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关键词：杜甫；《曲江二首》；饮酒诗；诗史笔法

作者简介：傅绍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人朝事诗与唐代政治生态研究”（18AZDW007）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13

杜甫为官在朝期间的处境很艰难，心态很复杂，这种艰难和复杂也体现在他的朝事活动中。杜甫对宫廷职事十分认真，也创作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诗歌。相对于上朝，退朝是杜甫抒写复杂情怀最恰当的时机，所以他的退朝诗歌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被疏远的不得志朝官内心的忧苦。曲江饮酒是杜甫生平饮酒活动和饮酒诗写得较为集中的时期，有《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等。这几首都作于同一时期，但所写的是否为退朝后的饮酒不好一概而论。《曲江二首》中有“朝回日日典春衣”，可作为退朝后的诗歌解读，为研究方便，我们将其他几首诗作为同时期的作品参读。游曲江，是杜甫在长安时期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他在这里见证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糅杂着多种复杂情感。可以说，这是杜甫一生醉饮狂放的高峰期，他的曲江诗也体现王朝由盛转衰的诸多细节。所以，杜甫退朝后曲江饮酒中的醉态是他生活中一个特殊的形态，而诗中的醉语寄托了他对时代变迁的独特感受，虚中有实，醉中有真，亦具有诗史特色。

一、“懒朝”与“典春衣”

“禁掖朝回后，林园胜赏时。”唐代朝官朝退后，如果时间较长，多爱前往南郊的园林散心。南郊的园林包含两种：一为私家园林，一为皇家园林。作为皇家园林的曲江是朝官们最爱游赏的场所。从游赏心理上说，退朝后游曲江不同于平日的闲游或君臣宴游，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作者的仕途经历和现实情感都会影响他们游曲江时的心境，所以，上朝时的角色特点和心态是影响退朝游曲江的感情基础。换句话说，朝官退朝游曲江不是简单的转换环境，而是以一种新的环境来延续或超越其上朝时的情感。在这一方面，杜甫表现得最为典型。

杜甫在朝任职期间创作的早朝诗较多，但很少像其他詩人那样单写上朝或朝谒的情形，而是爱写退朝。有的是诗句中含有退朝，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冬至》：“鸣玉朝来散紫宸。”《腊日》：“还家初散紫宸朝。”《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有的则是在标题中直言退朝，如《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等。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诗歌创作的具体环境来看，诗人们描写早朝的诗歌应该都作于上朝结束之后，因为上朝时是不可能写作的。所以，“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实景，杜甫那几首以宫廷为背景的退朝诗也是这种情形，没有特殊的心理背景。但是，杜甫退朝后游赏曲江且醉饮曲江，还有另一层心理，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作者上朝时的心态。杜甫在《曲江对酒》中提到了“懒朝”：“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关于“懒朝”，注家有的语焉不详，如方回云：“少陵为谏官而纵饮、懒朝如此，殆以道不行也。”又仇兆鳌曰：“日纵饮，懒朝参，见入世不能。”未详所指。有的释为“不上朝”，如金圣叹曰：“纵饮犹可言。懒朝不可言。前云日日江头去醉还是纵饮。今云花外江头去坐。真是懒朝矣。纵饮还是人共弃我。懒朝直是我自违世。……试思诸公衮衮入朝。先生却江头去坐。坐字奇杀人。”按：“不上朝”说值得推敲。唐代制度中历来都特别强调百官常参的出勤。《唐会要》载：

（天宝）十三载九月，御史中丞吉温奏，朔望朝参，望自今以后，除仗卫官外，余官不到两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长，各夺一季禄。五人以上者，奏听处分。

又：

大历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栖筠奏：伏以朝廷之仪，义当祇肃。今者以手力资钱，比俸禄旧罚。请准永泰元年八月敕为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参官，其日并不到者，本司长官请罚一月手力资钱，其一月内三度不到者，虽每度有罚，亦准前罚一月资钱，每月仍便于左藏库折纳。其有久不朝谒，并假过百日以上者，望令本司录奏，如相容隐，台司访察弹奏，余请依后敕处分。从之。又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

诸如此类的条律还有不少，兹不备录。可见，按照朝规，杜甫是不可能“不上朝”的。当然，如果官位至高者，情绪不佳时可以“称疾不朝”，如房琯当时即如此：“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杜甫作为房琯一党，心情虽然亦不佳，但没有“称疾不朝”的资格，即使遇急事，也得请假。其《偪侧行赠毕四曜》中说：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

诗中的“请急”即已请假。依唐制，文班常参官请事假只有两天：“太和八年九月，御史台奏，文班常参官，旧例，每月得请两日事故假。”所以，杜甫也是不可能长时间无故不朝的。综此，杜甫的“懒朝”不应理解为不上朝，而是上朝时情绪不高，有敷衍之意。“懒朝”只是一种上朝态度，是杜甫在朝中受冷遇时的情绪表现。

《曲江二首》其二云：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首联“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点出了作诗的背景及杜甫的生活状态。方回云：“乾元元年春为拾遗时，少陵年四十七矣。六月补外，岂谏有不听，日惟以醉为事乎？典衣而饮，所至有酒债，一穷朝士也。”“一穷朝士”，所言极是。据《资治通鉴》：“是时（757）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虽然没有言及朝士的俸禄，但在“府库无蓄积”的情形下，朝士的俸禄也不会更高。杜甫的“典衣沽酒”应该是实写。

但如何理解“日日典春衣”呢？杜甫于至德二载（757）冬返京后参加了冬至早朝，“去岁兹晨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也参加了常参，《腊日》中的“还家初散紫宸朝”即指此。次年即乾元元年春，参加元日早朝，与贾至等人唱和。从气候方面来说，冬至和元日时天气尚寒，不能“典春衣”。仇兆鳌曰：“朝回典衣，贫也。典现在春衣，贫甚矣，且日日典衣，贫益甚矣。”恐不符合生活真实。杜甫的“典春衣”应该是在“风飘万点正愁人”的暮春三月，此时天气回暖，可以脱去春衣，诗人才会在退朝后“典衣换酒”。所以，杜甫“典春衣”的时间不会太长，应该只在三月内。那么，“日日”又作何解呢？金圣叹云：

八句。通首是痛饮诗。却劈头强安朝回二字妙。便是浮名绊身四字。一气说下语。而后首懒朝二字。亦全伏于此矣。酒债说是寻常。妙甚。须知穷人酒债。最不寻常。一日醉。一日债。一日无债。一日不醉。然则日日典春衣。一年那有三百六十春衣。每日尽醉归。三百六十日又那可一日不醉而归。

此说充满了激情，可圈可点，但有可议之处。杜甫诗中仅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未云“一年日日典春衣”，“三百六十日”典衣和醉归，不合杜诗本意。但金圣叹说“一年那有三百六十春衣”，很值得再思考。杜甫的“朝回日日典春衣”，“日日”到底是多少日？据《唐会要》载：“（天宝五载五月九日敕）自今已后，每至旬假休假，中书门下及百官，并不须入朝，亦不须衙集。”依此旬假制度，杜甫一月间至少有三天旬假，可以不入朝。另据唐代的寓直制度，中书门下及尚书省官员每月有宫中寓直制度，杜甫的《春宿左省》就是其寓直期间所作，他本月至少已寓直一晚。另外，自天宝以来，唐朝多为二日一朝，“（天宝）十四载三月一日敕，常参官分日入朝”。旬休加寓直日约四日，如果正常采用二日一朝的话，杜甫一月内的常朝可能就是十二次左右，不可能有“三百六十典春衣”的现象。如果把“朝回日日典春衣”理解为朝回之后日日典衣，于常朝制度不符；如果理解为朝回之日即典衣，那么隔日典一次，醉一场，似乎符合常理，也符合杜甫的生活实际。以上分析揭示了杜甫“典衣沽酒”的現实环境，使杜甫的曲江游赏有更鲜明的时代印迹，从而让我们看到退朝后的杜甫是如何将朝廷上的自我角色延续到自然山水中的。

据此可知，金圣叹所说的“三百六十日又那可一日不醉而归”应该不符合杜甫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诗意。那么，杜甫是如何“醉归”的？这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杜甫骑驴是中国文学史和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这个画面几乎定格在人们脑海里。骑马和骑驴应该是身份的标志，直到中唐时，还不让未仕者骑大马：“贞元中，禁未仕不得骑大马。有人言于执政：‘大马甚多，货不得。举人不得骑，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杜甫虽然为官了，但由于特殊原因，官马没了，省亲时他只能从凤翔步行回羌村，《徒步归行》云：“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而回京之后，他一段时间内依然没有马，《偪侧行赠毕四曜》写了他“自从官马送还官”的生活情形：“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泥天不骑驴上朝，天晴时是否可以骑驴上朝呢？杜甫没有明言，我们只能推测。这种困窘状况更说明了杜甫不可能有太多的春衣日日去典。这首诗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杜甫安史之乱前住在城南，距曲江较近，他在《九日寄岑参》诗中说：“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又《夏日李公见访》诗：“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此次回京之后是否仍居住于此尚难确断，但应该不会太远。然而即使依然在旧所，若没有马，从城南门步行至曲江池也非易事。“醉归”一次尚可，“每日江头尽醉归”则更不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杜甫为什么要朝退后往返于曲江醉饮呢？那是因为他内心的块垒只有在曲江饮酒才能浇啊！

二、“卧麒麟”与“深住辇”

杜甫《曲江二首》表面上流连光景，醉饮狂放，其实内心愁苦极深，前人有曰：“二诗以仕不得志，有感于暮春而作。”“仕不得志”说出了杜甫曲江醉饮的个人原因，但曲江的特殊性特别是杜甫对曲江情感的独特性，又使他的愁苦远远超出个人的“仕不得志”，具有更多的时代因素，从而使曲江醉饮成为他“诗史”中浓重的一笔。换句话说，从退朝后的精神释放或转移的角度去考察杜甫的曲江醉饮，可以更深层地探究杜甫心中块垒的时代蕴含。

杜甫《曲江二首》其一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这首诗的评注已很详细，兹不赘述，但历来对“江上”二句的理解多拘于字面，如宋赵次公曰：“两句皆纪眼前所见也。冢前有石麒麟，盖富贵之家。”方回曰：“小堂巢翡翠，足见已更离乱；高冢卧麒麟，悲死者也。”仇兆鳌曰：“且见堂空无主，任飞鸟之栖巢；冢废不修，致石麟之偃卧。”这种解释是基于杜甫“细推物理”的抒情线索来的，字面意义没有什么问题。但无论是安史之乱之前还是之后，杜甫在曲江的体验似乎都不是仅拘于“物理”，而多有“人事”的思考，因而他的题写也往往异于常人。如唐代其他诗人写上巳游曲江，多为应制，如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等，但杜甫的《丽人行》则写了上巳曲江的另一道风景及对时代的深层忧虑。所以在《曲江二首》中，他虽然“写曲江乱后荒凉之景”，抒盛衰感伤，但其中还有另一层寄托。“江上”二句，不同于面对历史遗迹时的盛衰想象，如李白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杜甫是以亲历者身份感受了时代动乱及曲江今昔，以虚实相结合的笔法寄托深邃的现实思考，表面的“推物理”中包含了更深刻的“究人事”。

“江上小堂”和“苑边高冢”所忆的对象应该有所区别。据《唐摭言》：“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又据康骈《剧谈录》载：

曲江池，本秦世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江上小堂”即曲江亭子。从唐人笔记小说的记载来看，开天全盛时期，朝中官署都在此建有专属小亭，以供游宴，其奢华热闹盛极一时。杜甫其时游过曲江，虽不能参与官署的游宴，但一定见过那盛大的场面。所以，“江上小堂”所忆写的对象应该不是普通百姓，而指当年官署所建的小亭。他没有重点写亭子残留少，而亭中小鸟筑巢的空幽已显出了此处的荒凉。残存的小亭唤起了杜甫对当年繁盛景象的记忆，增加了对眼前荒凉之景的感伤。“苑边”一句所忆指的对象应该是皇帝。据程大昌《雍录》“宜春苑”条：

《东方朔传》曰：“武帝东游宜春。”师古曰：“宜春宫也，在长安城东南。”《上林赋》曰：“息宜春。”师古曰：“宫名，在杜县东，即唐曲江也。”《扬雄传》：“武帝东游宜春。”师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记秦纪》曰：“子婴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马相如从武帝至长杨猎，还过宜春，奏赋以哀二世，其赋曰：“临曲江之州，望南山之参差。”师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赋末云“吊二世持身之不谨兮”，“墓芜秽而不修”也。叁数者言之，则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赋，汉之曲洲，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其苑若宫皆秦创，而汉、唐因之也。

这段文字特别强调曲江与宜春苑的联系，看似陈述曲江宫苑演变的历史，实则突出其与帝王的特殊关系，杜甫的曲江之游似乎回避不了这层关系。安史之乱中杜甫陷贼长安期间，间游曲江时感伤最深的就是玄宗皇帝。如其《哀江头》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青浦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所以，杜甫的“苑边高冢”所忆的应该也是帝王，或者可能就是唐玄宗。

但玄宗没有死，为什么要言“高冢”呢？这还要从“麒麟”说起。《杜诗详注》曰：“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芙蓉苑作为皇家别宫，是唐玄宗当年行幸最多之处。作为开元时期疏凿的园林，芙蓉苑边是否能容有他朝、他人之“高冢”呢？穆宗时的一则诏书可以回答。据《旧唐书》载：“先有诏广芙蓉苑南面，居人庐舍坟墓并移之，群情骇扰。癸丑，降敕罢之。”所以，从真实的情形来看，玄宗时代的芙蓉苑边是不可能有“高冢”的，“苑边高冢”可能是杜甫用“以汉代唐”的政治思维所进行的一种艺术虚构。杜甫在《秋兴八首》其五中写有：“蓬莱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承露金茎”本汉时的捧露金人，唐时没有，作者把汉时之物移置于唐殿，意在展示一种气象。同理，芙蓉苑边应该没有前人或唐人的“高冢”，而杜甫游芙蓉苑，唤起了对盛世帝王的记忆，于是用以汉代唐的笔法进行了空间移置。《钱注杜诗》注“麒麟”曰：“《西京杂记》：五柞宫前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足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始皇骊山墓上物也。”据周天游注《西京杂记》“五柞树与石麒麟”条注：“《三辅黄图》卷三曰：‘五柞宫，汉之离宫也。在扶风周至。……汉武帝即死于五柞宫。”显然，杜甫以“麒麟”为媒质，表达了对玄宗皇帝的怀念。“卧麒麟”是借武帝故事而联想当朝，化用“五柞宫石麒麟”的典故，感叹宫苑的冷清，感慨玄宗皇帝时代的远逝。

玄宗难返芙蓉苑的现实处境也是引发杜甫“卧麒麟”想象的内在原因，这在他的《曲江对雨》中表达得更加明显：“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此四句历来注家都关注其中有寄托，如明王嗣奭曰：“后四句对雨之怀，言乘舆不出，南苑之人，徒为望幸，思复见太平之盛会也。”钱谦益释语最详：“此亦怀上皇南内之诗也。玄宗用万骑军以平韦氏，改为龙武军，亲近宿卫，自深居南内，无复昔日驻辇游幸矣。兴庆宫南楼置酒眺望，欲由夹城以达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钱之会，无复开元之盛，对酒感叹，意亦在上皇也。”黄生曰：“公感玄宗知遇，终身不忘，诗中每每见意。五句指南内之事，盖隐之也。叙时事处，不著痕迹；忆上皇处，不犯忌讳。”皆可见出杜甫在曲江的独特情怀。这种情怀甚至一直延续到他晚年飘泊夔州时。其《秋兴八首》其六：“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所表达的就是对玄宗宴游曲江的追忆，远离京城时芙蓉苑依然是他记忆的焦点。

据此，我们可以推想，杜甫的“苑边高冢卧麒麟”就是一个虚拟的图象。苑边应无“高冢”，但有杜甫心中至高的玄宗皇帝。玄宗晚年被幽禁，不得游幸曲江，甚至永远不能回曲江。汉武帝离宫前有“卧麒麟”，杜甫通过虚拟“苑边高冢”，喻指芙蓉苑里埋葬着玄宗的过去，以“卧麒麟”联想寄托自己遥远的追思。所以虚拟的“高冢”图象里裝载着杜甫的记忆和遗恨，“花萼夹城通御气”已成历史，而没有玄宗的“御气”，芙蓉苑中也是“万物无颜色”！王嗣奭也看到杜甫“江上”二句的“人事”之忧，说：“翡翠不屋栖而巢于小堂，比小人之处非据，石麒麟乃天上之物，而卧于高冢，比正人在位而志不得展。总谓人主昵宵小而疏远正士。”虽穿凿过甚，但也是从“究人事”的角度去认识“江上”二句的尝试。

总之，杜甫的“及时行乐”之思，表面上是“细推物理”所得出的生命感悟，其实是“深究人事”后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幻灭。个人的失意、盛世的远逝、宫苑里的恩怨，让杜甫在幻灭中生发了一种超脱感——“何用浮名绊此身”，这种超脱感是对自己宫廷角色的超越。杜甫在宫廷中十分谨慎规矩，上朝时不敢迟到：“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夜直时朝衣待旦，不敢深睡：“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衙省中不敢素餐尸位：“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只有在退朝游曲江时，他才一改在宫中如履薄冰的慎微守矩，萌生了这种自我否定和超越的狂放。

三、“七十古来稀”与“近侍难浪迹”

杜甫退朝时的《曲江二首》作于“仕不得志”时，看似符合李白式“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行为原则，尤其是“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也颇有狂荡之风，所以前人对这两句评价不一，但贬大于褒。如方回引查慎行曰：“三、四句，游行自在。”又引张载华曰：“李天生先生杜诗阅本‘人生七十古来稀句全抹，旁批‘凑字。”黄生《杜诗说》有“诸体”一卷，“诸体不在选列，但录其评释辩证诸说为一卷”，卷中录“《曲江》其一”，评曰：“首句甚饶风韵，接句便杀风景。三四更絮，两语益不佳。”虽未详具体篇目，但评价不高。他在正文部分选《曲江对雨》和《曲江对酒》二首，而将《曲江二首》列入“诸体”，亦可见其态度。

也许由于“及时行乐”与诗圣的样态有所出入，所以注家们对“酒债”两句除标其出处外，很少评价。而对“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出处，所引也不甚具体。如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曰：“‘酒债二句：《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仇兆鳌曰：“远注：人生百岁，七十者稀，本古谚语。”郭氏集注与“古稀”无涉，仇注指出“本古谚语”，亦不甚准确。经略粗检索，杜甫之前，称“古者稀”或“古稀”的谚语或诗句不多，即使有，也多言事物，不关年龄，如沈佺期《和户部岑尚书参迹枢揆》：“理识当朝远，文华振古稀。”以“古稀”言年龄大量运用于宋代，且多源于杜甫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可见，杜甫是“七十者稀”的首创者，仇氏注本所谓“七十者稀，本古谚语”，或应释为“七十者稀，本杜甫诗”。

杜甫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源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所描述的“七十”人生是精神自在与道德规矩合一的境界，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活得长久；其二，活得自在。孔子所述的境界让杜甫感触极深，他盼着活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而这对他来说太难了，因为此前杜甫的人生都在“从心所欲”和“不逾矩”中痛苦纠结：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这一类诗句很多，不胜枚举。在他所经历的人生中，追求功名理想让他难以“逾矩”；仕途失意又让他渴望“从心所欲”。尤其是眼下，因受房琯事件牵连，更觉仕途艰难，“从心所欲”更难。故只得在退朝之后暂时寻求精神解脱——“何用浮名绊此身”“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叹“七十古稀”的动机，不是感慨岁月苦短，而是感叹理想人生难得。杨伦引王士祯语曰：“王阮亭云：宣政等作，何等舂容华藻；游赏诗乃又跌宕不羁如此，盖各自有体也。”正是看到了杜甫在朝时“守矩”和退朝后“逾矩”的区别。“各自有体”，就是将它们放在各自的背景下去考察其情感抒发之由。杜甫退朝后醉饮曲江，追求的就是一种与在朝时不同的心境，这是一种不同于功名约束的精神自在。杜甫很清楚自己的未来，“白头搔更短”，身体行将衰朽，能否活到“七十”不好说，而“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越来越“懒”的习性让他倍感官场的拘束。长寿未必可得，不要等到“七十”时才“从心所欲”，现在就给自己一些自在吧。这就是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深层意蕴，是他狂放外表下的巨大愁苦。王嗣奭云：“余初不满此诗，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行乐之时？后读其‘沉醉聊自谴，放歌破愁绝二语，自状最真，而恍然悟此二诗，乃以赋而兼比兴，以忧愤而托之行乐者也。”此语最为知音。

杜甫退朝后在曲江的脱形放狂，还有另一层精神释放。曲江的特殊环境让他在这里有强烈的朝代意识：“苑边高冢”是基于旧臣的身份对玄宗的怀念和感伤；“七十古稀”是基于当朝朝官身份对现实处境的无可奈何。在玄宗朝时，他是“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醉饮曲江时，他是“近侍”。杜甫任八品拾遗，官品不足为荣，但职责和地位让他荣耀：“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所以，他常以“近侍”自称，以示对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可。身份意识是杜甫不得“从心所欲”的政治牵绊，也是他难获归属感的感情痛苦。在其他的曲江诗中，他在突出自己“近侍”身份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精神飘泊的“无家”之感。其《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云：“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王嗣奭释“无家”云：“公原居少陵，后徙居奉先，贼陷京师，又移寓鄜州。去冬始迎妻子至京师，尚未有栖身之所，故云‘无家。注谓喜其家复聚而言，记谬甚。”王说其实解释得过实，杜甫从鄜州迎妻子回长安，虽是租房而居，物理意义上的栖身之所是有的，只是精神的归属感却越来越远。正如前人所云，“公在谏垣必有不得行其志者”，“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这些释语很清楚地点明了杜甫内心的迷惘。既然难以“浪迹”江湖，那就狂放于酒乡吧，酒乡才是杜甫此时所追求的“从心所欲”的精神家园。

在杜甫诗歌中共有三次提及“近侍”。饮酒曲江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他作有长题诗《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中有：“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京邑”即华州。诗人当年由金光门奔凤翔，是由贼所“归顺”行在，内心充满了希望；而今由京城前往华州，是贬官离京，作者有意用一“归”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失望。第三次是《忆昔二首》其一：“我昔近侍叨奉引……”杜甫于乾元元年冬回京后参加了至日大朝会，乾元二年（759）六月被贬出朝廷，没有机会参加第二个冬至大朝会让他十分遗憾和伤感，所以当这一年冬至到来时他写下了《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诗中有“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从此，“近侍”身份既唤起杜甫痛苦的回忆，又让他难忘自己朝臣的职守，故他在《忆昔二首》中忆写自己“近侍”经历时，还对国家中兴寄予了厚望：“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小臣”是“近侍”角色意识的回归。从这三次用“近侍”的诗歌和场合来看，杜甫越在人生失意之时，越爱突出其“近侍”身份，而这种身份意识越强，他的悲剧感就越强。杜甫总在自己最不像“近侍”的时候标出“近侍”，在远离“近侍”职位时想象“近侍”，以一个朝臣符号安抚自己精神的流浪。所以，如果说“难浪迹”是追求“有家”，而“浪迹”之中的“近侍”身份确认，更是悲叹自己“无家”。可以说，“有家”和“无家”是造成杜甫晚年精神忧郁的心结。

结 语

杜甫退朝后醉饮曲江，是其生平最富传奇色彩的时期，其《曲江二首》因为流连光景和及时行乐的书写而成为杜诗的别调，但如果仅以此为基调解读杜甫的曲江诗，会造成对杜甫诗歌创作的误解。杜甫是一个擅长写悲情的诗人，更是一个离不开现实环境的诗人。从他游长安开始，曲江就不是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天地，那里与皇室的活动相关联，如他在《乐游园歌》中所写：“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他晚年飘泊异乡时，也借游曲江寄托故国之思：“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所以，《曲江二首》及其他曲江诗也饱含着他的现实情怀。其“典春衣”的潇洒、“卧麒麟”的想象、“七十古来稀”的感叹，体现了他在政治失意时的内心焦虑，包含了许多时代信息。从《丽人行》到《哀江头》再到《曲江二首》《秋兴八首》，杜甫借曲江勾画了一幅唐王朝盛衰变迁的剪影。《曲江二首》作为变奏，可能与其他诗歌韵调有所不同，但把其中的时代要素标识出来，依然能为这部剪影增添精彩的画面，成为杜甫诗史独特的一笔。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