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抚摸着石碑上的花纹，白色绢花在华北冬日的风里翻飞颉颃。在一旁看孩子的年轻母亲知道她正触摸的是整整齐齐的墓碑，那些墓碑上面名字一个挨着一个，连照片都没有。这些彼此素不相识的人都死了，也不会再迎来第二次死亡。而眼前的孩子是幸福的，她现在只关心绢花在风里哗啦啦的响声，因为新鲜而发出的咯咯笑声充满活力。

1948年深秋，山东胶南。少女手腕上的镯子，反射着阳光，在不远处的墙壁上映出明晃晃的光晕。她有些无聊地拨弄着叠戴的手镯，双脚以极小的幅度前后摆动着。那一年少女十六岁，还尚未脱去孩子的稚气。那个午后的相遇，从此断绝了她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被生活裹挟的中年。三叔骑着膘肥体壮的马踏进院子，少女抬起头，向着院门口大步跑过去：“三叔？”

“赶紧收拾，跟恁说了要去相亲。人家的二姨，去年踩着一米深的大雪来提亲，这次又来。”

被称为三叔的举手理了理头顶的瓜皮帽子。那帽子是他的标志。这位三叔的爹——三爷爷——外号“三猪尾巴”，成天带着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夏夜的海口龙王庙门口如果聚集了一大群人，那肯定是三猪尾巴又在宣讲拍案惊奇种种轶闻——并不是说书卖艺，只是好玩儿。

“都说了我不想相亲！”

三叔同三姥爷一样，虽在外面正襟危坐，看似威严不可亲近，回到家里确是耳根软、心更软，疼爱孩子的主儿。少女只要咧开嘴做出要哭的样儿，三叔马上就会停止一切言语和动作，几乎冲上去地哄劝：“丫头别哭！我让长工去给你蒸肉块儿包子！”

一般情况下少女是懂得见好就收的，可这次相亲不同，她扯扯自己的衣摆，原地跺了跺脚，又嚷了一句：“我真的不想相亲！”

三叔见状，轻轻叹了口气。过了好几秒，才又说话。

“丫头别哭。我让长工去给你蒸肉块儿包子。”

三奶奶端着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饽饽，走到院子后门招呼长工来拿家去吃，远远望见那相对无言的爷俩儿，心里猜出了大概。她嘴角和眉梢动了动，在不破坏仪容端庄的幅度以内。可到底，也没有多说什么。饽饽在秋天海边的风里迅速流失了温度，可是但凡用灶上的大铁锅一贴，反而会更增几分香脆，是顶好充饥的东西。有些好事的长工路过，怀里抱着饽饽，站住了远远地看，也被三奶奶挥挥手，让出去做事了。

三奶奶看少女眉毛拧成一团，嘴上没言语，心里发笑。来提亲固然是大事，但是至于吗？哪个姑娘不经过这一遭，这点事儿算啥呀？于是又盘起腿，继续在太阳底下枯坐，偶尔醒来似的，对着长长的水烟枪嘬上一口。

少女家往上三代，有的衙门里做官，有的经商浪迹南洋，有的偷情被家长打成了残废，现在当家的是三叔一支。三叔家出海捕鱼为业，顺带倒卖奢侈品。红底的纯毛床毯子，烤制工艺精良的花瓶，阔太太二奶奶佩戴的金银首饰，都算奢侈品。小买卖也做，所以家里能见到文房用具，各式装帧考究的本子，色彩从浅蓝、湖绿、蝶粉、鹅黄不一而足。来回贩卖的末了，总会剩下些零碎，捎回一些跑船路过的作坊烤制的白皮糕饼、过油的花生米榛子仁儿，嚼起来嘎巴溜脆的麻花，不一而足。这些玩意儿三爷爷向来直接赠予家中长工，甚至跳过了分给自己孙辈这一道。

恩英出生的1934年，已经不是家里条件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全家上下算上长短工一百多人，每个人早上起来都有一个大包子，塞满萝卜馅。虽然吃不上茄鲞，但至少食物充足。杀猪吃肉不是什么稀罕，牛老了也杀了吃。田间地里还有数不清的鸡鸭鹅。即使是姑娘，一顿饭吃上六两米饭，也没人会嫌弃她吃得太多。

宠孩子归宠孩子，但说亲事的差事还得办。三叔没了法子，他找了爷爷，爷爷当时就对這桩亲事点了头。奶奶为此和爷爷大吵一架，一度抄起碗砸得粉碎，你怎么让俺孙女说给一个自个儿都没个窝的人家。爷爷说那青年家租着间茅房了，横竖睡不到大街上。

少女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真正爱着她的只有母亲和母亲死后抚养她的奶奶。在病榻上因肺痨苟延残喘的父亲，每次见到还在怀抱里的她，都会愤愤地挥手，示意奶妈抱走别凑近跟前儿。而母亲将死之时身体的孱弱似乎影响了本人的精神状态，常常说自己听到闺女在喊妈妈。咯血的间隙，少妇有时会坐起来招手，让奶妈抱闺女过来，摸摸头，问：“恩英，你喊妈妈啦？”

“恩英，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如果你把爸爸的话也当耳旁风，我在天上也会难过。”

彼时的母亲，已经意识不到丈夫先自己而去，时间已经过了三个月。母亲死的时候，家人哭了个三天，然后就找了不是王家祖坟的地方，埋了。这害了肺病死去的两口子，没能进王家的坟，也没能回自家的坟。而那之后活着的王家的人，回家照旧地过日子。无限重复的日子让他们感觉像被大雾一样笼罩着，却不知道打破它，跳出来的路。

1937年腊月初九，王家养的大公鸡眼球涨得鸡冠一样鲜红，寅时打鸣三声后喷血倒地而亡。母亲的魂魄在那个时刻用力拍打婆婆的脊梁，让她深夜一口气上不来，空气里都是儿媳妇的声音：“帮我把恩英这孩子，当成个小狗一样养大。”

奶奶翻身坐起，像是被猛地打了一个耳光一样，将少女拥进怀里号啕大哭：“媳妇，你把这孩子丢给我了啊！”

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从村口溜达出来。她白发凌乱，身体佝偻。这老太太可能年轻时受人爱慕，也可能曾被无情地对待。当她年事已高，只好退居村口的一间小茅屋里，默默无闻地活着。她常年在山野之间半疯半癫地度过，在村子边缘离群索居。

老太太曾给生不下来孩子、疼得吱哇乱叫的产妇接生。那些产妇，但凡还有点儿清醒的意识的，都知道她们的生命有可能就会在一浪比一浪凶猛的阵痛中停止。那些产妇凄厉的叫喊都在时间中变成了石头，把生命漫长的苦行变成了迟来的浪漫。

可是老太太见得比那些产妇多得多了。一个人、两个人，死了就是死了，然而日常生活的苦难还在前赴后继的路上。当然她也目睹了少女双亲的死亡。

“可怜三小姐，三岁爹娘脚踩莲花奔了西方。”

1948年深秋，华北平原，天津市市辖区，某个半地下室的民宅。三伏天城市内涝后三个月，浸泡成墨绿色的台阶还没褪色。相貌俊朗的青年埋头在麻布包里塞上车票和军绿色水壶，将黛色布鞋上的灰用手掸开去，如被水浸泡早已经失了色彩的灰色上衣，确认没有一丝褶子了，这才准备出门。他要回到山东核桃村的老家去，接受母亲给他安排的相亲。

青年颧骨高，嘴巴因牙齿天生外翻而有些外凸。粮食不足，加之学徒生活里日夜操心劳神，身材清瘦到了看似弱不禁风的程度——实际上他一旦迈开步伐，就是双手摆臂、腰杆挺直、大步流星的步态，丝毫没有佝偻或萎缩的样子。“不能丢了农村穷人家孩子的脸”，是他自1946年来到天津做学徒，孤苦难挨的三年里，为数不多的信念。

说是为了给农家的娃娃挣口气，可这次回老家，他心中还是有些忿忿的。他今年二十二岁了，正是躁动难安的年纪，却对这相亲十分反感，到了想起来母亲代人传的那封表明要求的家书，就要破口骂街的程度。

“娘的。”

忍不住，青年又骂了一句。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就对自己的母亲心怀难以言状的敌意。如果不是认真地面对了自己的感情，人是很难对他人产生敌意的——因为只会觉得事不关己。可是，可是，他的母亲，这位现在要给他安排相亲的亲生母亲，曾经想要杀死他。每每头脑里的思绪触碰到那段回忆，青年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现如今看到空洞的圆形窟窿，都无法控制身体会向后仰着后撤半步，是否是因为身体还记得，三岁时自己的母亲将自己的头狠命地按向井口的动作。

那力度，比夏末秋初深夜里戚戚然炸裂的雷声令人恐惧亿万倍。彼时家里后院，还有狐狸出没。雷声混拌着狐狸仿青年女子涕泣的哭声，再厚实的棉被也不能抵御从后脊梁传遍全身的寒意。何况家里穷得连个棉被都是姐弟三个人盖一床。

还是个孩子的他第一个反应是逃。没命地逃。所以他现在还活着，还能回想起那段记忆。母亲也活下来了，因为姐姐死死在后面拖住她的腿，井水没能淹没她的口鼻，想要自寻了断的母亲没死成。她两手蜷曲成狰狞的鸡爪样子，衣服到处都是挣扎和抓攥的痕迹。

为什么母亲会试图杀死孩子？还用问吗？只是一个穷字。

青年的父亲患了肺结核久久不见好，传上了大儿子，大儿子病死，可他还没能死得掉。不知道谁给他传了一个偏方，抽点儿大烟能缓解症状。于是这烟就丝丝缕缕地抽没了家里的地和房子，留下一个婆娘和三个孩子四处在村里租房流转，一度流落上街讨饭。

青年的鞋踏上自家最后一级台阶时，停顿住了。华北平原靠海城市的秋天，湛蓝色蓝得仿佛没有一丝愁绪。青年竟有些被这种秋景感动——他迄今为止的生命，鲜有这种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感动、留恋的情感。当然，他是无法这样概括自己的想法的。青年只是知道，自己不想去相亲，多了一个理由：现在这样，也不赖啊。一个人，宽松自在，有地方睡，有饭吃。何必非要去面对那个曾经因为活不下去，就想要带着自己投井自杀，如今还硬要给自己说个媳妇的母亲？

但是这停顿只维持了数秒。“守孝悌”的老话印在他脑子里，将他的血涂抹成现在的色彩，青年没办法抵抗这种基因一样本能的力量。他翻身跨上早就跟同事借好的自行车，迎着午后一点刺眼的阳光，朝着天津站方向，奋力地蹬了过去。他们这一家子，都是如此坚守着吃苦的信条，不仅“享乐”二字出现在脑海里都是罪过，他们还要越是困难越是要迎难而上，尽管这些责任不仅重大且十分残酷，常常伴随将身边的人拖入不幸的深渊的可能。

秋天爽朗的风拍打在青年的脸上，高挺的鼻梁被泛着金光的日照晒得微微发烫。没错，青年没去考虑结婚，甚至连相亲对象的容貌都没去展开一丝一毫的想象。他只是手捧着名帖，轻声读出来上面的“王恩英 ”三个贝壳大小的楷体字。是前两天，母亲跛着小脚专程跑去镇上的店铺，花上一大把零零碎碎的硬币，请人在八寸长、五寸宽的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了墨汁盖上去的。

青年把头从大半宿才焐热乎的被窝里探出来，冰冷的空气让他瞬间打了个喷嚏。他打挺翻身坐起，奔到水缸边用瓢舀水洗了把脸，用热水烫了昨晚剩饭，狼吞虎咽地送入胃里。然后他将名帖和从天津带回来铝制的饭盒往怀里一揣，带上重新整理干净的不屑，匆匆踏门而去。

去相亲。母命难违。

虽然这次，母亲不至于把一个大小伙子的脑袋往井里硬塞，但是躺在地上打着滚儿地哭闹，向街坊邻居哭诉，对着父亲的牌位大肆抱怨儿子不孝……

这些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难事。对青年而言违抗母亲的要求本来就是难题，更何况还要对抗两个姐姐切切察察的唠叨、村头巷尾邻居的闲言碎语。青年的高颧骨下两颊都投上了阴影。

火车轰鸣着在枕木上迟钝爬行。到站后换土车再换步行前往核桃村。这一趟返乡，单程路上就耗费两天的工夫。青年的灰色褂子已经不再平整，黑布鞋重新被灰尘裹得看不清样子。及到家，已是深夜。

傍晚锦鲤色鱼鳞状的云层已经退去了，暮色中的明星缓慢在天边攀升，光点越來越大。从山的背阴面投射的阴影像水一样漫漶游荡，深夜的村路上萧条无人，野菊花的花瓣纹丝不动。

少女住在海边的姥姥，差人给她送来新从海上打捞的鱼虾螃蟹。本来就在隔壁村，但少女的母亲亡了以后姥姥极少来见她的面。鲜美肥硕的大螃蟹年年有，姥姥的闺女却再不会跟母亲酿造绯红的螃蟹酱。听说了外孙女被相亲，姥姥亲自带来新鲜的大鱼，嘱咐用盐粒腌一下，制成大鱼鲞，用蒜泥香油拌着吃，话没说完，泣涕如雨而去。

姥姥带着过去的记忆进入了失去女儿以后的时间，却像饮了不醉的酒、不忘的汤，恍惚间明白过去的时间已经远逝，却不愿承认。她没有能力再把女儿的骨肉接到身边，没有办法替她抵挡她不愿接受的事。1948年深秋，少女在爷爷的安排下和青年见了面。

两副年轻却紧绷的面孔，在局促的气氛里彼此相见。媒人、娘家家长，切切察察错杂相谈，两人呆滞地听着。少女没有办法拒绝青年。她做不到。她无法忽视的是家庭的命令和隐约幻想着可能获得的东西。少女当时没有办法用“爱”这个词概括她的这种幻想。她觉得自己的点头是一种善良。家里的女人终日操劳不是善良，家里的独子奉命相亲不是善良，而自己的同意，此时此刻是一种善良。当然少女当时也说不出“善良”这样的概括，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一个好人”。她的点头算是给了人家青年一个面子。如同宇宙中的两个原子，随机地靠近、随机地给了一个面子，然后开启了六十年的时间。

少女那一瞬间的心软轻得像花粉一样，她心里一直在呼喊的“我不愿意”，在见面起的那一刻，周而复始地油然而生，在那些吵闹的谈话声中膨胀得遮蔽了她的所有感官。

不顾屋子里的人和停不下来的寒暄客套，她走出了后门。海边的秋夜格外冷了，又下起了雨。她在阴冷潮湿的暮色里站着，浑身因发烫而颤抖。同时她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灵败坏了，是不是把人想得过于狠毒——误会了一个其实心地很好的人？

不不不，一定不是这样。

她从实木的箱箧里掏出了一条够长的腰带，大步流星地往里屋走。雨点砸在她的脸上，像一个个冰雹。她朝着两口子的房间走去，哪怕那房间小得也就只能放下一张炕。她那单薄的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陷入泥巴里，但她奋力走着，像一头倔得不回头的牲口。

“死给他们看！”少女心里升起了这么一股犟劲儿。

如果一个男人死在异乡，家人几乎都会想尽办法，把他的遗骨带回来出生的地方。但如果女人死在外面，哪怕只是隔得有点远的村子，家里人也几乎都不会到那里去取回什么，哪怕只是用过的东西。棺材，普通的女人家就更不用想。

少女其实心里很清楚，她的奶奶家再怎么厉害，女人家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就算死了，也没人能来接她回家里的祖坟去。

得活着。

得活着，挺直腰杆板板正正地走回去才行。

所以“死给他们看”的念头，在呼吸开始困难的一瞬间变成了悔意。

挣扎着的时候，奶奶从另一边的房子里冲出来，再一次将她一把拥入怀里。老太流了一身的冷汗，腋下汗渍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她粗大的手骨攥得少女生疼，先是呆了几秒，再一次爆发一般哭喊了出来：“媳妇——你怎么就把这个孩子撇下给我了啊！”

于是，夹杂着咒骂的哭声、惊叫声、慌乱的脚步声、家具跌倒并在地上的剐蹭声，搅作一团。少女张大嘴猛烈地呼吸着，想着：如果真的是把自己上吊勒死，那也太苦了。

尾随进来的青年惊魂未定，眼神躲闪地一眼一眼地瞟向少女。少女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震惊，让他觉得这女人有些疯癫，也让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只得慌乱地掸一掸衣摆，垂下头不知所措了。

青年哪里想过要娶一位特立独行、有着自己坚硬想法的媳妇呢？他只需一个每天给婆婆倒水做饭的女人而已，抛弃村庄里的一切，跟着他到天津去。

青年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那挫败感与他在天津做学徒、遭师傅劈头盖脸打骂截然不同。如果硬要说，是与当年差点儿被母亲拖下井的震惊有些类似的。本来他所曾见到的知道的小媳妇老婆子，都是不知道什么叫“不从”、不知道什么叫“逆来顺受”的。反正家里没有饭吃，就说个婆家，给人烧水做饭洗衣洗脚，吃不饱穿不暖，但是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就算行了。

虽然好事，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但是被父母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村子里，所以能活着也就行了。

姥姥和姥爷的相遇，岂止谈不上愉快，甚至可以说是悲剧。

少女瘫坐原地，仍大口喘着粗气。母亲病死的前夜，奶奶从睡梦中惊醒时也是这样艰难地呼吸着：梦里一只鸡冠红如烈焰的大公鸡，仰起脖子正欲啼叫，脖子却突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绞断，头咕噜噜地滚落，鲜血喷洒一地。她猛地从床上坐起，脊背冰凉胸口刺痛，接着，就听到了三声重重的椽木击门声——是报丧的人。

1937年，母亲出殡时，流浪的接生婆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短短队伍的前头。“不要为死人哭，你未必知道那对他来说是福还是祸。”当时姥姥把老太赶走了，眼泪却淌了一脸一脖子。

母亲死后的第七天，被埋在自家最靠后那个院子的桃花树下。少女母亲死后的1948年，少女毋庸置疑地嫁给了相亲的青年，那棵桃树已浓荫遮天，甚至结了果实，可以摘下来啃。

他们脚下的这片乡村的土地，也不是他们未来人生的所在。天津市老城区的一小块街道，才是留下他们人生大段大段经历与记忆的地方。他们的女儿接二连三地出生，从地下室迁居后又遭遇地震，终于住进了水泥楼后外孙又接踵而至。生命里一个又一个章节，连续不断地折磨着人，给了一个枣子，再打一个巴掌。

1976年夏天，天津市辖区。本来那点儿不大的市内六区，食物便宜量大又咸甜鲜美，街道和人，都自带着闲散幽默的甜美气息，怎么都不太容易染上郁结的心病——如果没有那场地震的话。燥热难耐的夏夜里，谁能料到，睡着睡着觉，房子的半面墙能被甩到马路上？谁又能料到，剧烈的地动天摇之后，就是三个昼夜连绵的暴雨？

少女那时候，已经是五个闺女的母亲。哪有时间哭呢？哪有空抱怨呢？她只知道去把震中吓得吱哇乱叫的邻居，用手电筒从楼上照着跑下来，她只知道在暴雨里，领着四个大一点的闺女，背着老五，到处捡砖头，搭起来一个临建栖身。

正领着闺女们从临建里往外泼水，从山东传来家里的消息：

奶奶家的海带房，也被铲平了。

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走了十余年。十年间唯一一次梦见爷爷，他笑着问她，天津干燥，恁习惯？

恁这次回来村里，能住上几天啊？

乡里人说，

奶奶最后说的话，

是念叨着：

“帮我把恩英这孩子，当成个小狗一样养大。”

恩英在一地的碎砖头前面站着，手里拿着那封家书。

恩英脑子里面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该不会一辈子，都这样了吧？

不过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她甚至没有办法概括现在这种感受，只觉得胸口憋闷。什么都行，什么也都无所谓。眼下最重要的，是让临建的屋顶，别再漏雨了。走了的人已经走了，活著的人还忙着活下去。

直到姥爷去世，恩英姥姥才偶尔在我的央求下，讲起自己的故事。她用一带而过、“这有什么可说的”的语气讲着自己往上三代的经历。那些骑过高头大马的、坐过衙门里青天老爷座的、在斗争之间被追杀的、浪迹海外如不曾存在过的故事，以及，从少女一转眼变成了五个女儿的母亲，再到成为我的姥姥，这其中的故事。

华北清冷的空气让晴天的天幕湛蓝，天空才不会因为人改变丝毫的色彩。我的女儿在我姥爷的墓前，玩弄着白绢花，丝毫不解大人们红肿的眼。这一支血脉，曾经以被选择的方式出生，融入这个世界的色盘之中，也曾经被染上这个变化不息的世界的色彩，成为那一瞬间的色彩的一部分。衰败了的肉体与那片渔村联结多么自然而然，仿佛是理所应当。

时间平稳流逝，乏味，却不急不躁。大海的喜乐忧伤，日复日更新。我的姥姥说，自己婚后一度在爷爷奶奶的坟头哭得双眼几乎融化，视野变成了大海波光粼粼的样子。她甚至在波光粼粼中看着，爷爷奶奶变身成大鱼，从遥远的海天相接处泅水而来，跨越了渔村居民与海之间情感的隔阂，跨越了他们与自己之间生死的界限。而现在我的姥爷，也已经故去十年。

“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和鹅、蜘蛛，居住在水中的无言的鱼、海盘车，和一切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灵——总之，一切生命，一切，一切都在完成它们凄惨的变化历程之后绝迹了。”

白色的绢花变身成了大鸟，扑啦啦飞远去了。旷野的风变成尖锐的音符，越过我们的头顶，掩盖了我们互相劝慰和擤鼻涕的声音。

作者简介：

张梓烨，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