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会

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是美国汉学家、翻译家，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致力于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文学的全景图，成为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文学、白话文学，或者精英文学、民间与通俗文学的权威工具，在中西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梅维恒在《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中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文词曲，他还特别关注中国的民间与通俗文学以及道家典籍，产出大量优秀的研究与翻译成果，可谓是中国文学西行的引路人。

梅维恒被誉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他在读博期间便开始研究敦煌变文，并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译注了《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张义潮变文》四篇变文。后来，他又相继出版变文研究“三部曲”：《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运用了更广阔、更深刻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民间文艺与文化交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西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梅维恒对志怪、传奇颇感兴趣。中国的志怪小说在六朝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在唐朝时期发展为传奇，在清代又一次达到高峰，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89年，梅维恒与其弟弟梅丹理（Denis C. Mair）合作翻译的《聊斋志异选》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选译了五十一个篇章。梅维恒还选译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五个篇章，收入其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2020年，梅维恒与张振军主编出版了《唐宋传奇集：鲁迅唐宋传奇集》。2022年，两人再度合作主编了《明传奇导读》，收录了十篇明代传奇故事。两部选集中几乎所有作品的翻译皆为新人新译，有的作品甚至是首次被译为英文。

除了志怪、传奇，梅维恒还译介了神魔小说。2005年，梅维恒等人主编的《夏威夷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出版，书中收集了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之交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九十多个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该书中，梅维恒与加里·西姆（Gary Seam）译介了中国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较受欢迎的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矶”及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

此外，《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还收录了梅维恒翻译的乐府诗、笑话以及梨园戏《荔镜记》等民间与通俗文学作品。2013年，梅维恒与夫人张立青合作译注了蒲松龄创作的俚曲《墙头记》，发表于期刊《中国演唱文艺》。

梅維恒认为，有必要出版一部选集，不仅介绍汉族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而且还要展示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和书面文学。2011年，梅维恒与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共同主编了《哥伦比亚中国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选集》，在该选集中，梅维恒翻译了台湾阿美人的民间故事《蛋童》。

梅维恒还翻译了《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三部典籍。梅维恒因翻译而研究、因研究而翻译，对三部典籍进行了研究型翻译。在译本中，他用了大篇幅的前言、后记及大量注释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

1990年，《道德经》英译本《道德经：关于德与道的经典》出版，由梅维恒以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版《老子》为底本翻译而成。梅维恒表示，他的目标是创作一部既具有可读性又在汉学上精准的英文版《道德经》。

梅维恒非常喜爱《庄子》，对其赞誉有加，称其为“中国文学的丰碑”。梅维恒邀请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庄子》，于1983年出版《庄子试论文集》。其中，梅维恒的论文《庄子与伊拉斯谟：相似的智慧》将庄子与伊拉斯谟进行比较，发现两人的作品相似处颇多，在人生态度上都体现出逍遥、嬉乐的态度。同年，梅维恒还发表了论文《游于〈庄子〉》，引用大量西方分析游戏的论著，综合多种游戏理论对《庄子》中“游”的含义进行了讨论。1994年，梅维恒的《庄子》英译本《逍遥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出版，成为英语世界第七个《庄子》全译本。梅维恒注重《庄子》的文学特性，在译本中全力还原原文的文学性，梅维恒及出版商皆称该译本为“唯一富有诗意”的“权威译本”。2000年，该译本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再版。

2007年，梅维恒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战争的艺术：孙子兵法》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梅维恒认为，《孙子兵法》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道家”，他专门讨论了《孙子兵法》与道家的联系。

作为一位在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汉学家，梅维恒特别关注这三部典籍中的口头传统。他认为，《道德经》不只有一位作者，最初是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的，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智慧，真正的书名应该为“众老子之言”。《孙子兵法》最初也是以口头形式流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并非由一人完成，而是战国中后期诸多作者的共同智慧结晶。《庄子》基本上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它仍然包括大量口头传统的诗歌，尽管《庄子》是中国最早的论辩性散文作品之一，但它仍然充满了口头传统的气息。

梅维恒在翻译道家典籍时，竭力还原原文的面貌，力求传达出原作的形式和本质。他指出：“译者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传达原文的原貌。为此，译者必须注意形式、内容、风格、修辞和音韵。仅仅传递原文的意思是不够的，还需要复制原文的效果。”他的翻译原则“始终是尽可能贴近中文文本，但又不至于让人难以理解，或在英文中显得过于突兀”。梅维恒的这种既“忠实”原著又关注译文可读性的翻译方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道家典籍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外国读者的良好阅读体验，有利于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梅维恒主编并参译中国传统文学选集，介绍中国文学史，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全景图，他关注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对敦煌变文、笑话、俚曲、志怪、传奇等进行研究与翻译，还翻译与研究道家典籍。他广泛涉猎中国文学的各个体裁与文类，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他通过研究型翻译，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容与丰厚文化底蕴；他注重还原中国文学的面貌，同时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保障了外国读者的良好阅读体验。他无疑是当今西方汉学界较为多产的中国文学译者与研究者，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