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远

《拾零新集》这本书如朱先生在自序中所言，为“《随笔》文丛”之一种，内容很杂，“有述往事的，有怀故人的，有读书笔记，有给朋友和自己的书写的序，有正正经经的议论，也有和人开玩笑的文章。总之，杂得很”。在这杂多的文章中，我首先爱看的是述事怀人的文章，大概因为这些正是袁枚所说的言情之作。如《遗札盈箱有泪痕》一篇记载，在收到朱正先生寄送的研究鲁迅回忆录的稿子后，冯雪峰先生写给朱先生一封信（1976年1月5日），既对他的正误工作表示肯定和赞赏，“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又对他文章中的口吻和锋芒提出了异议，“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出于对朱正的爱护，冯雪峰将稿子转给了好友孙用，二人商议后，决定先将稿子寄回他修改，并曲折述说了这样做的理由。这件事令朱正很感动，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冯先生是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把我介绍给他的至交孙先生，托他接着照看了我好几年。”接下来即记述同样素昧平生的孙用先生对他的“照看”，此不多及。1978年12月15日，孙先生致信安慰朱先生：“您二十年来的生活道路，真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愿‘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纸短情长，不尽欲言。”即可看出长者的殷殷深情。在孙用去世多年之后，朱正拆阅孙先生的来信，“仿佛又回到那岁月去了”。“‘身废唯余长者知，那时，除了他之外，再没有一人这样看重我，关切我，帮助我了。”知遇之感，跃然纸上。挽孙先生诗中“从今请益知何处，遗札盈箱有泪痕”句，即是此文题目的出处。

《曾老与〈鲁迅选集〉》一文记作者与曾彦修先生的交往。我从前读过曾的著作《平生六记》，觉得他是一位忠厚朴实、肯负责任的老先生，这篇文章的记述完全印证了我的观感。曾先生想在他曾任事过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比较理想的《鲁迅选集》，先后邀请朱正、倪墨炎、邵燕祥等先生共襄盛举。他为此撰写了很多篇通告和书信，不厌其烦地讨论编纂体例、注意事项等，从中既可看出老先生的认真和热心，也可看出他对包括朱正在内的晚辈的信任和关照。诗人公刘，江西南昌人，出生于1927年，与朱正先生年相仿、志相近，谊在师友之间。《两面之缘》一文写到两人的交谊，今日读来，倍觉意味深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朱先生常在报刊上读到公刘的诗作，“很喜爱，很佩服他的才气”。九十年代在合肥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跟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交谈”。公刘则很看重朱正的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誉之为“董狐之笔”。当然，公刘也表示了不满：“艰窘的写作条件制约着作者的视野和才力，使得本来可以写得更好的书，留下了若干遗憾。”二人可谓互相敬重、惺惺相惜。

朱正在学术界以鲁迅研究著称，这本书的内封介绍也说他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这个说法自然不算错，集中以鲁迅命题的文章就有六七篇，涉及鲁迅的文章更仆难数。曾听一位朋友转述他讲过的一段有意思的话：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研究鲁迅（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只觉得他伟大，是仰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鲁迅，年龄跟鲁迅一般大，是平视；现在九十多岁了，再看鲁迅，鲁迅成了一个年轻人。——可见鲁迅研究正是他一生的志业，他对鲁迅及其著作很熟悉，很有感情，但也并不盲从。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文中，朱正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深刻而辩证的，既看到了病态的一面，也看到了伟大的一面，“他对外国人讲中国的书，认为说得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就反驳。一直到后来他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与尼采——闵抗生作〈尼采遗稿夜读记〉序》写到，鲁迅批判过五四运动，批判过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可谓别有幽怀，并借闵著呼吁：“不做一切人的奴隶！——这就是鲁迅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告诫。”

朱正擅長写作交游考，早年撰写的关于李大钊和白坚武交谊的《两个朋友》，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曾钩稽史料，完成《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这本专著。本集中关于交游的文章计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陈独秀与章士钊》《谭延闿和孙中山的交往——在〈谭延闿日记〉中所见》《〈谭延闿日记〉中的江霞公——给〈鲁迅全集〉寻找一点注释材料》《陈独秀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等，收得多且精彩。

朱正写文章有个特点，就是太史公说的“述往事，思来者”，说的是过去的人和事，着眼的则是当下或者未来，集中多篇文章很有警世的意义。

说到史料，集中《史料与史料学》《“精品”成书记》两篇很值得注意，在我看来，这两篇不啻朱正的“夫子自道”，最有读书治学的方法论意义。在引用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和刘知幾“史有三长：才、学、识”的名论之后，朱正指出：“只有对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够说是入了史学之门。”“没有在长时间里积累广博的知识，治学就难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没有木料和工具一样。”基于以上认识，朱正对包括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在内的三部解密档案集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一方面，他充分肯定这些档案的价值；另一方面，凭着他广博的知识和渊博的学养，当然，也借助各种工具书，发现这些档案中存在不少误译、误注的地方，因而撰写文章解“解密”。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主编、责编和出版社的高度认可和重视，并结集为专著出版，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北地三才”之一的邢邵曾说过“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话，朱正也在《史料与史料学》文中说：“我以为阅读这些有缺点的译文，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史学的训练，要能够在这些缺点错误后面看出它没有正确译出来的本意，看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来。我就是以这种态度读这些书的。”二人当可相视一笑。对于朱正的这些工作，他的好朋友邵燕祥先生撰写《勘误的学问》一文，总结也呼应了朱先生的治学之道：“他重视史料的积累和辨别，进而对史料深入研究，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入了史学之门。”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园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有人推许朱正为当代‘朴学大家，怕的是朱后无人。”言外有颇多感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面对朱正走过的这样一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之路，晚辈如我者除了景仰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