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作为世界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作为列宁所说的“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读它，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宣言》问世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的各种版本写了七篇序言，其中第一篇是1872年德文版序言，最后一篇是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这些序言总结了《宣言》问世后25年至45年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如何阅读和对待《宣言》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所以，读《宣言》是不能不认真阅读这几篇序言的。

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所写的序言，我认为，今天我们读《宣言》，要着力把握以下三条原则。

一、《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宣言》总体思想科学性的一个基本评价。那么，这里所说的一般原理指的是什么呢？在几篇序言里都有论述，概括地说，主要是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阐述的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第三，阶级斗争发展到现阶段，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阶级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宣言》基本思想的科学性，不但为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不断发生的经济、政治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历史性灾难所反复证明，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革命的胜利而得到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明。当然，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不行了，邓小平同志说，哪有这回事！“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崛起，它有力地向世人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救中国，而且能够发展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就“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二、《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以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宣言》和序言反复强调的，也是列宁十分重视的。列宁说：“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样，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中国的国情带有更大的特殊性。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搞革命的时候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中国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又一次取得了重大成果，就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例如：《宣言》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宣言》的基本原理、一般原理、核心思想，什么时候都不能怀疑和动摇。离开了这一条，就从根本上离开了《宣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坚持这条原理，同时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这条原理。鉴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又存在多层次的特点，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句话，还是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坚持这句话，又把这句话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才算是真正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又例如：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所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去抽象地、空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三、《宣言》的理论内容也要与时俱进，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所写的七篇序言，几乎每一篇都讲到对待《宣言》的具体结论，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指出有些地方“已经过时”，“有些地方没有谈到”，有些新的经验需要总结，有些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这里试举几例。

例一：关于对阶级社会的认识。1848年德文单行本《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论断是不确切的。40年以后，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上加了一个脚注，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这就说明，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而这一点，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认识到的，是后来吸收了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才逐步明确起来的。这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而且应当从非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吸收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

例二：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两种可能的方式。马克思在1872年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在大陆上的多数国家，“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特点，高度重视和平手段，他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作的一个贡献：“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当然，这时恩格斯仍然不排除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利用和平手段“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可见，关于无产阶级以何种方式夺取政权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某种固定模式，他们至少有三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基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分析，我们对《宣言》中的有关论述，不应当作教条主义理解。

例三：关于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理解。《宣言》提出的这一口号反映了资本的国际性和全世界无产者反抗资本统治的国际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出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基于这一情况，列宁认为，应当使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根据列宁这一思想，1920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机关刊物《东方民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作这样的改动？认为这不符合《宣言》精神。列宁解释说：“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列宁的思想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使之民族化（在中国就是中国化），而且必须同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相结合，使之时代化。邓小平同志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發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在于他们把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和中国，通过革命的手段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现实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又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要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就在于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其中许多认识反映了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如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判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关于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加强党的建设的科学思想，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

总之，实践告诉我们，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同时又要讲新话。新话既包括符合本国国情的新话，又包括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话。我们必须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待《宣言》应当具有的科学态度。

（本文原载于《理论视野》2008年第7期，本刊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