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任

（珠海科技学院 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梁朝灭亡，迁至北方的南朝文士继续创作诗赋，为人所熟知，但同一批入北文士在北朝不约而同地修撰梁史，却较少被提及。《周书》卷四二史臣论曰：“梁氏据有江东，五十余载。挟策纪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1]769《隋书·经籍志》载录萧梁旧史21 种，其中近一半出自入北文士之手。自清代以来，学者专门考察过梁史的编纂①，在文献辑佚、撰者考证、史源辨析、体例研究和旨趣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唯有梁史与入北文士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深层关联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川胜义雄、王仲、唐燮军、金仁义等学者曾探讨何之元《梁典》的撰著历程及史学思想②；陈爽辑考姚最《梁后略》的佚文，堪称梁史文本辑佚的范例[2]。这些个案研究为进一步探索打下了基础。本文重新审视梁陈入北文士的文化成就，从历史语境、群体身份和个体素质等角度考察梁史格外丰富的成因。

一、梁亡以后的梁史修撰

经朱希祖《萧梁旧史考》梳理，梁史可考者多达30 种，另有存目若干种，其中除去撰于本朝的国史③，作为前代史存在且书名、撰者可考者有14 种，如表1 所示④。表1 中，许亨《梁史》确知撰于陈朝⑤；阴僧仁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题衔为“陈征南咨议”，《梁撮要》亦当作于陈朝；姚思廉《梁书》、吴兢《梁史》成书于唐；蔡允恭《后梁春秋》可能到唐初才撰成⑥，其他梁史则在北朝或隋朝完成。表格所列诸书作者，刘璠在承圣元年（552）四月投降西魏军入北，裴政、萧大圜、姚最于承圣三年（554）自江陵迁至关中，刘仲威于陈天嘉元年（560）奉萧庄入邺，何之元亦在此前后一度寓身北齐，蔡允恭本仕后梁，后梁亡后归陈，又在陈亡后入隋，姚察、姚思廉父子同时入隋⑦，许善心在陈亡前已因出使隋朝而被扣留在长安。总的来看，撰于梁朝灭亡之后且已知撰者姓名的梁史共14 种，撰者13 人，其中入北文士占10 人，可见梁陈时期的入北文士是修撰萧梁史书的主要力量。

表1 萧梁旧史表（非本朝国史类）

以上各家修撰梁史的动机、名义和方式有公私之分。许亨自梁末开始编撰《梁史》，许善心《梁书序传》云：“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所撰之书，一时亡散。”[3]1608许亨在梁朝未担任著作职务，此时编著《梁史》尚属私修，入陈以后方“迁太中大夫，领大著作，知梁史事”[4]517。《梁书序传》也说：“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3]1608因此，许亨撰梁史就从私修本朝史变成得到后继政权支持的官修前朝史，性质已然改变。

姚察《梁书帝纪》一开始就是官修史书，朱希祖推断《梁书帝纪》7 卷即姚思廉《梁书》的“帝纪”部分，只是被改为6 卷[5]112，“察在梁元帝时，本为佐著作，撰史。则梁之国史，本有为察所撰者”[5]136。姚察于陈天康元年（566）被徐陵引为“史佐”，“史佐”当即著作佐郎，可继续参与撰史工作，直至陈宣帝时“知撰史如故”，且一直保持到陈朝亡国，入隋后又被“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代史”[4]396。姚察修撰梁史跨越梁、陈、隋三朝，始终以官方身份进行。姚思廉秉承父志续补《梁书》《陈书》，在隋、唐均获朝廷认可，最终成为唐初国家修纂五代史工程的一部分。这些是受到官方意志影响的梁史修撰。

另外几种梁史的修撰则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是在相对自主的条件下进行的。譬如许善心《梁书》以其父所著梁史旧本为底稿，但他至德初年因为参修陈朝国史，不得不暂时搁置梁史，等到入隋以后方有机会重操旧业，“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3]1608-1609。许善心《梁书》的修撰未经隋廷过问，跟姚察撰《梁书》判然有别，故许善心自称梁史为“家史旧书”[3]1608，史臣亦谓其“修续家书”[3]1607。又如何之元一生仕宦推迁，从未担任著作官，他在《梁典高祖事论》中回顾道：“昔因出轴，流寓齐都，穷愁著书，窃慕虞子。”[6]3951何之元于北朝齐天保十年（559）入邺，后赴寿春任北齐扬州别驾，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始返江左投靠陈叔陵，太建十四年（582）正月，“叔陵肆逆，府僚多相连逮”[4]481，何之元可能遭受牵连，无法且无意继续仕进。由此可知，何之元著《梁典》出乎个人意志，跟官修前代史没有关系，也就不曾受梁、陈官方的规范和制约。另有《梁撮要》，作者阴僧仁无考，《陈书》《南史》《史通》皆未及其人其书，该书或属私撰。

雷家骥认为“官方修本朝史乃东汉以降惯例，修前朝国史乃宋文帝所首创，自后遂亦成为中国之惯例”[7]。南朝时期，系统修撰前代史的任务落到后续政权肩上，由于时处南北政权对立的特殊阶段，修前朝史更成为新王朝证明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重要渠道。梁亡以后入北文士所撰的11 种梁史中，私修史书多达9 种，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形，应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梁陈入北文士身居异国修撰梁史，遇政治立场等敏感问题，几乎无法获得北朝官方的授意与支持，只好私下操作；另一方面，南朝向来有私人撰史的传统，“国之大籍，成于私家”[8]1521，虽然随着南朝皇权复振，官方有意逐步掌控史书撰著权，但私人修史依然相当活跃。胡宝国亦注意到了南北朝撰史的差异：“南方私撰较多，北方则以官修为主。”[9]梁陈入北文士私修梁史，正是对南朝私人撰史传统的自然延续。

二、入北文士所撰梁史多“偏纪”

入北文士修撰的众种梁史，既包括纂录一朝人物事迹的断代史，又有许多“权记当时，不终一代”的“偏纪”[10]254。

许善心《梁书》和刘璠、何之元两部《梁典》记萧梁一代史事，唐代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谓梁史“究终始一氏，则何、刘二典存焉”[11]3278。萧大圜《梁旧事》篇幅长达30 卷，很可能涵括整个梁朝历史，而其《淮海乱离志》则独“叙梁末侯景之乱”[3]1087，或因侯景叛军主要袭扰江淮、三吴地区，遂取名“淮海乱离”。裴政《承圣实录》和刘仲威《梁承圣中兴事略》用梁元帝年号命名，无疑是记萧绎统治时期的史事⑧。刘知几《史通·杂述》将姚最《梁后略》列入“偏纪”一类，姚振宗考索《史通》《太平御览》所引佚文，判断该书“起于太清侯景之乱及元帝、王琳、萧庄之事，不知迄于何时”[12]，陈爽考证书中推奉萧绎为正统，“下限只能迄于承圣三年十一月辛亥西魏破江陵，或十二月梁元帝遇害”[2]199。蔡允恭“集江陵故事，撰《后梁春秋》”[11]3278，后梁由萧察创立，复都江陵，历33 年，可视为广义的梁末。据此可知，上举9 部私修梁史有4 部为一朝断代史，其余5 部为记叙梁末离乱的“偏纪”。

入北文士群体如此频繁地记录梁末历史，与其人生经历和历史记忆密不可分。裴政、姚最、萧大圜先逢侯景之乱，后遭江陵覆灭，刘仲威也经历了江陵巨变，后来跟何之元一起依附王琳。梁朝文士见到梁朝盛极遽衰，亲历梁末兵燹，转徙于南北之间，对侯景之乱造成的家国离乱印象极其深刻。侯景叛乱导致建康“寇贼纵横，百姓波骇，衣冠士族，四出奔散”[4]325，庾信《哀江南赋》用文学话语描述梁末的朝野惨况：“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神人惨酷……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13]刘璠《雪赋》以“楚客魂埋于树里，汉使迁饥于海阴”形容自身的命运[1]764。入北文士的乱离记忆和流寓体验激生出群体性历史意识，萧大圜专门撰写《淮海乱离志》记侯景叛乱之事，裴政、刘仲威、姚最各记梁元帝江陵时期的历史，蔡允恭记后梁旧事，都表现出格外关注梁末史事的特征。

何之元《梁典》的结构更能凸显这一点。《梁典》的断限“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4]524，《梁典序》云：

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区宇宁晏，太清以后，寇盗交侵，首尾而言，未为尽美，故开此一书，分为六意。以高祖创基，因乎齐末，寻宗讨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长于弊俗，知风教之臧否，识民黎之情伪。爰逮君临，弘斯政术，四纪之内，实云殷阜。今以如干卷为“太平”。世不常夷，时无恒治，非自我后，仍属横流，今以如干卷为“叙乱”。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今以如干卷为“世祖”。至于四海困穷，五德升替，则敬皇绍立，仍以禅陈，今以如干卷为“敬帝”。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4]525

又《高祖事论》：“元之（之元）官自有梁，备观成败，昔因出轴，流寓齐都，穷愁著书，窃慕虞子。……未获旋反，更穷搜访，采其闻见，撮其众家，一代之事，可得观矣。”[6]3951《梁典》始撰于何之元寓居邺都时期，最早可能在公元559 年[14]135。“未获旋反”指尚未从邺都返回淮南，貌似此书在何之元流寓北齐时即初具规模⑨，“六意”的框架或许已经拟定。如果“叙乱”部分从梁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乱开始算起，“后嗣主”迄于陈太建五年（573）王琳败亡，前后只有26 年，却占了四部分的篇幅，而梁朝前期40 余年史事仅占两部分。这一现象也许能用梁末人事纷繁导致卷帙增多加以解释，但《梁典》叙事的重心也不言自明。

入北文士格外关注梁末历史，可能还受限于史料的多寡。撰史须以大量原始材料为支撑，文献的数量多少和搜集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修史进度与史书水准。沈约在齐明帝的允许下修晋史，20 余年“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15]。北魏崔鸿自称私求常璩《华阳国志》未得，迁延日久，于是向朝廷“乞敕缘边求采”[8]1635，后来才在江东购得。获得朝廷支持的修史活动尚且因史料不足而难以竣工，私人搜集史料自然更加耗时费力。吴均私撰齐史，曾向梁武帝“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16]1781，梁武帝诏令他去民间自行搜访。由于无法抄阅必备的原始史料，吴均不得不将体例改为更加简练的编年史，撰史过程恐不轻松，而且成书易出纰漏。“相对于其他学术行业，历史著述更依赖传统文献资源，没有机会接触宫廷藏书和政府档案，尽管才学识兼备，也不可能成为通观历代或一朝全局的史家”[17]，以此观照入北文士在北朝修撰梁史，面临的境况亦是如此。

南北分裂时代，南北书籍虽有流通，但规模终究有限，北朝的图书总量并不丰富。王僧辩攻灭侯景后将建康的图籍运往江陵，“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3]1465。江陵焚书前，图书总计约14 万卷[18]，焚余典籍至少有一两万卷。隋初牛弘称北周保定初年官方所藏图书才8000 卷，可知“所收十才一二”不是指被携至长安的江陵书籍，而是焚书后所有残存典籍的大概数字。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云：“及郢都沦丧，焚烧略尽，史策遗逸，散在人间。”[11]3278看来江陵焚余图籍似未被完全搜聚到长安，而是散于南北各处。总之，梁起居注、皇帝实录、谢昊所撰国史等史料，究竟有多少包含在周初的8000 卷图书内，并不清楚。之后北周收聚北齐图书，去除重复，仅比本国藏书多出5000 卷，北朝前后相加的13000 卷图籍包括古今四部典籍，其中跟梁朝有关的史料应当有限。至于撰史者到民间访求南朝书籍亦非易事，何之元在邺都修撰《梁典》，面临“简牍多阙，所得遗逸，略不尽举”的困难[6]3951，无奈只好像吴均一样采用“分明而易寻”的编年体形式[4]467。

梁史的原始史料欠缺及搜集难度较大，促使入北文士将笔墨集中到梁末历史，权记一时。对他们来说，撰述这段亲身经历过的短期当代史，不算为无米之炊，比如萧韶曾完成10 卷《太清纪》记录建康动乱，虽然“其诸议论，多谢吴为之”[16]1270，但该书的人物、史事等内容皆由萧韶独立撰写。梁陈之际有众多南朝同侪羁留北方，若“文”有阙失，则可用“献”补之，故国旧友的相互回忆、询访和记录，也是入北文士获取梁末史料的一条渠道。

三、史家的政治立场与情感态度

著史之要，务求“实录”，然而具体操作时却很难不羼杂撰者的个人理念与情感，“于序事中寓论断”[19]或“春秋笔法”在各类史书中并不少见，除了直截了当地褒贬论赞，史书的称谓、断限、结构、体例皆可彰显撰者的态度。姚思廉《梁书》全书和许善心《梁书》卷目今存，何之元《梁典》、姚最《梁后略》、刘璠《梁典》三书留有若干佚文，可借以探求撰者的政治立场与情感态度，抉发萧梁史书的多样性。

又如清．朱耷《双雀图》，整个画面一片清空，全无衬景，只见以水墨数笔画成的小雀一双，侧身而立，跳踯相对，作喁喁低语状。小雀在说什么？为什么画家刻意将它们画得那么小，那么无助？画幅左上方的题款（西园春薄醉，南内花己晚。傍着独琴声，谁为挽歌版？横施尔亦便，炎凉何可无。开馆天门山，小鸟为门徒。）又是什么意思？这一切都让人费解，不但一般读者看不明白，行家也不一定能够清楚解读。但无论是谁都知道这幅画是朱耷兴怀寄情之作，而且都会被他所表现的情境所震撼。

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出“《梁书》悉据国史立传”之说[20]，庄芸进一步推论许善心、姚思廉两家梁史“很可能共同延续了梁朝国史的设计”[21]28。建康破败，梁朝国史的修撰地点转移到江陵，姚思廉续补《梁书》，遵循姚察的“体例诫约”[4]398，而这一体例的源头可追溯至梁元帝主导修修撰的国史。萧梁国史书美讳恶的做法为姚氏父子所沿用，如赵翼举出的讳言徐妃失德、萧统诸子大都无传、元帝的竞争者归入叛逆等，姚氏都未作增改。许善心《梁书》于《羯贼传》之后立《逆臣传》《叛臣传》，大概也怀有贬斥元帝对手的意思。姚、许的《梁史》在删略史事、组织结构、新立名目、类聚人物等方面的考量，多少透露出偏袒梁元帝的意思。许善心《梁书》不避重复地设置“叛臣”“逆臣”二传，姚思廉《梁书》又是其博采诸家梁史，历时约25 年断续补葺而成，很难说上述立场和态度的呈现是无心之举。

何之元《梁典》的“六意”结构和对梁史的断限更有个性。首先，《梁典》设法调和梁敬帝、后嗣主并存的矛盾。许善心《梁史》有《四帝纪》8 卷，“四帝”当为武帝、简文、元帝、敬帝，姚思廉《梁书》的“帝纪”亦止于敬帝而萧庄无传，大概他们不愿或不便承认曾与陈朝抗衡的萧庄集团。何之元的立场跟陈朝存在分歧，故特设“后嗣主”部分，推举萧庄、王琳，然而他并未借此过多地贬抑陈朝。其在《高祖事论》中云：“贞阳以旁枝外入，滥尸非次，陈武兴勤王之师，至正当□璧之后，驱斥潜王，诛 乱臣，国亡重康，彝伦复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兴，火行告谢……自天所祐，归于有德。”[6]3951陈霸先在文中被称作“陈武”，可见何之元承认陈霸先匡扶梁朝的霸业和陈、梁德运相承的事实，对于先后被扶持称帝的萧渊明、萧庄和萧方智，他唯独贬斥血脉疏远、无关紧要的萧渊明。关于《梁典》的特殊结构，唐燮军认为何之元感激王琳影响到“后嗣主”一意的设立[22]，金仁义则认为何之元此举是展现梁朝的历史实景[23]31，但主因恐怕还是何之元在个人情感上追念梁朝，同情萧庄，特别是崇重旧主王琳。《高祖事论》逐一评骘高祖、太宗、世祖、敬帝四帝，至“后嗣主”时却撇开萧庄，花不少笔墨评述王琳的功绩：“骠骑王琳，怀申胥之志，蕴荀息之忠。爰纳嗣君，更绍颓运。于是啸命方岳，大兴师旅，龙虎战斗，水溃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齐上。”[6]3951也许正是由于王琳存续梁祚的努力与陈氏代梁的事实产生矛盾，何之元才不得不在史书结构上另辟蹊径，以求兼容梁敬帝和后嗣主。其次，何之元对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的评价迥然不同。《高祖事论》曰：“太宗孝慈仁爱，实守文之君，惜乎为贼所杀。至乎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枝（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世祖聪明特达，才艺兼美。诗笔之丽，罕与为匹。伎能之事，无所不该。极星象之功，穷蓍龟之妙，明笔法于马室，不愧郑玄；辨云物于鲁台，无惭梓慎。至于帷筹将略，朝野所推。遂乃拨乱反正，夷凶殄逆，纽地维之已绝，扶天柱之将倾。黔首蒙拯溺之恩，苍生荷仁寿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6]3950-3951 萧纲受制于侯景，缺少实际的政治作为，因此何之元重点批评他的文学创作不合诗教传统。而对于同样倡导“绮縠纷披，宫徵靡曼”格调[24]、创作过绮靡艳冶诗文的萧绎，何之元却丝毫不吝赞美之辞，既称赞他诗笔艳丽、博通多艺，又高度颂扬其拨乱反正的功绩，极力塑造出一个拯溺救世、文武兼擅的伟岸人物形象，而对于萧绎拒绝返都建康、引兵残杀弟侄而终致覆灭的事实，却仅用“谋之不善”轻轻带过。对萧纲萧绎兄弟的抑扬褒贬，是“六意”有“世祖”“后嗣主”而无“太宗”的一大原因。《梁典》在梁末年号的选择上也受这种态度影响。萧纲即位后改元“大宝”，“世祖犹称太清四年”[25]130。《梁典序》曰：“至在太宗，虽加美谥，而大宝之号，世所不遵，盖以拘于贼景故也。承圣纪历，自接太清，神笔诏书，非宜辄改，详之后论，盖有理焉。”[4]525否定“大宝”年号而仍尊武帝“太清”年号，本来是萧绎反制侯景叛军的政治文化措施，《梁典》以“承圣”上接“太清”，显系拥护萧绎政权，记录萧绎之孙后嗣主的事迹同样基于此种观念。简文帝和后嗣主作为丧失实权的政治傀儡，没有本质区别，然而何之元不为简文帝单设一部分，将梁武之死和简文之辱全都放在“世祖”部分，其“归世祖不归太宗”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姚最《梁后略》早佚，刘知几评价该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10]85，记人叙事极为详细。陈爽从《史通》《太平御览》《冥报记》《职官分纪》等典籍中辑得《梁后略》佚文12 条，断定其中1 条误题，实存11 条，并认为“率皆以梁元帝萧绎为正统，记述萧绎政权的史事”[2]199。这些佚文足以显示姚最的立场与态度，《太平御览·兵部·胜》引云：“上皇乃运筹帷中，迈曹王之远略，决胜千里，超光武之悬谋，故能师不疲劳，献捷相系。”[26]1482“上皇”指萧衍。同书《兵部·羽书》引：“己酉，上自长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军射书城内……北军聚而观，萝乃掉舰向岸，北军引去，萝亦回归。上乃射书北军，大开赏募，有能斩送贼帅者，封五千户侯，赐绢万匹。”[26]1508《职官分纪·刺史》“衰老无能抗敌”条引：“初，任约之来，江陵忧惧。时上方议拒捍，未得其人，与晋州刺史萧惠及董罗等议之。”[27]这些佚文中的“上”都指萧绎。《梁后略》舍弃“高祖”“武帝”“元帝”“世祖”等史书惯用的庙号谥号，称萧衍为“上皇”，萧绎为“上”，在众多梁史中别具一格⑩。皇帝称“上”，乃当朝国史的叙述口吻，姚最的用词流露出他亲近梁朝的态度，也从侧面表明入北文士在北方私修梁史确实比较自由。《史通·杂述》将《梁后略》归入“偏纪”类，且云：“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10]255《梁后略》撰于北朝，姚最以“上”尊称梁帝，想是有意制造阅读当朝国史的“实录”印象。

虽然姚最尊奉萧绎为正统君主，但《梁后略》依然承认简文帝“大宝”年号。《太平御览·兵部·犒师》引：“大宝元年，西魏将杨忠来逼荆镇，上惧其至，送遣犒军。”[26]1415使用“大宝”年号是符合历史实情的。梁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五日，梁武帝密诏授萧绎“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25]129-130，萧绎遂在南郡立行台，自五月武帝去世直至简文帝被害，萧绎仍继续使用“太清”年号，期间虽经江陵群臣屡次劝进，萧绎皆谦逊不许。对此，后世史家普遍认为否定“大宝”年号不过是萧绎一派反对侯景的权宜之举。《梁后略》对梁末年号无所偏私的态度，应深受姚僧垣父子人生经历的影响。姚氏父子在梁时，萧衍、萧纲对姚僧垣“礼遇优厚”[4]392，“四时伏腊，每有赏赐”，僧垣后迁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又跟萧绎结成主僚关系，“及梁简文嗣位，僧垣还建业，以本官兼中书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咨议”[1]840。姚僧垣多次往来于简文和元帝之间，无论建康陷落还是江陵覆灭，都不离不弃地侍从左右。他与二帝不分轩轾的君臣情谊，必然会影响共同入北的次子姚最，因此《梁后略》对待简文帝和元帝兄弟，不像何之元《梁典》那样有过于明显的倾向性。

刘璠《梁典》的叙事态度比何之元、姚最更持正。明代何良俊《语林》卷三八“仇隙”条注引：“王伟，洛阳人。学通《周易》，尝在揭阳赋诗曰：‘平明听战鼓，薄暮叙存亡。楚汉方龙斗，秦关阵未央。’至江陵系狱，以诗赠湘东嬖人曰：‘赵一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又上五十韵诗，以希不死。湘东爱其词翰，犹欲未诛，左右疾之曰：‘伟前作檄文，言不顺。’湘东取视，乃斩之。”[28]这段材料姚思廉《梁书》未载，事见《南史·王伟传》：“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曰：……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颜色自若。”[16]2018字句差异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梁典》称萧绎“湘东”，而《南史》作“元帝”。萧绎即位在552 年十一月，擒斩王伟早在该年五月，此时萧绎尚未称帝，作“湘东王”才符合事实⑪，在这点上《资治通鉴》亦与《梁典》相同。令狐德棻评价刘璠《梁典》“虽传疑传信，颇有详略，而属辞比事，足为清典”[1]769，从称谓的使用上可见一斑。

同样是编年体梁史，刘璠、何之元、姚最三书的断限、称谓和政治立场、情感态度不尽相同。刘璠、何之元各自的《梁典》记一朝全史，姚最《梁后略》仅记梁末史事，何之元和姚最的个人态度比较鲜明，而刘璠《梁典》叙事则更为客观。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独特的历史契机、文化环境以及撰者的人生经历。

梁陈入北文士脱离本国语境书写梁朝历史，拥有得天独厚的撰著环境。一方面，六朝诸史中，东晋、宋、齐史由本朝或后续王朝修撰，无论官修抑或私修，官方意志都或隐或显地规范着历史叙事。隋朝灭陈，陈史的书写权随即转入隋朝之手，《隋书·经籍志》所载陈朝旧史只有撰于本朝的赵齐旦《陈王业历纪》、陆琼《陈书》和若干种起居注。据《史通》的说法，姚察的《陈书》经过顾野王、傅縡、陆琼等人先后续修。后来隋文帝索阅梁、陈事迹，姚察“依违荏苒”[10]331，但也许是对旧陈史中的某些文字心存顾忌，故至死未竟其功。各种梁史大多是入北文士在南北分裂时期撰就，作者远离南方政权，羁旅异域，完全摆脱了南朝官方的掣肘与管控，入北文士修撰陈史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无法跟修梁史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北朝政权长期疏远入北文士，反而为其营造了相对自由的撰史环境。十六国北朝国史以官修为主，史官制度比南朝完善，不过隋朝统一之前的入北文士大都游离于政治核心，他们私修梁史，不受北方政权的直接约束，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北朝国史的修撰大得多。南北混一以后，这种难得的条件因隋初“时制禁私撰史”而告终[3]1797。既然身处南北两方同时疏隔的特殊“真空”环境，入北文士修撰的梁史理应更加客观可信，然而亡国之痛、黍离之悲、身世之叹等个人情感不断介入，加之在北方搜集史料文献不易，反倒使其撰史活动愈趋复杂微妙。无论如何，梁末纷乱的史事由此得到大量关注与记录，梁史修撰呈现断代史和偏纪、本朝史和前朝史、官方修撰和私人撰史众作兼备的局面，一时蔚为大观，为后来姚思廉补续《梁书》、李延寿编纂《南史》相关部分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如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朱希祖《萧梁旧史考》（收入《中国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等等。文献辑佚考校类如陶栋《辑佚丛刊》所辑刘璠《梁典》、何之元《梁典》（中华书局1948 年版）、吴妍《〈梁书〉整理研究——考校与辑注专题》（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3 期）、魏晓帅《文选集注所见唐前佚文辑校——以永明诗文为考察核心》（《古籍研究》2017 年第2 期）、庄芸《〈隋书·经籍志〉所见萧梁旧史补考》（《文献》2020 年第3 期）。另有多部通论性和断代性史学史著作涉及梁史修撰情况。

② 参见川胜义雄著，李济沧、徐谷芃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以及王仲《何之元和〈梁典〉》（《安徽史学》1992 年第2 期）、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3 期）、金仁义《何之元史学思想平议》（《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 期）、金仁义《何之元仕宦考略》（《安徽史学》2018 年第4 期）。

③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30 页记载梁朝官修国史由“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庄芸认为此即《周书·萧大圜传》中宇文逌询问萧大圜“湘东王作《梁史》”的这部国史，元帝时仍由谢昊掌撰。梁朝国史本藏台城，王僧辩收复建康后将皇家典籍运往江陵，刘知几说这部撰成百篇的国史因江陵陷落而“并从焚荡”。事实上唐初史臣清理典籍时仍存49 卷，录入《隋书·经籍志》，朱希祖推断为“焚余残籍”。梁敬帝时，尚有杜之伟、姚察等人主修国史。此外，萧韶记录侯景之乱的《太清纪》，经梁元帝指示，从私撰变成“准官修”性质。以上所举皆为本朝所编史书。

④ 本表的“撰著时地”分南朝、北朝、隋与唐，并将陈亡之前的隋初时期归入北朝，“南北朝”不书明具体朝代。何之元《梁典》撰成地点在北朝，参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255―256 页。另《淮海乱离志》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作“萧世怡”，《周书》《北史》作“萧圆肃”，《史通·补注》作“萧大圜”，此据庄芸的考证结论。

⑤ 据《隋书》所载许善心《梁书叙传》，许亨《梁史》原计划完成100 卷，已有58 卷入藏陈朝秘阁，许善心北迁后，家史旧书被焚，《梁史》剩68 卷。《隋书·经籍志》记为53 卷，必有残缺，原由无考。

⑥ 《后梁春秋》撰者蔡允恭由后梁入陈、隋、唐，后梁亡于开皇七年（587）九月，陈亡于开皇九年（589）正月，若谓蔡允恭在陈亡前即完成此书，似乎太仓促，故《后梁春秋》作于入隋以后的可能性更大，但《隋书·经籍志》未载此书，或撰成于唐初。

⑦ 姚察在陈知撰梁史事，《梁书帝纪》或于南朝已成初稿，陈灭后持以入关，但序论、纪、传仍有所阙，应是一直有所补葺，故归在入北之列。《新唐书·艺文志》载谢昊、姚察《梁书》34卷，章宗源疑有误，姚振宗疑是后人将两人所著合为一帙。《隋书·经籍志》未载此书，姚说不无道理。

⑧ 《隋书·经籍志》无《承圣实录》，“杂史类”载未书作者的《太清实录》，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及《太清实录》或《梁太清实录》，撰者俱作裴政。《隋书·裴政传》载裴政著《承圣降录》，《北史》作《承圣实录》，姚振宗疑《太清实录》与《承圣实录》实为一书，谢保成说相同，见《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14 页。《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梁太清实录》有“中宗讳绎”之语，知此书撰成于入北以后。

⑨ 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判断何之元《梁典》从羁留北齐时开始撰写，陈叔陵被诛后，何之元才一心一意撰成此书。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则认为，何之元在北齐流寓多年，“想必已大致完成《梁典》”。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3 期）一文以陈太建五年（573）南归为界，将何氏生平分为前后两期，不过唐先生将“未获旋反”理解成返回江南，不确。按何之元《高祖事论》的说法，何之元由于未返江南，不得不在北齐广泛搜求，梁朝史事才“可得观矣”。如果陈叔陵被诛前何之元就完成《梁典》初稿，其后大概是进行增删完善。

⑩ 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自注引《梁后略》有“高祖曰”三字，此为刘知几转述之语，当有改动，疑原文作“上皇”。唐临《冥报记》（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49 页卷下“梁元帝”条引《梁后略》：“梁元帝年六岁，见母妆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误吞之。其母亡珠，意左右盗，诘问莫服，乃灰生鱼目以诅之。明日，帝大便，珠随便而出。帝一目遂眇。”此条称萧绎“梁元帝”，陈爽认为这是间接引述，非原文，其说是，原文应作“上”。

⑪ 阳玠《八代谈薮》卷下（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70―271 页亦载：“颍川王伟有才学，为侯景左仆射。景败，被擒送江陵，湘东王欲活之，左右妒其才，乃曰：‘伟作檄文。’绎视之，大怒，钉伟舌于柱。”这里也作“湘东王”而非“梁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