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

小时候还没听说过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等我快撞到车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流氓。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呜”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请你可怜了！可怜之人又不是宠物，有义务总是可怜的模样吗？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車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21世纪，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克隆的自己，又尴尬又陌生。其实耳朵是向外的，它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很陌生，还有些抵触。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了，舞台上有监听音箱，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道：“台下听起来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把歌唱完。

生活越来越喧嚣，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捂着耳朵拼命表白。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就算最噪的乐队，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比起现在，也只能算是浅吟低唱。

耳朵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迪迦//摘自《行走的耳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刊有删节，四季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