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

1.我们这代诗人，在写法、读法、活法上，相互之间有诸多差异和区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你有没有涉猎过当代艺术，受过当代艺术的洗礼。因为当代艺术直接把“当代性”带入到你的问题意识、你的世界观，以及你的表达方式，这样一种关乎创造性的场域里面。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试金石一样的东西，它质疑世界、质疑自我、抵抗自我、从非自我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待自我，从异质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和世界。对当代艺术而言，“当代性”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以来很多前卫的、先锋的、叛逆的、批判的东西有所吸取之后，形成的一种认知形态。这种形态和主流意识是有抵碰的，和现代性也有抵触。

2.当代性与现代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的理解里，现代性形成了一系列对世界的固定看法：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风格观等。而当代性与之相比更具原始能量、更有活力、更少固定见解，在对时间的理解上，当代性也并非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这样一种单一时间序列，它不是进化论的产物。而现代性则一定是进化论的产物。现代性一定会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当代性没有这个预设般的认定。当代性认为所有的时间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存在，当下的瞬间和万物合并在一起。阿甘本有一个关于当代艺术中“何为当代性”的看法，其实可以移植到对诗歌的看法里面。他认为当代性就是“同时代性”，同时代性里面包含了一种“异质性”，一种对“当下瞬间”之优越感和固定性有所质疑、say no的勇气，以及批判立场，这是当代性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性所不具备的。

3.当代诗歌回避不了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这不止是“多元表达”的写法问题，也不止是“何为真实”的认知问题。文学所呈现的“现实感”，绝非简单现实。离发生学层面的现实最近的文字表达是新闻表达：发生什么就写下什么。但为什么很多新闻的、媒体的东西反而没有现实感，它不是最贴近现实吗，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种媒体意见形态，变成了一种链接？因为它只是现实，而非现实感。没有比现实更多变的东西，而文学的现实感在多变中保持了一种变和不变的比例，它包含了精神性与心灵向度，包含艺术里的元艺术、诗歌里的元诗歌。某种意义上讲，现实感甚至是一种别扭的东西。就如阿甘本在谈到当代性时所引入的“不合时宜”，现实感在此体现的是一种诗意的、心灵的尺度。现实变成一种意见时，常常是媒体形态的、茫然的，甚至群体暴力的东西，群体暴力，群体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盲目的和暴力的。我们一定要对现实这个概念保持警惕。诗性绘画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可能是一个文人的概念，也可能还有一种多变性，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比如说王维那个时代也讲诗性绘画，也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与我们现在讲的诗性绘画一定不是同一个概念，一定有一个历史的变化。怎么界定它包括怎样界定诗人的现实情怀，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眼界。

4.诗歌写到深处，会遇到杜甫所说的“得失寸心知”的东西，这个“寸心知”提取出来、扩散开来，意味着某种不可知、不可写、不可公度。我们这代诗人写了40年，已经出现了同质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好诗”。唐诗为什么到宋代一定会出现苏东坡、黄庭坚这样的大诗人，把典籍的东西、文论的东西、饶舌的东西、非诗的东西，放进精致而整饰的诗律里？因为唐诗的可写性、可读性、深具美感的“好诗”品位已经变成可公度的东西了。好诗是需要警惕的，当它好到你都不用费功夫了、可以依赖惯性了、可以像走下坡路一样去写了，这一首接一首的好诗写出来，句子都是自动的、现成的，词汇、语调、风格差不多的，对此一个有原创性的诗人真的要警惕：写出来的诗，不要那么快就变成众所承认的、标准意义上的好诗。能不能让它在变成好诗之前，“不好”一些，烂一些。在诗的写作上，好和伟大是敌对的关系：让我们在这个敌对关系中不要成为好的那一边。因为好诗通常是大众化的、同质化的产物。诗歌写到深处时必然出现的那个“寸心知”，提醒你成为一个异质性的写者，成为你自己的异质者、成为你自己也迷醉、也认可的“好诗”的敌人。在写作深处，没有任何别的、同质化的诗人是你的敌人，你得成为你自己的孤敌。

5.为什么好诗的可读性那么迷人？这后面有一个群体。因为当代诗歌，不仅仅是写法的问题，还有读法的问题。读法是被好诗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里面包含了一种完成，一种接续，一种风尚的东西，一种反原创的东西。好诗经常是这些东西的综合产物，它会蜕化为某种集体趣味。当代诗人要保持挑战这种趣味的能力。比如用徐志摩、用冰心的诗歌趣味来读当下的诗，一定会觉得是垃圾。我宁愿当这个垃圾。

6.如何将内在的视象转化为声音、转化为构词法，这是当代诗歌要處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他要处理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翻译。大家都知道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损失非常多。诗歌的特异魅力源于它的声音。而诗歌的声音带有一种双重性，它在传达表层意思、传达字面义的同时，也在处理深处的声音，带出一种内韵。而诗的内韵与书面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复调“，它正是诗歌在不同语种之间翻译时失去最多的东西。作为声音的补偿，出现了意象主义诗歌，其方案是：把声音所损失掉的东西，转化为用词语构成的、可以触摸的、观看性的东西。但它不是眼睛所看，而是观念、词语的观看。

7.我认为诗歌的本质就是翻译的产物，诗歌语言是一种在母语中也需要翻译的语言。诗作者是一个元译者。诗人使用的语言和媒体、科学家、经济学家、小说家使用的语言不同，诗人是在使用一个被翻译过的语言，这是诗歌最大的秘密。诗歌的母语中已经内嵌了所谓的翻译，所以才会有意象，才会有巴赫一样的双重声音。当诗人在处理事物的叙述性的、字面的声音时，你同时在发明和塑造诗歌自身的内韵。诗歌内韵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音乐性，不直接是旋律的、歌唱性的东西。假定我们从声音角度去深入理解、去重新建构诗歌史，那将会是另一部完全不同的诗歌史。这里面有多少地方性的、语音地缘学和考古学的、发音器官变异史的、读写之互否的东西，但此处不加深究。

8.我这代诗人写了40多年，人诗老了，出现了衰年之变的迹象。中国老一辈诗人好多都喜欢杜甫，我们这一代人也推崇杜甫，有一点就是因为他身上的当代性，他用诗歌来处理安史之乱。盛唐时出现了安史之乱，那么多唐代诗人都没有处理，包括李白。李白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但他的“写法”没办法处理当代性。当代性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是同时代性。杜甫的当代性体现在他的诗歌可以处理安史之乱，而像王维像李白，没有办法处理。当代性是问题的产物，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东西，比如它的伦理观、时间观，以及由时间造成的地缘学态度，当代性还带出了未来考古学。当代作为时间，它可以是尚未到来，但已经逝去，你可以这么界定和想象。这绝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所能提供给你的。当代性也包括语言的问题。中文写作的时候怎么出现了英文的东西、俄文和法文的东西。当代性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异质性，所有的同质化都是反当代性的。现代性的极致表达就是同质化、标准化、全球化。当代性则强调不合时宜。在当代诗歌里，装置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福柯当年深读词典时，发现了装置这个词条，当时他欣喜若狂，写信告诉克里斯蒂娃，他所有的思想终于找到了一个说法：装置。我所理解的当代性与此相近，它是一个总括性的“去处”。可惜，福柯已经去世了。很想唤醒他，让他界定一下当代性，让我们这代中国诗人和他直接对话。20世纪最厉害的两拨人，一拨是二战前待在英国、德国、哥本哈根的量子学家，还有一拨是二战后待在巴黎的思想家、理论家、知识分子，这是一群圣徒般的当代人。很可惜他们没有界定当代性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