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嘉琪

旧宫遗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三村，属北京东南部永定河冲积平原。2019年到2020年期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点区域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日用遗物，因等级较低，确认其为西周小型聚落遗址，这处遗址是北京东南部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時期遗址。

核对资料

2021年，旧宫遗址所有发掘材料由北京考古研究院委托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整理，我参与到了整理项目中。我们对所有原始发掘资料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和深入地了解，确保不遗漏一处。随后，从核对资料开始，正式开启整理工作。我们核对了150多个探方和探沟（出土遗迹单位）的图文发掘资料，包括遗迹发掘记录、探方总平面图、四壁剖面图及遗迹平剖面图等纸质和电子资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纠错，对部分图纸进行重绘，并详细绘制了每个探方的系络图和电子遗迹图。

图文资料的整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石，我们花费了数月时间确保图文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在对探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东北与西南探方地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部分相邻探方也因各种原因导致了地层层数、厚度、形制不一，这使传统的通层做法无法适用，为了让报告写得更科学，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最终放弃了统一全部地层的做法，决定以探方为单位开展整理工作，将每层限于探方内部，尽可能减少误差，并根据后续出土遗物的整理情况，进一步明确遗址堆积情况。

整理遗物

旧宫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为陶器残片。陶片数以万计，整理任务极重。在烈日下、虫咬时，我们加班加点，完成所有陶片的清洗。我们戴上手套，按照探方分别将陶片放入水中，再用刷子顺茬轻刷，将纹饰和茬口处的泥土清洗干净，最后进行晾晒，随即开展拼对统计工作。

陶片的拼对统计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针对旧宫遗址陶片特征，设计了专属统计表。在统计过程中，反复核对遗迹编号，仔细拼对残片，确保归属遗迹、陶片数量不出错，统计结果可信。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不同整理者对陶色判断有误差，部分陶片探方标错、晚期陶片混入、早期探方混乱等问题，多次开会研讨后，我们最终确定了陶色判断标准，并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发掘资料将单位混乱的陶片筛出，保证了西周时期陶片统计的准确性。

陶片分类是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的。所有统计结束后，我们开始了器类统计工作。经多次开会讨论，我们依据雷兴山老师提出的最小器类原则开展工作，将旧宫遗址西周时期陶器细化分为折沿袋足鬲、侈口鼓缘联裆鬲、袋鬲口联裆鬲、卷沿袋足鬲、卷沿联裆鬲、高领深腹鬲、侈口厚唇簋、敞口薄唇簋、双沿盆、卷沿盆、矮直领瓮、矮领厚唇瓮、小口高领罐、大口矮领罐以此标准完成器类统计，最终认定其时期主要为西周中期，存在三种文化因素，即土著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周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完成了报告的初次标本挑选任务。

报告编写

实事求是、全面系统是考古报告的重要原则。我们对以往资料再次进行核对修改，确定并绘制了遗址总平面图及西周时期总平面图。在总平面图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整理情况，以资料性和学术性为原则，确定了旧宫遗址发掘报告为“总论＋分述”的体例。自9月起着手发掘报告的编写，为保证报告质量和撰写速度，我们细化了分工，一批负责遗迹整理工作，包括再次核对图文资料和整理物件，一批继续完善旧宫遗址西周遗存的类型分析和分期工作，再次减少标本量。

两项工作完成后，正式开始报告分述部分的文字撰写。以探方为单位，包括地层、遗迹、标本的详细描述，每日撰写不少于5000字，我们还邀请了老师开展遗物修复和标本绘制工作。目前已完成修复和报告初稿撰写工作。

整理收获

两年多的整理工作，让我从只知理论到亲身实践，从不知从何入手的迷茫到快准全的游刃有余，从毫无头绪地整理图文资料到会写初步成形的发掘报告。在整理过程中，我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深山”中，考古绘图、电子制图、器物分类、遗物修复在报告撰写中，我更深入了解标本的纹饰特征、制作工艺，对于每类器物的形制异同，以及相同器类的变化掌握得更多，遗址内遗迹性质和出土物的判断更加准确。

整理过程中最惊喜的无疑是“数字卦”的发现，数字卦是出土材料中由一组数字纵向排列而成的卦文。旧宫遗址目前共发现70版、166例数字卦例，这是目前西周数字卦发现片数最多的一批。在北京大兴旧宫遗址出土的西周刻划符专家论证会上，认定旧宫遗址发现的大量西周时期刻画陶符，应属“数字卦”。目前正在将字、器、背景、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数字卦专题研究。旧宫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多元性，不同谱系的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折射出该区域的政治格局变迁、人群流动，是北京地区燕文化发现的重要突破。其考古发掘工作对于理解西周早中期燕蓟地区的中原化过程，揭示北京地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