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

小时候，人总会以为日子都是一样的，会一直那样过下去，很松弛、很漫长。你以为人也会是这样，爸爸妈妈永远是中年人，姐姐永远那么年轻。直到有一天，有什么东西突然打破了你对生活镜像般的信仰，那几乎就是童年的终点。

第二年的暑假到来时，我和上一个暑假一样，仍然每天盼望着那个人到我家来，而他依然来得很勤，但我隐隐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和上一个暑假里的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楚，只觉得他和姐姐之间过于熟悉了，有时候那种熟悉让我想起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对那个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们似乎不那么在乎他了，至少，妈妈不再把他盯得那么紧，暗中计算他和姐姐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不再随时委派我到那里去侦察。

风扇叶发出单调的晃动声，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来午睡的鼾声，姐姐的房间里传出低沉的音乐声——我把它和去年暑假听到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我觉得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流走了……

有一天，姐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她说如果她离开家，我会不会总是哭。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开家。姐姐说：“人长大了都要离开家啊。”我看了姐姐一会儿，“哇”的一声哭了。姐姐好像被我吓住了，急忙劝我说：“你哭什么哭？我就是问问，我又没有走，我不会走的。”可我越想越气，越想越害怕，最后我对她说：“我去告诉妈妈！你想离开家，你要偷跑。”姐姐抱住我说：“你这个傻家伙，我是说着玩的，好了好了，不哭了。”

她的话就像一大片阴云，不定在什么时候飘过来，把我笼罩在不清不楚的忧虑和恐惧中。从那以后，我更腻着他们俩，唯恐一不小心，姐姐跑了，那个人再也不会来了。当他们都不说话的时候，我就使劲在他们俩面前蹦蹦跳跳。我觉得他们俩隐藏着一个秘密的计划，而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知道这计划意味着什么。

临近寒假的一天，他们办完了“大人的事”。那天上午，一群男女，开着几辆小汽车，把化着浓妆、盘着发髻、穿着红缎子礼服的姐姐拉到一辆车上。当那辆车开走时，姐姐从车窗里看着我们，突然哭了。那一刻，我觉得发生的事并不像妈妈告诉我的那么简单，她说姐姐就是去举办一个仪式，就像去参加一场演出，演完了就回来。

一阵热闹之后，家里只剩下爸爸妈妈和我，只有我们仨的家里突然显得那么安静，那么空。那天夜里，我等到九点半，姐姐还没有回家，那个人也没有来。我问妈妈，姐姐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妈妈的眼圈红了，她对我说，姐姐今后不能回家住了，她嫁给那个人了，要住到那个人家里去。我问妈妈，不是说办完仪式姐姐就会回来吗？妈妈说，是姐姐要她这样说的，怕我伤心，怕我闹着不让她走……妈妈的话让我迷惑，难道她现在告诉我，我就不伤心吗？我不仅伤心，还感到自己被骗了。有时大人的想法真让人不明白。

可我还是选择对妈妈的话将信将疑，我想，也许姐姐并不想住在那个人的家里呢，她一直都是住在这里的，也许她夜里又会想家、想我们，所以她会回来的。第二天夜里，我照样等着，第三天夜里也还抱着希望……直到某一天，我意识到妈妈说得没错，姐姐不会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好几天以后，姐姐和那个人回来了。姐姐和那个人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仿佛有些老气。那个人像长辈那样摸摸我的头，还送给我一个半人高的玩具狗。我连外面的塑料包装纸都没有打开，就把它扔在沙发旁边的地上。他们俩在客厅里和爸爸妈妈面对面地坐着说话，说的话都严肃而客气，然后留下来吃午饭。吃饭的时候，那个人百般讨好我，我却不想和他说话。我痛恨他们所有人合伙欺骗了我，痛恨自己说不出这样的委屈：我原以为自己会多一个哥哥，而结果是他把我唯一的姐姐也带走了。

寒假里的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一个亲戚家做客。从亲戚家吃过晚饭出来，我们仨一起走路回家，我走在中间，他们俩在两边，一个人牵着我的一只手。快走到老十字街的时候，天空开始飘下细碎的雪粒。我们走得快了一些，雪也越下越大，细碎的雪粒变成了雪花。妈妈把她的头巾取下来裹住我的头。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我去年冬天常来的人民影院。我们经过那里时，刚好电影散场，一群群年轻男女从影院里出来，脸上还带着做梦般的迷茫神情。在雪中，那些面孔像一片片美丽的、湿重的花瓣。

电影院楼顶上挂着正上映电影的巨幅海报，海报上最显著的地方是一张外国女人的侧脸，在那轮廓立体而又柔美的侧脸后面，是一个男人模糊的正面，他正凝视着那张侧脸。这个我熟悉的地方现在看起来也有些陌生了。一片片湿雪从天空中斜落下来，散场的人急匆匆地走在街头，有的人小跑起来。我使劲瞅着那些身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姐姐和那个人。

我想到去年我也在这些散场走出来的人群当中，拉着我的手的是姐姐和那个人。打在我脸上的雪花潮湿、冰冷，那些在风雪中奔走的身影都模糊了，而爸爸妈妈还一个劲催促着我、紧拽着我往前走……我悄悄地哭了，第一次感到生命里刻骨的失去和孤独。

（银 叶摘自《当代》2023年第4期，本刊节选，黄思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