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此，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元。专家指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提高其消费意愿。研究显示，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务工地的户籍，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降低其支出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是走向平衡还是不平衡？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是短期现象，长期来看终会走向平衡。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经济开放为前提的假设下，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间的差距或一国之内不同区域的差距都会缩小。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体现。

但经济发展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持续增长，其与亚非拉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越拉越大，并没有收敛的势头。

从特定经济体内部看也是如此。若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经济产出来衡量，美国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沿线、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区域、以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为代表的西海岸、休斯敦—达拉斯区域以及迈阿密等少数国土，其他广袤地区的经济密度则极低。日本也有类似现象，东京—名古屋—大阪一线的经济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地区间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是人们的美好期望，不平衡却是绝对的。正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发表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所指出的，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小企业获取银行信贷融资存在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相比提供贷款的银行，中小企业的所有者更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等信息情况。在获取贷款时，企业所有者往往也有动机隐瞒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选择性地向银行披露相关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难以通过公开渠道了解中小企业值得信赖的相关信息，甚至无法了解企业的商业模式，自然商业银行出于审慎经营的考虑，难以向这类企业提供足够的、利率具有吸引力的贷款。

二是代理人问题。代理人问题在多种金融活动中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尤为突出。企业主取得贷款后，有可能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这种倾向往往更容易出现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之中。这是因为小企业拥有者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更为模糊。企业越小，信息不对称情况也越为突出。此外，大型企业若希望投资风险较大的项目，一般会选择股权等类型的融资方式实现风险分担，而中小企业由于缺少股权等风险分担的融资渠道，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来从事风险较大的项目，这也进一步加重了中小企业银行借贷融资中的代理人问题。

三是日益严格的监管规则。在巴塞尔协议Ⅲ的新监管框架下，金融机构为提高其面对冲击时的韧性，必须按照监管规则提高资本充足率及流动性的缓冲能力，而绝大多数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被认为具有较高的风险，在内评法下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往往更为占用资本，因此采用内评法的银行往往会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或收取更高的利息来进行弥补。

新基建的优势有哪些？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新基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较大的市场潜力，民间资本对于新基建有着更强的参与动力，可以通过更少的政府资金来撬动更大规模的民间投资。以5G为例，5G网络有着高速率、低时延和泛连接的特点，而5G丰富的应用场景，与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相结合后，无疑将显著改变人们现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第二，新基建投资的“漏损”更小，对国内经济的乘数效应更高。传统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耗费大量的铁矿石、工程机械等进口商品，使得财政支出扩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漏损”至海外经济体。而在5G、轨道交通等领域，我国产业链完整，加之美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对我国采取禁售措施，新基建的推进将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企业的研发与生产。因此，在新基建投资支出的“漏损”更小，乘数更大，对国内经济有更强的拉动力。

第三，新基建是“顶天立地”、传统与高科技融合程度很高的领域。从对“新基建”本身的直接投资活动来看，都在高科技领域，似乎与普通就业人员关系甚微。但是，在这些基础设施就位、使用费用大幅下降至普通人可以承受范围内时，就与普通就业人员密切相关了。比如，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全覆盖和低上网费，使得在工厂、工地的务工人员即便没有了以前的工作，有的还可以去送外卖，有的则可以在家自己做直播卖东西，等等，大大增强了普通劳动者自主创业和就业的能力。

——摘自《聚焦需求侧：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鲁政委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