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斯特恩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再度被这桩丑闻困扰。

一切源起于一桩从未被正式确认的偷情行为。1868年，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的柏林女人声称，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她与丈夫离婚了。44岁的布莱希罗德是普鲁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他还有着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尽管他是个犹太人。

这桩丑闻很快被压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统介入其中，布莱希罗德也付出了一笔赔偿款，安排这个女人离开德国。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声名、权势即将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迎来戏剧性的提升。

这个女人并未消失，几年后，她重回柏林，开始持续不断地骚扰布莱希罗德，威胁公开丑闻，不停地索要金钱。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统，也拿这个女人没有特别的办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加入了这个女人的队伍，与她联手敲诈这位银行家。他们的无耻与勇敢背后，是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反犹风潮。在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即使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犹太人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当187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富有的犹太人再度成为标靶，似乎是他们的贪婪、投机造就了萧条。

接下来，这个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继续指控，并迎来了新同盟——一位反犹领袖。这桩私人丑闻有了时代意义，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布莱希罗德被描绘成一个不仅榨干了德国经济，还代表着“纵欲、作伪证、腐败的故事”。两年后，他们又在另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这种赤裸裸的攻击也与俾斯麦在1889年的下台相关。即使在位时，首相都未必愿意为他的犹太朋友提供保护，更何况失去了权力。布莱希罗德最终在这一片中伤、声讨之声中离世。在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饱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这起如影随形的丑闻，自19世纪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着助手匆匆赴约。他的财富与荣耀每增加一分，公众的愤怒与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他努力效忠的对象—不管是俾斯麦还是皇室、权贵们—从未对他表现出真心的尊重。他们需要他的金钱，借重他对商业变迁的判断，甚至给予他勋章、赞扬，却从未真的把他视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诅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着他的公众角色，继续与贵族、内阁部长会面，商讨德国经济还有他们的个人财务。

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个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现出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据说，这个女人“完全不具备美貌、魅力和地位”，根据她的言行判断，显然她颇有精神问题。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既羞愧又懊恼。

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生的伤口。那是个焦虑的德国，迅速扩张的工业与金融力量，既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满，那些被发展抛弃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个新闻业爆发的德国，各种报纸、小册子需要各种能引发公众想象力的题材，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最符合这一需求；它还是一个时刻处于性焦虑的时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们尚不知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种压抑滋生丑闻，更滋生人们对丑闻之热爱……这一切也与他的保护人俾斯麦有关。

这个19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强人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国，却也给新生的德国人带来不快乐的时光。他对自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更没有兴趣建立一个能保护基本个人权利的制度。他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他那强硬的个人作风，都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性的紧张感。长期积郁的紧张，增加了褊狭与愤怒，而布莱希罗德将成为这种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1858年，布莱希罗德结识了俾斯麦。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占有土地为荣；另一个则来自犹太银行家，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已持续了几百年，但他们又因为专门打理金钱而富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促成了这次会面。当俾斯麦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私人银行家时，36岁的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刚刚执掌了父亲创办的私人银行，这家银行也一直以无比恭敬的态度追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43岁的俾斯麦是普鲁士官僚系统中的新兴一员，他即将出使圣彼得堡。像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他们最初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俾斯麦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钱，后者需要这样的客户，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历史潮流很快将他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的合作随即演化为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先是1866年，长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麦陡然间成为了新帝国的缔造者，普鲁士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着在1871年它击败了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绝对的新强权。而作为帝国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则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他的铁腕、精明、威慑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占据的中心角色，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国内政治。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随着俾斯麦迅速提升。在两次并无把握的战争中，他都是俾斯麦最热烈、忠诚的支持者，主动为此筹措资金。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仅与俾斯麦更为密切，还觐见了新皇帝与皇储，参与了诸多决策。他在49岁成了德国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接着，又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承认。他还受惠于铁路、钢铁、海外贸易造就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他在其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又给他增加了新的虚荣与影响力。

他甚至跨入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行列，被称作“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说真话的人。外交团体都讨好他，他最终还出任了英国柏林总领事这样的荣誉职位，为此，他还推掉了奥匈帝国总领事的头衔。而他的家则成为德国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忆：“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整张宴会桌上摆满了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着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罗·德和（宫廷钢琴家）埃西波夫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

他不仅追求这表面的虚荣，还参与新帝国的冒险。与同时代中最杰出的欧洲银行家一样，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滞后的俄国，还是陷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新国家，以及非洲，它们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需要这些外国资本。布莱希罗德借债给土耳其政府，试图修建连接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的铁路。他投资墨西哥债券，还试图进入中国。

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获得的新经验，也增加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俾斯麦給他庇护，他也拓展了俾斯麦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俾斯麦不仅经常依赖于他的情报，银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谓之“早八天”；俾斯麦也学会了通过银行家的眼光来理解世界，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它不同于一个容克的世界。俾斯麦对金钱之迷恋，他的精明与锱铢必较甚至让布莱希罗德吃惊。

他们的内在冲突也一直存在，这是旧精英与新富之间矛盾的象征。他们从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最受宠的时代，布莱希罗德也仅仅是从俾斯麦家后门进入的人。权贵们在金钱上求助于他，却从不会真正尊重他。他的宴会，俾斯麦从不出席，即使名流云集，也很少出现德国军官的身影——他们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赞过他宴会的名媛也说，他的宴会虽然奢华却“有欠素养”，参与者们都“事后表示后悔”。

这种不平等既显示犹太群体强烈的身份焦虑，也显示了容克掌权者们对一个正在兴起的由金钱、工业、高度流动性构成的世界的焦虑。俾斯麦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既非神赐，更非民众的支持，全赖于皇帝的给予，倘若皇帝变了心情，他会立刻失去一切。布莱希罗德更深知，自己对于俾斯麦的依附性。还好，他们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来弥合这种紧张。俾斯麦用他的傲慢、权力控制欲来维持这种自我中心，布莱希罗德则是借助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是两个焦虑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终结一日。1889年是他们的转折之年。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皇帝面前，俾斯麦轻易丢掉了权力，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立，他退隐到自己的家乡。而布莱希罗德庞大的金钱更为脆弱，他无力面对时代的敌意。

死亡更使得这种同盟关系变得脆弱、凉薄。当布莱希罗德去世时，他在短期内激起了一片的哀悼与赞扬，葬礼的盛大程度堪称国葬。一贯刻薄的新闻界也发出了这样的措辞：“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随即，他被迅速地遗忘。这遗忘与金钱相关，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与罗斯柴尔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本文选自《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