合并为全国视角下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收敛指标，在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获取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指标。

由图2可以看出，2010—2021年，数实融合指标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的数实融合水平在发展过程中离散程度不断减小，波动性不断降低，朝着稳定态势发展。共同富裕的离散程度从趋势上也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在发展过程中波动性逐渐减小，趋于收敛。

2.[β]收敛

由表14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系数均为负并显著，说明我国地区间的共同富裕程度在逐渐缩小；同时，数实融合的绝对收敛与条件的收敛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的数实融合发展在地区上有收敛趋势，但表14列（4）至列（6）中结果表明，数实融合能够促进共同富裕趋于稳态发展，地理矩阵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实融合收敛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在时空上的收敛，而其余两个权重矩阵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下我国数实融合水平较低，对共同富裕的稳态发展贡献率相对较小，这也体现出未来经济发展中应该进一步突出数实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2010—2021年30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有助于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共同富裕的实现，经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替换控制变量、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显著，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区数实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较明显；第二，数字鸿沟对数实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正效应，数字技术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数实融合越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越明显；第三，我国的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在时空上波动性逐渐减小、地区与地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逐渐趋于收敛状态，数实融合的收敛特性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时空收敛。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对数实融合与共同富裕影响机制的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我国数实融合水平，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刚处于起步阶段，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未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相融合，总体呈现数实融合水平“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尤其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让更多实体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例如政府可以对具有数字化潜力的企业派遣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指导，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让实体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之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尽可能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鸿沟阻碍了该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手段之一，政府可以利用数字金融为工具，让更多居民和家庭了解并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为保障数字经济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应鼓励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应用，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充分发挥数实融合在区域上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实融合存在区域间的联动特征，通过打造数实融合示范区，不仅可以提升本地的富裕水平，还可以引导周边地区实现协调发展，以局部的发展带动整体的进步，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郑石明，邹克，李红霞.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2（04）：52-65，168-169.

[2]何秋洁，李颖佩，陈国庆.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J].当代金融研究，2020（07）：1-12.

[3]屈迅羽.由“独立生长”向“共同富裕”：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逻辑思路与范式转换[J].山西农经，2023（05）：29-31.

[4]崔惠颖，赵海文.企业“脱实向虚”与金融风险——类金融机构角度的新解释[J].管理现代化，2023（12）：39-49.

[5]郭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02）：20-24.

[6]洪银兴，任保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02）：5-16.

[7]GOLDFARB A，TUCKER C E.Digit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57（1）：3-43.

[8]易恩文，王军，朱杰.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11）：20-37.

[9]刘增金.论上海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J].科学发展，2023（04）：75-84.

[10]刘阳，修长百.数实融合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2（06）：123-129．

[11]马颐中，黄芮，方友熙.数字经济助推中国式共同富裕分配机制的路径研究[J].特区经济，2023（05）：55-58．

[12]张其仔，刘佳骏.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10．

[13]李陈华，刘怡嘉.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韧性——来自我国28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商学研究，2023（06）：54-64．

[14]刘子玉，罗明忠.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鸿沟”还是“桥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8）：23-33.

[15]朱华友，邹小媛，李培祥.我国“数实融合”的时空异质性与要素配置效率[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09）：59-73.

[16]王宝珠，王朝科.数据生产要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基于数据要素权利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10）：21-36，165.

[17]刘翠花．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22（04）：112-125，128．

[18]白雪洁，宋培，李琳，等.数字经济能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效率型技术进步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0）：1-15.

[19]刘晓欣，田恒.中国经济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基于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20（08）：44-55，281.

[20]陆杰华，韦晓丹.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J].人口研究，2021，45（3）：17-30．

[21]何秋洁，李颖佩，陈国庆.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J].当代金融研究，2023（08）：1-12．

[22]谭昶，吴海涛，黄大湖.产业结构、 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8-17，163．

[23]李宏瑾.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效应：从增长奇迹到新发展格局[J].财经问题研究，2023（05）：14-26．

[24]王思斌.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J].探索与争鸣，2022（01）：110-118，179．

[25]卫离东，刘儒.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9）：30-39．

[26]韩亮亮，彭伊，孟庆娜.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软科学，2022（02）：18-24．

[27]周卫征，李佳.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J].科学与管理，2023（07）：16．

责任编辑：管仲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Economy 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Empirical Testing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Liu Wentao  Liu Yongwen  Li Rui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5025，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hina needs to face when entering a new stage.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with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mode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local and spatially related areas，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The more backwar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regions，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ect of integrating data and realit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oth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in China and common prosperity show spatiotemporal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with reduced volatility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over time.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and reality fusion contribute to the spatiotemporal converg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focus o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promote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use digital finance as a tool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region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fusion of numbers and reality; the digital divide; spatial convergence; common prosperity

[基金項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3GZGXRW156）。

[作者简介]刘文淘（1999-），男，广东梅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刘永文（1969-），男，广东台山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投资、证券；通讯作者：李睿（1997-），男，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