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开关西大学有四年之久，我还是会偶尔想起沈国威老师曾在课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吃番薯呢？”话语中带着一点“何不食肉糜”的气息。不过，座中的年轻学生未必了解中国历史上那段荒诞的饥荒史，大概也未必能读出空气中“何不食肉糜”的况味。眼看没人能领会自己的冷笑话，沈老师才开始一本正经地梳理“番薯”的历史。番薯在日语里常称作“萨摩芋”，又被称为“アメり力芋”“琉球芋”“唐芋”等，名字里就带着不同的地名。沈老师就从地名入手描绘了番薯的传播地图。大家才恍然大悟：名字就是历史。沈老师又说番薯的广泛种植使中国人口翻了好几番，于是，这种平常的作物在我心里也变得不平常了。听了这部格局近似《糖史》的简明“番薯史”之后，回过头去想想他的“何不食薯”之问，真是有一种迷离之感。

本书虽然以“番薯”为题，但并不是研究番薯史，名不副实。取这个题目主要是怀念在沈老师的课上听“番薯史”的时光，怀念在日本那一段亂翻书的时光。躲在读音相近的“番薯”后面，让“翻书”不至于正襟危坐地假风雅，不至于一本正经，也不至于不太正经。说一本正经，是因为我去日本的那一年，名义上是为博士论文找资料。书中关于“文学”概念史的内容，都是为博士论文找的素材，有些材料最后用了，有些没有用，存在电脑里不免可惜。做读书笔记最基础的就是摘录原文资料，以前的学者抄卡片，现在为了检索方便，都抄录到电脑上。其次是摘录观点，因为有些日文著作国内还不太容易看到，看到特别的研究思路，看到独特的材料解读，都很是令人兴奋的。最后是评述式的笔记，可以是针对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书评，也可以是通观一个领域、一个主题的研究综述，这类笔记可以上溯中国传统的提要类文字，又合乎现代博士论文格式的基本要求，我更认为这些是达到“眼高手低”的重要学术训练的途径，否则会一直在“眼低手低”的层次里打转。本书既抄录了原始文献，也摘录了日本学者观点和思路，偶尔还加入一些自己的见解，有些还打算发展成学术论文，读起来不免一本正经，借着“番薯”之题或许可以稍稍遮掩一下枯燥无味。

说不太正经，是因为我读书杂乱，没有什么大计划，偶尔在关大图书馆翻到有趣的书，不管跟博士论文有没有关系，就放下手头的博士论文先读起来。有一次，我看到关大图书馆居然藏有俞樾的若干信札，便马上着手调查一番，释读不了还请教卢康华兄。我从沈老师那里得知古城贞吉在上海留下了一部日记手稿，于是也去复制、整理，被日记中潦草的“叔蕴”“叔言”这些字迹困扰了许久，后来才确定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振玉。这个乱翻书的习惯，导致我的博士论文进度偏离轨道，为了赶毕业，有好些内容没有放进博士论文中详细展开。

说是“翻书记”，但有些文章却是游记。去日本之后，温州图书馆卢礼阳先生令我写写在日本买书找书的趣事，发表在他主编的《温州读书报》上，结果连游记也拿去凑数，还将专栏题为“扶桑记游”，礼阳先生也并不介意。这次就保持原样，不作改动。说是“日本翻书”，但有些书却是回国后读的，当然，所读的多是日本学者的论著。在日本一年，最开心的经验就是买书，一开始还犹犹豫豫，因为日本书价远高于国内，一本研究《山海经》的学术书，定价近一千元人民币，想着也不专门研究就放弃了。多去了几次吹田市江坂町天牛书店，慢慢地适应了日本的书价，旧书店、古书网当然要买，京都的古本祭当然也要赶去，甚至连学校附近的BOOKOFF也去翻一翻。最后积书成山倒，读书如抽丝，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完，只好打包寄回家，好几大箱子，还被海关扣住，颇费一番周折才取回。除了买，还有复印，借关西大学研究室之便，扫描了不少不容易买到的书籍，制成电子版，避免室小书多的苦恼。因为这些带回来的书籍，回国后还写了不少读日本书的笔记。

既然名不副实，不妨以“番薯”替代“翻书”，可以如实地名不副实。这两年也写了几篇书评，也干脆混在读书笔记之后。不去攀附书话的书写传统，因为没有周作人那样的见识和文笔可以纵横捭阖，这里介绍的都不是什么枕中鸿宝，写不成“日本访书记”。虽说介绍的大多是日本出版的学术书，有些书目前国内还不容易找到，但相信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将这些好书译成中文，我只不过是先睹为快，提供一些学术信息罢了。这些笔记只能算是粗浅的学术训练的印迹，很平常，就像番薯那样。最后还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文字曾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书屋》上，以及此次结集出版，都应该郑重感谢刘文华学长的督促。

（潘德宝：《日本番薯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