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寒冬，三三两两的雪花漫无目的地飘落在西北的大地上。幸而室内燃着通红火炉，弥漫着暖意。不必练就古人冬练三九的苦功夫，也不必非得成为研學的苦行僧，偏安一隅的静处足以抵挡外界的喧嚣。读罢《杨石先传》，念及老一辈学人的治学之风、育人之智，感慨万千，遂作文记之。

此《杨石先传》非彼《杨石先传》，“此”指的是韩石山所著杨传，“彼”则是杨光伟编著的杨传，后者早在1991年就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隔三十二年，韩石山又一次为杨石先立传，其苦心孤诣为何？况且，韩石山何以能在前人之传的基础上摆脱影响的焦虑？

韩石山写传的缘起是北京大学的赵白生教授同天津某出版社的编辑拜访韩石山，随后，编辑便向韩石山“约写”一本《杨石先传》。不知为何，书稿完成以后，并非由天津的这家出版社出版，反而被山西教育出版社捋取。想来其中也有隐秘往事，如能细细剖开，也是一件趣事。这便可以理解韩石山写这本书的原因了——“受委托写的，是来料加工”。至于两个版本的《杨石先传》，孰优孰劣，不好评断，但大抵可见两版杨传之殊异。

杨版《杨石先传》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勾勒出传主的一生，并配有多张与传主相关的照片以及他人为传主赠送的书法作品。附录《杨石先年表》和《杨石先主要著作目录》以列表的形式对杨石先的生平和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这些资料成为后世研究杨石先的重要参考资料。较之前者，韩石山在《四面包抄写杨传》（原刊于《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6期，后以附录形式收录于《杨石先传》）一文中，详细陈述了此书的成书过程和写作方法。其总体写作策略是“四面包抄”，写作战术是“围、追、堵、截”。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作者只能“广征博引多方印证”，同时也承认在写作方法上并无多大突破，依旧“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一段一段地向前推出，也可说是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值得一提的是，韩版《杨石先传》虽没有突破杨版的体例，但其非虚构“贴地”和虚构“飞翔”的创作方法却“别是一家”。

现下非虚构写作方兴未艾，传记毫无疑问属于此类。非虚构写作似乎有个不言自明的预设：以纪实为主，不能虚构。其实不然，非虚构潜在地遵循着一种写作的理念——尊重客观事实，表述语言尽可能贴合事件原貌。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从未粗暴地将虚构排除在外，非虚构和虚构并非文学创作中一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往往彼此缠绕。传记这种特殊的非虚构写作，依据史实的基础上，对传主的生活细节进行合理推断是有益的，如若只依附史实进行写作，传记只会成为人物生平记事，毫无文学性可言。

韩石山自成体系的传记观是对非虚构写作摒弃虚构呼声的有力回击。韩石山在写《杨石先传》之前，已经写就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他对传记这一文体的写作是得心应手的。韩石山的传记写作有独到的方法论，他说“传记写作不光是陈述史实，见出经历，重要的是理清脉络，明其因果，知人论世，抵其肺腑”。其中，“抵其肺腑”可谓韩石山写传的独异之处，他秉持着传记写作的非虚构内在要求，与传主近身肉搏、感同身受。换言之，韩石山在“贴着写”与“拉开距离写”中选择了前者，因此，其语言风格、行文逻辑、思想见地等都紧紧贴合传主的思想与风格。韩石山如是说，亦如是写。

“贴着写”其一表现在感情的在场与共情。韩石山写作《杨石先传》时，是充满感情的，或曰他与传主是深深共情的。在“荣耀与烦恼”一章中，韩石山看到杨石先身兼数职，无限风光，也看到了杨石先无法安心做科研的无奈与烦恼。在“这才是他的做派（上下）”两章中，作者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尤其是杨石先的学生陈天池的死亡时，细腻地体察杨石先的悲伤，而这悲伤的背后，“是对世道人心的思索”。这种对命运、时代的深切共情正源于韩石山与传主共有的生存环境，杨石先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侵略的时代，这正是他从青年向中年迈进的转折点，也是他思考社会、反思历史的时期。韩石山对杨石先的这段经历有着切肤般的感同身受，他们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韩石山写传主也是写自己，共情之处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贴着写”其二表现在《杨石先传》互证与互现的写作方法。韩石山的“四面包抄写杨传”是《史记》互现法的生动体现。写传记“绝不应当是仅仅将他人发掘的史实归拢到一起，然后给上一个空疏而伟岸的评价”。（韩石山语）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援引史料的目的不是注解史料，而是丰富写传的资料、廓清传主的生活原貌。例如，作者写及杨石先在1923年任教南开大学时的住宿时，顺带写到了南开大学的礼堂——“慰亭堂”，礼堂周围是教职员工的宿舍。此处作者援引了黄钰生的《移步换景逛南大》（此文收录在《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中）。像这样从他人传记、回忆文章、校志等材料中整理归纳杨石先生平的文字不在少数。

韩石山将互现法也称为“互证”，即将杨石先的事迹贯穿在不同的章节里，但主要以传主为核心，或者是将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章节中分别叙述，以其中一个章节的内容为主线。作者在“联大教务长的日常（下）”中披露，他在写作《杨石先传》时发现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一处错误，遂致信中华书局的白爱虎，期盼再版该书时可予以修正。韩石山说他从梅贻琦、郑天挺等人的日记、传记中“互证”杨石先的生平，这是撰写杨传时秉持的“四面包抄”写法之例证。又如，在“办元素所”一章中另辟蹊径，运用以人衬人的方法，“写别人，人衬人，也能见出传主的品质”。当作者写杨石先创办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经过时，他以杨石先的三个学生（陈天池、陈茹玉、李正名）的回忆文章为抓手，以旁见侧出为方法，找到关于传主生平的记载。韩石山写传记的互证法和互现法生动地体现了非虚构写作的要义，从史料中爬梳有关传主的资料、形塑传主的形象，以史实建构传主的一生。

“贴着写”其三表现在《杨石先传》语言表达的古典意蕴与传主古典文化偏好相契合。杨石先曾在自传中叙述自己出身、求学、治学的历程，言辞之中，颇有清词、清诗之遗风。他的自传以“修辞立其诚”，文章简短却蕴藉深厚。韩石山正敏锐地捕捉到了杨石先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他说，“杨石先身上，自少年时起，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更多些，而且这个兴趣一直保持下来。”在行文中，韩石山也不吝赞叹杨石先在古典诗词上的造诣。

韩石山在写《杨石先传》时，体会到了杨石先作为“老知识分子”既具有科学家严谨务实的态度，也具有文人吟诗诵词的雅趣，因而，其文风也透露着古典文学的言辞之雅和音韵之美。言及杨石先公务之繁忙时，作者援引苏轼诗句喻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描写杨石先肖像时，作者以孟子的“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作为反例讽刺心怀叵测之人，认为杨石先是法相庄严；论及杨石先《我的自传》中的语言风格时，作者认为这种文白夹杂的用词，如果不是有相当古典文献学训练的人，不会用得如此自然又恰如其分，“虽是小道，有大义存焉”。韩石山写传是贴着传主写的，将传记的文风与传主的气质、风格、魅力相调适，两者相得益彰、和合之美。

“贴着写”其四表现在《杨石先传》紧贴传主的生命历程分章叙事，事件连缀，前后呼应。作为传记，当客观陈述传主的一生，韩石山的行文以时间线性叙事贯穿始终，这遵循了传记写作的基本特点。《杨石先传》共四十二章，讲述了传主“从私塾到清华学堂”的童年教育和现代教育，紧接着讲述了杨石先的“放洋”过程。留学归来后，杨石先入职南开大学，经历了“南开危机”之后，他二度“放洋”深造。他回国以后继续在南开任职，这期间由于战乱的影响，南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也随之迁往昆明。杨石先前后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南开大学校长等。在第十六章“教书”末尾，作者写到杨石先育人之严，第十七章开头的“‘杨阎王这个绰号”与第十六章的末尾紧密相连。类似这种前后衔接叙事的例子在《杨石先传》中不胜枚举，作者对传主经历的事件进行穿针引线，使事件前后呼应，避免造成割裂之感。

如果说传记写作的非虚构特征是题中应有之意，而虚构则是传记写作的晦暗在场。如何平衡传记写作中非虚构与虚构的占比，不至于滑入呆板的纪实与天马行空的臆想，这不仅是韩石山在传记写作要处理的问题，亦是所有传记作者必须直面的难题。与传记非虚构“贴地”相配合的是虚构的“飞翔”，适当的虚构是韩石山写传的另一重要方法。《杨石先传》中的“虚构”并非脱离史料的想象，而是以“飞翔”的轻盈姿态在史实的基础上略有生发，正如韩石山所说，“不是瞎猜，是以精确的文字，做合理的推勘”。

首先是推勘。面对杨石先诸多生活细节被时间湮没，韩石山依据大量事实、文献资料进行想象与补充。如“身世”一章引用了孙君坦纪念杨石先的文章。此文中回忆了孙君坦洗涤玻璃仪器时未按规定操作，杨石先“当即给予严肃地批评和耐心地指导”。而韩石山推勘杨石先不会这么说，他以合理的推勘“纠正”回忆文章中的不妥之处，也贴合了传主的性格和做事风格。韩石山认为缺漏的历史细节，能够被“有着史学训练的人，推勘出来”。

从对历史细节的补充看，在“这才是他的做派（上）”中，作者对比多个回忆资料，对杨石先写大字报以后是否亲自贴了出去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杨石先是校长也是教授，他推断该是他的学生张贴的，断然不是杨公亲自“动手刷糨糊”。这些带有虚构性质的“想象”补缺了，或者说还原了历史，即使这种还原带有主观色彩，但是对于塑造传记人物是必要的手段，是《杨石先传》的闪光之处。

其次是类比。杨石先入学康奈尔大学是人生非常重要的经历，韩石山写传时无法忽略这一部分。由于史料的缺乏，杨石先赴康奈尔大学时的情景已无从知晓。韩石山找到同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的胡适的资料，以胡适入学的流程和经历类比杨石先。“在康奈尔大学”一章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通过转述有关胡适入学时的情况，以此补缺杨石先入学的情景。杨石先入学时经历是否和胡适一样，《杨石先传》未做进一步考察，以胡适的经历类比杨石先，固然有虚构成分，但这也是作者不得已的做法。除此之外，依史绘图也是韩石山“飞翔”式写传的典型特征。作者根据多人的回忆文章，绘制了“东村43号杨石先宅邸臆测图”。人以处所意识和空间建立关系，人只有摆置在一定的时空中，才可能诗意地栖居。韩石山独具匠心，通过绘制杨石先的住宅图，让读者直观感受杨石先住宅格局，进而更加深刻认知传主。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回望1897年，这一年为光绪二十三年，西方人发明了阿司匹林，谭嗣同刚刚完成他的哲学著作《仁学》，杨石先则生于浙江杭州。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共和制和立宪制针锋相对，天朝支离破碎。

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敬业广场北侧，杨石先塑像端坐在椅子上。他“法相庄严”，目光有神，同早年被日寇炸毁的教学楼见证着那段历史。化学楼前宣传栏里醒目地写着：“负笈而重洋，问道以求真。学成三度返，情系一往深。”这也是多年前杨石先赠予西南联大法學会诗词所昭示的那样：“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杨公昔日之所盼，正是其日后之所行，也是今日学子之所知。

韩石山以文字践行了传记写作的非虚构“贴地”与虚构“飞翔”，穿透了传主的思想，彰显了杨石先求学之勤、治学之严、为人之真的品质，杨石先的精神依旧烛照后人。

【作者简介】任智峰，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当代作家评论》《外语教学》等发表学术文章十余篇，有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文学作品散见于《飞天》《星星》《中国校园文学》《延河》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