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若兰 何均洪

［摘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文学作品翻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中国成熟作品的现有外译进行翻译批评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对等的重要工具。从文化翻译理论视角来看，《第七天》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涉及语言、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互，翻译时必须考虑到目标语言受众的理解背景，以确保在使用目标语言传达原文的社会文化信息时更得当，关注和处理与特定文化相关的词汇和概念的方式可能会对这一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关  键  词］ 文化翻译理论；小说翻译；翻译批评；社会文化负载词；《第七天》

一、引言

文化因素极为深刻地塑造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展示中华文化所具备的独特魅力。我们要通过向全球推介卓越文艺作品、弘扬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一呼吁下，众多优秀文学作品迎来了多语言翻译的高潮，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在其中，余华小说的译本虽不是最广泛的，却是最成功的范例。

二、文化翻译理论

翻译在促进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精准地传递原始文化的内涵，以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目标，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文化翻译专注于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转换与接受，以文化为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对特定文化“含义”的阐释，文化翻译将源语文化传达给目的语读者。文化翻译理论的创新性在于突破了传统翻译学对语言和功能对等的限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拓展了人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挑战了既有的概念框架，还为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前瞻性的探索方向。随着中西方学者对文化翻译研究的深入，其内涵也在不断深化。

英国翻译家巴斯奈特对文化翻译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强调语言只有在文化背景中才能存在，文化也只存在于拥有自然结构的语言之中，从而凸显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翻译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文化交流，不能仅注重语言，而忽略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他提出了关于文化翻译理论的几个要点：（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单位，而非限于语篇之上。（2）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译码和重组，更是一种交流行为。（3）翻译不仅仅是对源语文本的简单描述，更应当在目标语和文化中实现相应的功能。（4）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都旨在满足相同需求［1］。

国内翻译界也对文化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文革指出：“翻译绝非纯语言行为，它深植于语言所处文化，符合巴斯奈特翻译思想的重要原则。”［2］刘宓庆认为：“翻译活动是社会行为，应以社会可接受的目的语实现转换，而不应局限于原语的可读性。”［3］可见，在文化翻译理论的背景下，实现文化功能对等是翻译过程的核心。

国内外学者针对文化翻译理论均强调应以文化为翻译单元，确保译文在文化层面实现文化功能对等，促进目的语读者与作者、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好地传达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时运用文化翻译理论，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将中华文化传播给更广泛的国际受众。

三、翻译批评

《中国翻译词典》对翻译批评的定义为：“翻译批评即根据特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者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4］尽管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观点有所差异，但在某些阐述上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杨晓荣强调，翻译批评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进行的一项综合性评价，涉及内容、表达、风格、语言以及生动性等多个方面。这种评价不仅是对翻译的技术层面的审视，更是对其在传达信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效果进行全面考量的过程［5］。在《翻译批评与赏析》中，李明提出了一个观点：“翻译批评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译作或与译作有关的某种翻译现象所发表的评论。‘批评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批判，而是‘评论。”［6］李金树则认为翻译批评是对以翻译或翻译活动为核心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7］。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翻译词典》对于翻译批评的定义还是学者对于翻译批评的阐述，都强调了此处的“批评”并非传统的“批判”，正如笔者此处所谈及的“批评”既可以是对其译文的鉴赏，也可以是指出其译文错误式的批评，还可以是对其译文理论性的研究。

在美国学者纽马克（Newmark）对翻译批评内涵全面陈述的基础上，《中国翻译词典》总结了翻译批评五个方面的内容：（1）分析原作，以了解其目的和意图；（2）分析译者，了解其翻译原作的意图、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作的目标受众。（3）找出原文和译作中的代表性文本，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4）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评价，包括译者的技术以及翻译的质量。（5）对翻译作品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了解译作在其对应的目的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4］。笔者将选取合适恰当的原文和译文例子结合文化翻译理论进行分析。

四、题材选取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活着》《兄弟》《第七天》等。《第七天》是由英籍汉学家白亚仁（A. H. Barr）翻译的，于201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旗下的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其英译本The Seventh Day备受好评，白亚仁功不可没，然而对其译作的研究与分析目前仍较为有限。

《第七天》涵盖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以杨飞的视角和第一人称对现代中国的社会事件进行细致叙述，凸显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词汇。按照奈达的观点，文化可大致分为五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及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则包括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文化负载词。文化差异源于中西方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8］。考虑到篇幅限制，本文将以文化翻译理论为视角，对《第七天》译本中关于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评析。

五、译文评析

各国社会发展历程不同，因而造成了各自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习俗。社会文化负载词包含非物质性的文化负载词，包括称谓、意识、价值认知、习俗等［9］。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原语中的某些词在译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词或完全缺失；二是即使在译语中找到了相同的词，从文化角度看，其并未包含原语中相应词汇的文化含义。这两类词语都属于社会文化负载词。本文以文化翻译理论为视角，评析译者对这两类词语的处理及翻译，考察其是否准确传达了原文含义，是否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第一类词汇

例1：“死无葬身之地”

ST：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他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

她说：“这里叫死无葬身之地。”

TT：To my amazement I now saw another world， one where streams were flowing， where grass covered the ground， where trees were thick with leaves and loaded with fruit. The leaves were shaped like hearts， and when they shivered it was with the rhythm of hearts beating. I saw many people， some just bones， some still fleshed， walking back and forth.

“Where are we？” I asked.

“This is the land of the unburied.”

此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但是作者并沒有给其一个优美的名字，而是叫作“死无葬身之地”。作品的本意为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死后没有墓地、无法安葬的人。但对于源语读者而言，这个名字原本是一句极其恶毒的咒语，而在文中却是一个世外桃源。原文中，这个地方充满了友善、温暖，没有等级划分，人人欢乐祥和，这是作者为小说中所提到的那些处在社会底层、连最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人们，那些衣不蔽体、陷入生活绝境的人，甚至是在去世后没有一片土地安葬尸首的人们，所营造的一个温暖、友爱、平等的充满人间温暖的“桃花源”，这个“死无葬身之地”也正是小说中的点睛之笔。

而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其对“死无葬身之地”背后所蕴含的潜在诅咒含义并不了解，此处译者将其简单处理为“the land of the unburied”，直译为“未埋葬人的家园”，此处的处理丧失了原文带给读者的冲击感和反差感，并没有达到文化交流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2：“鼠妹”

ST：“鼠妹自杀的时候是下午。我那时候刚好走到鹏飞大厦，我的口袋里放着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我在网上查到鹏飞大厦里有几家从事课外教育的公司，我想去那里找一份家教的工作。”

TT：“Mouse Girl killed herself in the afternoon. I happened to be at the Pengfei Tower just at that time， carrying my university diploma in my pocket， because I had learned that several companies handling English tutorial services were based in the Pengfei Tower， and I wanted to see if I could find a position as a tutor.”

此处“鼠妹”隶属于称谓翻译，作品中将鼠妹和其对象归于鼠族，即挤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居住密度较高，其不仅是因为居住条件以及环境与老鼠类似，更是因从事的工作也是社会认可度不高的职业，像老鼠一样受人鄙夷。译者对原作所创造的具有特色的称谓进行翻译时选择了直译，将其翻译为“Mouse Girl”，在保留了原作语言特色和社会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向目的语读者准确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不会使目的语读者产生困扰或歧义，达到了文化交流的效果。

（二）第二类词汇

例1：“净身”

ST1：坐在身旁的一位老者扭头看见了我的脸，惊讶地问：

“你没有净身，没有整容？”

“净身了，”我说，“我自己净身的。”

“你的脸，”老者说，“左边的眼珠都出去了，鼻子歪在旁边，下巴这么长。”

TT2：An elderly gentleman on one of the adjacent chairs turned his head and looked at me in surprise. “You havent washed or reshaped？”

“I washed，” I said. “I did it myself.”

“But what about your face？” he said. “The left eye has come out and your nose has got out of position and your chin is so long.”

ST2：一个苍老的声音步出围绕鼠妹行走的人群，对一直低头哭泣，低头缝制长裙的鼠妹说：

“孩子，应该净身了。”

鼠妹仰起挂满泪珠的脸，愕然看着这个声音苍老的骨骼，停止缝制的动作。

“你已到入殓的时候，”苍老的声音说，“应该净身了。”

TT2：An old voice emerged from the crowd that was circling Mouse Girl. “My child， you should bathe，” the voice said， as Mouse Girl bowed her head and wept and sewed her dress.

Mouse Girl raised her tear-stained face and looked in astonishment at this skeleton with the old voice.

“Soon youll be interred，” the old voice continued. “So you should bathe now.”

此处所涉及的社会文化负载词为“净身”，译文对于原文中的同一词汇先后翻译为不同的单词，TT1中将该词译为“wash”，TT2中将该词译为“bathe”，前者的含义为冲刷洗净，后者则蕴含着洗涤，更是通过“bathe”一词表达出“鼠妹”在进行净身时与前文“我”净身时的不同之处。从文化翻译理论视角来看，对同一个富有社会特色的词汇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传达出了原作者想要传达的潜在含义。

例2：“哭”

ST：“一个迟到的候烧者刚刚进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站在通道上说：‘市里大大小小的官员，还有各区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千多人，一个一个向市长遗体告别，还不能走快了，要慢慢走，有的还要哭上几声。”

TT：A cremate who had just arrived provided an update as he made his way to his seat. “If you add up all the city officials， big and small， as well as those from adjacent districts and counties， that must amount to over a thousand people， and every one of them needs to say goodbye to him， and they cant walk fast—they need to walk past slowly， and some will want to weep as well.”

在我國的传统观念中，葬礼上的“哭泣”被视为极为正常，甚至认为哭声越大越能凸显人们对逝者的思念与感情。与此不同，西方人没有哭丧的传统，在西方葬礼上是听不到哭声的［10］。在这一语境下，译者将“哭上几声”翻译为“weep”，该词强调小声、无声地哭泣，凸显了流泪的特征，同时也尊重了目的语文化的习俗。

六、结束语

译者面临着将中国文学翻译为外语、输出中国文化的任务。这一挑战充满机遇，需要译者不断提升水平，以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学和文化。要想达到文化等值和文化交流的效果，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目标文化和源文化之间的异同。译者的目标不仅是保留源语言特有的文化词汇的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时传达源语言的优秀文化。通过对其他优秀学者、译者的译文进行翻译批评不仅能促进译者提升自身的翻译水平，还能帮助译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文化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Su Bassnett，And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Printer Publishers，1990.

［2］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20.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49.

［4］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5］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6］李明.翻译批评与赏析［M］.２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李金树.批评主体的身份对翻译批评观的效应：以1949—1966的翻译批评为例［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8，34（4）：128-135.

［8］Nida，E.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in in Translation-Problems ［J］. WORD，1945，1（2）：194-208.

［9］于强福，余晓凤.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第七天》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32（6）：48-54.

［10］谢翔宇.中西方丧葬习俗差异对比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8（12）：6-8，238.

作者简介：

潘若兰（1999—），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何均洪（1971—），男，汉族，重庆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民航英语教学、测试、机器翻译。

作者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