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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有片榕树林(上)

2024-02-06朱晓军

北京文学 2024年1期
关键词:法国妈妈

“你爱法国吗?”法军营长问他的士兵。

“爱。”二等兵林加者答道。

“你爱中国吗?”

“爱。”

“假如法国与中国交战,你的枪口对准谁?”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双手。

“为什么投降?”营长大为惊诧。

天底下哪有这种士兵?一提交战就投降,难道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遭受的耻辱还不够吗?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向母亲开枪,只有举手投降。”

像林加者这样的生于法国、长在中国,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的人都免不了被问类似问题。

“看球赛时,你是为法国队助威,还是为中国队呐喊?”有人问张达义。

“中国。首先我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有中国队的球赛,我喊:‘中国队加油!’有法国队的球赛,我喊:‘法国队加油!’中國队对法国队的话,我希望中国赢。”张达义毫不回避地说。

张达义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法国养父;一个波兰裔法国生母,一个法国养母和一个中国养母。他生于法国巴黎,9岁回到温州丽岙,35岁回到法国,到底是什么让他打破情感平衡,做出如此选择?

张达义说,我身上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

我认为林加者和张达义是100%的温州人,他们的母语是“世上最难懂方言”——温州话。他们凭着“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法国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有名的侨领。在他们身上有着温州人的胆大,不安分,敢为天下先;头脑灵活,有经商意识;抱团、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哪怕是竞争对手也能“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也有温州人的孝悌忠信,以及对根——家乡和国家深深的爱。

1945年9月2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10月9日,巴黎10区的圣路易医院传来“呜哇,呜哇”的啼哭声,哭声是那么响亮,那么理直气壮,似乎在向这刚走出苦难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温州丽岙镇下呈村①的张月富的儿子出生了。喜得贵子本来就是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张月富四十有二才有后人,更是大喜过望了。中国农村有一说法,庄稼收成分大年小年,大年意味丰产丰收,硕果累累。也许张月富觉得仅有一个儿子不够,希望自己的女人莱奥卡迪·格兰德像片肥沃土地,多生育几个儿子,于是给儿子取名大年,即张大年。

在巴黎温州人的后代中,张大年不是第一个“大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已有了一个大年——邵大年,他是丽岙镇河头村邵炳柳的儿子。邵大年也许是巴黎温州人的第一个“大年”,起码是温州丽岙人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

张大年出生半年后,1946年4月8日,河头村林永迪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没叫“大年”,据法国巴黎警察局户籍卡记载:林扬·杰让,生母:戈凡·艾德蒙,生父:让奴。让奴是林永迪的法国名字。让奴给儿子申报户口时犯个小错误,本想给儿子取名林·杰让,却把自己中国名字的前两字的拼音填上了,还没填对,结果杰让就有了一个既不法国,也不中国的姓氏“林扬”。

在法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徒要为孩子选择一位教父和一位教母。假如孩子的父母发生意外,教父和教母有责任把他抚养成人。让奴和艾德蒙给杰让选择的教父是徐伯祥,他是林永迪的同乡好友,选择的教母是艾德蒙的姐姐。教父教母或许是艾德蒙的说法,温州人把宗教世俗化了,将教父教母称为干爹干妈。

让奴——林永迪是1937年到法国的。那年,17岁的林永迪怀揣借来的数百块银圆,和同村邵炳柳一起离开河头村,坐船到了上海②。在上海,他们从“黄牛”手里买了护照。对温州人来说,这是既驾轻就熟又人地生疏的羊肠小道,许多亲友都是从这条小道摸出去的。买卖真假护照已是“成熟产业”,卖的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买的也不觉得几十块或几百块银圆花得冤枉。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③,无论多么勤奋都无法摆脱“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吃到老”④的日子,农民在绝望之下,宁可债台高筑也要出国去赚钱,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唯一指望。

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河头村侨史上第36位和第37位出国者就这样离开了祖国,他们比丽岙第一拨去法国的7人迟了8年,比最早到法国的温州人——占阿有晚49年⑤。他们出国那年,丽岙镇有11人出国⑥,其中10人去法国。几人与林永迪他们同行,已不得而知。

林永迪他们买的是最廉价的船票,位于底舱,没舷窗,犹如钻进浮游瓶,里边弥漫着昏暗灯光、呕吐物和排泄物的秽气。在大洋上漂泊40多天后,“浮游瓶”终于抵达了马赛。

林永迪的同乡,后来成为著名爱国侨领的任岩松也是这么出去的。任岩松比林永迪年长8岁,是丽岙任宅村人。结婚那年,任岩松欠下20块银圆的债,难以还上。隔壁村的表姐夫从法国回来,西装革履,像挖到一座金矿似的说:“法兰西的钱很好赚!”这句话为穷亲戚指明了方向——去法兰西,去赚那“很好赚”的钱。任岩松借了五百块银圆,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跟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儿一起乘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买了护照和船票,坐船到马赛。那是1933年6月,任岩松21岁。

据《温州华侨史》⑦记载:1918年至1998年,温州出现过三次出国潮,第一次为1918年至1923年8月;第二次为1929年至1937年6月;第三次为1979年至1998年。按此说法,林永迪和邵炳柳是在第二次出国潮的集结号下出去的。第一次出国潮前,已有一批温州人去了欧洲。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14万劳工,其中就有2000多温州人。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接见中国劳工时“表示愿意留在法国的,政府配赠住房,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业就学,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觐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⑧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回国,仅3000余人选择了留下,其中温州人居多。

林永迪出国那年,法国财政危机,工业衰退,工业总产值降到还不及德国一半。林永迪赶上这一经济寒流,生存更加艰难。在马赛,做了几年提篮小贩的叔叔先教他辨识1法郎、5法郎和10法郎钞票,再教他常用的法语,如“你好”“先生”“太太”“不贵”,最后,叔叔给他发了个“结业证”—— 装有领带、灯泡、花瓶和香水的小木箱。

林永迪背着“结业证”上路了。敲开第一户人家,他按叔叔教的第一招——把一只脚伸进门去,这样主人就关不上门了,“先生、太太,不贵,不贵。”门里一对中年法国夫妻瞪着蓝色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叔叔教的第二招是从木箱里拿出能让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如领带、花瓶或香水,他却乱了阵脚,不知拿什么好……最后,收拾起失落和沮丧,又敲开第二家……

做小贩不容易,叔叔讲了个真实故事:法国人在礼拜天都想睡个懒觉,一大早就被“咚咚咚”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爬下床,打开门一看,一个小贩。他很不高兴,拒绝了。他回到卧室,爬回床上,刚入睡门又被敲响,开门一看,又来个小贩,法国人恼火地大吼一声:“不要,不要!”“嘭”一声把门关上。懒觉就这样让两个小贩搅了,他越想越来气,正憋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门又被敲响了,第三个小贩站在门外:“先生,不贵,不贵。”法国人被彻底激怒了,夺过小贩的小木箱扔去下。木箱“叽里哐啷”“叽里哐啷”滚下了台阶。灯泡、花瓶和香水瓶摔碎了,变成一地碎片,小贩放声大哭起来。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倒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道:“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据统计,丽岙下呈村⑨90名旅欧华侨有80%的人被关过半个月以上⑩,最长的被关半年之久。

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大多挤在一间废弃的昏暗潮湿的仓库或车棚里,吃的是干面包加盐水。林永迪还不错,跟八九个同乡挤住在简陋小屋。他年纪最小,资历最浅,买菜做饭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事儿。他们平日吃的是最廉价的碎米,菜以捡为主,偶尔会买点土豆。

“我们今天吃点好的。”一天,叔叔掏出点法郎对林永迪说。

他上街拎回一条鱿鱼。见有鱼吃了,沉闷的小屋仿佛从干燥严冬掉进生机勃勃的春天,骤然活跃起来。

“湯,多放一点啊。”一人过来,掀开锅盖,充满期待地说。

“盐,多加一点啊。”又一人过来,转一圈儿,闻闻味儿。

菜烧好了,出锅了,一人急吼吼伸出筷子夹一大块鱿鱼。

“你吃得那么凶?大家都没吃呢,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有人恼恨地说。

饭还没吃就吵起来。

“世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可她偏偏走进我这家。”111944年春天,法国女孩戈凡·艾德蒙就这么“偏偏”走进林永迪的皮件厂,闯进了他的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旅法华人纷纷回国,有52位温州丽岙人没回去,滞留在了法国。他们从法国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赛撤到首都巴黎。20世纪,海外华人靠“三把刀”打天下——一是菜刀,开中餐馆,被称为海外华人“第一职业”;二是剪刀,开服装店和皮件厂;三是剃刀,开理发店。在52位丽岙人中,有11人12在巴黎3区或4区开了餐馆或皮件厂。他们的皮件厂大多是小作坊,制作皮包、腰带和西方人穿背带裤用的背带。不愿担风险的温州人为他们打工,干一天活赚一天钱。

林永迪和徐伯祥在4区租了一间阁楼,买台缝纫机、打扣机和几把剪刀,皮件厂就开张了。皮包是常销品,皮带、背带是刚需,有需求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钱赚。林永迪凭着温州人特有的灵活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赚到了钱,从老板、剪裁、缝纫和销售“一担挑”13变成管理三五人的小老板。工人中有华人,也有法国人。

1940年6月,欧洲第一陆军——法军在惨败中投降,德军耀武扬威开进凯旋门。巴黎变得乌烟瘴气,埃菲尔铁塔和所有建筑物上飘动着令人压抑的黑白红卐旗。物资极度匮乏,食品凭票供应,一个月巴黎每人仅供应两枚鸡蛋、1盎司14食用油、2盎司人造黄油。肉更是少得可怜,有人开玩笑说,一张两指多宽的地铁票就可以把供应的肉包起来;还有人说,那张地铁票还得没检过,检过会打个孔,肉没准会从那孔中掉出去15。

温州人懂得如何占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不那么差钱的小老板们,他们像挤柠檬似的从钞票中挤出额外价值。法国人在面包店门前像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树枝,排着长队等候买黑面包时,温州人已买通面包房,将热气腾腾的、散发着麦香的白面包从后门拿走了;巴黎人凭票购买人造黄油和食用油时,温州人已从黑市拎回黄油、奶酪、巧克力和牛排。巴黎人为能吃到鸡蛋、鸡肉在阁楼、屋顶和放杂物的壁橱养鸡时,温州人已从乡下拎回了蛋和肉。

林永迪每个周末都会跑到郊区,高价从农民那里买鸡买鸭,有时还会跟别人合伙买头小猪,让农民给杀好,用报纸裹上塞进皮箱,乘坐地铁带回巴黎。这是有风险的,胆小懦弱的人是不敢干的,让纳粹的宪兵抓住,不仅要坐牢,还有可能丧命。有一次,不知是鸭子没包好,还是血没放尽,林永迪往回走时,血从皮包流出来,随着他的脚步一滴滴地滴在路上。一条瘦得像排骨似的狗跟在他身边舔着血迹,这可把他吓坏了,这要让纳粹宪兵看见就完了。他想把那狗轰走,狗却不屈不挠紧随其后。上了地铁,才把它甩掉。

不知法国女人是看好温州男人的精明能干,还是被他们锅里的食物所吸引,被冷落几年十几年的温州男人受到了青睐,不少法国姑娘和温州男人结婚。同一天有好几对,亲朋好友忙不开,只好让他们举办集体婚礼,十几位身穿洁白婚纱的法国新娘站成一排,争奇斗艳,身后是身着西装、头发光亮的十几位温州新郎,蔚为壮观。

丽岙任宅村的任岩松和茜梦南相爱了,茜梦南是在德军打过来时从诺曼底逃出来的女孩;河头村邵炳柳找到了雷蒙;后中村的张者洪娶了格兰德家的长女,她生于波兰偏僻落后的乡村,家乡被德军侵占,一家人逃亡到法国,没多久法国沦陷,无处可逃了,他们犹如秋天的落叶随风漂泊。张月富和张者洪是同乡,关系也不错,住得又不远,时常聚聚。张者洪的妻子见张月富人不错,把妹妹莱奥卡迪·格兰德介绍给了他。16岁的莱奥卡迪很漂亮,高鼻深目,双腿修长,妩媚动人,性格开朗、温柔又能干。年已不惑的张月富在法国漂泊了十个寒暑,最让他苦恼的是膝下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有什么比无后让温州人更加不能接受呢?

战争使得成千上万个法国家庭失去男人,女人不得不进工厂做工,养家糊口。艾德蒙家也是如此,她的到来让林永迪有机会发现法国女性的美。艾德蒙的确很美,浓密的头发,深邃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圆润的下巴,线条优美的颈部,窈窕轻盈的身材。不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是那不可抗拒的食物俘虏了艾德蒙的胃。每次从乡下回来,林永迪把买的猪肉或鸭肉放锅里煮熟,倒进缸里。吃饭时捞几块肉,或舀几勺凝在上边的白花花的荤油,分给工人。艾德蒙家难得吃到肉,她有时会把姐姐和弟弟领去解一下馋。林永迪知道她家生活的窘迫,时不时塞给她面包、黄油,甚至巴黎人难以吃到的牛排,让她带回去给家人吃。

条条大道通罗马,婚姻何尝不是如此?通往婚姻的路径比罗马要多得多,有明媒正娶的阳关道,也有像羊肠小道的私奔,还有像攀缘悬崖峭壁的生死恋,有阳谋也有阴谋,有爱得缠绵,也有强行占有。有时,爱情好似远在千山万水,遥不可及,结果山不转水转,猝不及防就出现你面前。林永迪和艾德蒙是怎么相爱的,已没人知晓,我们只能说“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接着有了杰让。

杰让出生半年后,传来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的悲凄哭声,年仅19岁的格兰德过世了。这是一位整洁而要强的女性,生下女儿还没满月就边照看两个孩子,边操持家务,拎水洗衣服时导致出血,在医院抢救过来后,第二次拎水,这次没有救回来,失去性命。

张月富要去赚钱,没法照料两个孩子,何况一个刚满周岁,一个刚刚满月。他把女儿送到距巴黎300多公里的梅兹,让格兰德的母亲帮忙照顾;儿子怎么办?这是他的骨肉,传宗接代的希望,他咬了咬牙,送给93省巴尼奥雷市(Bagnolet)的一对法国夫妻收养。他们很不富裕,可是勤劳善良,丈夫Antolnd Vigier已53岁,每天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拾废品;妻子Renèe Vigier,38岁,在一家工厂打工,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

“回家啦,回家啦!”对羁留在法国的温州人来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喊,让人顷刻间泪流满面。

二战结束了,回家的航道通了。这些温州人出国目的明确——赚钱,赚到钱就回家买房置地,过好日子。哪怕像林永迪这样在巴黎拥有自己的工厂,有家有老婆孩子的温州人也不会忘记初心。他们背包罗伞地从法国各地赶往马赛,乘船归国。没有赚到钱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乡回去,在海外混了十几年总不能空着手回去,离家时亲友送了红包,回去总得回赠礼物吧?为出国欠债还没还清的就更不能回去了,债主盈门怎么办,怎么打发掉?

“赚点儿钱再回去吧,叶落总要归根的,不能客死他乡。”他们凄然一笑说道。

1947年春,林永迪领着妻子艾德蒙,抱着儿子杰让,登上回国的客轮,一起回国的还有杰让的干爹徐伯祥。艾德蒙已显怀,怀孕六七个月了。

1948年,在法国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也跟着父亲回来了,妈妈雷蒙和他的两个姐姐也跟了回来。

1954年9月,巴黎进入秋天,气温像从山坡滚落下来,每况日下,街道两边“行道树之王”——欧洲椴的树叶变黄了,不时有黄色心状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下来。

张大年的生父张月富来了,坐在客厅跟法国养父母说着话儿,他们三人的表情是9岁的大年描述不出来的。大年和养父母住在大巴黎93省的巴尼奥雷的简陋平房,房间不大,进门是客厅,左边厨房,里边卧室,穿过客厅是仓房,那是养父堆放废品的地方。仓房后边有厕所和菜地,地里的菜是养父母种的。

张月富像看庄稼长势似的过些日子就会来探望大年,逢年过节还把他接回巴黎住两天。张月富住的那条街又脏又乱,有很多阿拉伯人。张月富的住处比巴尼奥雷的家还要简陋,一张混杂着男人气息和浓郁烟味的床,一个不太整洁的厨房,没有厕所,解手要去公共厕所,在那幢楼里每层都有一个。他烟吸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地吸,哪怕睡觉时嘴里也叼一支。他的被子被烧了一个又一个手指大的黑洞。

张月富对大年很好,领大年下中餐馆,吃中国菜,看中国电影,去见那些把号称世界公认最优美的法国话说得磕磕绊绊、半拉嗑叽的温州朋友。他跟别人合伙开一家礼品店,他们卖的礼品是皮包。礼品店的楼上有一家皮件厂,也是他们的,做的是店里卖的“礼品”。他负责送货,今天沃尔夫,明天波尔多,后天马赛,天南海北地奔波。他的客户遍及法国,都是在各地摆摊的华人,有些可能类似于林永迪当年做的小贩。

张月富要带大年去中国度假。中国给大年的印象不过是一把伞和两个字。那是一把油纸伞,画着鲜艳的花,很漂亮,法国是没有的,法国的伞是布做的。大年是在中国电影上看到的,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张月富说那是伞,我们中国的伞,他记住了。父亲还说:“你是中国人。”在他读书的学校没有中国人。他跟同学说:“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字怎么写?”同学认为他在吹牛。他长着一张西方的面孔,没有同学认为他是中国人。见张月富时,大年问他,他找了份中文报纸给大年看,还教大年两个字:“中国”。大年到学校写给同学看,他说,这是“China”。“这么难写啊!”他们惊叫起来,大年在他们的惊叫中感到了自豪。

不过,大年还不想去中国,养父告诉他,中国在很远很远的东方,那里很穷很穷,吃的鱼像木头板子似的又臭又硬。养父也没去过中国,服兵役时在越南驻扎过,那儿紧挨着中国。学校马上就开学了,大年想上学,不想度假。

不久前,他度过假。张月富领他去梅兹看望外婆和妹妹,那地方很遠,他们坐四五个小时火车,又坐一小时汽车才到。大姨妈很喜欢他,领着他和妹妹,还有姨妈家的表弟罗兰和罗兰的妹妹去法国西部海滨度了一次假。大姨妈嫁的也是中国人,丽岙后中村的。

养母流着泪给大年穿上过节才能穿的西服和皮鞋。他们本来不同意大年去中国,或许意识到“度假”不过是借口,大年走了就回不来了。张月富带几个同乡来家劝养父母,张月富还发誓三个月后保证把大年完好无缺地送回来。或许彼此都生存于社会底层,有着不同寻常的同情与怜悯;或许养父母知道张月富已五十有一,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们答应了。

养父母是办过收养手续的,大年的户籍在他们家。他们视大年如己出,领大年上街时,他们总是理直气壮,不,豪情万丈地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八年来,大年已成了这个家不可或缺,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对他既宠爱有加,又管教严厉。他们不在家时,不许他到外边去玩。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家不过是吃饭睡觉的地方,怎么有外边精彩呢,外边才是他们的天地,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诱惑大年的有家门前的草坪,大男孩会在那儿踢足球,马戏团偶尔也会在那儿搭棚表演。大年是个活泼、调皮的淘小子,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偷偷跑出去玩。远远看见爸爸推着废品回来,他就赶紧跑回家。或许爸爸年老眼花,或许假装不知,总是笑呵呵地夸奖他一番,让他出去玩一会儿。妈妈很忙,起早贪黑地在工厂打工,礼拜天都不休息,大年上学大多是爸爸接送。

或许答应后就后悔了,妈妈在给大年穿鞋时,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悄声说:“大年,妈妈在你的鞋里放了法郎。到马赛你就想法逃跑,买张火车票回家。”

火车“呜呜”吼叫几声,像老牛上山似的呼哧带喘地跑了将近一天,在马赛站16停下。大年一上火车就开始想爸爸妈妈,想巴尼奥雷的家,想那片草坪了。终于到了马赛,可以逃跑了,他却发现鞋里的法郎不见了。在火车上,他怕法郎丢了,不时脱下鞋来看。看到了,心里踏实了,过一会儿心又悬起来,再脱鞋看,那几张法郎关系到他能不能回到巴尼奥雷的家,能不能见到养父母。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它们像丢在储蓄罐里的零钱,老老实实藏在鞋子里,偏偏到了马赛就不见了。

丢在哪儿呢?他想不起来。

会不会被他拿走呢?他不敢问。

张月富在马赛的朋友很多,都是温州人。他们轮番请张月富吃饭,说着大年听不懂的温州话,有时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了,哭得一塌糊涂,也不怕大年笑话。大年不愿跟他们在一起,太不好玩了。他要出去玩,张月富的三两个朋友会紧紧跟着,似乎怕他跑掉。

他们在马赛等了数日,可以登船了,张月富长舒口气,志得意满地牵着大年的小手登上轮船。哇,这船太大了,大年叠过无数小纸船,还没见过真正的轮船。他兴奋地跑上跑下,东看看,西看看。孩子的好奇心就像大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大年玩得开心极了,在甲板上跑着跳着,喊着叫着,终于跑累了,也喊乏了,突然想起养父母的话:“千万不要上轮船,不要坐船离开马赛,离开马赛你就找不回家了!”他慌忙寻找舷梯要下船,却发现码头的影子比指头还小,船行驶在一片汪洋之中……

1947年7月,艾德蒙在温州生下女儿林美香。林扬·杰让已按林家的家谱改名为林加长。在温州话中“长”与“者”谐音,后来办护照时被误写成“林加者”,他没改回来,随遇而安地成为林加者。

家乡也许让漂泊已久的游子找到种子入土的感觉,林永迪想像家门口的榕树那样在这片土地上地老天荒,不再离去了。他把带回来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在家乡河头村置地建房,在温州小南门的米筛巷跟朋友合开一家印染坊,在旁边建了三幢房子,仨股东一人一幢。

艾德蒙生下女儿后,印染坊经营不善,关门大吉,林永迪卖掉米筛巷的房子,举家搬回河头村。河头村在丽岙的南部,西邻后中村,北连下呈村,南接五社村,因洪殿溪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村位于河口,取名为河头村。艾德蒙在乡下跟妯娌学会了“吃饱了吗”“好吃吗”“再吃点”等日常温州话。

可是,她很孤独,也很寂寞,林永迪法语不好,她会的温州话十分有限,夫妻沟通有障碍,尤其在表达细腻情感或复杂问题时,即便辅以肢体语言也讲不清楚。不过,在她的心里,这个比她大8岁的男人是可靠的,待她是很好的,从不跟她吵架。在中国人心目中,男人是山,女人是水,水要绕山流,山不会围着水转。或许21岁的艾德蒙已开始接受这种观念了,或许她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有时随便一场风就会把人吹离原有轨道,不知坠落何处。1949年的一天,艾德蒙突然接到法国领事馆的撤侨通知,要求在华的法国公民离境归国。

艾德蒙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丈夫,彻底蒙了。

是走是留,艾德蒙想从丈夫的脸上觅到答案,她希望的是夫妻一起走。或许她知道他不想走,这是他的家乡,人只有待在家乡才是舒展的,才会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才会笑得像温州茶花那么粲然。他去了法国就像她在温州一样,生活像井,天地被裁剪得很小。另外,他在法国16年的血汗都已变成了不动产——房子和田地,这是没法带走的。还有,他想跟她走就走得了吗?她要搭乘的是法国政府接侨船,他是中国人,上得了船吗?他回国时买的是单程票,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法国居留证已失效。

一家人都不走,守在一起呢?或许她希望他还能像相识时那样,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把她和孩子命运的小船拴在自己的身上。他却让她失望了。按中国的说法“三十而立”,再过一年他就“而立”了,可是在这传统的大家庭,有父母在儿子就别想“立”起来,何况他排行老二,上有兄长。长兄如父,他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

他在村里建的两幢小洋楼,三兄弟平分了;置办的60亩地,留给父母和祖父母几亩后,三兄弟也平分了。“为什么呢?”来自法兰西的戈凡·艾德蒙搞不明白了,瞪着蓝色的眼睛望着丈夫。他告诉她,当年出国的钱是家里借的,那是一笔家债,那么他在法国赚的钱也就不是“私产”了,要跟兄弟平分。她也许想房子和地是身外之物,分就分了吧,丈夫是她的,总不会跟他们平分吧?

出乎意料的是他告诉她,家里決定让她带孩子回国,他留下。为什么?她又搞不明白了,你是我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应该属于我们,我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能为那个大家庭留下?

不,不,这是中国,我和孩子都属于这个家,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

艾德蒙没辙了,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他们要按这里的规矩办,这该死的规矩!她无可奈何地跟丈夫抱着孩子到温州拍全家福,作为离别纪念。长发披肩的戈凡·艾德蒙身着带有树叶图案的连衣裙,深凹的眼窝,隆起的鼻梁,嘴角微微上翘,苦涩而无奈地笑着。林永迪的白短袖衬衫扎在腰带里,下穿浅色西裤,也许清楚这场结局,生离死别似的板着面孔。他们3岁的儿子杰让像洋娃娃似的梳着小分头,穿着像连衣裙似的短袖连体衣裤,脚穿带毛边的小皮鞋,垂着两只小手,站在紧靠父亲的高凳上,睁着像母亲似的大眼睛望着镜头。两岁的林美香刚会走,穿着布娃娃似的连衣裙,端着两只小胳膊,叉着两只小脚,站在靠着妈妈的高凳上。

初春的上海,草木焕发出勃勃生机,草绿了,树枝吐出鹅黄嫩叶,大街小巷的行人脱去笨重、呆板的冬装,像从冬眠的洞穴钻出来,变得灵动起来。

十六铺码头旁,艾德蒙紧紧地抱着儿子,用水汪汪的蓝眼睛瞪着丈夫,气恼地说:“你不是说好让两个孩子跟我一起走,为什么又变了?”

“杰让是长子,我父亲要把他留下,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你带两个孩子回去也很辛苦,不如带女儿先走,等我说服了父亲就带儿子去法国找你。”

或許这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只是艾德蒙不知道罢了。林永迪那天还特意让杰让和美香拍张兄妹分别照,美香坐在前边台阶上,杰让坐在妹妹的身后,他们还懵懵懂懂,不知道拍完这张照片后就要分离。

或许艾德蒙信了,或许不信,可是事到如今,信与不信有什么两样呢?用丈夫的话说,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这是河头村。去他的规矩!艾德蒙抱起儿子亲了又亲,泪水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下,不知下多大的狠心才把儿子交给丈夫,抱起女儿,拎着箱子,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轮船。妈妈不见了,杰让大哭起来,林永迪也流下眼泪,艾德蒙是他的结发之妻,还有她怀里抱着他的女儿美香。

一家人像剥皮鸡蛋,被命运细线一剖为二,一半留中国,一半去法国,不知何时团聚,团聚时还会是一家人吗?或许戈凡·艾德蒙没想到这一点,林永迪却十分清楚,这一别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不仅艾德蒙走了,那些跟中国男人回来的法国女人几乎都走了,她们的丈夫留下了。邵炳柳的妻子雷蒙也带着女儿走了,留下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

温州解放了,林永迪为印染坊的倒闭、河头村的房子和土地分给兄弟而庆幸,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父亲百思不解:“奇了怪啊,我们家好歹也有50多亩地、两幢房子,怎么连个地主都没轮上?地主轮不上也就算了,起码富农得给吧?”

是啊,他苦苦盼了一辈子,总算有了两幢房子、50多亩土地,挤进地主、富农之列,怎么又被挤出来了呢?他心有不甘。接着,河头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归了集体,林永迪下地种田了,读过书的邵炳柳当上小学教师。

艾德蒙走后不到半年,林永迪就再婚了。女方家距河头村不足5公里,是比较富裕的农家女儿,她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

“她家有好几十亩地,有5间像我老房子一样的房子,(当时)我的后母20来岁,还没嫁(过)人,脾气有点儿坏,手脚有点笨,不大聪明。”70多年后提起后母17,林加者说道。

邵炳柳也再婚了,娶的也是温州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跨国婚姻是排斥的,尤其是温州地区,他们的择偶对象首选温州人。林永迪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同法国女人结婚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归国了,像被石头压歪的小树遇到阳光,会自然矫正。

下呈河上有一简陋码头,码头对面是幢低矮平房,坐西朝东,三间。

丽岙不通公路,确切说连一寸公路也没有。丽岙人出行一是靠脚,步行;二是靠水,坐船。河道在丽岙乃至温州许多乡镇相当于公路,你要去温州吗?要去瑞安吗?或自己划船,或搭别人船。房前有条河,河边有个码头,那就相当于70年后的公交站或地铁站。

张大年和张月富乘坐的轮船驶过苏伊士运河,看到一艘艘在二战中被炸沉的舰船,看到无际的沙漠,也看见奔跑的野骆驼;轮船驶过开罗,驶过中东,驶过印度洋,驶过新加坡、越南,经历翻江倒海的台风,28天后抵达了香港。大年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像法国父母说的,再也回不到巴尼奥雷的家,见不到养父母了。他很伤心,想流眼泪,又怕被阿爸看到,只好憋了回去。

现在,他只有死心塌地地跟阿爸走,生怕被丢了。他们父子从深圳到广州、金华,一路舟车劳顿,最后抵达温州。划着小木船接他们的是个30来岁的男人,阿爸让他叫哥哥。哥哥划了四个多小时,船漂到丽岙,阿爸长舒口气,好似那口气是从巴黎、从马赛带回来的。船进下呈村时,大年算了一下,离开马赛已45天。

从温州回丽岙时天下着雨,河两岸的树木、庄稼和房子都被浇得湿淋淋的。下船时,穿着小西装和小皮鞋的大年望着泥泞的、汪着水洼的小道蒙了,这可怎么走?哥哥善解人意地弯下腰,把他背进了家。

“怎么这么黑,还潮乎乎的。”

那房子又老又破,没有木地板,是泥土地面,很潮湿。

“习惯就好了。”张月富说道。

灯点着了,这是什么灯?一根棉绳像虫子似的躺在小碟里,探个头儿,吐出豌豆大小的光亮。那光亮很不安分,上下跳动着,左右摇摆着,有点风就把它吓得要趴回碟里。它的光线很昏暗,却把人影投射到墙上,像童话里的巨人。

灯下有个女人,长长脸,瘦瘦的,好像比养母还老。

张月富让他叫妈妈。他叫了一声。在他的心目中妈妈就是管他吃饭穿衣,对他很好的女人,像阿姨一样,可以有很多。

这个妈妈说什么,大年听不懂;大年说什么,这个妈妈也听不明白,得张月富给他们翻译,到底是这个妈妈说的,还是阿爸说的,大年不知道。

妈妈好像特别欢迎他们的到来,烧很多菜,满满一大桌,有的大年跟阿爸在中餐馆吃过,有的没有。最吸引大年的是那盘海蜇,很脆,嚼着咔哧咔哧响。大年爱吃,也就不想吃别的,把海蜇当饭吃了。

家里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是哥哥一家的,一间是妈妈的。他和阿爸住在妈妈的房间里,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他睡中间,他们睡两边。他躺在床上,往这边一翻身,看到的是阿爸,往那边一翻身,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很有意思。在巴尼奥雷,养父母睡在房间,大年睡在客厅,有张小床,那是他的。

过后,大年才知道这个妈妈是阿爸的原配。这个妈妈比他的生母莱奥卡迪·格兰德还要命苦,6岁就没了母亲,跟着仅有一只眼睛的父亲做小生意,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她长大后嫁给阿爸,生了个儿子。1934年,阿爸丢下他们母子,和同乡去了法国。在乡下,男人就是顶梁柱,没了男人家就塌了。为了生存,妈妈像她父亲似的做起小生意,卖螺蛳肉、南瓜子和鸡蛋。她不识字,却极其聪明,16两1斤的秤,1斤8两多少钱,许多人算不上来,她却能马上说出来。

儿子一天天长大,能帮她做事了,却掉进河里淹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没了,她像失去根系的秧苗一夜间就枯萎了,她不吃不喝,想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伴儿子。村里人劝说不了,只能陪着落泪。她的姐姐和姐夫来了,还领来了自己儿子,说过继给她。这个孩子就是哥哥张荫旺,他原来的家在温州梧田镇蟠凤村,过去叫蘇荫旺。

哥哥在原来的家里排行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上边有个哥哥叫苏荫生,16岁那年去了法国,跟阿爸脚前脚后。

哥哥读完小学就跟妈妈做生意了。妈妈在家把螺蛳肉挑出来,哥哥挑到瑞安陶山去卖。陶山离家很远,哥哥挑担走两个多小时,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为赶早卖掉,哥哥凌晨四点起床,挑担出门。回来时已是掌灯时分了。

土改时,哥哥出身贫苦,又为人可靠,还识文断字,被选为下呈村村长,那年才23岁。阿爸和大年回来时,哥哥已调任丽岙信用社副主任,成了国家干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大年跟妈妈叫“妈妈”,称阿爸为“阿爸”;哥哥称妈妈“阿姨”,称阿爸是“阿爹”。对大年来说,阿爸是亲爸,妈妈不是亲妈妈,哥哥也不是亲哥哥。

这个家有点儿沉闷,阿爸和妈妈都少言寡语,笑容像清明的阳光,难得一见。家里最欢快的是哥哥刚满一周岁的女儿秀燕。大年想念养父母,想念巴尼奥雷的家,想念门前那片草坪,想念用清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马路。那马路是柏油的,每当环卫工人用清水冲洗柏油路时,大年就和小伙伴把叠好的小船放在水里跟着跑。

丽岙的孩子连柏油路什么样都不知道,这里只有“水泥路”,下场雨一片泥泞,孩子上学用草绳在鞋底绑块砖头,拽着绳头往学校挪。夜晚,巴黎巴尼奥雷的灯光比星星还亮,丽岙却像掉进万丈深渊,漆黑和寂静无边无际。这里的人连钟表都不认识,只知道天亮是卯时,接着是辰时、巳时、午时,天黑就是酉时,这是什么鬼地方?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他问阿爸。

阿爸说:“你已经9岁了,再过几年就要服兵役,法国在跟阿尔及利亚打仗,当兵回得来回不来,谁说得清楚呢?我要把你带回来传宗接代。”

阿爸在海外漂泊十几年,仍然是传统的、100%的温州人。他想让大年像地瓜似的在家乡繁衍一大群后代。不过阿爸法语不好,大年又小,对阿爸的话听不大懂。另外,世上没人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和盘告诉别人,兄弟间不能,父子间也不能。阿爸已到落叶归根的年纪,他怎么能把为自己养老送终的儿子留在法国?

阿爸还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纯粹的法国人。他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这个儿子。

当林加者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背着书包上学,拎着镰刀和小伙伴上山割草时,隔壁村的张大年正穿着潇洒的背带裤、锃亮的小皮鞋,腕上还戴一块亮晶晶的手表,在下呈村孤独一人,优哉游哉转悠着。手表是养母给买的,也是他最喜爱的。在法国读书时,班级的同学也没戴表的。村里的孩子又跟过来,在他的身后喊着:“小番人”18“外国人”。他转身以唾沫还击。“冲突升级”了,他便掏出一把从法国带回来的野餐刀一通狂舞,那群孩子吓得一哄而散。他收起刀还没走几步,后边又喊起来:“小番人,小番人!”偶尔还会有几句他听不懂的丽岙“乡骂”。

大年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看看他们穿着破衫褴褛,鞋露脚趾,跟法国乞丐似的,他们有啥,会玩啥?是泥巴,“跳房子”“挤油渣”19“石头剪刀布”。大年玩的是啥?除法式野餐刀外,他还有他们没见过的小船儿,那也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紧发条可以魔幻般地在门前跑好几圈儿。

丽岙好像是另一个星球,既让大年孤独、寂寞和烦闷,偶尔也会给他以惊喜。丽岙的房子是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这是巴尼奥雷没有的。乡下没有电,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影剧院,村里有个小卖店,晚上人们聚集在那里,聊天、讲故事,好不热闹。在法国时,大年在家洗澡,在丽岙可以到家门前的河里去洗,阿爸还教会了他游泳。侄女秀燕过周岁生日时,她的外婆送她一头小牛,那可不是玩具,是会吃草、会拉牛粪的小牛。秀燕对小牛不大感冒,大年却喜欢得不得了,天天赶牛上山吃草。乡下最热闹的莫过于过年,村里要做戏,小孩穿新衣,谁家年糕出锅了,一群孩子围过去,主人就笑呵呵地给每个孩子分一小块,那可太好吃了。

阿爸到家很忙,十里八村的乡亲找上门来,有打听家人在法国的情况的,有来取钱的。原来阿爸回国前把认识的人问个遍,要不要捎个口信,要不要给家里捎钱。他们捎的钱都不多,最多100美元,最少两美元。那位老华侨还特意叮嘱:给老婆1美元,儿子和女儿各0.5美元。阿爸回到温州,要去中国银行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和外汇券,然后再分发给他们的家人。温州交通落后,许多地方不通车,那时又没电话,只有托人捎话让他们的家人过来取。

阿爸请来一位老先生,教大年汉字和温州话。老先生教他的第一个词是“飞机”。那天,大年在外边玩时,突然看到天上有架飞机,他就跟着跑起来,边跑边喊:

“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要回法国去了!”

回国后的第二年春天,阿爸把大年送到下呈村小,插班读一年级,从第二册课本学起。

这是什么学校啊?上课在郑氏祠堂,黑板不像黑板,桌椅板凳破破烂烂,千奇百怪,学校还没操场,全校仅三四个老师。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大年听不懂。他听了一节又一节,厌烦了,在本子上胡乱涂起来。

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得100分,语文0分。大年越来越怀念法国的蒙特维尔维尤尔小学了,那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整齐的书桌和椅子,有真正的黑板,还有讲课他能听得懂的老师。在那所学校,大年每次月考都是全班第一,考第二的同学总是第二。大年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个月考了第二,“第二”考了第一。到下个月,大年就“拨乱反正”,夺回了第一,“第二”继续第二。学年考试,大年还是第一,为此学校还奖励一本童书。现在自己被阿爸“绑架”到丽岙,“第二”可能老是第一了。自己在这么个破学校,只有二三十人的班级连“第二”都当不成了。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温州乡村,七八岁的孩子已算是半劳力了,要帮助妈妈带弟弟妹妹和做家务,还要放牛放猪,下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们白天不能上学,老师只得晚上给他们补课。大年白天上学,晚上没什么事儿也去听课。课上多了,慢慢地温州话他听得懂了,也就会说了,课本的方块字也变得友好起来。第三学期的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还是100分,语文考了80多分。

大年渐渐熟悉下呈村的生活,跟妈妈、哥哥也越来越亲近了。他们待他很好,他下雨天嫌村路泥泞,哥哥就背着他满村转悠。妈妈见他的西装小了,就起早贪黑纺纱织布,请裁缝来给他做套西服。妈妈知道他爱吃水果,每次买菜都会特意买点水果给他吃。一次,他感冒了,发高烧,妈妈一夜没睡,坐在床边照顾他。他不会温州话,妈妈跟他学法语,他教她内裤、衬衫、筷子怎么说,从1到100的数字怎么读,手表怎么看,太阳出来时,他给妈妈看看手表,太阳落山时,他再给妈妈看看,慢慢妈妈就学会了看钟表。妈妈的记忆力很好,几十年后,大年带孙子从法国回来,她还能跟重孙子讲几句法语。

妈妈很擅长理家,把日子打理得很好,村里分的口粮,邻居没过几个月就缺米少油了,端盆拎瓶到他家来借了。他们家什么都没缺过,也没断过。妈妈跟大年常说的一句话:精打细算。妈妈还有一手好厨艺,做的饭菜别具风味。大年最爱吃的是妈妈做的炒米粉,那就是妈妈做的味道,百吃不厌。大年也爱吃妈妈做的米糕。每当妈妈做米糕时,邻里十几个孩子像一群蜜蜂似的跑过来,围绕灶台看。米糕下锅了,热气冒出来,他们眯缝着眼睛,像馋猫似的嗅着香味。米糕出锅了,妈妈给每个孩子都分一点儿。那群孩子嘴里吃着米糕,开心地跑开了。

妈妈做过生意,见多识广,有人请戏班子在祠堂做戏,那边锣鼓一响,她就知道今晚演的什么戏。没戏的夜晚,妈妈就是村里的核心人物,乡亲搬着板凳坐在她的身边,听她讲故事,让她出个谜语给大家猜。妈妈心里像有个魔盒,藏有许多财富。有时,妈妈出的谜语乡亲猜好几天都猜不到。

下呈村小仅有两三个班,张大年升入三年级后就转到河头村小学就读了。那所学校也没有校舍,在娘娘宫上课。张大年已适应丽岙乡下生活,变得越来越像当地孩子了,不变的只是他那张脸。

河头村小学本该还有两个混血儿,一是林加者,二是在巴黎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他们住得不远,张大年在道上见过他们,没说过话。张大年上三年级时,林加者应该上四年级,邵大年应该五年级或六年级。可是,他们都没有张大年幸运,辍学了。

邵炳柳夫妻是教师,说学生遍天下有点夸张,说遍瑞安还是成立的。邵炳柳从瑞安仙岩鱼潭小学教到塘下小学,又从梓岙中心小学教到丽岙中学,由普通教师升到校长,还被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和浙江省侨联委员、全国先进侨务工作者,事业上算是成功人士,遗憾的是儿子邵大年只读了两年书,近乎半文盲20。

邵炳柳再婚后,又生两儿三女。孩子多,收入少,日子过得窘迫。他也不容易,既要忙事业,要管家里五个小的,或许没有时间和精力管邵大年,就把他送到祖母身边。邵大年相貌比张大年还“西化”,可能让祖母难以认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浙南农村老媪领一个有着欧洲人面孔的孙子,或许感到有点见不得人。或许邵大年过于顽皮,总惹祖母生气,经常挨祖母的打骂21。又或许邵大年是家里老大,应该为家里分担点儿,于是早早就辍学下田了。

林加者也是如此,他7岁上学,他的相貌不像两个大年那么“西化”,不怎么引人注目,也许他平时比较老实听话,不像邵大年那么顽皮,学校和村里都没人喊他“小番人”“外国佬”。不过,他活得也很辛苦,很不如意。家里楼上楼下多个房间,父亲和后母,还有弟弟妹妹都住在朝阳的房间,只有他住在朝北的房间,窗对着牛棚猪圈,春、夏、秋满屋是牛屎猪粪味儿;冬天屋里阴冷潮湿,冻得他瑟瑟发抖。

他放学回家时,已有一大堆活儿排队等他了,要割猪草,要放牛,要喂鸡喂鸭。他年纪稍大一点儿就下地干活了,插秧车水22,什么活儿都干。车水时,父亲出头档,他出二档,他的个子小,脑袋刚过横杆,车起来特别卖力。他放学后沒时间温习功课和写作业,上课还想着家里的活儿,学习成绩不大好。小学三年级刚读完一个学期,就回家务农了,那年他刚10岁。

1958年8月,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全国掀起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接着农村办起大食堂,农民吃上“大锅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那年全国农村先后办39.9万个公共食堂,让4亿人吃上“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可以“放开肚皮吃饭”,有的地方不到3个月就吃光一年的口粮。河头村的头儿有头脑,没让村民放开肚皮吃,而是每家每户按定量打饭。

家里兄弟姐妹五个都在长身体,每人的饭量都不小,尤其是下地干活的林加者,放开肚皮吃的话一顿要吃好几碗饭。后母怕他吃多了,四个小的吃不饱,想把他从家里分出去。父亲不同意,把一个12岁的孩子从家里分出去,不让乡邻耻笑?为此夫妻天天吵架。

夫妻冲突中,往往丈夫有能,妻子有耐,丈夫耗不住只得妥协。林加者还是从家里分了出去,每顿饭都要自己打。他的定量每天12两稀饭,这哪里吃得饱?他还要下地,干的都是体力活儿。秋天,全国大炼钢铁,生产队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秋忙时他要顶壮劳力用。干活他不怕,挨饿受不了,刚吃一碗稀饭,到地里不到一两个小时就消化了,饿得心慌冒汗,浑身绵软无力。

每次敲钟开饭,妇女和孩子就跑去排队打饭,他从地里回来时,饭也凉了。在食堂打饭的婶婶知道他家的情况,十分同情他,常常捞一大勺稠粥倒进他的碗里。

“哇,这一勺可太好了,可能6两都不止。”他欣喜地说。

同龄人犹如乘坐同列火车,差别不过车厢与座席不同而已。林加者吃“大锅饭”时,张大年也吃大食堂。下呈村办三个食堂,早上吹号开饭,随便去哪个食堂吃都行。饭后下田的下田,上学的上学。

林加者忙着种田和干家务活儿时,大年也很繁忙。可以说那是个繁忙的大年,要忙的事情多着呢,“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亩产三万斤”,工业、农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有这么多的大事儿,全国人民哪个不忙?大年在乐队打大鼓,在宣传队画板报,胜利就要庆祝,大年他们就要上街,打着大鼓“咚咚咚,咚咚咚”。

有一次,大年他们敲锣打鼓从丽岙出发,到仙岩、塘下,走了一整天。回来后,他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出黑板报,要“超英赶美”,要画“庄稼人坐在玉米堆上蓝天”……接下来,学校要求学生拾粪,支援农业生产,每人每周交一筐牛粪,大年又拎着粪筐去拾粪。

这年,大年的阿爸出国了。他已五十有五了,已到了落叶归根之年,为什么还要出国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市第一位归国华侨,他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先后当选为瑞安县政协委员、温州地区政协委员和浙江省政协委员。

原因很简单,阿爸带回来的钱花光了,他到家的第二年建两处“房子”,一是把家里的平房拆掉建了二层小楼,二是在下呈的山上买块地,给自己建个坟地,待百年之后入住。丽岙通公路后,隔三岔五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乡下人没见过汽车,纷纷跑到马路边看看新奇。

阿爸发现了商机,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新奇,为何不开家租车铺呢?他从温州买回几辆二手自行车,做起租车生意,租用一天车收费1毛钱。这相当于后来的共享单车,不过他超前半个多世纪。

对此,大年开心了,选辆小型自行车骑上去。乡下孩子没见过自行车,跟在他的车后跑。大人看了纷纷说:“哎呀,这个外国孩子真了不起,骑这么个东西还跑得那么快。”

阿爸投资却失败了,熟人租车多半不给钱,好奇的人不会骑车,把车推走了,扛着送回来,摔坏了。他又不会修,请修车师傅要花钱,结果不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得不把租车铺兑给了修车师傅。

养老钱差不多折腾没了,他也步入老年23,下地种田干不动,儿子还没长大成人,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他想来想去还得出国赚钱。可是,他的法国居留证过期了,怎么出去呢,难道还要偷渡?有位同乡从法国回来,不打算再去了,“我的护照卖给你吧。”阿爸惊喜不已,更让他惊喜的是那人叫张日富,跟他的张月富仅差一字。最后,阿爸花100美元,买下了那本护照。

“你要不要跟你阿爸去法国?”有人问大年。

“我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法国?”大年生气了。

他已不是那个做梦都想回法国的9岁孩子了,已成长为地道的丽岙少年、温州少年了。

“妈妈对我很好,哥哥对我也很好,他们都很爱我,我为什么要回去?”

大年已学会数百个汉语常用字,温州话讲得很地道,老师和同学也都喜欢他。小学二年级时,他加入少年先锋队,当上小队长。三年级时,他当上中队长,由“一道杠”升为“两道杠”,后来又当上大队长,“两道杠”升为“三道杠”,放学前,他要组织同学排队,有时还会像老师似的讲几句。读四年级时,他跳级到五年级,离开河头村小学,到叶宅村小学去读书了。

一天,家里收到一个邮包,写的是大年的名字。谁会给他寄包裹呢?拆开一看是几本法文版的《米老鼠》。他高兴得跳起来,这是法国养父母寄来的。他查看一下邮戳,是6个月前寄出的。他捧着那几本书想念起远在法国的养父母,想起四五岁时,二战后的法国生活条件较差,养父母家连大木桶也没有,法国养母只好用水壶温好水,举着水壶为他冲澡。五六岁时,他染上麻疹,高烧不退,养父半夜三更请医生。听医生说物理降温好,养母每隔一小时给他洗一次澡。洗完澡后,养母就用被子把他裹起来抱在怀里。还有患阑尾炎住院那次,医生说术后不能吃东西,养母怕他晚上饿就买根香肠,偷偷塞到他枕头底下,小声说:“饿了就吃,别让医生看见。”

几天后,他发现寄书的包装纸不见了。他问阿爸,阿爸说不知道,问阿爸法国养父母的地址,阿爸也说不知道。有人从法国回来,他跑去打听养父母的住址和近況,得到的答复一致:“听说你在法国被一对老夫妇领养过,他们住哪儿不清楚。”

更让他震惊的是《米老鼠》上的法文他已不认识了,每个句子都能读出来,什么意思却不知道。刚从法国回来时,阿爸带他去过隔壁茶堂村,那里有家中药铺,店主阿李是从法国回来的,法语说得不错,还会打法国扑克。他每次过去都跟阿李打几把扑克。后来,他温州话会讲了,就不去找阿李玩了,有时见面也不说法语,改说温州话了。

有一天,一位法国女士登门拜访。她嫁给了丽岙人,在丽岙很寂寞。从法国回来的华侨大多像她丈夫那样只会说“吃了吗”“好吃吗”“吃没吃饱”“要不要再吃点”之类的简单会话,没法满足她精神上的需求。

听说下呈村有个孩子法语说得很流利,她特意过来聊天。她给他一粒糖,大年剥开后放进嘴里,这味道让他想起法国,往事像一群水鸟栖落心头。

她说了一句轻盈柔和,轻颤似琵琶轻弹的法語。

他一下愣住了,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她问你好不好吃。”跟她来的小男孩说。

“哦,好吃,好吃。这糖我在法国吃过。”他说的是温州话。

她失望了,他也失望了。她为他听不懂法语而失望,他是对自己失望,没想到9岁时的母语却像满满的一桶水,不知不觉就蒸发掉了。尴尬和失望,还有那颗糖的味道,他60多年都没忘。

张月富上路了,妈妈、哥哥和一群亲友把他送到汽车站。阿爸上车时,许多亲友都哭了,或许为张月富在叶落归根之年离乡背井去海外;或许想到这一别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大年却一滴眼泪也没掉。

张月富到法国后重操旧业,跟同乡合办一个皮件作坊,可是没干多久他就放弃了。他发现自己眼花了,手也不灵活了,做起来很吃力。他转辗到荷兰,在一家餐馆打工,十分辛苦。

张月富走后,“三年自然灾害”拉开序幕,城里人和乡下人开始饿肚子了。“大锅饭”吃不下去了,大食堂解散了。张大年在饥饿中小学毕业,考入瑞安华侨中学。他肚子饿得从早到晚“咕噜咕噜”叫。早晨睁开眼睛,他琢磨的第一件事是哪儿能吃顿饱饭,怎么能吃顿饱饭。村里每天会给妈妈送来一碗粥,妈妈端给他。他看着瘦得像干树枝似的妈妈怎好意思吃?可是他饿啊,粥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眨眼间粥进了他的肚子。碗空了,心也空了,空得难受,再饿也不该吃属于妈妈的粥啊。第二天,粥又端来了,他又没经受住诱惑……

阿爹不在家,弟弟挨饿,张荫旺心里不是滋味啊。当时,张荫旺已从信用社调到丽岙华侨陶瓷厂任代理厂长。他把弟弟领到厂里的食堂,气吞山河地对食堂的大师傅说:“这是我弟弟,他要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他吃完我来结账。”

张大年这下乐坏了,终于找到能吃饱肚子的地方了。饭菜端上来,他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一碗一碗又一碗,最后站起来,抚摸一下鼓鼓的肚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哥哥结账时傻眼了,大年那顿饭吃了一斤半粮食。哥哥每月的定量才28斤,一天只有9两多点。

“哎呀,大年啊,你也太能吃了。你这一顿饭,我一天半没得吃,以后少吃点行不行?”哥哥回家跟他说。

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需要卡路里。大年饿啊,吃饭成了头等大事。

一次,一位姓张的秘书问他:“你在这里习不习惯,有什么要求没有?”

作为归侨和侨眷,温州地区侨办不时上门看望。

“习惯是习惯,就是吃不饱,饿。”

“这个不好办,现在大家都在饿肚子。不过,我们尽量想办法照顾你一下。”

一周后,张秘书送来一盒蛋糕。哇,还有这么好吃的,这东西在法国吃过,回来后还没吃过呢。那块蛋糕他和妈妈、哥哥一家人分掉了。事后他才知道,那蛋糕来之不易,是温州地区招待所为外宾特制的。又过几天,丽岙公社书记送来三斤全国粮票,粮站送来100斤土豆。

林加者远没有张大年那么幸运,吃不饱饭还要干力气活儿。

一天,鸡刚叫头遍,林加者就跟小伙伴上山了。大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没柴烧,附近的山像和尚脑袋——光溜溜,不要说一棵树,连草根都没了。为一把柴农民要钻到深山去。

林加者他们爬了十几公里的山路,也没见到有柴可砍,大树小树被砍光,只有树根可刨了。林加者他们埋头刨起来,每刨出一根树根,他们就像挖到宝似的,兴奋不已。肚子饿了,把带的午饭——煮熟的小土豆摸出一个吃掉;渴了,捧口山泉喝。看看篓里的树根心里一片阳光,没白来,天黑前能背回家一篓柴了。

突然,山上传来“哗哗哗”“咕咚咕咚”声,林加者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循声望去,不由得打个趔趄,背在身的竹篓被重击一下,身后“嚓啦”一声,砸到地上,篓底掉了。他吓出一身冷汗,真幸运啊,差一点儿石头就砸在脑袋上了,那就没命了。

“下边还有人哪!”他和小伙伴朝上边喊几声。

山上也有人刨树根,他们赶紧换个地方。

背柴往家走时,他饿得浑身无力,却很开心。这篓树根够家里烧一天,回家不会挨骂了。柴打少了,后母会骂他偷懒。他不服申辩几句,后母说他顶嘴,他要挨打……后母为他准备的“家法”是一根门杠,粗粗的,一米来长,打在身上很痛。他在挨打中变得聪明了,见她操起门杠就逃。他人小机灵,她追不上就掷。他逃跑要猫腰跑曲线。

他不明白自己不调皮、不捣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为什么还不受妈妈待见?是自己长得跟弟弟妹妹不一样,还是自己性格让她看不惯?他性情直爽,有啥说啥,如被激怒会发火,有点儿小脾气。可是,他不记仇,不论谁对他怎样,过后就像炊烟不会留在灶膛里——没了。

伯母看不下去了,悄悄告诉他:“你妈不是亲妈。你是法国人生的,你妈叫戈凡·艾德蒙,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善良的女人。她回法国了,把你妹妹也带走了。”

“我妈妈长得什么样?”

“她很漂亮,高鼻梁,大眼睛,头发很浓密。她会说几句温州话。她还教过我法国话,‘复几’——烧柴,‘谁蒙’——好吃不好吃。”

从那天起,他心里有了另一个妈妈,在法国的妈妈。遭后母打骂了,他会晚上躺在床上想妈妈。受了委屈,他会在心里问妈妈:为什么不带走我?

也许吃不饱,营养不良,林加者比同龄人矮大半头,不过农活干得却不比壮劳力少。他家那个生产队是河头生产大队最穷的队,队里还有三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劳力,两个比他大一岁,一个跟他同龄。插秧时,凌晨一两点钟他们就起来,摸黑把秧苗担到田间地头。天刚蒙蒙亮他们开始插秧,插得比壮劳力还快还多;割稻谷起早贪黑,割得也不比壮劳力少。生产队算他们是半劳力,壮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他们是5个工分。他们不服气,老跟壮劳力比:“你干的也不比我们多,凭什么拿10个工分?农忙时候,你还抽烟,抽一次烟要多长时间,你一天抽多少次烟,少干多少活儿?”

他们找队长要求涨工分。

队长说:“你们插秧、割稻的确不比壮劳力差,但挑稻谷挑得过他们吗?没有吧?这样吧,农忙时给你们7分半,平时还是5分。”

他们开心了,虽没实现同工同酬,起码也讨回一点儿公道。

林加者16岁那年,父亲又去法国了。

其实,林永迪1958年就想走,把徐伯祥找过来商量。徐伯祥举双手赞同。在家乡要种田,耕地、插秧、割稻、脱粒、挑粪都不是他们的强项,而且这种体力活儿,让他们吃不消。

“你走了,让我一个女人家带一群孩子怎么过?”后母不同意。

或许她想到了法国还有个女人带着孩子在等他,他走了会不会像抛弃那个女人似的抛弃她?林永迪看看愁云满面的妻子,又望了望那几个年幼的孩子,出去的想法一点点冰释了。

“你先出去,等孩子大点,我再去法国找你。”他毫无把握地对徐伯祥说。

徐伯祥失望了,不过也理解,他一个人上路了。他在香港滞留9个月,到巴黎时已是1959年的秋天。他很仗义,离香港前给林永迪寄个包裹,里边有牛肉干、糖果和饼干,都是那年头极其宝贵的食品。

或许徐伯祥的这包食品动摇了后母的意念,当初让丈夫出去的话,这食品也许就会源源不断寄回来。再想想林永迪当记工员挣那点儿工分,过这苦哈哈的日子,也许悔意似云缭绕心头。

张大年就读的瑞安华侨中学跟那个年代非常吻合,连校舍都没有。第一学年,他们在丽岙一个寺庙上课,第二学年迁到另一个寺庙——仙岩寺,那是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千年古刹。仙岩寺是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寺院依山而建,风光旖旎。办学的房间是足够的,却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初三那年,大年转入温州华侨中学。

1962年,张大年初中毕业,温州华侨中学的毕业生名单上却没有张大年。

他改名了,为什么要改名?温州话大年与大娘谐音。他的身高1.85米,说在温州身高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被别人叫“大娘”,他不高兴。

改个什么名字呢?有人建议改为“张大义”。

“‘大义’不好,没有什么意义。改为‘达义’吧,我们达到了社会主义。”张大年说。

从此,温州少了一个“大年”,多了一个“达义”。

林永迪是1962年1月离开的丽岙。这位有两任妻子、三儿三女的男人已四十有一,距老年仅一步之遥了。据统计1962年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43.5岁24。对悲观者来说,大限将至,余日无多。

“你都这么大把岁数了,还有几年蹦跶?不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处嘚瑟啥?”北方人也许会莫名其妙地说。

林永迪不甘守着河头村的小洋楼、比他小十来岁的老婆和那五个孩子打发掉余生,还想多赚些钱,给儿子盖起几幢小楼。或许这就是温州人,他们来到这世上并不单纯为享受,还要创造财富。在他们看来,连钱都赚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林永迪、徐伯祥如此,张月富也是如此。这也就是欧洲人读不懂他们的地方,也是温州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之处。

林永迪早有再次出国的念头,不过它像天上的云,刚刚云絮满天,转瞬就碧空如洗了。温州染坊倒闭,回到乡村种地时,这念头就在心底拱动过。他在法国可以开皮件厂,制作的皮包、皮带、背带就像家乡山上的泉水潺潺流淌,那印有居里夫妇和浓眉大眼的埃菲尔的法郎就像溯游的鱼儿游进他的腰包。种地是他的短板,干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腰酸背痛,而且干一个月赚的还没有在法国做一条皮带多。

1958年没能跟徐伯祥同行,林永迪注定会沮丧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老婆比较强势,他也只能哄着来。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传统,在他们这个家似乎被顛覆,不然吃“大锅饭”时也不会把12岁的大儿子从家里分出去。徐伯祥寄来包裹后,老婆同意他出国了。丽岙是侨乡,在国外赚到钱的人不少,有人还发了大财。1962年河头村受灾,旅法的河头村人林昌横捐了8000斤大米。他这一壮举既让当地农民感动,又让他们深信法国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赚到大钱的。

那年头想出国的人很多,能出去的极少。林永迪是归国华侨,相对比较容易。他是带着婶婶,也就是老华侨林炳贤的妻子、林昌横的母亲走的。他们先到香港,那是华人进入西方的桥头堡,那里有各国领事馆,还有人代办签证、卖假护照,也可以在那里找到蛇头……

他们也在香港等了9个月,搞到的是意大利旅游签证,飞抵有“偷渡者的天堂”之“美誉”的意大利。一天夜晚,他们跟着蛇头穿过阿尔卑斯山脉。一行六人,除林永迪和婶婶之外还有四个丽岙人。婶婶的一条腿不好,行走比较困难,他一直搀扶她进入法国境内。

林永迪把到法国赚的第一笔钱汇回了家,家里的日子有所改善。

1964年1月27日,中法分别发表公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强国,这一消息被西方称之为“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戈凡·艾德蒙喜极而泣,儿子离她的脚步近了许多。

吉尼斯世界纪录如设有“最佳干爹”的话,徐伯祥有望入选。他尽心尽力,到巴黎后就找到艾德蒙。十年杳无音讯,在20区7省、1000多万人口的世界五大一线城市之一的巴黎寻找艾德蒙母女,难度可想而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这位“有心人”出现在艾德蒙面前时,望眼欲穿地等待丈夫和儿子归来的她不知是惊喜还是惊吓,心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可能是:“让奴和杰让怎么没来,他们怎么了?”徐伯祥望着她不知怎么开口,歉疚、怜悯和不忍排山倒海压向心头,他为好友抛弃艾德蒙母女,没把自己再婚生子的消息告诉她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背叛与抛弃是对女人最大的伤害,让一个女人白白苦等十年更是罪大恶极。

“别等了,艾德蒙。让奴早就再婚了,孩子都生四个了,他不会回来了。”徐伯祥狠狠心说。

对艾德蒙来说,这一消息无疑是颗炸弹,比“让奴死了”的打击更为惨痛。她彻底地蒙掉了。

“让奴让我先走,在法国等他……”

她的眸子蓄满泪水,射出愤怒目光。如果对面坐着让奴,她也许会扑上去,杀掉他都不解恨。那个温和的、从不跟她吵架的让奴,那个答应她安抚好他的老爹,就带儿子到法国跟她团聚的让奴,那个作为她两个孩子父亲的让奴,竟骗了她。让她从21岁等到31岁,十年吃了多少苦,遭多少罪,有谁知晓?这十年有多少男人追求过她,她都果断拒绝了,让奴他知道吗?

老华侨告诫过年轻人:“千万不要娶法国女人为妻,法国女人是世上最浪漫的女人,也是最容易移情别恋的女人。”可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抛弃法国女人的恰恰是中国男人。古老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法国女人戈凡·艾德蒙身上重演了。

“我儿子,我的杰让好吗?”沉默许久,艾德蒙的目光柔和些许。

“杰让太苦啦,只读了两年书,还不到10岁就下田干活儿了。他家七口人,让奴又不大会干农活,挣不了几个工分,杰让有个后妈,日子会好吗?”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犹如又一把刀子戳在艾德蒙的心上,泪水再次涌出来。

“怎么办?想办法把他弄到法国,越快越好,别让孩子吃苦受罪了。”

几天后,艾德蒙去了巴黎警局:“我是戈凡·艾德蒙,我和中国丈夫生了一个男孩,被他带到了中国。我现在要把儿子办回法国!”

“他是巴黎出生的?”

“在12区,他有法国国籍。”

查到了,1946年4月8日,戈凡·艾德蒙的确在巴黎生一男婴,取名:林扬·杰让。

艾德蒙看到户籍记录时哭了。母亲的泪水可以征服天下所有具怜悯之心的人。1963年,巴黎警局给林扬·杰让办理了护照,并将护照寄至法国驻香港领事馆。当时,中法还没法通航与通邮,只能通过香港转。护照由香港转寄至溫州地区公安局,又转到温州地区侨办。

收到贴有自己照片的法国护照,林加者喜上眉梢,离妈妈越来越近了,心情更急迫了。侨办来的人说,你有了法国护照,也不能去法国,你有中国户口,你还是中国公民,需要按中国人出入境管理有关规定办理手续,等拿到中国护照后,你就可以走了。

父亲走后,林加者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不过,后母仍然强势,说一不二,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她来定夺,容不得“顶梁柱”有半点儿意见。在这个家里,除后母之外,林加者与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相处得很好,或许他在他们眼里已是大人了,他的话他们还是要听的。不过,天还没亮,他扛着农具下田,弟弟妹妹还没起床;晚上,他从田间地头回来已累得筋疲力尽,吃完饭 ,洗洗脚就一头扎进梦乡,弟妹们还在各自的房间写作业,他们能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呢?

父亲的汇款像温柔而强劲的春风吹散家里的窘迫。

“我父亲寄钱过来,粮食不够吃也没关系了,我后母有钱可以去买么。她就做一锅饭,我弟弟妹妹中午11点钟放学,我们种田人10点钟吃中饭,我吃的是什么?是过夜的粥,还是地瓜小米粥,已经开始酸了;头一天吃剩的菜,长毛发霉了,我就吃这个。我的伯母都看到了,她有什么办法?后母就这样对待我。她做好饭在房间里面吃。”60多年后,林加者提起往事,仍历历在目。

有了法国护照,妈妈就不再虚无缥缈,成为真实的存在。每天清晨,妈妈的爱都会随着太阳升起,照亮他的心房,暖意融融;晚上睡觉前,心里会有所期盼,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每升起一次,他跟妈妈就近了一天。

林加者要求出国探亲那年,张达义也在申请。他们同生于巴黎,都有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欧洲生母,相比之下,林加者比张达义多一个后母和四个弟妹;张达义比林加者多两个养母和一个如父的兄长。林加者像一株缺少阳光雨露的玉米秸瘦瘦弱弱,身高将将够一米六;张达义却像一株在充沛的阳光下、从肥沃土地上蹿起来的小白杨,身高一米八五。

张达义的出国理由也充分:赴荷兰与父亲和兄长团聚。

1963年初,阿爸为哥哥张荫旺申请的家人团聚移民获得荷兰政府批准。

农历二月初二,那是“龙抬头”的日子,哥哥告别妈妈、嫂子和孩子,跟九位获准出国的温州人离开家乡。张达义把哥哥送到了上海。途经杭州时,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在华侨饭店设宴为哥哥他们送行。

“我也想出国,可以吗?”张达义问部长。

他从小经常跟阿爸到外边开会,见过世面,不论面对多大领导都不打怵。

“可以啊。”部长说。

既然省委统战部部长都说可以了,那肯定是可以。回来后,他到瑞安县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出国申请。

凭着那张与众不同的面孔,他走到哪儿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县里许多人都知道丽岙有个混血儿,叫张达义,是归国华侨。侨办的人跟他就更熟了,看了看他的申请,很实在地说:“达义啊,说实话,你父亲不想让你出国。”

他有点发蒙,哥哥都出去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呢?

“你父亲想让你在瑞安找份工作,结婚生子之后再出去。我看你还是找份工作吧。”

“找工作?上哪儿找工作?”

他已17岁,已订了婚,跟未婚妻情投意合,爱得死去活来。要是有份工作,也就不急于出国了,可是眼下不是没有工作吗?

他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国家精减城镇吃供应粮的人口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即“62年下放”。原来有单位的人都失去了工作,下放到农村种田,怎么可能给农村户口的他安排工作呢?没工作,婚也就难结了,一个大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遑论结婚生子。搞得他像没头苍蝇,不知道干什么好,妈妈也没少跟着上火。

侨办的人给张达义出个主意,讓他给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书记方方写一封信。

张达义跟方方有一面之缘。那是四年前,方方到华侨陶瓷厂视察,也许他认识张月富,也许听说张月富领回一个混血儿,方方想见见张达义。

“你在中国生活好吗,适应吗?”方方笑容可掬地问。

“别的都很好,就是吃不饱饭。”张达义,不,那时候他还叫张大年,想啥说啥。

他说的是丽岙版温州话。方方是位老革命,几十年走南闯北,担任过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偏偏听不懂温州话。有人把张达义的话翻译给了方方。方方和蔼可亲地跟张达义聊了好一会儿。

张达义回家后,给方方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近况和遇到的困难。

两三个月后,张达义接到通知,让他去一趟县侨办。

“达义啊,工作已给你解决了,是省里劳动局直接批下来的。”侨办主任高兴地说。

“去哪里?”张达义惊喜地问。

“去华侨陶瓷厂啊,你是归侨。”在丽岙,陶瓷厂算不错的单位。哥哥在那儿当过厂长,厂里的人上上下下他都认识,对厂里情况也了如指掌。当下陶瓷厂正在精简人员,有人被精减后哭天抹泪回农村了。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进了华侨陶瓷厂。

“太好了,是不是正式工?”

“是的。”

临时工的话也许干三五个月就被打发回家了,没什么意思。张达义喜出望外,跳着高回家了。

1963年,可以说是张达义的大年,有了正式工作,还娶了老婆,唯一不如意的就是户口没有农转非,还在下呈村,当时还是丽岙人民公社下呈生产大队,口粮按生产队的收成分配,多收多分,少收少分。不过,有了固定工作,等于端上“铁饭碗”,生产队那边多收一斗、少收一斗对张达义影响不大。

林加者是1964年10月24日离开河头村的。

他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上衣有四个兜儿,是中山装还是制服,他也说不清了。倘若说喜上眉梢的话,他的眉梢似乎还得下坠点儿,不敢扬起来。他心里是欢畅的,像道旁的洪殿河,河面上看不出什么,河水却在不为人觉察地悄悄流动,也许过不了三五个小时,整整一河水就不是原来的,换了一河新水。

河头村那个家让他很压抑,现在终于离开了,再也不回来了。可是,林加者哪敢泄露这一感受,哪敢表露出这种翻身道情的心绪?后母看见或许会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去找你法国生母了,看把你高兴的,你这白眼儿狼,太没良心了!

他像一只被赶往鲜嫩草地的小羊,心里偷偷乐着,还要表现出对眼前这片荒芜土地的眷恋。他跟在后母后边,被弟弟妹妹簇拥着。村里人看到也许以为他们簇拥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后母。

林加者最怕遇到熟人,人家要问他:“林加长25,你穿得像新郎官似的,要结婚啦?”他怎么回答呢?连个预案都没有。

“你的护照到了。”一天傍晚,后母对他说。

他刚从地里回来,听闻此话,心里像有一波波欢快的溪水流过,却不敢把这欣喜溢于脸上,觑一眼后母,没有吱声。

“你不许跟别人讲出国的事。”她严厉地说。

为什么?这又不是什么丢人事儿,再说怎么也得跟亲友告别一下,话如鲠在喉,却咽了回去。

“你要是说的话,我就把你护照撕了!”

林加者瞪大眼睛看一下后母,意识到这是不可挑战的,她是做得出来的。她真把护照撕了,你奈她何?想到这儿,他也许有种心被拿捏住的窒息感,只好低眉顺眼地耷拉下脑袋。这不大符合他的性格,可是没有办法,他太渴望离开这个家,去法国见妈妈了。

第二天,林加者该下田下田,该放牛放牛。遇到伯伯叔叔、伯母婶婶,还有一起跟队长争工分的小伙伴都没敢提这事儿。

9月22日,林加者接到温州市侨办通知,温州到金华的长途汽车票和金华到广州的火车票都已为他买好,让他24日赶到温州,乘坐25日长途汽车离开温州。

23日晚,他悄悄地跑到伯伯和叔叔家告别:

“伯伯、伯母,明天我要走了。”

“叔叔、婶婶,明天我要走了。”

“好啊,好啊,到了法国,你就见到妈妈和妹妹了。”

父亲三兄弟都住在一起,那两幢小楼是父亲建的。伯伯和叔叔都知道他家的情况,或许怕给他找麻烦,或许不想自讨没趣,没为他送行。

弟弟妹妹送到下呈村码头就上学去了,林加者感到了失落,别人出远门都是亲朋好友一大群人相送,船开动时亲友还在岸上挥手,甚至于抹眼泪,喊出最后的叮嘱,他却孤零零的,什么人也没有。这是出国啊,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有没有缘分与他们再见也不一定。也许他有点儿后悔,没好好看一眼住过的房子、放过的牛,以及那个村子。

后母站在他的身边,不知想的是他这一走,家里少了劳动力,少多少工分,还是牛谁来放,自留地谁来打理,体力活谁来干;抑或是“养活”十五六年的养子对她是恨多怨多委屈多,会不会念点她的好。

母子默然上船,顺河而去。林加者望着没有什么印象的两岸风光,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当年跟父母去温州的情景。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瑞安县城,距家18公里。

在小南门码头,母子下船。15年前,父亲在这附近开染房时,他在这里住过。这些都是父亲说的,在他的记忆中却是一片空白。

温州市侨办把他们母子安顿在华侨饭店。晚上,他们请他吃饭,为他送行。那是他离开温州前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他有记忆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餐,菜记不得了,只记得吃的是白米饭。席间,侨办领导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现在有两本护照啦,一本是我们中国的,一本是他们法国的。你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希望你在法国仍然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本色。”

“知道,知道。”

这句话,他记住了,一辈子没忘。

第二天早晨,后母把他送到温州长途客运站。临别前,母子相视无言。他拎着小布袋进站,后母转身回家。侨办的人想得周到,知道他没出过远门,去香港中途要转车,还要过海关,他们帮他找了一位回法国的华侨同行。

林加者拎着小布袋乘坐长途汽车到了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到广州。布袋里有两个苹果和些许干粮,却没有钱。每逢火车经停大站,旅客纷纷下车购买食品,他只能默默地看着。

“干粮吃完了怎么办?”采访时,我问。

“饿就饿一顿,我也习惯了,有时我后母不给我吃的,我就饿肚皮,一餐两餐都有啊。”林加者说。

林加者拎着空空的小布袋到了香港,住进父亲朋友的家。

在香港登机时,林加者多了件小皮箱,是父亲朋友托他带到法国的,这是他唯一的行李。他身上还多了件羊毛衫,是父亲朋友送的,已进入11月,無论是香港还是巴黎都将进入冬季了。

飞机起飞了,林加者望着舷窗外边的东方之珠——香港,还有南海那一片海水。机票是妈妈提前买好的,这要很多钱。空姐送餐了,是西餐。他要了一份。怎么吃呢?奶油、果酱怎么抹,刀叉怎么用,他看了看邻座,知道了。面包很好吃,松软可口。怎么有只空杯,干什么用呢?他不知道。过一会儿,见空姐给邻座倒杯黑乎乎的液体,他想那可能是丽岙人喝的红糖水,甜甜的,好喝。他也举起杯子,空姐给他倒了一杯。他见邻座从餐盒翻出一个小纸袋,撕开,倒进了杯,用调羹搅一搅,喝了一口,闭上眼睛,眉毛扬起来,很享受的样子。他如法炮制,喝一大口,眉毛没来得及扬起就发现味道不对,急忙吐出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好苦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叫咖啡。也许第一次喝咖啡就给他带来了不快,到巴黎相当一段时间林加者都拒绝喝咖啡,不得不喝,就多加些牛奶和白砂糖。

那是一架小飞机,像只鸽子似的飞不平稳。飞机经停印度、巴基斯坦、意大利等五六个国家后,才会飞抵巴黎。林加者只盼快到巴黎,妈妈和妹妹会来接吗?肯定会。妈妈长得什么样呢?他的思念是模糊的,没形象。

林加者到法国15年后,张达义才拿到护照。当张达义到巴黎时,林加者已结婚生女。

不过,张达义比林加者结婚可早多了,他出国时已有两子一女,大儿子14岁,小儿子7岁,女儿12岁。

张月富在一年前去世了,他是1970年告老还乡的。张月富出国后回家过三次,第一次是1966年,正值“文革”爆发,张达义赶到北京去接的。父子入住北京华侨饭店,那晚上张月富特别高兴,拎着一瓶法国红酒到儿子的房间。父子俩喝酒聊天,好不惬意。让张达义感动的是阿爸给他带回了录音机、照相机和收音机。

阿爸要回来时,他给阿爸写了一封信,说我的同学有台录音机,可以把说的话录进去,想听的时候再放出来,你方便的话,给我带回一台。我很喜欢拍照,方便的话,给我带回一台照相机。我们村里没有电,如有用电池的收音机,给我带回一台。

张月富在荷兰一家餐馆打工,收入有限。最关键的是他不会说荷兰话,对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还一窍不通。幸运的是跟张月富一起打工的年轻人会说荷兰话,他跟张达义还是温州华侨中学的校友,帮忙买的这些东西。

1968年,张月富又回来一次,也是张达义去北京接的。

1970年张月富告老还乡回来时,张达义却没去北京接。他被隔离审查了,造反派说他叛国投敌。他不服:“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连温州都没离开过,怎么就叛国投敌了?我是要出国,那也是投奔我父亲,投奔父亲怎么能算投敌?”

投没投敌,张达义说了不算,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讲的是“革命”,不讲道理。

“这个也是命,命中注定有牢狱之灾。”张达义无奈,只得认命了。

张月富到家两三个月,还没见到儿子,整日如坐针毡。哥哥也回来了,他已被推选为旅荷华人总会会长,受到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到家探望,哥哥反映了弟弟的冤案。在部长的过问下,张达义才被放出来。

张月富对张达义的一儿一女甚为喜欢,后继有人啦!两年后,张达义又得一子,张月富喜出望外。张月富儿孙绕膝,享受了天伦之乐,活得很是惬意。

1978年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钟,张达义守在阿爸床前,看着气若游丝的阿爸呼出最后一口气。

“你爸已经走了。”身旁的堂叔说。

张达义不相信,把手指放到阿爸鼻下,没了呼吸,他放声恸哭。

两个星期前,阿爸病倒了,昏迷不醒。张达义从县城请来名医,诊断为尿酸中毒晚期,随时可能死亡。张达义从早到晚守候在床前。

阿爸对他寄托两大期望: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老送终。他都做到了,阿爸走得安详。他和哥哥为阿爸办了隆重的葬礼,安葬在附近的山上,阿爸23年前就修好的坟墓里。

“部长,我父亲已经走了,我出国的手续怎么还没办下来?”一年后,张达义去找县委统战部部长。

“你不要心急,我给你看样东西。”

部长说着递给他一份报告,报告上说,国家需要外汇,要让一部分人走出去。

“给我护照吧。”张达义看完报告,摊开两手,跟部长说。

“你太聪明了,看了报告就跟我要护照?不要这么心急嘛,护照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两周后,张达义接到县公安局电话,让他到县里去一趟。他估计护照批下来了。次日清晨5点钟,张达义就跑到公路边等车,赶到县公安局时,还不到6点半钟。

副局长对张达义说:“你的出国申请批下来了,给你护照。”

哎呀,张达义拿到护照,那个高兴劲啊,恨不得跳几个高,吼几声。

他兴致勃勃地回到家,“妈,我拿到护照了。”

出乎意料的是妈妈不仅没高兴,反而默默地看他一会儿,掩面而泣了。

“妈,你哭什么?”

“你出去不回来,这个家可怎么办哪?”

“哎呀,妈,你看周边那么多人在国外,他们不是经常回来吗?你放心好了,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妈妈和张达义一家五口相依为命,哥哥出国后,嫂子和侄女陆续移民到荷兰。张达义想妻子秀珍和孩子不会马上走,另外家里还有保姆。保姆是温州瓯海区慈湖村人,家人称她“慈湖姆”。 慈湖姆年纪跟妈妈相仿,不过身体不错,人也可靠。她是秀珍生大儿子时请来伺候月子的,妈妈见她为人忠厚老实,又很勤快,就把她留了下来。慈湖姆的女儿嫁人了,慈湖村也没什么亲人,在他们家做了十五六年,就像家人似的。

“你要像你爸爸那样,这个家可怎么过啊?”

在妈妈心里,这或许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他怎么也沒想到妈妈会担心自己步阿爸的后尘:出国后丢弃妻子和孩子。

“妈妈,我和我爸不一样。再说,我爸那时是二战,他想回来,买了船票,上了船,可是船到苏伊士运河过不来,只好返回巴黎,这才在法国又成了家。现在和过去不同了,你放心好了。”

“你在外照顾不好自己可怎么办?”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张达义的兴奋仿佛大海的退潮,一波比一波减弱了,渐渐平息许多。

他想:自己是不是高兴得早了点儿?有护照没签证也出不了国。此前,哥哥先后为他申请过三次赴荷兰定居,荷兰政府都通过了,因他的护照没批下来而过期。当务之急是让哥哥再申请一次。他匆匆赶到温州市邮电局拨打国际长途,先找哥哥,再找小侄女,又找小侄女的未婚夫。

“大年啊,你哭什么呀?”深夜,睡梦中的张达义被妈妈摇晃醒。

“我没哭啊。”

“你刚才哭得很伤心啊。”

“哦,我可能做了个梦,没事儿,你睡吧。”

他搪塞过去。妈妈住楼下,他住楼上,看来他的哭声很大,惊动了妈妈。妈妈走后,他回想一下做过的梦。他梦见跟亲生母亲莱奥卡迪·格兰德相聚了,母子喜极而泣。忽然,母亲不见了。他急得到处寻找,最后找到母亲的坟墓,坟墓已年久失修,荒草萋萋。他忍不住大哭起来。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护照到手后,他想一旦出国了,说不上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把阿爸的坟墓修葺一下。当年阿爸给自己修坟时,仅修了内室,外边没修,他把阿爸的坟修成温州盛行的椅子坟。白天修坟时,想到了母亲,晚上就梦到了。

5月,侄女来电话说,荷兰政府已批准了,只要他到北京荷兰领事馆办一下手续,就可以飞往荷兰了。

终于可以出国了,张达义离家前去医院见了王医生,把妈妈托付给了他:“请你一定照顾好我母亲。如我母亲有什么危险,只要你打个电话,无论我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马上赶回来。”

妈妈患有胆囊结石,犯病时疼痛难忍。妈妈只要犯病,他就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小时候乡村没有路灯,外边一片漆黑,他深一脚浅一脚去医院。路过村里的小庙时,装死人的棺材就停放在路边,长明灯26仿佛鬼眼,飘忽不定,让他毛骨悚然。可是,再害怕他也得从棺材旁走过,妈妈的病耽误不得。他去医院的次数多了,渐渐跟王医生成了朋友。王医生医术很好,为人又仗义,只要妈妈犯病随叫随到。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王医生已当上院长了。

张达义走了。妈妈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老泪横流。当年阿爸出国时,她或许都没这么流泪,这么难以割舍。这位饱经不幸的女人幼年丧母,中年丧子,年轻时丈夫漂泊海外,归来时领回一个他跟外国女人生的儿子,她怎么吞咽下这一切,怎么接受这孩子?或许是大年懂事,也许她和他同病相怜——都在童年失去了母亲。她把一个母亲的爱都给了他。晚年,她早晨站在门口望他上班的身影,晚上在房间倾听他回家的脚步,这就是她一天的幸福。现在他出国了,她看不到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了,这将是怎样的失落,怎样的伤悲?

婴儿出生时,有305块骨头,长大成人后变成206块了,有的骨头融合在一起。她和儿子就像那融合在一起的骨头,难分难离。可是,作为母亲她要为儿子好而忍受所有的痛苦,放他远行。这就是母亲,一个平凡而高尚、渺小而伟大的母亲!

秀珍把他送到上海,又从上海送到北京。张达义在荷兰领事馆顺利办理完手续,他们回到入住的前门旅馆。那儿相当于温州办事处,住着很多温州人,他们不是来办理签证的,就是等待签证的。

“达义,你已经办好签证了?”一位丽岙老乡问。

“签证办好了,飞机票也买好了,下礼拜四的。”

“太好了,你可不可以帮我给法国大使馆打个电话?”

“为什么?”

“我已经申请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消息。我不会讲普通话,你给我讲讲,好吗?”

张达义拨通了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电话。

“您是哪位,有什么需要帮助?”

“我是张达义。”

“哦,你已经来了?”

“对的。”

“那你明天过来吧。”

张达义放下电话突然感到莫名其妙,帮老乡打电话,他们怎么让自己过去呢?过去就过去吧,就当陪老乡好了,老乡不会讲普通话。温州人总说,会说温州话,走遍天下都不怕,结果还没出国门就碰壁了。

第二天,张达义和老乡一起去了法国大使馆。可是,没有使馆的通知,警卫不让进。

“怎么回事?”张达义正跟警卫解释,一位法国女士过来问。

张达义跟她又解释一番。

“你就是张达义啊,进来吧。”女士客气地说。

进了大使馆,刚刚落座,女士就说:“把你的护照拿来。”

“我的护照?”

“你不是申请去法国旅游吗?”

“啊……”张达义确实申请过赴法旅游签证,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了。

真是好事成双,惊喜连连,他刚办下去荷兰的签证,这又拿到赴法旅游签证。

“他也申请了去法国的旅游签证,在北京已等好几个月了,请您帮忙查一下他的批了没有。”张达义又帮老乡咨询。

女士查过后说:“还没批,让他回家等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他的。”

礼拜四,秀珍把张达义送到北京国际机场。夫妻一别不知何时见面,她抑制不住地哭起来。

“别哭啊,我等了16年,终于等到了,你该为我高兴啊。你放心,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是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到了国外是不会乱来的。”张达义说。

这点,她倒不大担心,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她相信他是做不出阿爸那样事的。

有人埋怨她说:“你怎么能让张达义出国呢,他出去以后肯定会在国外重新组建家庭,不会管你的。”她说:“不会,他出去就会把我们办出国的。”

离别时刻到了,张达义走向安检,回首望望妻子,挥挥手,消失在人群中。

1964年11月初,枫叶红了,银杏叶黄了。巴黎进入激情似火与遍地金黄的季节,整座城市美到极致,也浪漫到极致。步行街铺着厚厚的红叶,暄暄的,软软的,走上去就好像行走在红地毯上似的;在步行街外的街巷,时常会有一片红叶像明信片悠然飘进车窗,害羞似的扣落在车座上。塞纳河两旁的树木一片黄色,行道树下一条金色大道延伸向远方。

奥利机场,林加者随着旅客涌出机场,远远看到父亲、干爹 ,还有站在他们身边的一对母女。母亲个子不高,似乎特意做过头发,白白的脸庞,深凹的眸子,穿着白边翻领、双排纽扣的裙装,目光专注、温柔、慈祥、亲切,又有几分陌生。林加者知道这就是思念已久的妈妈戈凡·艾德蒙,站在妈妈身边的少女就是妹妹林美香。

“杰让,这是你的妈妈,这是你的妹妹。”父亲林永迪说。

林永迪回到巴黎后写信给漂泊在德国的徐伯祥,约他过来一起创业。徐伯祥欣然而至,他跟林永迪讲述了去看望艾德蒙的情形。林永迪沉默许久,无言以对,13年了,作为丈夫,他亏欠艾德蒙的实在太多;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美香没尽到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让奴到巴黎了,他来看望您了。”徐伯祥陪着林永迪去看望女儿和艾德蒙的母亲。

正在忙碌的艾德蒙的母亲像被枪弹击中似的,两眼呆滞地看着林永迪,站在一边的美香顿时不知所措。

“你们过得好吗?”林永迪满面愧疚地问道。

老人家似乎一下反应过来了,双手颤颤巍巍地抓住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似乎想从他的脸上寻觅到流逝的岁月,找到让奴的影子。

林永迪也望着满面沧桑的老人家,15年前还是岳母,现在已变成前岳母了。不,她帮着艾德蒙拉扯大自己的女儿,就是自己的亲人。

“请喝咖啡。”美香端过咖啡腼腆说道。

“美香,这是你的爸爸,快叫爸爸。”艾德蒙的母亲说。

林永迪望着自己的女儿百感交集,自己离开她时还在吃奶,现在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临走时,林永迪给老人家一张证件照:“这是杰让的照片,交给艾德蒙吧,让她给杰让办本护照,让杰让尽快来法国跟妈妈团聚吧。”

老人捧着外孙的照片目不转睛地端祥着,照片上那16岁的男孩梳着小分头,穿着白衬衫和深色西服,系一条深色领带,略微歪着头,没有表情地望着她。她满眼慈祥地跟外孙对视着,似乎这样对视下去杰让就会说话,就会从照片里蹦出来,站到她的跟前。美香也赶紧凑过来看哥哥的照片。

艾德蒙用那张证件照,给儿子办理了护照,林加者才得以出国。

林加者终于见到妈妈了,激动的心情似滔天之浪,却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罩住,浓浓的感情无法表达。他只好望着妈妈和妹妹一个劲儿地傻笑着。梦里觅母多少遍,最渴望的是让妈妈抱一抱,偏偏在这节骨眼卡了壳,像傻了似的,什么都不会了。

艾德蒙热泪盈眶,儿子回来了,苦苦思念15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她何尝不想把儿子紧搂在怀里,可是他已不再是那个张着两只小手让她抱抱的3岁孩子,而是变成了大小伙子,让她有种生疏感,不知如何是好。

“他都18岁了,个子怎么才这么一点?”妈妈问父亲。

或许她有点伤感,有点心疼,有点失望,人家18岁的男孩都长得高高的、大大的,體魄健壮,她的杰让却像一株养分不良没蹿起来的玉米秸,个子比让奴矮大半头不说,还没有妹妹高。他们怎么把孩子饿成这个样子?

“温州农村的生活太苦,营养不够,农活又很重。”干爹解释说。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己这个母亲没有当好,当初不听让奴的话把儿子带回来就好了。可是,谁能想到让奴会另有企图,他不仅背叛自己,还跟一个温州女人生了4个孩子!这一切都是让奴的罪过!

艾德蒙想到这些就对眼前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这个骗子,如不是为了儿子,她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他,永远不会!她和儿子、女儿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恨又能怎么样呢?那一切都已过去,是找不回来的。

艾德蒙关切地问儿子几句,林永迪和徐伯祥帮忙翻译。

言语是贫乏的,翻译是苍白的,什么语言能表达和翻译这对母子15年的思念与离愁呢?

1979年6月末,巴黎悄然进入了夏季,草木葱茏,古老建筑的墙壁被藤蔓绿叶遮覆,那古色古香的窗户也焕发了青春,变得生机勃勃了。

一所红砖墙面的学校,校门处凸出来,变成灰色水泥墙体,给人坚固质朴之感,校门上方的阳台水泥墙面刻有两行法文:école villier de Montreuil,中央插着一面深蓝色校旗。张达义站在校门前,脑海浮现那个叫大年的孩子,背着书包和一群同学蹦蹦跳跳地从这下边的门走进去或走出来。

25载过去,物是人非,跟他一起进出校门的孩子已不知去向,坐在他们教室里的孩子已无人知晓那个月考和学年考试成绩第一、被学校嘉奖的张大年了。考第二的同学哪儿去了,后来怎么样了,会不会跟他一样怀念那段时光?

张达义到荷兰后,在哥哥那儿待了两周就张罗去巴黎。哥哥莫名其妙地问他着什么急。

“我的法国旅游签证只有三个月,过期要重办。我还要去法国找我的养父母呢。”

“能不能找得到?”哥哥说完,也许觉得既然弟弟要找,自有他的道理,“那你就去吧。”

张达义乘坐火车抵达巴黎,接站的是表哥,也就是哥哥的胞兄苏荫生。表哥家过去很有钱,在温州当地也有名望,后来家里失火烧掉三套阔绰的房子,败落下来。表哥说:“我去国外赚钱,把房子重新建起来。”他出国那年只有16岁。

表哥比阿爸小十来岁,他们属于同一代人,是脚前脚后出国的。表哥也娶了法国女人,不过二战后他没回温州,一直在巴黎。20世纪60年代末,他回去过一次,跟张达义见过一面。有哥哥张荫旺那层关系,他们表兄弟自然会亲近几分。

表哥把张达义请到中国城,按照中国的习俗接风洗尘。张达义没想到竟遇到同乡林昌横。林昌横是林加者的堂兄,比张达义年长13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7,担任过团支书,农业合作化时担任过合作社社长。1957年赴法国投奔父亲。他多次为家乡捐资办学、修路造桥、建米厂和自来水厂,接济贫困户,在丽岙,甚至温州很有影响。他每次回到家乡,张达义都会陪他吃饭。

“你几时来的啊?”林昌横见到张达义既惊喜又热情。

“刚刚到。”握手寒暄。

“晚上到我那儿去吧。”

林昌横在巴黎3区有一处饭店,巴黎的近郊还有一个旅馆。

晚上,新安江饭店,一二十位用完餐的老华侨仨一群、五一伙地喝着茶,聊着天。

“你是达义,张月富的儿子?”有人站起来问道。

“是啊。”

“哎呀,太好了!”

老华侨纷纷围了过来,有的认识他,有的认识他阿爸。

落座寒暄几句,张达义就跟他们打听起法国养父母的地址,热火朝天的气氛骤然冷落几分,他们纷纷摇头:“知道你被法国人收養过,他们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哇。”

又是一无所获,张达义大失所望。

第二天,张达义通过老华侨找到表弟罗兰。表弟罗兰是大姨妈的儿子,他父亲是丽岙后中村人。当年,张达义回中国前,大姨妈带他和妹妹、表弟罗兰、表妹到海边度过假,还拍了一张照片,张达义和妹妹穿着小短裤,赤裸着上身,并排坐在一片鹅卵石上,面无表情地望着镜头;站立在他们身后的表弟罗兰跟他们同样打扮,右手张开放在表妹的头顶,大姨妈穿着连衣裙蹲在表弟罗兰旁边。

表弟罗兰没有跟他的父亲回国,而是跟着母亲在法国长大成人。他在法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客户遍及巴黎,也许父亲是华人的缘故,他的客户中有许多华人。表弟罗兰没去过中国,不会温州话,连普通话也不会。为见张达义,他带去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那孩子聪明伶俐,会说法国话和温州话,可当翻译。张达义提起法国养父母,表弟罗兰也不知道。他打电话找来当警察的妹夫,结果无济于事。难道知道的仅有一人——阿爸?难道阿爸真的把法国养父母的地址带到了天堂,让儿子永远也找不到?

神通广大的表弟罗兰也一筹莫展了。张达义在绝望中,突然想到从中国带来的一本童书,是他当年在法国学年考试成绩第一学校给的奖品,上面有学校名称。他把书掏出来,指着封面的那行法文问表弟:“这学校能找到吗?”

“这学校肯定能找到!”封面的“école villier de Montreuil”,一下点燃表弟罗兰和他警察妹夫的信心。

“先生,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我表哥张大年25年前在这所学校读过书。他现在从中国来找他的养母,您能帮忙吗?”在校门口,表弟跟门卫说。

“先生,对不起,25年前做门卫的还是我的妈妈,我是十几年前来的,25年前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希望的火花转瞬熄灭了,当他们欲转身离去时,门卫说了一句:“隔壁女子中学的校长是从这所学校过去的,我们可以问问她。”说罢,拿起电话。

不到一刻钟,一位气质高雅、年过半百的女士匆匆而至,居然叫出“张大年”的名字。

张达义蒙了,她是谁?原来她就是他当年的班主任。她的两个儿子跟张达义同班,遗憾的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双双阵亡。

张达义为老师还能记住自己而感动,为她两个儿子的阵亡深表同情。

“我可以进去看看当年的教室吗?”张达义问道。

“可以呀,我带你去。”听完孩子的翻译后,她说。

他直接上二楼,在第二间教室门口停下,肯定地说:“这间就是。”

“啊,这间教室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她走了进去。

“过去黑板在这边,现在在那边。”

“对的,你坐在哪个位置呢?”

“靠窗第一排。”

“你还记得?”

“是的。”

出来时,他指着一个衣挂说:“这个位置就是我的。”

“太了不得了,我还没见过像你记性这么好的人。”

“我还可以告诉你,围墙那边是女子学校;下面那地方就是厕所,这栋房子楼下是我们吃午饭的地方……”

老师瞪大眼睛,惊诧地望着他。

“您能不能告诉我养父母的住址?”张达义拉回正题。

“很遗憾,你养父母过去住的地方建高速公路,他们被动迁到别处去了。”

“我到哪儿能找到他们呢?”

“你去安置房那里看一看,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找得到。”

张达义一行来到动迁安置点,有数幢高楼,究竟是哪家?总不能挨家挨户敲门问吧?

当警察的妹夫建议去户籍管理机构,也许能查到。

户籍管理员问张达义养父母姓名时,他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养母姓中第一个字母是V。

“好吧。”管理员翻开名册。

“可能就是这个。”张达义指着第一页的“Renèe Vigier”说。

“这个吗?她住在后边那栋的226号,你过去问问看吧。”

“谁呀?”他们来到那幢楼,表弟按过门铃后,里边传来一位老年女性的声音。

“有一位叫张大年的中国人,要找他的养母,您能帮忙吗?”表弟说。

话音未落,传出急促的“哗拉哗啦哗啦”的开锁声,门开了,一位金发泛白,腰背佝偻,胖胖的法国老太太像一幅油画似的站在门口。张达义一下就认出她来,25年过去了,养母容貌已发生巨大变化,但眼神和目光还是那么慈祥、那么亲切。

“哎呀呀,大年,是你吗?上帝啊,我的中国儿子回来了!”养母愣一下,猛然扑过来,紧紧地抱住高高大大的儿子,泪落如雨。日思夜想的儿子终于归来了。她一直坚信那个有情有义有良心的中国儿子一定会回来。张达义也抱着养母泪雨滂沱了。离开时,他在养母的怀里是个孩子;现在,养母在他的怀里却像孩子了。养母不矮,在身高一米八五的儿子怀里却显得有点儿小。

母子抱头哭了一阵,养母可能意识到有外人在场,不好意思地拉着儿子的手:“来来来,到屋里……”

张达义睁着大眼睛看着养母,不知她说的是什么,表弟带的孩子给翻译了过来。进屋后,养母端详一遍又一遍,看得很贪。离开时,他才9岁,回来时已是34岁的大汉,或许让她有点不适应。

养母的住房很简陋,一房一厅,厨房是开放的。他们四人坐下来,客厅就有点儿逼仄了。

“爸爸呢?”他问。

妈妈急忙把他领进卧室。卧室有两张床,养父躺在一张小床上。他听到中国儿子回来了,挣扎着要爬起,可哪里爬得起来啊。他满怀深情地望着儿子,惊喜像璀璨星星在那老眼昏花的眸子里闪烁。张达义上前把骨瘦如柴的养父抱坐起来。养父搂着他,搂得很紧,像怕失去似的。养父老了,真的老了,屈指一算,他已86岁高龄了,犹如燃到尽头的蜡烛,说不上哪阵风吹来就灭了。张达义亲吻一下养父,刚收住的泪又止不住涌出來。

“见到我儿子以后,我一定会走!见到我儿子以后,我一定会走!”养父像孩子似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原来前不久养父病危过一次,医生无奈地摊开双手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活不过这个礼拜。”

养父听到了,说:“我的中国儿子还没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现在儿子回来了,他释然了,可以无牵无挂地走了。他已被病魔折磨多年,已吃够了苦头,不想再煎熬下去了。

养母似乎想梳理一下儿子人生的轨迹,从柜里取出一本相册,一页页地翻给儿子看。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养母:“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那不是别人的照片,是他张达义的,照片齐全,按时间编排,有一脸稚气的小学照、生气勃勃的中学照、荡漾着幸福的结婚照、夫妻抱着儿子的满月照……有的照片连他自己都没有。

“你阿爸每次来巴黎都会看我,送给我你的照片,告诉我你的近况。”

张达义五味杂陈,没想到阿爸心思这么细密。阿爸为何不告诉他法国养父母住址,却把他的照片送给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养母把张达义领到玻璃柜旁,取出奶瓶、龙凤碗和调羹,这都是他小时候用的。他抚摸着纤尘不染的餐具,热泪盈眶。也许养母每天都拂拭一遍,才这般晶莹剔透。瓷碗和瓷勺产自中国景德镇,碗和勺镶有金边,碗腹和勺内饰有龙、凤和祥云,龙昂首张口,凤展翅欲飞。那是他小时候,阿爸在巴黎买的,特意送到巴尼奥雷,告诉养母,要用这个碗、这个勺给大年吃饭。他七八岁时,阿爸用磕磕绊绊的法语说:“大年,你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碗和勺上有龙凤,会让你想到中国。”

儿子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养母手舞足蹈地打电话给女儿。不长时间,女儿赶了过来。年近半百的姐姐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到弟弟,姐弟拥抱,泪水涟涟。

张达义走的时候,养母掏出500法郎悄悄塞给他。25年前,养母就是这样把法郎塞进他的皮鞋里的。他感动得眼泪又涌出来,这就是妈妈啊,虽然语言不通,沟通不多,她却知道儿子的窘迫,知道儿子刚出国,还没有进项。他来巴黎时,火车票是哥哥出钱买的。这几天跟亲友见面,这个给100法郎,那个给50法郎,大家都不富裕。结果靠微薄养老金生存的养母却给他这么多钱。

他难为情了,来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法国养父母,什么礼物也没带。不过,第二天他又去了,把礼物补上。他们不能老找翻译,一是别人也忙,二是母子交流也不想有外人在场,他买了两本辞典,一本汉法辞典,一本法汉辞典。每次去看望养母时,母子俩各捧一本辞典。他跟养母说话时在《汉法辞典》找到关键词,让养母看法文解释;养母让他看《法汉辞典》的汉语解释,沟通虽然慢,母子感觉却很好。有时,母子说着说着放声大笑起来,过一会儿晴转多云,泪流满面……

1981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雪很大,车窗外白茫茫一片,道路,两边的树,还有房子被雪覆盖。车流时缓时停,向远望去是一片红红尾灯,星星点点,闪闪烁烁。对无神论的温州人来说,这是寻常的一天;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来说,这是平安夜,像中国的大年三十晚上一样阖家团聚,晚餐要有鸭肉或鹅肉等肉类料理,还要有鹅肝和牡蛎等配菜。中国人吃完年夜饭,半夜要吃顿饺子,法国人半夜吃的是“le réveillon de Noël”圣诞大餐,一种卷起的海绵蛋糕,仿佛圣诞树干。

温州人的特点是入乡不轻易随俗,不过这个平安夜却不同寻常,张达义一家要赶到表弟罗兰家,跟妹妹、舅舅他们团聚。外婆生了11个孩子,除他妈妈和大姨已不在人世之外,四个舅舅五个姨妈都还健在,像枝叶繁茂的大树似的有一大群儿孙。

一年前,张达义找到法国养母后,表弟罗兰给妹妹张若克琳打去电话。第二天,妹妹就从梅兹赶到巴黎,同来的还有舅舅。妹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外婆过世后,她跟舅舅一起生活。一次矿山事故中,舅舅成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妹妹一直照料舅舅,为此没有成家。

兄妹团聚是盛大喜事,可是他们这对分别25年的亲兄妹望着对方真诚地、眼含泪水地笑着,却无法表达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妹妹听不懂中国话,张达义听不懂法国话,兄妹俩除眼神和肢体语言外,还需语言翻译。

他比画着对妹妹说,想去看看母亲,妹妹明白了。人可以不知道往哪里去,却不能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兄妹有同一个母亲,吸吮过相同的乳房。妹妹开车把他载到巴黎的一座公墓,他伫立在母亲墓前,泪水抑制不住地流淌着,“妈妈,儿子来看你了。30多年来,儿子从没断过对你的怀念。儿子在两位养母的哺育下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你看看儿子,身高1米85,体重200多斤,妈妈,你安息吧!”

张达义拭去泪水,打量一下母亲的坟墓,却惊奇地发现和他在中国梦到的一模一样。30多年过去了,母亲的坟墓已有点不像样子。“妈妈,儿子刚来法国,等儿子赚到钱,第一件事是像修葺阿爸坟茔那样,把你的墓地修葺好。”

到巴黎的第三年,他兑现这一承诺,花8000法郎给母亲的墓换上了花岗岩碑。

1981年是张达义最奔波忙碌的一年,也是变化最大的一年。在法国见过妹妹后,张达义回到荷兰,帮哥哥装修餐馆。餐馆重新开业,生意很红火,他又跟着忙活几个月。转年他就拿到法国居留证,重返回巴黎,住进表弟罗兰的家。早晨去表哥苏荫旺的皮件厂做工,下午5 点钟下班。

表哥的工厂很小,有六七个员工,大多是法国人。表哥在法国待久了,妻子又是法国人,被西化了。他们夫妇中午从不烧饭,天天下馆子。再加上没有孩子的缘故,表哥特别“不温州”,他的厂一天工作8小时,七、八月份还要关厂去海边度假。工厂的法国工人做工像老牛散步似的慢慢腾腾,边干活边听广播。

在表哥工厂做工时间短,赚的钱就少。对法国人来说,够花就可以了,但对温州人来说那是远远不够的。张达义下班后还到戴碧华的皮件厂再干几小时,半夜12点钟才赶回表弟罗兰家睡觉。周末,他还要去另一位朋友那儿做工,一周七天从早忙到晚,从不休息。他赚到钱后就汇给妈妈。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十几年来一直如此,似乎交给妈妈了,心也就安下了。过去在陶瓷厂上班时,他每月挣35元钱,30元交妈妈,自己留5元,哪个月红白喜事多了,随礼的钱不够,再跟妈妈要。哥哥也这样,他每月工资41.7元,给妈妈也是30元,哥哥当厂长经常出差,开销比较大。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法国后,戴碧华给了张达义很多帮助。戴碧华是温州瑞安老乡,比张达义大两岁。他们有着相似的血统和经历——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欧洲人,戴碧华5岁28被父亲领回温州瑞安。

他们是1968年在瑞安县公安局认识的。张达义去申请护照,他也去了。

“你是哪儿的?”因为都是混血儿,他们之间有几分亲近。

“我是丽岙的,叫张达义。你呢?”

“我叫戴碧华,是塘下区鲍田村的。”

这样,他们就算是认识了。戴碧华读书不多,有些事搞不清楚,有事就会问张达義。一天,他掏出一封法文的信请张达义帮忙看看。张达义法文单词还认得些。

“你妈妈在信上说,她已给你申请了法国国籍。”

后来,戴碧华像林加者那样拿到了法国护照,又拿到中国护照。林加者的护照“林加长”写成了“林加者”,戴碧华的护照人名的拼写也错了,要去省城更改。刚好张达义要带妈妈去上海看病,他们同行。张达义告诉他:“你已是法国公民,有困难可以找法国大使馆,如果没钱去法国,他们会给你买机票。”

张达义帮他给法国驻华大使馆写了封信。大使馆给戴碧华寄来温州到香港的路费,还为他订购了香港到巴黎的机票。对此,他很感激张达义。他听说张达义到了法国,就跑来看张达义。他到法国已11年,不仅有个皮件厂,而且积累了丰厚的人脉。

表弟罗兰家在郊外,距打工的工厂较远,张达义做工晚了就没了地铁。三个月后,表弟罗兰帮他在巴黎市区找了一间像耳朵眼似的出租屋,仅18平方米,每月租金700法郎。6月,秀珍和孩子的移民申请获得荷兰政府批准。7月9日,秀珍领着孩子赴荷兰在巴黎转机时,他们一家五口在那小屋挤住了三天。

张达义带着老婆孩子还有礼物浩浩荡荡去看望了法国养母。老人家看到这么一大家子人,开心得不得了,“大年离开我时9岁,现在我小孙子9岁,大孙子16岁,还有个14岁的孙女。”遗憾的是秀珍和孩子都不会法语,肢体语言表达得有限,话儿像活蹦乱跳的封江的鱼儿憋在心里难受。

秀珍到荷兰一个多月,又带着小儿子回到巴黎,张达义给他们办了旅游签证。大儿子和女儿留在了张达义侄女的餐馆打工。有首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尽管这宝已34岁,法国养母还有着操不完的心。她想那18平的房子一个人住还可以,三口人住就挤得转不过身了,儿子又那么高大,何况在荷兰的大孙子和孙女也会过来看望他们。听说外孙女家住的楼上有户人家搬走了,养母像抢购似的打电话给儿子,问要不要把这套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下来,租金略高一点,1000多法郎。张达义听闻喜出望外,把那一室一厅租了下来。

12月22日,秀珍和孩子移民法国的申请获得批准。23日,他们在法国驻荷兰领事馆办好手续。24日平安夜,他们喜气洋洋地乘坐火车回巴黎。

雨刷像他们心情,焦躁地摆动着,天色渐晚,不知妹妹、舅舅,还有表弟罗兰他们会不会着急。还好,平安夜晚餐前他们到了表弟罗兰的家。身上落满雪花的张达义一家分别跟舅舅、妹妹,还有小姨妈和小姨父,以及表弟罗兰等几十位亲友一一拥抱。小姨妈的确很小,比张达义只大一岁。

林加者订婚了。

在餐馆摆五六桌,除父母、干爹,未来岳父母大人必须到场外,亲朋好友也都过来捧场。

这是温州式订婚,自然得按老规矩办——大事父母做主,零零碎碎琐事,林加者他们也未见得说了算。这是1968年5月,林加者已满22岁,未婚妻还没满20岁。

按温州老家的习俗,男孩子十二三岁就要订婚了,女孩还要小三五岁。晚了,好人家和好姑娘(好男孩)没了,孬的也不见得找得到,好比这茬庄稼收完了,田地被翻了,你连麦穗都别想拾了。

中国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29法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性18周岁,女性15周岁,林加者超了4岁。不过,法定年龄指的是男性不可低于18岁,你不愿18岁结婚,愿意81岁结婚谁又管得着呢。

张达义是18岁结的婚,遵守的不是法国婚姻法,而是温州习俗。不仅张达义,温州许多男性执行的都是这么个“范式”——20岁前结婚,20岁抱儿子。这是温州人的做事风格:凡事赶早不赶晚。进入80年代,上边号召晚婚晚育,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土政策,如有的地方男性不到26岁不予登记结婚,有的地方男女双方年龄加在一起不足50岁不予登记。晚婚晚育也没挡住温州男人18岁结婚。这会不会源于温州人重男轻女,想打一场持久战,不生儿子不罢休?既然如此,为何不早早结婚?

认识童秀珍时,张达义还是17岁的哥哥,比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中坐在小河边惦记小英莲的18岁哥哥还小一岁。

那年,一位同学,也是朋友和同乡要去法国定居,张达义和几位朋友到温州麻行码头送行。那时去上海“死路一条”,在温州话中“水”与“死”谐音,意思是要走水路,要搭乘“民主18号”客轮30。

“我们去温州酒家吃汤圆,好吗?”送行后,有人提议道。

“好啊。”张达义率先响应。

位于五马街的温州酒家下午三点钟卖汤圆,对于温州华侨中学的学生来说,这可能相当于下午茶。

四人欣然而至,四人每人要一碗汤圆。女服务员过来收款。

“那个女的怎么样?漂亮吧?”朋友瞟一眼她的背影,问张达义。

“眼睛不错,她戴口罩看不见脸,漂不漂亮我不知道。”

第二天下午,张达义去温州酒家隔壁的中国银行办事,邂逅上班的童秀珍。她觉得有意思,昨天他刚刚去店里吃过汤圆,今天又碰面了,这算不算是缘分呢?张达义的那位朋友以前来吃汤圆时,跟她开过玩笑:“我们丽岙有个外国人,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好不好?”她没当回事儿,她过去在招待所工作,见的外国人多了去了。

她冲他笑了笑,他也冲她笑了笑。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哎,这不是那位眼睛好看的服务员吗?昨天她戴了口罩,没看到她的脸,今天看到了,五官周正,长得秀媚,还有一双颀长的腿。

“后来,我常去吃点心,我们从相识到相爱,最后组成了家庭。你看,我出生在巴黎,她出生在温州;我生活在农村,她生活在城市,我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不是命中注定的吗?”采访时,张达义说。

“她父母都在餐饮业,她家三兄弟、六姐妹,一共九个31。我第一次带她到我家里时,我妈问她家几个孩子,我说兄弟姐妹九个,我妈说‘好啊!’我家那時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人丁太少了。我妈说:‘大家庭,好!’”张达义说。

秀珍兄弟姐妹多,她是家里的老大,读初二时母亲又生一个女孩,家里孩子多,家务负担重,她不能上班了。父母没有跟秀珍商量就给她办了退学手续,让她顶替了母亲的工作。

张达义娶到童秀珍或许称得上壮举,整个下呈村都为之骄傲。在乡下人眼里,温州城是天堂,她可是来自“天堂”的姑娘,还是带“饭碗”的,工资比张达义的还高,他每月35块,她40多块,高出不是一星半点儿。在“听诊器、方向盘、屠夫刀子、营业员”最为吃香的年代,在刚走出饥饿、事实再次证实“民以食为天”的年代,她可是饭店的服务员,那是靠“天”最近的。那时,张达义刚初中毕业,正赶上“精减下放”32,回下呈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大概率的事,等于说他是“准农民”。

童秀珍的父母可不这么看,他们相爱后,他家想托人去她家说媒,她征求父母意见。

妈妈说:“人家可是华侨哟,我们配不上。”

在温州人眼里华侨很有钱,父母还怕张达义看不上他们呢。在有些人的眼里,张达义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还有一张欧洲人的面孔,家庭背景也不同寻常,父亲和哥哥是华侨,在荷兰开中餐馆,跟在温州酒家当服务员的她也算得上同行。

“我太太也不容易,很辛苦。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我母亲一有病,她就要请假回来。她回来要坐小船,从温州小南门上船到丽岙要两个多小时,那边下午两点钟开船,这边早上六点钟开船。她到家休息一天,第三天一早就得走。她很勤劳,回来要照顾我妈,还要打扫家里,有小孩之后,还要照顾小孩,真的太辛苦了。我父亲去世前,她请了两个礼拜的假,给我父亲洗澡都是她一个人,很不容易。她毕竟不是女儿,女儿可能也做不到。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一个善良、漂亮、孝顺的太太。”张达义说。

张达义18岁结婚,20岁为人父,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是温州人翘首以盼的儿子。

林加者订婚时到法国已四年了。他发生很大变化,个头长高了,由浙南农村孩子变成巴黎小伙。在巴黎机场跟母亲、妹妹见过面后,他跟父亲和干爹回去了。这时,母亲和男友住在一起,男友是母亲的同学,两个人都是离异的,也都有自己的孩子,也就不想再结婚了。

到巴黎的第二天,林加者就到父亲和干爹的皮件厂做工了。在河头村,他要养家糊口;在巴黎,他得养活自己。

巴黎天气凉了,干爹见林加者冻得嘶嘶哈哈的,他仅有一件外衣,还有一件香港朋友送的羊毛衫。干爹把他领到跳蚤市场,花50法郎给他买了件旧衣服。那件衣服他穿到服兵役。干爹知道他在丽岙吃不饱饭,每天早上给他买根法棍。当然啦,还有加很多糖的咖啡牛奶。

他们那条街上有一肉铺,当时巴黎流行吃马肉,传说是马肉营养价值高。干爹想让他再长高点儿,就按照法国人食马肉的方式,用盐把马肉腌一下,然后让他吃。他看着那鲜红的生肉吃不下去,干爹就用开水泡一泡,让生肉变点儿颜色再给他吃。别说,自从吃了马肉之后,他个头不断往上蹿。每个月干爹都让他在门框处站定,拿把刀划个道儿。新划的道不断往上走,在1.71米处停了下来,林加者长了10多厘米。

林加者没到法国前,父亲就病了,患了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父亲和干爹生活的环境很差,工厂到处弥漫着尘埃,散发着皮料刺鼻的气味。住的房间没有卫生间,一周只能去澡堂洗一次澡,平日洗条毛巾擦擦身。他到法国没有几天,父亲就被送进很远的医疗中心。林加者顶替父亲跟干爹做皮带、背带和皮包,也代父亲养活在河头村的家。

林加者聪明,没多久就学会制皮、染色等技术。工厂是父亲和干爹的,他得像其他人一样早8点钟上工,晚上10点半钟收工,中间除了吃饭之外没有茶歇,周而复始。礼拜日就连勤奋的上帝都休息了,他还得上工干活儿。他跟妈妈、妹妹住在同一座城市,卻很少见面。

他去看妈妈时,妈妈就给他做西餐,还教他学法语。

1966年2月,父亲经过一年多的治疗,肺病好得差不多了,回厂上班。林加者也可以卸下养家糊口的担子。妈妈建议他去服兵役,法国适龄青年都要服兵役。他听了妈妈的话,到法德边境的陆军部队服了18个月的兵役。

入伍前,林加者像老华侨似的只会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简单会话。当兵后,部队要求他必须会法语。那支部队仅有两个人不会法语,另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阿拉伯人。部队安排专人教他们法语,每次一两个小时。在部队,林加者完全失去讲温州话的语境,要么说法语,要么不言不语。他的法语突飞猛进。

他们还要完成100公里行军,背负25公斤的枪支、背包、干粮和水,限三天内抵达目的地。第一天就有人丢盔卸甲,第二天掉队的人多了起来,第三天就更多,林加者却坚持到最后,获得营长的表扬。

在实弹射击中,林加者得到营长的第二次表扬,他火箭筒发射很准,一弹命中目标。

营长听说他有中国血统,问他:“你爱法国吗?”

“爱的。”

“你爱中国吗?”

“也爱。”

“如果法国与中国开战,你的枪口对准哪一方?”

“我投降。”他举起双手。

“投降?你为什么投降?”营长大惊失色,这个二等兵简直太不像话了。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能向哪个母亲开枪呢?只有举手投降了。”

营长看了看他,也许理解了,没有吱声。

1967年7月3日,林加者退役了。他不仅身体强健许多,关键的是学会了法语,有条件融入法国社会了。正值法国休假季,工厂、商店纷纷歇业,巴黎人像歌剧散场似的涌出城去,将工作和生活的烦忧从脑袋清空,奔向尼斯、马赛、戛纳、诺曼底等海滨城市,让凉爽而柔曼的海风拂面,让沙滩和阳光轻抚身体……

林加者有个好友,叫应源松,家里有辆老爷车,刚买不久,应源松刚考取驾照。他和林加者,还有一对情侣开着车跟随滚滚车流驶向法国西部大西洋海边。他们在海滩享受着绵延的沙滩,清澈的海水,还有新打捞上来的海鲜。

刚考取驾照的人对远方有着无限向往,恨不得把车开到外星球上去。林加者跟应源松的关系好,而那两位是男女朋友,需要黏在一起,副驾位就成为他唯一的选项。

林加者和应源松相识时间不很长。服兵役时,他每半个月休一次假,年轻人爱玩,打打乒乓球,游游泳,看看电影总是要的。玩嘛,总不能一个人玩,那有什么意思。人以群分,林加者虽然有法国血统,又学会了法语,可是在骨子里他还是个温州人。上世纪60年代,巴黎的温州人不多,像他那么大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应源松不仅是温州人,还跟他同岁,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林加者还带着妹妹和应源松一起打过乒乓球,看过电影。

那个年代,法国还没有高速公路,500多公里车程有点儿漫长,玩得尽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玩得疲倦,上车后林加者就迷糊过去。听到“哐”的一声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飞了出去,“啪”一声摔在地上,昏死过去。应源松开车睡着了,车冲下山道,翻了几个个儿。老爷车没有安全带,林加者被抛出去,最可怜的是应源松,被压在车下。后排的那对情侣仅受了点皮外伤,他们爬上公路拦下汽车,找到电话亭,叫来救护车。

这场车祸引发不小的轰动,报纸还做了报道,搞得巴黎华人圈尽人皆知。

林加者醒来时,已躺在医院:右腿骨出来了,韧带断裂,骨盆骨折。医生将断裂的韧带用钢丝缝合,断裂的骨盆对接,用钢板加固。

应源松伤得很惨,颈椎和腰椎断了,颈部以下瘫痪。

这对难兄难弟住进同一病房。为让接好的韧带有原有的长度和韧性,医生将林加者的右腿拉直,在脚踝坠四个沉重的砝码。医生说,他要这样仰卧三个月才能取下脚踝的负重,骨盆的钢板半年后取出。

林加者和应源松的父母闻讯大惊,连夜赶到医院。看到两个可怜的孩子伤成那个样子,比剜心割肉还难受。医院规定病患家属每周探望一次,父母们只好回家去牵肠挂肚了。

应源松的妹妹来了,没跟林加者说话。他们早就认识,林加者和应源松一起玩时就遇到过她,他还去过他们家,受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她从没跟他说过话,当然他也没主动打过招呼。

应爱玲见二哥变成这副样子,心像跌入无底洞,暗无天日。应源松排行老二,不过是他们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再婚的,婚前父亲有个儿子,母亲有个女儿。大哥是父亲与前妻生的。

应爱玲问过医生,她的法语很好,别人看病都会找她陪同。医生说,应源松颈椎断裂的位置哪怕再低那么一点点,手还能动,现在连写字也不能了。二哥还不满21岁,就这样废掉了,哪个亲人承受得了?这样她就更没心思搭理仰在床上、右腿被吊起、百无聊赖的林加者了。

她知道二哥患有怪病,经常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有时吃着饭睡着了,醒了接着再吃。家人怀疑二哥小时候玩闹时脑袋撞地,留下了后遗症。这场事故前,二哥去看过医生,医生让他留下住院治疗,但对一个没满21周岁的男孩来说,还有什么比玩重要?何况刚考下驾照,可以开车去几百公里外的海边。他想度假回来再住院治疗,瞌睡病又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更不耽误玩。

二哥问过父母,他可不可以跟林加者他们去度假?

应爱玲提醒过父亲:“二哥开车别累着。”她的意思是二哥有毛病,一人开车去那么远的地方行不行?

在应家5个孩子中,应源松最为得宠。母亲出国时只带了一个孩子,就是二哥应源松。在母亲生的孩子中,唯有二哥和生在法国的小妹在父母身边长大。有时他人发现的问题,父母却视而不见,或许觉得那种倒霉的事儿绝不会降临到自己宝贝孩子身上,结果偏偏就降临了。

1968年2月,饱受半年“囚禁”之苦的林加者总算是出院了,可以回家了。

能不能行走,怎么行走?这个问题就像风吹落的树叶悬浮在半空中。

医生说,回家后,要在康复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

林加者觉得自己够幸运的了,比自己小8个月的应源松下半辈子都下不了床了。

在出院的几个礼拜前,父亲跟他说了个事儿。一天,父亲去医院看他时,在火车上遇到应源松的父亲应长生。他们本来就熟悉,温州人在巴黎的亲友圈比井口大不了多少,也就那么三五十人。逢年过节相互请客时,父亲还去应长生家吃过饭。没想到一场车祸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应长生难过又歉疚地说:“你看我的儿子开车睡着了,让你的儿子身受重伤,过意不去啊。我们是老相识了,你也清楚我家的状况,连住房都是租的,实在没什么可赔偿你们的,我把女儿嫁给你儿子可不可以呢?”

林永迪知道应长生是个穷裁缝,家里孩子多,生活挺艰难的。不过,林加者已22岁了,且不说赔偿的事,假若两个孩子能成亲,也算是美事。他既没答应,也没拒绝,说跟儿子商量商量再说。

“那个年代,巴黎像我这么大的男孩有四五个,女孩也只有三四个,全是温州地区的,别的地区没有人出国。你说我哪有得挑?我开过玩笑,‘别说女孩,就是冬瓜画两个眼睛,我都要了’。”

林加者跟父亲可没这么说,他忧郁地说:“我以后能不能走路还不知道。要是能走路的话,我们就结婚,不能走路还不行。”

能不能行走关系到能不能跟应爱玲结婚,两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回家的第一天,他就开始训练了,拄着板凳在屋里来回挪动。

一个礼拜后,他奇迹般地出现在父亲的工厂。

“你怎么来的?”父亲惊诧了。

从他们家到皮件厂要走一千四五百步。父亲还向他身后望望,没看到康复医生。

“我自己可以走了。”林加者兴奋地说着,又拄拐挪动几步。

“医生不是说让你等康复医生来指导训练吗?”

“我自己行的。”他笑了笑。

康复医生上门时,林加者已丢开拐杖,可以独立行走了。

应爱玲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在人生最关键那7年,父母没在她的身边。父亲十七八岁就在法国学裁缝,上世纪40年代回国,在上海认识了母亲,她家开个服装厂。熟悉后,有了感情的两个人到了一起,生了两个男孩。母亲跟着父亲去了温州。

1949年,应爱玲诞生于法国人开在温州的医院。1951年,父亲去了香港,第二年母亲领着二哥去香港投奔父亲,把3岁的应爱玲和4岁的小哥留给了姑姑,把1岁的妹妹留给了外婆。

10岁那年,父母委托蛇头把她和小哥带去香港。

“那人让我们跟着他,让我们怎么做怎么做。他说的话我们不懂嘛,我们就在那儿玩玩玩。突然一下子没人了,吓死我们了。过一会儿,有个人过来把我们领上船,让我们躲在船舱里。船漂泊四天才到香港。”

他们到香港时,父母已去了法国,她和哥哥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们是英国人,待他们很好。女主人还教她织衣服,给了她各种颜色的毛线。她给自己织了一件衣服。两个多月后,那家英国人离开了香港,把她和哥哥寄托在他们的女儿家。哥哥上学了,她没有上学,在家帮女主人做家务,同时做点手工活赚点儿小钱。那是她这辈子最想妈妈的时期,爸爸走时她还不记事,爸爸是记忆中的一道模糊的身影。

将近一年,父母才凑足他们的机票钱,应爱玲终于要见到妈妈、爸爸了,她兴奋得一连几天都睡不着觉。

飞机降落了,她和哥哥走出机场。见到妈妈时,她激动地扑过去,叫一声:“妈妈!”

“不要叫我妈妈,要叫姆妈!”妈妈很冷淡地说。

似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她感到很冷。似乎妈妈没有像她想妈妈那样想她,这让她备受伤害。从此母女疏远,没有亲近。

家里很窮,住房仅48平方米,要容纳一家7口。有两个房间,一间住着爸爸和妈妈,一间住着三个哥哥,她和小妹没地方住,只得住进洗手间,在里边摆放一张很窄的小床。小妹是妈妈到法国后生的。

“比我父母迟十几年二十几年到法国的都买了房,我父母一直到死住的房子都是租的。在我们家,父母和孩子是没有沟通的。妈妈总是领我妹妹外出,我在家里干活。我18岁的时候,妈妈说有礼物送我,我高兴极了,结果期待很久的礼物是一条煮饭用的围裙。我把它放在柜子里,直到我结婚了,孩子都很大了,把它扔了。爸爸姓应,我说应的家,可能血是冷的。

“以前(婚姻)都是父母做主的,订婚就是我父母和他爸爸定的。我根本没想过要结婚。在我二哥的朋友中,有三个中国人,还有法国人。有一个法国人(对我)可能有点儿意思,妈妈怕了。她可能觉得林加者还有一半中国血统,总比外国人好嘛。”

应爱玲有个朋友,总和男朋友去看电影,人家说她很轻浮,还没订婚就已經跟人在一起了。应爱玲妈妈看得很紧。一次,她和女同学出去看一场电影,回来被妈妈打了一巴掌,那时她18岁。

“我不是家里养大的,我是尼姑养大的,哈哈哈。”应爱玲笑着说。

应爱玲还记得订婚前,有个朋友对她说:“你知道吗?你已19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外面说你是老女孩。你看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18岁就养孩子了。”

谁知道缘分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订婚呢,请几个朋友吃一顿饭就好了。我记得那时订婚是女方家的事,结婚是男方家的事,我爸妈请大家吃的饭,在朋友家开的餐馆,他爸爸在,他妈妈不在,可能有 10来个人吧。”

林加者的记忆跟应爱玲有所不同。记忆是条靠不住的河。我们犹如站在那条河水中,过往的感受、印象和认知被昼夜不停地冲洗着,有时水流的缓急、水温的变化都会改变记忆的画面。

巴黎有“世界花都”之称,5月是花都最好的季节,风物宜人,百花争艳。花枝招展的女人挽着风度翩翩的男士漫步于大街小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应爱玲身披洁白婚纱,左手持着鲜花,右手挽着身穿深色西装系着领结的新郎林加者,踏着红地毯步入了巴黎市政厅结婚仪式大厅。

在法国登记结婚有半个月的公示期,如有人举报男方或女方结过婚,或订过婚将不予登记。

林加者是订过婚的,那年他14岁。

“当年农村,14岁没有订婚就等于说没人嫁给你了,要么家里很穷,要么你是残疾人。”采访时,林加者说。

未婚妻算是亲戚——后母表妹的女儿。1962年,父亲林永迪出国前,在温州拍的一张全家福上,父亲身着西装,系着领带,位于第三排的中间,他的左边是叔叔,叔叔本来不该出现在照片上,那天他要送父亲走,所以就跟着一起照了。父亲的右边是怀抱小妹的后母。梳着分头、左上衣兜别支钢笔、一脸稚气的林加者,和一位比他略矮、胖胖的、梳着齐耳短发、扎着靓丽蝴蝶结的女孩儿站在C位,他们左边是大弟,右边是大妹,前边是小弟。这女孩就是林加者的未婚妻。这张照片给人的感觉不像父亲出国前与家人合照留念,反倒像林加者和未婚妻的订婚纪念。

“并不是说我不承认订婚,我考虑的是当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我在法国又要服兵役,那个时候有海外关系会挨批斗的,这是原因之一;我也不喜欢这个未婚妻,我后母对我凶,我还跟她的亲戚结婚?这是原因之二。1966年,我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我还不大会写字,靠字典写了几个字,说这门亲事我不要,这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是父母做主,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老家了,所以我要放弃这门亲事,(订婚时)送的戒指和礼金都不要了。我的后母却要把订婚的戒指什么的要回来,后母的表妹闹得很厉害,说一定要把女儿送到我家里来,那时候姑娘也18岁了。我又写一封信给瑞安县公安局和侨办。(他们)就做了工作,这才平息下来。”林加者说。

幸亏那场退婚风波平息了,也幸亏那个姑娘和家人上世纪60年代还没去法国,否则说不定会趁他订婚之际闹一闹,让这场婚礼不顺利。

应爱玲跟林加者订婚后,妈妈对她的管束就放宽了。她和林加者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看看电影,喝杯咖啡。她渐渐发现了林加者的帅气,他也发现她的袅袅婷婷之美,两个人站在一起,她不穿高跟鞋比他略矮一点点,穿上高跟鞋就跟他不相上下了。

情侣相聚不论多久都是短暂的,时间永远不够用。林加者康复后在巴黎拉丁区33的一家餐馆找到了差事儿,做服务生。想融入法国社会,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每天可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可以讲法语,也可以学普通话。只会讲温州话跟来自大陆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法交流。林加者在餐馆打工,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餐馆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只有礼拜天下午有半天假,可以跟应爱玲在一起。

工作是忙碌的,生活是甜蜜的,每个礼拜都有期盼,日子像赶着一群自己的羊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一片鲜嫩的草地。

1969年1月,林加者和三位温州老乡租下打工的餐馆。中国人说:“和气生财。”不知那老板是不善经营,导致夫妻争吵,还是夫妻不和,因争吵伤了财气,餐馆收入不大好。

1968年3月,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不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袭击了一辆美国汽车,遭警方逮捕。巴黎大学学生为此游行,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当夜,142名大学生占领巴黎大学楠泰尔文学人文学院行政楼,成立了“3月22日运动”组织。5月上旬,法国各地学生相继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出现法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风潮。拉丁区的学校很多,受学潮影响很大,餐馆的客人像旱季的亚马孙河越来越瘦,渐渐断流、干枯。老板的信心和耐心也随之耗散,年底就兑掉餐馆,领着老婆挟包离去。

林加者成了老板兼服务生,请来一个朋友做厨师,让应爱玲做收银员。这是一举两得,餐馆有了法语流利、忠诚可靠的收银员,忙不过来时她还可以帮他一把;另外他们俩可以长相守,不用从礼拜一盼到礼拜天约会。餐馆不大,楼上有30多个座位,楼下也有30多个位置,他每次托两只长茶盘,一个上托,一个平托,在饭口时马不停蹄地跑上跑下,两三个月就跑破一双皮鞋。

他们可以为自己打工,为对方而存在了。他和她不回家了,他俩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他们先是住在4区的庙街41号,后来搬到父亲皮件厂的楼上,有个犹太人要转租,他们把那一房一厅租了下来。

“订婚半年后,我们就同居了。我们的父母都离过婚嘛,所以我们两个人不想结婚,同居就好了。我妈妈骂我,我离开了家,去找他,他说:‘没有关系,还有我呢。’”应爱玲说。

“没有关系,还有我呢。”这或许是期待了19年的最让她动心的话,也是最实在、最熨帖的话,她铭记在心。过去她最缺少的不是钱,而是爱,是支撑,她从童年开始赚钱,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最终两手空空;她爱过父母,爱过哥哥,爱过妹妹,自己仍然是孤独的存在。只有这个男人的肩膀才是她的港湾,有他在从此不再孤独。

应爱玲怀孕了,这下不想结婚也得结了,双方父母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趁还没显怀赶紧把事办了。他母亲那边的亲戚按照法国的规矩,让小两口拉个单子,列上家里缺少的东西:家具、炊具、餐具、咖啡用具等。舅舅、姨妈们在单子的物品上打钩,作为礼物送给新婚夫妇。

金碧辉煌的巴黎市政厅结婚仪式大厅,在100多位亲友的注视下,林加者和应爱玲结为夫妻,肩披红白蓝三色绶带的市长像教堂牧师似的主持了这场婚礼。林加者和应爱玲承诺:爱与忠诚于对方,无论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接着他们交换婚戒,在结婚证书上签字。她还不到20岁,需要父亲代签。

从结婚仪式大厅出来,亲友团开进一家西餐厅,标准是每位50法郎。

“那个时候,50法郎已经吃得蛮好了。”林加者说。

这对新婚夫妇没去度蜜月,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又像往常一样去餐馆上班了。

“那个时候我只有19岁,也没有觉得爱不爱。他对我真的是很好,出去会寄礼物给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也不知道。人到了年龄要结婚,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嘛,我们两个没恋爱过,没这个事。”应爱玲说。

“没有谈恋爱,我们是先结婚再恋爱。送鲜花给她是有的,结婚前喝咖啡、看电影是有的,看电影时靠在一起,这肯定有的,这不能说是谈恋爱吧?”林加者也不承认他们婚前谈过恋爱。

爱情有时叩门很轻,也许你没听见,不经意将门打开,等待她来临时,她已在屋里了;有时像一场雨,你仰天等待,却没发现地面已被打湿。寻常人的爱恋大抵如此,不必期待像小说或电影那么轰轰烈烈,那种爱恋像疾风暴雨,来时迅雷不及掩耳,走后满目疮痍,小说和电影讲的只是上阕,没讲下阕。

林加者对她说:“你叫应爱林,应该爱林加者。”

玲与林谐音,对ling、lin发声跨界的人来说,应爱玲也就是应爱林。一个男人如此联想,也折射出希望爱像名字一样天长地久,相伴终生。没有爱是很难想出这句话的。

“那个时候他喜欢我,超过我喜欢他,可能我有点笨,哈哈哈。”应爱玲说。

1968年12月8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

解梦者说,怀孕后梦见女孩子预示富贵来,预示将有贵人相助。

那么,生女孩是否意味富贵和贵人已经来临了呢?

女儿满月了,应爱玲把她放进篮子,提着上班了。到了餐馆,她把篮子挂在后面长廊的柱子上,就去收款和跑堂了。孩子饿了,她或他温一瓶牛奶,把奶嘴往孩子嘴里一塞,又去忙了。小孩吃奶爱动,有时奶瓶从篮子里滚落下来,掉在地上,碎了,就再买一个回来。一次,掉下来的不是奶瓶,是孩子,可把他们吓坏了,抱起来看看,还好没有摔坏,又放回篮子里,接着忙去。

1969年,林加者和应爱玲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法郎!

第六章   在犹太人垄断的庙街上,一家大陆人开的批发店火起来

在巴黎团圆后,一家人各忙各的了,张达义继续在表哥苏荫生的皮件厂做工。秀珍去了林昌横的工厂做工,三个孩子上学了,读公立学校。

他们要学法语,过语言关后再重新排班。兄妹三人进了同一个法语班。上课时,大儿子坐在中间,一边是小儿子,一边是女儿。年龄差挺大,大的17岁,老二15岁,小的10岁。基础也不同,出国前大儿子已初中毕业;小儿子在读小学;女儿读初二,是温州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他们的班主任是个法国小伙子,长得超帅,对三个孩子也很有耐心,给他们拍了一张上课的照片,也来家访过。秀珍在餐馆工作过,很会包饺子。她煮饺子招待班主任老师,他第一次吃中国饺子,觉得特别好吃。在那个法语班,学得最好的是女兒,她很快就超过了她的老爸。

表哥工厂里的那些法国工人边干活边听广播时,张达义也跟着听。开始,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也听。那号称“世上最好听”的语言像一团乱麻,让他理不出头绪,理不出头绪就不理,逮到哪儿就是哪儿。他不仅耳朵倾听,嘴巴也不闲着,练口型,练发音。

张达义之所以这么刻苦学法语,缘于一位朋友推心置腹的话,他说:“达义啊,你来法国最主要的不是赚钱,是学会讲法语。你能讲法语,能够认识法文这才是你的本事。如果你过不了法语这关,你怎么跟法国人做生意?”

那位朋友是张达义温州华侨中学的校友,他的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荷兰人。他小的时候也跟父亲回了温州。1962年,他回到荷兰,先是中餐馆打工,遇到了张达义的父亲,他还帮张达义买过录音机、照相机和收音机。后来,他在荷兰开了一家中餐馆。再后来,他去意大利开中餐馆,生意做得非常好,让张达义很佩服。

张达义觉得这位朋友说得很对,在法国不会法语就像榕树没找到土壤,哪怕有充足的水和阳光也不行。9岁时,法语是他的母语,26个字母始终没忘,单词句子也会拼读,还有什么难的呢?他像着魔似的,不放过任何机会,法国养母的女儿送他一台旧电视机,有空他就对着电视学,模仿主持人的口型练发音。在表哥的工厂,他跟法国工人说法语,哪怕说得不好也要说。跟温州人在一起时,他就教他们说法语,这样既教了别人,自己也得到了复习。他渐渐可以跟法国人交流了。

许多人既惊讶又羡慕地说:“达义,你的法语怎么学得这么快?我们来法国这么久也学不会。”

刚进入1982年,表哥苏荫生就说:“达义啊,看来你得去外面找工作了,我不能再用你了,用工成本太高了。”

张达义知道表哥的皮件厂不大景气,雇用工人要报税,开支会增大。

“好吧,那我就到外面找找工作。”他茫然回答。

初来乍到时,两眼一抹黑,在表哥的工厂过渡一下,做了将近一年了,不能长期依赖人家,该到外边去找工作了。小时候妈妈教育他:“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做人要诚信,做事不要过于求人,要自强。”前一条他做到了,后两条也得做到。

可是,去哪儿找工作呢?他心里一点谱也没有。靠着秀珍的收入和他在戴碧华那里做的那份工,这家能撑得下去吗?在丽岙时是妈妈当家,去市场买菜回家也要跟妈妈报账。现在他当家,秀珍理个发也要跟他要钱,家里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家里还有多少钱,他最清楚,家里家外仅有3000法郎,遇到什么事,就难过那道坎了。

“工作没了,接下来怎么办?”表弟罗兰听说了,也为他犯愁。

“要不要自己创业呢?”他不大自信地说。

这事儿他想了很久,还没想明白做什么。眼下还有什么路呢?没有哇。在表哥那儿,他学会皮料裁剪,别的还不会。年纪又偏大,已37岁了。

“你可以考虑做背带,男人穿背带裤用的那种。”表弟罗兰像找到了答案,两眼放光。

“可以倒是可以,怎么卖,卖给谁呢?”

“有个朋友想找人做背带,两个法郎一条,你愿意接吗?”

“好啊,我可以在家里做。”

1982年6月,张达义花3000法郎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也就是温州人说的缝纫车,不过他这是缝制皮衣皮带用的。仅有40多平方米的家,除了床,还是床。他拆掉了床,腾出一块地方,支上缝纫机,拿出皮料,学着车背带。

家变成了皮件厂,到处是皮料、线团,弥漫着皮料的咸鱼味和化学材料味。张达义过去没车过皮件,缝纫车像匹马很欺生,顺着直线跑还可以,遇到弯道就不行了。皮料不像布料,布料车坏了可以拆线重车,皮料车坏了就报废了,针孔留在皮料上,就是把它再车好也卖不出去了。张达义只好车简单的,车直线,复杂的留给秀珍下班回来车。

孩子们知道家里境况,放学回来也跟着张达义忙活。别看他们年纪小,学什么比大人还快,手也灵巧。秀珍回家就趴到缝纫车上埋头苦干。一家人忙到深夜,窗外一片漆黑,万籁俱静,他们悄悄把床搭起来,各自爬上去睡觉。

1983年新年,当家人张达义埋头算了一番账,满脸兴奋地抬起头,庄严宣布:“扣除所有费用,我们净赚4万法郎!明年可以自己开工厂了!”

这一消息实在太激动人心了,孩子们一片欢呼,大人长舒口气,家庭经济危机总算过去了。张达义也没想到会赚这么多钱,有点儿不可思议,以前在外边打三份工也没赚到这么多钱,怪不得家乡人总说:“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看来想赚钱还得自己干。

“我表妹想办工厂,你可不可以跟她一起干?”过年时,表弟罗兰又来了,真是及时雨啊,“厂址什么的,她能找到。你们可以做皮带,我的朋友想做皮带生意,你可以给他加工。”

“可以啊。”张达义开心地说。

1983年春节过后,张达义参与的皮件厂开张了。

一年后,工厂效益还不错,表妹却想退出了,她身体不好,不想操过多的心了。这时,张达义一有办厂资金,二有办厂经验,可以独立办厂了。

可是,作为一家新办的厂,在皮料厂商那里没信用,进料困难。张达义需要5万法郎的皮料,厂商只赊给2万法郎的,进料不足,生产遇到瓶颈。

张达义跟皮料厂商商量想多赊些,对方说:“多赊不可以,或交款提货,或找人担保。”

别说在异国他乡,就是在国内找人担保都不容易。

“我给他担保!他需要多少,你们就给他多少。他付不上款,我来付。”戴碧华听说了,跟厂商说。

戴碧华办了多年皮件厂,生意好 ,信誉佳,从不拖欠厂商货款。

“那好吧,你先把皮料拿走,期限到了来付款。”厂商跟张达义说。

“好人有好报。”采访时提起戴碧华,张达义说。

在戴碧华的担保下,张达義的生意像一堆篝火渐渐燃烧起来。

“你们也帮帮忙。”张达义对三个放学回来的孩子说。

孩子放学后,没有什么作业的话就到厂里做背带。背带成为生活的主题,他们一家人裁背带、缝背带,聊天都是背带。

学校放暑假,三个孩子没去度假,到家里的工厂打了三个月的工,老爸按月给他们开工资。一年后,大儿子法语过了关,读职业学校的电工班了;女儿升入了中学,后来考上大学,读到硕士毕业;小儿子进了小学,读到高中毕业。

1970年2月,林加者从餐馆撤股,转行做围巾批发生意了。

任岩松和妻子茜梦南在巴黎庙街56号有一家丝巾批发商店。他已59岁,或许觉得年纪大了,不想再付那么多辛苦;也许觉得丝巾批发利润达不到他的预期,想把它盘出去。任岩松跟应爱玲的父亲应长生是老朋友,劝说他接过去。

应长生是裁缝,西服做得堪称一流,经商不行,一是没经验,二是没资金,盘下那间店至少要14万法郎34,他哪有这么大一笔钱?另外,接盘的人还得有法国国籍,这他也没有。他二者都不具备,任岩松为何劝他来接盘呢?或许任岩松知道他的大女婿林加者是具备的。

“可以呀,开餐馆赚不了多少钱,50个餐位就是50个客人,一天两餐,一年有多少啊?”林加者听岳父一说顿时来了兴趣。

林加者把那店盘下来,首付由他出资,其余贷款,他和老岳父各占一半股份。

“原来3区4区的批发商都是犹太人,被他们所垄断。犹太人做生意很厉害,别人挤不进去的。我们中国人在那儿打工可以,开店不行。任岩松的批发店是以老婆的名义开的,她是法国人。大陆去的,我是第一个开批发店的。”林加者说。

店盘下来了,流动资金不足,林加者跟厂商又没有信用关系,人家不肯赊账发货,店里的丝巾、围巾款式和数量都很少,没什么生意可做,门可罗雀了。林加者只好延长营业时间,提高服务质量。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年终一结算,没赚没赔。

这怎么办?应长生年纪大了,动作缓慢,跟不上节奏,批发店全靠林加者和应爱玲撑着。他们愁得睡不着觉了。林加者想来想去,想到法国有那么多城市和乡村,能到巴黎进货的零售商毕竟是极少数,可不可以开车送货呢?

林加者从二手店买一辆大型箱体货车。他们把店里的库存商品装上去,装完后一看几乎一半都在车上了。让应爱玲看店,他开着大货车驶离巴黎,奔波于法国的13个大区94个省。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路况不大好,还有丘陵地带,林加者的车又宽又长,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好在他有在河头村吃苦的底子,加上年轻,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我晚上睡哪里?住旅馆,我们钱也不多,还怕车和货被偷走,我就睡在车上。夏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冷了就套个布袋或盖条被子。法国的面积有55万平方公里,南到离巴黎最远的、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城市——佩皮尼昂;北到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里尔;东边到隔莱茵河与德国相望的斯特拉斯堡;西边到离英吉利海峡不远的布雷斯特。后来,我又增加了皮包、腰带、背带等品种,厂家也信任我了,要什么货马上发给我。真是太忙了,忙得连赚到的钱都没工夫数,一包包扔在地下仓库。我跑了五年,每年跑十多万公里,就这样把生意一点点做大了。”林加者说。

“我们事先写信告诉客户,他什么时候到。他在外面跑四五天车上货卖差不多了,会回一次家。他要不回来,我就把货寄给他,告诉他寄到什么地方,让他过去取。他在外边很不容易,有一次,盘山道上刹车失灵,车冲下公路,冲进路边饭店。还好,饭店没有人,老板说:‘哎呀,你是今天第二位客人。’还好,人没什么事儿,车有保险。他在外送货,我在店里和客户打交道,进什么货,批发什么,都是我拿主意。那个时候生意好得货一到就卖光了,我有时还得求客户,给我留点吧,我要打包寄出去。我们过去批发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围巾,后来引进了印度围巾。印度围巾时尚、漂亮。印度老板见我们卖得那么好,要送我们两张飞机票,头等舱的,请我们去印度玩。我说不去,他就把机票寄了过来,说:‘我寄给你,你一定会来。’我们去印度旅游度假,老板把旅馆啊什么的都安排好了。”应爱玲说。

应爱玲白天要接待上百位客户,还要一笔一笔开发票。晚上把账本带回家,等孩子睡了,夜已深了,她开始做账了,时常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她太累了,有一次累昏了过去。

几年后,林加者和应爱玲又在庙街盘下一家批发店,生意做得更大了。

有钱后,林加者在巴黎市区购置一套120平方米住房,在郊区建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别墅,买了三辆车。他还给应源松买了一块墓地。应源松31岁那年就去世了,没看到华人在法国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没有过上富裕日子。

温州老乡见林加者赚到了钱,也纷纷跑到庙街开店,很快打火机店、眼镜店、皮包店和服装店像雨后春笋似的开起来,生意红火。犹太人的垄断被打破,守不住了,他们只好将经营十几年、几十年的店铺盘给温州人,带着丰盈的钱袋离开了。

可以说,温州人凭着“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顽强精神,在庙街、在巴黎、在法国,乃至欧洲站稳了脚跟,打出一片天地。

张达义的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意越做越好。1985年,张达义赚得第一桶金,买下巴尼奥雷的100平方米住房。他们在法国租了四年房子,先是18平方米的,后是40多平方米的。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面积是过去的两倍半,房间也多了,家里不像军营那般床摞床,儿子女儿都有了自己的空间。

好事成双,这年3月,张达义和妻子、女儿,还有小儿子加入法国国籍的申请获得批准。一个多月后,大儿子的申请也获批准,他已满20周岁,入籍后就去服兵役了。

还要感谢戴碧华,没有他的话张达义一家可能还得再等四年才能加入法国国籍。

1984年,张达义想加入法国国籍,他去警局查自己原始户籍记录。

“申请加入法国国籍,至少要在法国居住六年以上,你才一年多,不行的。”一位警察对他说。

张达义听罢就回来了。不过,他感到纳闷,跟自己情况相似的都没用六年呢,他跟戴碧华提起这事儿。“我们一起去外交部问问,你的情况跟我不是一样么,你怎么会拿不到呢?”戴碧华费解地说。

在法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给张达义解释说:“你的情况跟他不完全一样,他是母亲给申请的,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你年轻时没在法国服过兵役,现在年纪大了又服不了兵役。不过,你现在是可以申请法国国籍的。”

“警局不给我原始户籍记录怎么办?”

“没关系,我给你一个号码,他们是没理由拒绝你的。”

张达义又去了警局。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这不行,办不了的。”那位警察說。

“外交部给了我这个号码,他说你们没有理由不给我原始户籍记录。”

“你等一下。”警察看过号码后说道。

张达义拿到了原始户籍记录,顺利提交了入籍申请。

“有法国籍,你可以随便去哪个国家,早上去、晚上去都可以,不用签证。为这个我们才申请的法国籍,那时中国要像现在,你叫我申请(法国籍)也不会去申请。现在中国籍在世界上比法国籍还好很多。”在采访时,张达义说。

温州人搬新家是要请客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新家带来人气和喜气。张达义搬进新家后,请法国养母和她的外孙女、外孙女婿到家里做客。

“你来法国这么几年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妈妈欣喜地说。

张达义是到法国的第三年考取的驾照,然后花4000法郎买了一辆二手车。有了车距离就变短了,他可以开车带家人去旅游度假了。

法国养母用目光把新家每个房间和每件家具都抚摸一遍,有的地方她可能觉得目光还不够,又用手抚摸一下,感叹不已:这个中国儿子很有本事。法国养父母从成家那天起就租房住,而且租的房子很简陋,哪里会有这么大、这种档次?她似乎有点纳闷,大年到法国时还两手攥空拳,怎么这么快就赚到这么多钱,比他们在法国生活一辈子的人还多。她劳碌了一辈子,年轻时也是起早贪黑地在工厂做工,还什么也没攒下,到手的钱总共才2000多法郎。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呢?”养母的外孙女婿想弄个明白。

法国是欧洲租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有40%的人选择租房。法国是不允许随便驱逐房客、不允许随便涨房租、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住房补贴的国家。在法国不会发生房东想卖房把租客驱逐出去的事情,租客不想搬,谁也不能赶他走。外孙女家租房住,他们的亲友也都租房住。在他们的心目中,租房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事,租房好处很多,比如你可以根据工作地点今年选住3区,明年选住19区,不要说巴黎,整个法国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张达义告诉他,温州人为什么有钱后先选择买房,他算了一笔账:“买房要投资四五十万法郎,看似很贵,每月要还贷,付银行利息,看起来很不划算。可是,你想过没有?当你还完贷款,这房子就是你的,不用再付房租。你老了以后需要钱了,可以把它卖掉,钱拿回来还是你自己的。你租房每个月要交2000多法郎房租吧?你交10年20年,哪天不租了,付掉的房租是房东的,你是拿不回来的。”张达义说。

外孙女婿是聪明人,悟性很高,一点就明白了,闹半天房子在温州人那里还是储蓄罐啊。他大受启发,没过多久就买了房。

1986年的某天凌晨三时,张达义被急促的电话惊醒。接起电话,是法国养母的外孙女婿打来的,说法国养母来电话说她摔了一跤,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张达义赶紧爬起来,开车赶过去。原来养母半夜上厕所摔倒了,可能腿骨断了。他和养母的外孙女婿把她送到医院,做了手术。

术后不到两周,张达义又接到电话:法国养母去世了。他大为震惊,前两天去医院探望养母时,她还很乐观地说:“我挺好,没问题了。”这怎么说走就走了,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呢?

自从他重返巴黎后,不管多忙,每个礼拜天都要看望养母,每次去都要带些养母喜欢的吃的用的。养母爱吃中国烤鸭,秀珍就给她拎一只,她高兴极了。有时,他和秀珍还给她包饺子,每次都多包点儿,放冰箱里冻上,留着她慢慢吃。他们还时常请养母和她的外孙女一家去吃中餐。每到礼拜天,养母就站窗边往外望。门铃还没响,她就把门打开了。见到张达义他们,她像过圣诞节似的高兴。她知道孙子爱吃面包和巧克力,把特意准备的拿出来给他吃。

放下电话时,张达义满脸是泪,往事像一群海鸥在脑海盘旋:有童年巴尼奥雷的家,养母举着水壶给他洗澡;阑尾炎术后,他躺在床上,养母悄悄在枕头下塞根香肠;回中国前,养母给他的鞋里放进法郎;离别2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养母泪水横流的拥抱,以及养母悄悄塞给他的500法郎……

养母出殡那天,张达义早早赶到殡仪馆,见养母像睡熟了似的,无忧无虑,十分安详。是啊,她思念25年之久的中国儿子带着一家人回来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她已没有了任何牵挂,可以到天堂跟养父团聚了。

张达义最为遗憾的是没有带妈妈去看看埃菲尔铁塔。几个月前,张达义一家从奥地利旅游回来后,他们去看望养母,给她讲浏览的维也纳霍夫堡宫、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萨尔茨堡老城区……

“我在巴黎过了一辈子,连铁塔都没去过。”妈妈感叹地说了一句。

张达义要开车带养母去看埃菲尔铁塔,她却说什么也不肯去,说她老了,走路要拄拐杖,不去了。妈妈这么一坚持,也就过去了。养母走了,他再也没机会带她去了。想到此,他心里一阵阵痛。

“你给妈妈带什么?”养母的女儿问他。

按他们的习俗,亲人下葬时,要送一件礼物,让逝者带走。张达义不了解这一习俗,什么也没有带。这怎么办?无论回家取还是买都来不及了。他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放在养母的枕头旁。当年他回中国时,戴着养母送的手表;现在养母离去,带走一块他的手表,让那手表在天堂陪伴着养母,它的每一秒跳动都告诉养母:大年想你!

养母葬在养父的身边,那是一座三穴墓,墓里还葬着养父的第一任妻子。

应爱玲又生了一个女儿。

她为难了,怎么办呢,要不要再生一个?

在温州人的眼里,男孩算数,女孩生多少都不算数,没儿子就等于没有孩子。

“算了,万一还是女孩呢,谁能保证是男孩子呢?”林加者说。

他心疼应爱玲,她身体不好,要打理批发店,还要照料两个孩子,哪舍得让她再生一个?林加者说过,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也许他觉得婚前对她的爱还不够,称不上恋爱,婚后对她的爱才算恋爱。林加者不乏法国人的浪漫,也很會爱妻子,开车在外卖货时,时常给妻子寄张明信片。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他在丽岙河头村仅读过两年半小学,会写的汉字十分有限。应爱玲在大陆也没读几天书,到法国上了五六年学,法语水平比汉语高很多。林加者能阅读法文报纸,用法文写信却是个挑战。

“不过,‘我爱你’,我还是会写的。”林加者幽默地说。

他还经常给妻子送花,让她的房间鲜花不断。

有钱后,他还送她礼物,颈上挂的,手指手腕戴的,多了去了。

再后来,他不再送她首饰了。她也不戴了,而是把贵重首饰悄悄放进了保险箱,收藏起来。原来,她在街上被黑人抢了,首饰没了,还受了惊吓。从此,即便是重要场合,她戴的也都是玛蒂尔德·卢瓦泽尔式项链35。

两个批发店、两个女儿,已让这对夫妻忙碌不堪,再生个孩子哪承受得了呢?应爱玲见林加者都放弃了,也就没再提这个事了。

也许艾德蒙觉得当年把儿子留在丽岙,童年没享受到应有的母爱,吃了不少苦,遭了很多罪,有心弥补一下;也许在中国生活几年,接受了温州文化与习俗,变成了中国式母亲和婆婆,艾德蒙帮儿子带起了孩子。应爱玲的母亲却变成西方式母亲,把带看外孙视为女儿的事,从不插手。

大女儿几乎跟奶奶长大。艾德蒙住在10区的时候,礼拜一早晨,应爱玲把大女儿抱给奶奶。礼拜六傍晚,他们去母亲家接她。艾德蒙像千千万万中国母亲似的,给儿子和儿媳做好饭。饭后,他们夫妇把大女儿抱回家,这个礼拜就过去了,周而复始。

大女儿七八岁时,艾德蒙搬离了巴黎。艾德蒙和男友做酒生意,在巴黎有15个卖酒点,赚了很多钱。他们在法国南部一个山脚下建了一幢8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花园和游泳池。那边空气像雨水清洗过似的,很适合养老。大女儿上了小学,每逢节假日林加者就把她送到机场,交给空姐,然后望着她像一只温顺的小羊被空姐领进登机口。大女儿的胸前挂张纸板,写着她的姓名、航班、飞往城市、接机人姓名。艾德蒙和男友会提前在那边机场等候这只“小羊”。

大女儿回来时,艾德蒙也如法炮制,林加者在这边接机。大女儿有一头金发,二女儿一头黑发,奶奶喜欢金头发的。她对“金头发”说:“我这幢房子是你的,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大女儿9岁那年,林加者要送“金头发”去机场,“黑头发”哭闹着非要跟去不可。他只得把“金头发”和“黑头发”送到机场,买好机票。办理“托运”手续时,空姐说,这个可以,那个不行,她太小了,要有父母带上飞机。

这怎么办?这边“金头发”和“黑头发”没送走,那边一连串的事情等着他。他想把“金头发”送走,“黑头发”不答应;两个都不走,“金头发”又不干。要登机了,“金头发”和“黑头发”哭了起来。

林加者没辙了,目光在排队登机的人群中搜寻一下,锁定在一位慈眉善目、50多岁的女士身上,“太太,可以帮个忙吗?我两个女儿也乘坐这个航班,妹妹年纪小,没有大人领着不能登机,我可不可以委托您把她带上飞机。到那边,她们奶奶会接的。”

“可以的,没关系。”

那位好心肠的女士把“金头发”和“黑头发”带上了飞机。

“金头发”和“黑头发”喜欢去那边,她们跟奶奶、爷爷相处特别融洽。爷爷有条小船,没事就带她们去划船和游泳,也会领她们逛商场。他已退休,除陪“金头发”和“黑头发”玩,还能有什么事呢?

有三四天假期时,林加者就开着他的奔驰,载着妻女去南部。吃好晚饭就出发,妻子孩子可以在车上睡一觉,他要开一晚上车,不过对于开着货车跑遍法国“千山万水”的他来说,这相当于小葱蘸酱——小菜一碟。奔驰在夜幕下穿行数百公里,晨曦掀起夜幕时,他们已抵达艾德蒙所在的小镇。知道儿子一家要来了,艾德蒙已早早起来,烧好咖啡,站在门前翘首以待。

林加者往往先到的不是媽妈家,而是面包店。他要下车买刚出炉的牛角包,带到母亲家一起吃早餐。

张达义第一次见妹妹时,她对他除手足之情外,还有种同情与怜悯。她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哥哥在那儿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有心补偿哥哥。她是公职人员,收入不高,却把哥哥领到服装店,一连给哥哥买好多件衣服。

张达义拎着厚厚的毛衣,心中纳闷,这大夏天的穿短袖还汗流浃背,给我买毛衣干什么?他不会法语,她也不会温州话,兄妹间没法沟通,心中有话说不出来。

几天后,妹妹开车带他到距巴黎800多公里的土伦度假,那是坐落在法国东南部滨地中海的港湾城市,白天气温30℃,夜晚气温降到0℃左右,没有毛衣,傍晚没法在海边散步。张达义很是感动,这就是一奶同胞,30多年仅见那么几面,还是血浓于水。

张达义定居巴黎后,语言不通,有什么事妹妹都会帮他处理。妹妹在梅兹接触的波兰移民和传统的法国人较多,他们没去过中国,可是对中国的印象却不大好,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是愚昧的。张达义学会法语后,发现妹妹这一错误认识,给她讲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妹妹说:“你们中国比我们法国好,你为什么还要来法国?”

他无言以对了。他请妹妹跟他回中国看看,妹妹说:“去中国干什么?你们中国那么苦,有什么好看的?”他想今生今世一定要带妹妹到中国看看,像她领自己去看母亲的墓那样,领她看看阿爸的坟。

后来,张达义的工厂做起来了,生意好起来,赚到了钱。妹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勤奋,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改变生存状态,她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说起中国和中国人就不屑一顾了。

舅舅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每次过来,张达义都请他到中国餐馆吃饭,开始他不大习惯,也不觉得中国菜好吃,慢慢就喜欢上了。

2017年,张达义终于把妹妹领回了中国,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表弟、两个表妹和一个表妹夫,再加上秀珍,一行八人。这时,妹妹已经退休,她的养老金不高,张达义承担了一切费用,往返乘坐的是商务舱,在中国住的都是五星级宾馆,订不上五星级宾馆时,也要四星级的。临行前,张达义的三个孩子每人送姑姑一个红包,让她去中国消费。

张达义领着他们去了北京、上海、西安、桂林、杭州,最后到了温州。他带妹妹和表弟、表妹去了阿爸的坟地,妹妹看到阿爸的碑上居然还刻有“孝女 张若克琳”,有几分激动地问:“你为什么把我的名字也刻上去了?”

“你是阿爸的女儿啊。”

“中国是这样吗?”

“中国就是这样。”

或许从那一刻起,她意识到自己也是中国人。

中国之行后,妹妹、表弟、表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们没想到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交通这么便捷,中国人这么伟大。再提起中国,他们都为自己身上有中国血统而感到自豪了。

“达义,你妈要不行了,你要马上回来。”王医生在电话里冷静地说。

“真的?我在家时她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

1996年9月,温州部分县区受灾,新当选法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的张达义提出组团回温州,为家乡做点儿事。他也是法华工商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在会里威望很高,提议得到了支持。

法华工商联合会创办于1993年。一天,黄品松跟张达义说:“达义,我们是不是组织一个会,把我们刚出来的十几人组织在一起,群策群力、互相帮忙。”

“可以,怎么不可以?”张达义说。

“那好,算你一个。”

“好,你算我一个。”

黃品松是温州华侨中学校友。不过,张达义进校时,黄品松已毕业。黄品松是丽岙叶宅村人,叶宅村距下呈村不远,山不转水转,他们总有机会相识的。“文革”时,他们加入了同一个造反派,张达义幽默地说:“革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后来,张达义进了陶瓷厂,黄品松进了丽岙信用社。张达义没事就去找黄品松聊天,那个年代生活单调,聊天近乎于精神聚餐。

黄品松1984年到的法国。这时张达义的工厂还处于爬坡阶段,不过已赚到了钱。他们本来关系就不错,到了国外又近了一层,有空就见见面、吃吃饭、聊聊天。张达义记忆力超群,表达能力也强,读过很多历史小说。黄品松有头脑、有思路,擅长策划,他们很多事能想到一起去。

黄品松见张达义表示了赞同,接着说道,我们想建一个行业性社团,把八九十年代到法国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组织起来,一是顺应国内的改革开放,组织大家回国投资;二是促进中法贸易,把温州的、中国的名优产品引进法国,把法国好的东西引进温州和中国。

当时,法国的华人社团很少,除旅法华侨俱乐部外,还有青田同乡会、文成同乡会等同乡会。

张达义想,在法国,大家都是单打独斗,很难做大,如把三五十个像他这样的小老板组织起来,每人出三五十万法郎,加一起就有上千万法郎,可以回国投资了。

9月,黄品松和张达义等人注册了法华工商联合会,并得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支持。选举会长时,有人提名张达义。

“现在不行,会刚成立,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家里的事也比较多,先让其他人当一届。”张达义说得实在,大家也理解。

张达义的朋友戴碧华也加入了法华工商联合会。有人开这两位混血儿的玩笑,说戴碧华长得像列宁,张达义像斯大林。开会时,俩人坐在一起,就有人说:“给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拍张照。”

1996年9月,法华工商联合会换届,张达义被选为会长。他连续做了两届会长,1999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96年10月初,张达义率团回国,考察后,他们在天津投资100多万元,成立了合资公司。接着,他们回到温州,张达义回家看望了妈妈。妈妈比上次回来时瘦了,她已84岁高龄,白发苍苍,满面褶皱。

张达义在家住了几天,见妈妈还好,就回巴黎了。

突然接到妈妈病危的消息,张达义既感到震惊,又有点不大相信。

“你告诉我的事你忘了?”王医生反问一句。

“没有呀,好,我马上回去。”

张达义出国前,对王医生说:“如我妈病危,只要你打个电话,我无论在哪里,也无论什么情况都会马上赶回来。”这话他哪能忘呢。

出国后,张达义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妈妈。有一年,听妈妈说,丽岙可以装住宅电话了,不过很贵,得一万块钱。

“没事,一万块钱就一万块钱,把它装起来,你接电话也方便,我也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

张达义不论多忙,每个月至少要给妈妈写封信,报一下平安,免得她惦念,再问一下寄的钱收到没有,够不够花,不够说一声,马上就寄。邮局离他家步行只有5分钟,每当达义的信到了,投递员就送过来。妈妈却不急于拆信,她不识字,拆开也看不了,得找个识文断字的人念给她听。回信也请他人代笔,她找的大多是张达义过去的工友,还有经常上门瞧病的王医生。

张达义立即给妈妈汇去一万块钱。于是,妈妈成为下呈村第一个有电话的人。

妈妈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都特别高兴。不过,国际长途话费昂贵,打一次电话要上百法郎。对张达义来说,只要妈妈高兴,那钱就花得值。偶尔妈妈也会给他打电话,那时打国际长途很麻烦,要经丽岙邮电局、塘下区邮电局、温州邮电局、上海邮电局才能转到巴黎,类似于古时骑马送信,得经过数个驿站。通常从打电话到接到电话,起码要等两三个小时。

王医生听张达义说马上回来,说句“那好,我在家等你”,就挂断了电话。

张达义一边通知在荷兰的哥哥嫂嫂,一边办回国签证,这是加入法国国籍的不便之一。

巴黎飞往中国的航班每个礼拜仅有一班,在礼拜四。办好签证那天是礼拜六,意味着还要等五天。王医生说了,妈妈“要不行了”,哪里等得了?

“你可以礼拜一飞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当日有飞往北京的航班。不过,你得买巴黎到法兰克福的往返机票。”旅行社给他建议。

“那好吧,法兰克福到巴黎的机票废掉也没事。”

“这样你们每人要多花3000多法郎。”

“没事,多3000多就3000多吧。”

张达义和妻子、大儿子就这样飞到法兰克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的华人不多,温州人则更少,从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里,温州的出国人数仅有159936人,到法国的则少之又少。温州人生活圈很小,几乎除了亲友就是同乡。俱乐部让林加者开阔了视野,多交了朋友。

林加者虽然跑遍法国的千山万水,却没交下朋友。他的客户99%是法国人,仅有一两个温州人,像林永迪初到法国似的摆地摊、做小生意。林加者20多岁,客户大都迈入中老年,大他二三十岁,相互间隔有一道难以跨越的代沟。他过去,他们请他吃饭;他们来,他请他们吃饭,都没问题,这就像油倒进水里或水倒进油里都相安无事,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海外华人中,最抱团、最讲侠义的可能就是温州人。

在法国巴黎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走了,死于车祸,地点是荷兰。

邵大年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了法国。他在巴黎漂泊了一段日子,估计跟那些初到巴黎的温州人差不多,或在皮件厂做工,或在餐馆刷盘子维持生存。早在40年代,也就是邵大年出生时,他父亲邵炳柳就在巴黎开皮件厂,我想邵大年找家皮件厂打打工不是什么难事儿。

難的是他十八九岁了,到了丽岙人结婚的年龄,想回国跟表妹37成婚,婚礼服置办了,还买了两块高档名表,回中国的签证却没办下来。也难怪,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有海外关系是种“罪过”,连他的父亲都被揪斗了。邵大年童年吃了不少苦,没少挨奶奶的打,脾气仍然很倔,一气之下去了荷兰。

车祸发生于1968年38,母亲雷蒙想把儿子的遗体运回巴黎安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请林永迪帮忙。这时的林永迪46岁,年纪不算大,身体很糟糕,患有肺结核和胃病。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儿子。林加者的情况也不大好,从车祸中捡回一条命,出院不久,刚恢复行走功能。

林加者领着雷蒙去荷兰处理邵大年的丧事。邵大年去世前在一家餐馆打工。那家老板人很好,把邵大年的遗产——五六千元人民币的存款,两块名表,还有些衣物交给了林加者。林加者想,雷蒙回法国后,跟一个阿拉伯人又生了两个女儿,生活不大好。可是,她生活再差也比河头村的日子好很多,邵家的房子破烂得不成样子也没钱重建。这五六千元钱拿到中国可以称为巨款,邵大年的父亲邵炳柳每月的工资也就三五十块钱,这笔钱相当于他十几年工资收入。再把这两块手表带回去,邵家的房子就可以重建了。

“这五六千块存款,还有这两块手表能不能让我转交给邵大年的父亲?其他东西给他母亲就好了。”林加者跟餐馆老板说。

老板也是华人,对中国的状况了解,就把存折和手表给了林加者。

那笔存款,让林加者吃了很多苦头,他一趟趟前往大使馆,要出示死亡证明,还要证明邵炳柳是邵大年的父亲,以及邵大年没有其他合法继承人。最后,这笔存款总算汇给了邵炳柳。两块手表怎么办?1970年,林永迪回国时,帮忙捎回一块。两三年后,林永迪再次回国,又带回另一块。他把两块表给了邵炳柳。

“邵大年的存款,再加上卖两块表的钱,他们家才建起三间房子,没这笔钱的话是建不起来的。”

温州人热衷于置业,林永迪第一次回国时,在温州建了五幢房子。林加者到法国后,先是在巴黎市区购置一套120平方米住房,在郊区建了一幢300多平方米别墅,后来又在市区购置一套200多平方米的住房。林永迪的印染坊倒闭,温州的三幢房子卖掉,建在河头村的两幢小洋楼跟两兄弟平分了。上世纪70年代,他又回去建了一幢小洋楼。

林加者的房子没分给别人,却跟别人分享了。每逢周末他和应爱玲就约上一大群亲友到郊区的别墅度假,那里有宽房大屋,有大花园,还有清新空气。林加者在半地下室安装一台球案子,可以打卡罗姆台球;还买了一口大锅,亲友来时,他下厨烧菜做饭。他开过餐馆,做饭烧菜也很在行。

“那时候,许多人来我家别墅,有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们的生意不大好,没有地方度假,跟我们一起玩特别开心。”应爱玲说。

亲友的生意不如他们好,度假的开销由他们埋单。那些人大多无房无车,乘坐地铁过来,从地铁站到别墅还有十几公里,步行是不现实的,林加者就要接站。

接站是件麻烦事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没有手机,去早要等,去晚亲友等,来多少人不知道,有时说好三家,不约而至也不能不欢迎。礼拜六晚上,林加者像蚂蚁搬家似的往别墅接人,礼拜天晚上再送到地铁站。后来,他索性买辆七座车,四驱的,这下好了,可以少跑几趟了。

一次,七座车被别人借走了,五座车趴了窝——进了修理厂,仅剩一辆四座车。林加者去接站,从地铁口出来三四位朋友,带着妻子和孩子,总共11人。

“挤挤,大家挤一挤。”

林加者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摆”进车。车里像沙丁鱼罐头似的,一点空隙都没有。林加者舒口气,开车往别墅赶。

“有警察!”不知谁喊了一声。

忽见路边窜出个警察,吓得大人急忙趴下,把身子压在孩子身上。车与警察擦肩而过,不知前边的人忘了“警报解除”,还是众人惊魂未定,没有听见。

“到家了。”

车停在别墅旁,趴下的直起身来。下边的孩子放声大哭起来,“哎呀,把我压死了。”

还有一次,林加者开着奔驰轿车到海边度假,上山时车像八旬老翁慢慢腾腾,警察发现不对头,让路边停车,车里边的人统统下来。警察在一边数着,五个、六个、七个,怎么还有?警察蒙了。最后,从车里出来12个人。一辆轿车居然塞这么多人,真是创纪录了。

警察把林加者批评一通,然后让他拉4人先走,其余人等他回来接。

别墅有人去度假也就罢了,毕竟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他们家里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有人来住。温州亲友到巴黎没地方住就住他家,他家有三个卧室、三个厅,厅也可以住人。

有时,客人从周边国家打来电话,林加者要开车去接。父亲的一位表亲持有比利时旅游签证,目的地却是法国。林加者开车从比利时把他接了过来。没过多久,那位表亲的老婆和女儿也来了,也住进他们家。

一天,表亲的女儿看电视,音量调得很大。林加者的女儿感到太吵,生气地说:“你吵到我了!”

那孩子连忙把音量调小了。应爱玲见到了,感到不是滋味,想起自己小时寄养在姑姑家,后来住到父亲香港的朋友家和朋友的女儿家,知道寄人篱下的滋味。

她把两个女儿找过来:“你们要知道她是住在我们家,不是自己家,妈妈像她这么大时也是这样。住在别人家已经很不舒服了,你这样说她会难受的,她的妈妈爸爸也会难受的,妈妈心里也不舒服。”

晚上,她从批发店回来,见床边有一束鲜花。她知道是女儿送的,以示道歉。

家里来人多了,两个女儿的房间被挤占,她们只好睡桌子上,也没怨言。

“有些人见面说,我在你家住过。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会来我们家住?他说我是谁谁谁。我大女儿现在也跟我们一样,家里常常有朋友来来往往。她很喜欢帮朋友忙的,有些人她根本就不认识,是朋友的朋友。”应爱玲笑着说。

住下来找不到工作,不走怎么办?请神容易送神难。有时,帮了忙,出了力,花了钱,还惹人家生气。父亲表亲的一个孩子,到了法国没地方住,在林加者家吃住三四个月。

“你必须去找工作,在我家里蹲时间长了,你就不想找工作了,也就没有了发展机会。”林加者跟那个孩子说。

那时,中国没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制造”还没走向世界,温州人想在法国找一份做皮带、腰包的工作并不难。找到工作也就等于找到了窝——住到工厂去了。

“我孩子没有工作,你干吗要赶他走?”孩子的母亲不高兴了。

“我说等他找到了工作,再让他走。”林加者解释说。

后来,孩子找到了工作,搬走了。林加者又帮他办理居留证。

也有在林加者家住好几年的。有人跟他们说女儿要去法国读书,没有地方住。“没关系,你叫她来我家住好了。”读书最短的六個月,长的要五年。

“他们跟你们是什么关系呢?”采访时,我问道。

“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认识的。不过,有一个孩子的爸爸认识我大女儿,就是这样的。”应爱玲说。

“那么房租呢?”

“从来不收的,你要给我钱,那你去租房好了。”

“那吃饭呢?”

“我做大家吃,我忙了,她就自己做。我们不收男的,只收女的。”

“在你家住五年的,她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在你家住那么久呢?”

“她过来读书,一年后,她不喜欢那个专业了,改学其他专业,就这么学学学,不学了。这个孩子现在美国,已有两个儿子。她叫我妈妈,相当于我的三女儿。这样的很多很多,她来法国需要帮忙,那当然要帮忙喽。”应爱玲说。

许多人没拿到居留证,还要办厂开店,林加者和应爱玲要帮忙申请执照,还要做名义厂长、经理。那几年,以他们名义开了多少家工厂和店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一旦出了事,有关机构就会找到他们。有些人不会法语,普通话也不会讲,要办居留证,或买房子、贷款、看病,只要找到林加者,他都会帮忙。

“有人找你陪着去看病,你一定要去,店里忙不忙没关系。”林加者跟应爱玲说。

他们的批发店生意很好,每天有大量包裹寄出,人手不够,林加者要打包到次日凌晨,他照样要应爱玲陪别人去看病。

有个朋友已有三个孩子,老婆又怀孕了,她跑来求应爱玲陪着去打胎。

“别的忙我都可以帮,这忙不帮。”

应爱玲劝她把孩子生下来。后来,朋友回国了,在温州开饭店,那个差点儿被打掉的孩子已年过不惑,在意大利经商,生意做得很不错,应爱玲遇到他就开玩笑说:“你当年还是靠我,没有我你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张达义他们几番折腾终于回到下呈村。

一进家门,见满屋是人,哥哥张荫旺和妻子也从荷兰回来了。

张达义三步并两步地进了位于一楼的妈妈房间,妈妈仰卧在床,面色蜡黄,皤然白发散落在枕头上,双目闭着在吸氧,蓝色氧气瓶立在旁边。

“哦,达义回来了。”坐在妈妈床边的王医生抬起头,如释重负地说。

“妈……”张达义眼含泪水叫一声,哽咽得说不出话了。

妈妈睁开眼睛,似乎一下清醒了。

张达义在妈妈身边坐下,两眼泪花地望着妈妈。

“达义啊,看到你我就放心了。”妈妈声音微弱,像枯枝似的手伸进内衣,摸索出一把钥匙,递给张达义。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柜里有张存折,你把钱都取出来。”

“这个钱是给你用的,我取出来干什么?”

“我不行了,你拿走吧。”

“妈,现在不说这个,你把身体养好再说。”

张达义寄给妈妈的钱,她没舍得花,一笔笔地存进银行。

妈妈似乎没了牵挂,闭上了眼睛。

张达义的泪水夺眶而出,童秀珍和大儿子也哭了。大儿子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跟奶奶的感情很深。

童秀珍跟婆婆亲若母女,出国前每隔一个礼拜就从温州回来看望婆婆。当年她带孩子出国时,婆媳俩哭了一场又一场。

“荫旺一家出去了,大年也出去了,你又要出去了,孩子也跟着走了,把我一个人留下,苦死了……”婆婆哭着说。

是啊,都走了,童秀珍望着年迈多病的婆婆,满心的歉疚和不忍。张达义出国后,婆婆半夜犯过一次病,她和慈湖姆去医院请的医生,乡下路灯很少,她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吓得要死。以后要靠慈湖姆了,她年纪也不小,快70岁了。

“妈,我们到那边就想法把你办过去。”她说。

“我就不出去了。我身体不好,出去会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可要常回来看看我啊……”

秀珍想,孩子爷爷的坟在丽岙,她或许要留下守望。于是,答应一定常回家看她。

然而,到海外哪里想回来就能回来呢,秀珍到荷兰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她和张达义干着急回不来。作为长女,她没给父亲送终,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1985年,他们一家加入了法国国籍,张达义已六年没见妈妈了,童秀珍也五年没回家了。11月下旬,温州进入冬季,落叶归根了,大街小巷的行人穿上大衣和厚外套。张达义和童秀珍带着两台电视机,乘坐“民主18号”客轮回来了。那个年代,想买台日本松下、东芝、日立原装电视机,没有门路想都别想。从国外回来,他们每人可以带回一台电视机。为给妈妈和秀珍的母亲一人买一台电视机,他们还绕道香港,下单交款到杭州提货,又转道上海坐“民主18号”客轮回到温州。

张达义推开家中院落大铁门的耳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幢贴有粉红色瓷砖的二层小楼,这是1966年阿爸和哥哥出资、张达义设计和建造的。堂屋对着大门,屋门口有两盆铁树,一左一右。院门两边,左手是一棵枇杷树,右手是山茶树。一切都那么温馨、那么亲切,好像在默候他的归来。

听到张达义的脚步声,妈妈从屋里出来了,看到儿子和儿媳后,掩面而泣。六年的思念瞬间化为了泪水,或许她等待得太久,时间仿佛夕阳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当那熟悉的“沙沙沙”脚步声传来,这突降的幸福让她不知所措。

张达义没出国时,每次回家还没进院,妈妈就在屋里说:“大年回来啦?”

她听得出他的脚步声。

1985年后,张达义几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妈妈。妈妈在他的看望中一年年老了,头发越来越白,身体像冬季的银杏树似的枯瘦了,不过还能到院子里走走,晒晒太阳,每天也会上楼看看张达义住过的房间。

上一次回家时,张达义见妈妈太孤苦了,问道:“妈,你跟我走吧,我去上海给你办签证。”

妈妈摇摇头,又拒绝了。

他没想到,回法国没几天,妈妈就卧床不起了。

张达义回家后,从早到晚守在妈妈病榻前,照顾妈妈。妈妈越来越虚弱,吃不下饭了,只能喝点米汤和水。每次喂妈妈饭时,他像当年妈妈抱他时那样,抱着妈妈;妈妈要解手时,他就抱着妈妈解手。

温州作家蒋胜男说过:“侠情义情温州人都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是温州人,你去向任何一个温州人求助,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的。”

温州人之所以创下惊天动地的成就,缘于抱团,一个温州人做不成的事,两个、三个、五个,或一群温州人跟他一起做。他们的凝聚力,源于侠义、仗义、互助,以及他们能为亲友两肋插刀。

林加者和应爱玲就是这样,他们古道热肠,为社团出钱出力,对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也能出手相助。林加者的农村亲戚多,什么堂兄弟、表姐表妹,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没见过面的堂亲表亲,不管是谁有求必应,有的借两万块、三万块、五万块。有的到了法国,赚到了钱,慢慢还给了林加者;有的十几年还不上,见面说:“我还欠你钱,要还你的。”

“算了吧。”林加者说。

这种人大多在巴黎没干起来,经济状况不大好。

“他心肠很好,帮人帮到底,借出去钱还不还都没关系。有个朋友刚到法国,想跟他借一万元,他拿了两万给他。几十年过去也没还,这样的外债很多,算不过来。”应爱玲说。

温州人热衷于做生意,没有资金就弄个会,亲朋好友一起帮忙,等赚到钱再还。他们把亲朋好友请过来,需要5万元钱,可分为10份,每份5000元,到场的有的出一份,有的出两份。这种时候,林加者都会出两份。

有位朋友第一次弄会,林加者出了1万块。那朋友生意没做起来,赔了。第二次弄会,林加者又出5000块,朋友又没做起来,这钱就打了水漂。朋友再来求助,他还会出钱。

“我的朋友要开餐馆,你帮一下忙,出两份,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有时,林加者不仅自己出钱,还动员别人出钱。

应爱玲说,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最后没做起来,钱也拿不回来了。不过,也有人在林加者的帮助下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特别是从事服装批发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事服装外贸的温州人把中国产的牛仔裤销到欧洲,赚到了很多钱。

一次,朋友的儿子想在巴黎开饭店没有钱,林永迪帮不上忙,就把他介绍给林加者。投资额很大,林加者一时也拿不出那么些钱,就把郊区的别墅抵押给银行,给那人贷了一大笔款。

“他的生意还好?” 每当林加者和妻子应爱玲去医院看望父亲时,他都会问这么一句。

林永迪旧疾复发,住进了医院。

“还好。”

那人饭店的生意不大好,他们不敢跟父亲说。

“那好那好。”父亲说。

他怕朋友儿子的生意赔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自己儿子的别墅被银行收走。

后来,真的还好,那人生意渐渐好起来,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加者携妻女回国探亲,他们带了18箱东西。父亲说温州乡下蚊子多,乡亲缺少蚊帐,他在巴黎买了很多卷蚊帐布。他还带回很多钱,怕海关过不去,把钞票卷进蚊帐布里。到上海后,他又去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了两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有好多箱上海糖果和香烟。乘坐“民主18号”客轮回到温州。

林加者把两辆自行车给了自己的弟弟和应爱玲的妹妹,把糖果分给村里的孩子,把钱、蚊帐和香烟给了亲友,爷爷的兄弟姐妹多,他们的后代都分到了。有人生病请不起医生,有的穷得討不起老婆或建不起房子,他就多给些钱。

1986年,林加者再次回国时,见家乡连像样的宾馆也没有,他和其他侨领捐资建造了一座集住宿、餐饮和会议于一体的瑞安华侨饭店,他个人出资87万法郎。

上世纪90年代初,林加者为丽岙华侨中学捐资50万法郎,建了占地面积1914平方米的三层“林加者教学楼”。

1991年,大兴安岭发生火灾,林加者捐资5万法郎赈灾。

1994年,温州遭受台风袭击,损失严重,林加者捐资3万法郎。

2002年,听说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费仅要600元,林加者赞助30名小学生重返校园,直到他们小学毕业。

2004年,应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邀请,林加者率法国华侨华人会国庆观光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庆5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他们为国内贫困地区的教育捐资145.5万人民币,建了7所希望小学,解决了3000名学生就学难的问题。

温州丽岙下呈村,张达义的家,低沉的念佛声像下呈河水缓缓而沉重地流淌着,楼下中间的堂屋变成了灵堂,丧幡低垂,沉重的黑色背景墙挂一大大的“奠”字,红地金字,父亲张月富的画像和妈妈郑灯花的照片分挂两边,下边是覆以黄布的供桌,一支白蜡烛燃着,火光如豆,随风闪动,桌前是妈妈的遗体,两边站着身着黑衣念经的居士。

从荷兰赶回来的侄女站在院外,目光顺道向前张望,见张达义他们出现,急忙将大铁门打开。张达义满面悲痛地进院,看到妈妈的遗体时,手中的包落在地上,双膝一弯,“咕咚”跪在地上,放声恸哭,边哭边叩首,跪行到妈妈身边,身后的秀珍和大儿子也随之跪行过去……

妈妈的遗体已按丽岙的习俗从头至脚由上等丝绵紧紧裹住,罩上乌黑殓衣。

妈妈再也听不到大年回家的脚步声,再也不能从堂屋出来说“大年回来了”。妈妈,大年回来迟了,没赶上为你送终,你不会责怪他吧?

上次回来,张达义他们在家守候一个礼拜。他的二儿子10月11日要结婚,是个礼拜五,原来想定在礼拜六,后来考虑到许多亲戚在荷兰开餐馆,周末生意好,怕是抽不出时间,就改到礼拜五。儿子结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张达义坐立不安了,走吧,妈妈万一这时过世,没为妈妈送终,还不得悔死?不走,儿子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不到场怎行?何况他们还要在巴黎市政厅的结婚仪式大厅签字。

人生如月,亏之八九,谁人完美?那道让许多男人无解的难题——老婆和老妈同时落水,先救谁?现实中,她们同时落水的可能性近乎于零。类似的事却时常发生,顾此失彼,还是顾彼失此?张达义遭遇如此抉择,顾小的还是顾老的?他想先回去参加儿子婚礼,再回来给妈妈送终。

“王医生,我妈的病情究竟怎么样?我回去把二儿子的婚礼办完再回来,有没有问题?”他忍不住问。

“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没问题。不过,你得跟你妈讲好,她不同意的话,你还不能走。”王医生说。

“妈,你的二孙子要结婚,请帖发出去了,酒席订了30多桌。我不回去婚礼不好办,”张达义跟妈妈商量说,“我回去把事情办好,马上就回来。”

“没事,孩子的婚事也重要,你办好回来就可以了。这边有你哥哥在,你放心地走吧。”

妈妈知道按温州的习俗,家里有老人过世的白事,儿孙结婚的红事起码要推迟一年。

张达义和妻子、大儿子匆匆赶回法国。他一到巴黎就给家里打电话,问妈妈的病情,哥哥说:“还好,跟你走时差不多,就是觉多,不停地睡。你把儿子婚礼办完回来,没问题的。”

张达义高悬一路的心稍微落下些。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和秀珍出席了二儿子的婚礼。婚礼后,他又打电话问妈妈病情,王医生说:“還好,没问题。”

10月15日傍晚,张达义突然接到电话:妈妈在下午5时30分走了。

犹如一枚炸弹在心底引爆,炸出一个洞,一个无边无际的洞,心顿时就空了,空空荡荡。他的泪水奔涌而下,怕的就是这个,偏偏就是如此。养育之恩大于天,自己愧对妈妈的大恩啊。

没为妈妈送终,张达义的心痛得无边无际,妈妈灵堂布置得不伦不类又让他悻恼。

“这怎么行呢?在大门外就能看到我妈的遗体,这是对逝者的不敬。”

“大院门口的灯笼哪能用红的?改用白的,出殡回来再换红的。”

张达义将灵堂重新布置,在妈妈遗体前挂一道白帘,布帘挂着妈妈的遗照。

张达义到家就为妈妈守灵。

“你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也很累了。”表弟说。

表弟或许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毕竟年过半百的人,体力精力都不比从前;或许怕他舟车劳顿,守到半夜睡着了。

张达义怎么会守不住灵呢?这是坐在妈妈身边的最后一夜啊。想当年,一个没有母亲的9岁孩子,跟着阿爸远渡重洋回到下呈村,在妈妈阳光雨露般母爱下长大成人。“三年自然灾害”时,就是这位叫郑灯花的妈妈自己饿得绵软无力,也要把村里送来的一碗粥给大年吃。那碗白米粥来之不易啊,全村壮劳力吃瓜菜代39,从自己口里省下的米,熬成稀粥,每天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一人一碗。当年妈妈还不算老,她在村里的辈分最高,有人称她阿太,有人称她老太。他们都知道她身体不好,每次都给她端来一碗粥。

妈妈,对不住啊,你年近古稀,大年去了法国,让你独自留守在家里。大年想给你送终,却没有送上,你知道大年有多么痛苦、多么愧疚吗?

妈妈,你走了,以后还有谁会告诉大年“温州人是要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大年出国第一次回来,告诉妈妈在巴黎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那房位于6层,100平方米。妈妈听后没高兴,还反问一句:“你大儿子结婚怎么办,让他搬出去吗?这不行,温州人是要跟孩子住在一起的。”

“妈,我听你的,回去再买个大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他说。

他没忘妈妈的话。1990年,在巴黎93区40买下一幢四层小楼,按法国的说法,不算底层(即一层)有三层,每层150平方米,如加底层和地下室有900平方米。他和两个儿子一家一层。

妈妈出殡时,700多位亲友为她送行,下呈村小学来了两个班孩子,张达义和哥哥张荫旺披麻戴孝,手持孝棍,把妈妈送上山,跟阿爸合葬一处。通往阿爸的坟墓的山道还是张达义出钱、哥哥找人铺的。妈妈葬礼特别隆重,丧宴摆了70多桌。

丧事的开销,张达义跟哥哥一人一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哥哥张荫旺是妈妈的亲外甥,比妈妈小15岁;张达义是阿爸的亲儿子,跟妈妈和哥哥却没有血缘关系;阿爸是哥哥的姨父,他们也没血缘关系。

1970年,哥哥张荫旺从荷兰回来,跟张达义说:“大年啊,我们家像少数民族似的,跟别人家不一样。你出生在巴黎,阿爹是你的亲爸,我呢是过继来的,是阿姨姐姐的亲儿子,可是我们两兄弟比同父同母的兄弟还亲。我出国了后,三个女儿放在家,你照顾得比我更好。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我们今生是兄弟,下辈子还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要珍惜这一缘分。”张达义跟哥哥说。

有这么个哥哥,张达义感到很幸运,当年回来时,走不惯泥土道,哥哥背着他到处走;过年时哥哥给他的压岁钱都是崭新钞票,有1分、2分和5分的硬币,也有1角、2角和5角的纸币;在温州华侨中学读书时,当厂长的哥哥只要到温州出差就会买好戏票,约他一起看戏。哥哥出国后,为让张达义和妈妈过上好日子,三四个月,最长不到半年就汇一次款,每次都不少于1000元。那时,张达义每月的工资只有35块,秀珍的工资贴补了娘家,娘家人口多,只有她父亲一人挣钱。秀珍生第一个孩子时,哥哥出钱雇了保姆——慈湖姆。后来,慈湖姆成了家里的保姆,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照料妈妈,她的工钱一直是哥哥出。

慈湖姆的工钱不高,上世纪60年代,每月十几块,后来涨到二十多块。张达义那时赚的也不多,三十五块钱减掉这十几、二十几块,恐怕连饭都吃不上了。慈湖姆也很能干,张达义要吃干的,饭不能太软;妈妈要吃稀饭,饭不能太硬;张达义想吃辣的,妈妈不能吃辣的;张达义不吃热饭,妈妈不能吃凉饭……秀珍不在家,慈湖姆照顾得周周到到。

妈妈去世后,慈湖姆回了慈湖村。张达义担心她形只影单,晚年凄凉,诚心挽留一番,说妈妈去世了,家里没有人,让她帮忙照看一下。她说:“我老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住在外面了。”

张达义回巴黎的前一天,他领着秀珍、大儿子,还有两个侄女去看望慈湖姆,她很高兴。

春节前夕,张达义请亲戚代他和家人看望慈湖姆,给她送个红包。亲戚打电话说,他去过慈湖村,红包没送出去,慈湖姆过世了。她是跟妈妈同一年过世的。张达义听后,心情沉重多日,又失去一位亲人。

妈妈去世后,哥哥张荫旺从荷兰回到家乡,担任了两届丽岙侨联主席。

随着年事增高,张达义也就退休了。法国成人节41,他要给葬在巴黎的母亲和养父母扫墓,清明节,他要回温州给阿爸和妈妈上坟。

“人必须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好报。”采访时,张达义说。

人不过匆匆过客,来的都得走。林加者的父亲、母亲和后母也一一过世了,他们都是从巴黎走的。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

“怎么办哪?”父亲病逝时,后母不知所措大哭起来。

“不要慌,我都做好了。”林加者说。

后母不大相信,这么大的事没跟她商量就做好了?上世纪70年代,林加者把后母和几个弟弟妹妹陆续办到了法国。

前不久,医生说父亲最多还有6个月时,林加者怕后母知道着急上火,不敢告訴她。可是,父亲突然病逝怎么办?后母不埋怨,别人也会说:“林加者,你那么有钱,父亲的坟墓都没做好!”

父亲病重时说过:“孩子们都在法国,我将来还是在这里好。”

林加者为父亲选择了巴黎著名的园林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在那个公墓葬有波兰作曲家肖邦、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王尔德、美国舞蹈家邓肯,还有摇滚歌星莫里森。

林加者买了12个墓位,连后母和他们兄妹及配偶的都买了。

父亲去世后,林加者把父亲的工厂分给了弟弟,父亲私下存在他那里的10万法郎给了后母。

2001年2月4日,法国华侨华人会换届,林加者当选为主席。

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华人社团,是法国最大的华人侨团。其前身为旅法华侨工商互助会,1949年成立。1964年,中法建交后,更名为旅法华侨俱乐部,同时申请注册,1971年获得批准,1998年更名为法国华侨华人会。

这个社团最初的主体是老华侨,他们在海外漂泊几十年,饱受欺凌,孤独、落寞和无助。这个社团让老华侨有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他们踊跃参加活动。林永迪就是活跃分子,逢年过节,他会请社团的朋友聚聚,喝喝酒,叙叙旧。

一对男女结了婚,没有房子也就等于没有家,哪怕不差钱,可以天天住五星级酒店,也像被风刮得到处乱窜的蒲公英似的,找不到归宿感 。社团也如此,你可以把大家约到咖啡厅或餐馆搞场活动,也可以租间会议室搞搞选举之类的事,但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也就像没房的夫妻似的。想有固定的活动场地,先要解决资金的问题,作为一个侨团想获得法国政府的扶持资金,是连想都不要想的事。因此,他们只有一个来钱的方法——会员捐款。

旅法华侨俱乐部获得注册。会员为固定的活动场所纷纷捐款,林永迪捐了2万法郎,也许觉得仅自己捐还不够,又劝儿子也捐些钱。林加者听了父亲的话,也捐了6000法郎。当年林加者在皮件厂做工时,月薪500法郎,6000法郎相当于他在父亲工厂打工一年的总收入。俱乐部用大家的捐款在巴黎4区置办了一处1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所。

“这个好啊,你可以去看看电影、打打乒乓球。”父亲对林加者说。

那时,林加者还处于“走遍千山万水”的阶段,他开着货车奔波在法国的13个大区94个省,在家的时候不多,只要回来就背着女儿出现在俱乐部。那时,中国正值“文革”,一片红色海洋。林加者和女儿在俱乐部看电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而且百看不厌。

林加者看样板戏时,没有像大陆青年那样动不动吼一嗓子“临行喝妈一碗酒”,而是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生看英语原版电影学英语,边看边听边记。他在学普通话。林加者出国时,只会讲丽岙版温州话,这种方言与乐清、平阳等版本温州话有区别,不过在温州地区还是可以交流的,出了温州就没人听得懂了。作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能交流也就罢了,跟本国人不能交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出国的人多起来。为购置新的活动场所,老华侨慷慨解囊,罗周娒捐款16万法郎;林昌横手里没现金,把家里8公斤黄金捐了;林永迪捐5万法郎;林加者捐3万法郎;任岩松等人亦纷纷捐款,俱乐部筹集了200多万法郎。这就是温州人,当时在法国的华侨华人生意做得不大,大多像林永迪那种开爿小作坊,起早贪黑地干,也就赚点儿辛苦钱。林加者捐的3万法郎相当于他和应爱玲的第一桶金——开一年中餐馆的所得。

俱乐部有了资金,合适的会址却没找到,他们想选华人比较集中的3区、4区,交通方便、适合做俱乐部的场所,还要够大。房子看了不少,不是这方面差一点,就是那方面差一点,好不容易不差啥了,周边邻居不同意:“你在我家旁边开俱乐部,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我们怎么生活?”

林加者这时已有两个批发店,生意上了轨道,不必开车满法国转悠了,时间和精力逐渐转到俱乐部上来。

“爸爸,快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看旁边的院子……”1981年末的一天,林加者到厂里看父亲时,推开门就兴奋地说。

原来父亲家隔壁的战斗报社的院落要整体出售,有500平方米。父亲住在巴黎4区庙街41号,那院落在43号。那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右邻巴黎市政厅,左靠华人区,后面是蓬皮杜文化中心,位于3区、4区中国城中心地带——庙街。

林永迪一听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儿,给俱乐部主席刘友煌打电话。没过多久,刘友煌回话说:“那院落已有了买家,人家交了定金。”

“我有办法,他们定金不是交到房屋中介吗?我们可以买通中介,让他们把定金退回去。”林加者说。

“这能行吗?”

刘友煌有点怀疑,中介收客户钱,替客户办事,怎么可能买通呢?

林加者的思维肯定不是欧洲人的,是温州人的。

“能行。”

俱乐部按林加者说的尝试了一下,没想到还真就买下了那个院落。

“加者,你也出了不少钱,也要多做点儿事啊。”老华侨赞许地说。

这句话的潜台词,或许相当于“得给这位年轻人加加担子”。

于是,林加者的事情多起来,国内代表团来了,俱乐部让林加者去陪同参观考察。走遍法国千山万水的林加者,一是车技很好,二是路况很熟,三是慷慨大方。俱乐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陪同谁出钱,请客吃饭各种开销都得埋单。

林加者得到了器重,也获取了信任,他沿执委、常委、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的途径渐渐进入了核心层,最后当上了主席。

2000年11月傍晚,林加者和应爱玲又出来散步了,走到巴黎内勒剧院门口时,发现剧院在演荒诞剧,广告蓝色调,右上角有把张着的中国油伞,伞面一圈蓝色花案,广告左下边画条蹲坐的狗,望月似的仰望那把伞,中间是法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该剧改编自弗朗索瓦·齐博的同名小说。齐博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学会——塞利纳学会会长,还是法国有名的律师。

林加者愤怒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又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挂在上海租界外滩公园门口的牌子挂出来?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他们还搞种族歧视,污辱我们华人!林加者给剧院打电话强烈抗议,要求撤下广告牌,停演荒诞剧。

剧院说:“我们是租赁剧场,您应该去找作者。不过,您最好看过戏再说,这出戏与你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这部戏在巴黎的另一剧场上演3个月,很成功。”

林加者又发现巴黎的休闲与文化周刊《巴黎圈内》刊登了这部剧的广告,他激愤之下,写封信寄给当地中文报纸《欧洲时报》。他在信中寫道:“如今,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也挺起了腰杆,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们中国人!”

这时,林加者已是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主席,他有坚定的站位——自己是中国人,再确切点说是中国温州人。

1975年,二女儿还吃奶的时候,林加者就在家里的批发店“半脱产”了,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俱乐部。1989年,林加者“全脱产”,把两个批发店都交给妻子应爱玲去打理。

有老客户来了,应爱玲让他接待一下。他说:“这些客户都是你的客人,我就不出去了。”

然而,俱乐部开会,他凌晨两点多钟就爬起来,准备七八个人吃的喝的用的。

20世纪90年代末,林加者被全国侨联聘为海外顾问,每年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到中国各省参观考察,出席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有一年母亲节,店里的生意特别好,林加者回国了,店员又病了,应爱玲一人接待了35位客户,从早忙到晚。

“爱玲,我佩服你啊。”林加者的朋友见此情景不禁说道。

“为什么佩服我?”

“这么忙,你却没疯掉,还做得轻松自如。”

“我也就开开发票,这都是熟悉的嘛。”

林加者在侨团不仅出人出力,还要出钱,每次捐款,他都比别人捐得多。

“我到店里从早上做到晚上,赚的钱呢,他拿走了,这个我也不管的。”应爱玲说。

林加者比她还忙。有一年,他接待了106个国内代表团,有时跑到这个酒店敬两杯酒,又跑到另一个酒店敬酒。有两次酒后驾车被警察抓住,把他关在警局醒酒,第二天早晨才放出来,扣分、罚款,几个月不能开车。

有些代表团的住宿费和餐费要侨团出,法国华侨华人会就要增加会费,常委出2000法郎,林加者作为主席就出2万法郎,这还不算他平时以个人名义请客送礼的开销。好在应爱玲将批发店打理得不错,生意很好。

2000年11月8日,《欧洲时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全文刊发了林加者的信。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是老华侨,还是新华侨,无不义愤填膺。

“当年殖民者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中国人现在不能再任人侮辱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旧中国殖民主义者对我们中国人民的侮辱,我们决不答应,中国人敢怒不敢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欧洲时报》记者采访林加者时,他说:“中华民族已雄伟地站在了世界民族之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辱华文字及其广告竟然出现在巴黎,我们广大华人决不允许任何人拿中国人的历史伤痛开玩笑!”

林加者代表法国华侨华人会同法国潮州会馆等社团与剧院交涉,剧院还是一推六二五,说这是作者的事,跟他们无关。林加者联合在法国的41个华侨华人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内勒剧院票房收入剧减,票价从90法郎降至70法郎,观众仍在减少。

有许多种族歧视你能深深地感受到,却说不出来,说出来又没有有力证据。林加者着手跟作者和剧院打官司,联系了一位律师。林加者说,华人律师在法国往往是打不赢官司的,想打赢官司还得找犹太人律师。

11月15日,林加者代表41个华侨华人社团向巴黎高等法院提出紧急诉讼,指控小说与剧本作者“种族歧视与煽动种族歧视”,要求剧院更改剧名及相关海报,并对给华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和伤害赔偿1法郎。

中国驻法国使馆支持巴黎侨界对此事诉诸法律,并跟法国外交部主管部门和剧场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旧中国时代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法国有关话剧却以此侮辱性词语为剧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的民族感情,这是不能接受的,要求法国的作家与剧院立即改正错误。

21日下午,法国华侨华人社团状告荒诞剧作者弗朗索瓦·齐博一案,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島上的巴黎高等法院开庭,林加者代表原告,弗朗索瓦·齐博作为被告出庭,媒体记者挤满法庭。经过一番辩论后,主审法官宣布于11月27日下达判决。

22日,巴黎检察院召开紧急听证会,被告方内勒剧场的代表和作者弗朗索瓦·齐博出庭。齐博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只是由于法国人并不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具有侮辱性,他对中国人民一直深怀敬意,毫无种族歧视的意思,还说他那部作品三年前以《去他的戒律》为名在中国翻译出版,未引起过争议。

对于判决结果有些社团信心不足,林加者说:“我们诉讼费付了1万法郎,如果通过法律无法获得正义,我们将采取行动,组织游行抗议!”

前一年,林加者他们组织过一次上千人的游行。

1999年9月29日晚,48岁的温州侨胞刘玉滔下班回家时,在巴黎第10区水塔街家门前找到一个停车位,上面却放了只垃圾桶。他下车移开垃圾桶,一辆车抢先一步停进去。刘玉滔很生气,与之理论,却遭车上的两人殴打致重伤,昏迷不醒,14天后在医院去世,留下妻子和四个子女,以及年迈父母。

旅法的华侨华人愤怒了,进入20世纪末以来,巴黎华人社区的治安状况越来越差,屡屡发生华侨华人的护照、手机、首饰和钱包被抢事件。一位到巴黎探亲的老人在美丽城华人聚居区遭到阿拉伯裔歹徒袭击与抢劫,导致腰椎严重受损,大小便失禁……让华人有种“走出家门是地狱”的感觉,晚上不敢出门,在大街上不敢打手机,随身不敢带钱物。

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主席林加者跟主席杨明提议,组织华侨抗议游行,强烈要求警方缉拿凶手,严惩歹徒,为刘玉滔申冤。同时改善城区的社会治安,为华人的人身安全提供应有的保障。

华侨华人会策动的示威游行得到法国华侨华人社团的积极响应,上千华侨华人聚集在巴黎市共和国广场,拉起横幅,高呼口号:

“保障华侨华人合法权益!”

“消灭暴力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安定!”

华人的游行示威,引来众多法国市民围观。

林加者跟围观的法国市民讲述刘玉滔的被害过程,以及华人对巴黎治安的诉求。法国华侨华人会还联合其他华人社团在《欧洲时报》发表题为《强烈谴责违法暴力行为,维护华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声明,同时他们与巴黎当局交涉。巴黎社会治安有所改善。

11月27日,林加者和华人社团代表与弗朗索瓦·齐博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齐博修改书名、更改广告。

“我们获得了胜利!”林加者兴奋地说。

2004年,正值中法建交40周年。

1月24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三,下午1点30分,巴黎凯旋门附近已是人山人海,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倡导和组织的、有60多个华人社团参加的春节彩妆大游行隆重开幕,上万华人身着盛装而来。一条中国巨龙出现在世界闻名的香榭丽舍大街,巨龙昂首,两条龙须高高翘起,张着大嘴,尾巴长长的,长达120米,围观的法国人震惊了,高喊起来:“啊,中国!中国!”随后响起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有来自中国的秧歌,有划旱船,有舞狮,还有身着56个民族服装的方队……

两年前马年正月初五,法国华侨华人会等12个华人社团也举办过一次盛大联欢活动,他们在巴黎市政府广场的灯杆上挂起120盏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让整个巴黎都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下午两点半钟,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迎风升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金龙彩狮飞舞,活动进入高潮,成千上万法国人赶来观看。下午三点半钟,春节彩妆游行开始,在中法两国国旗引领下,华侨华人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身穿黑色大衣,系着领带的中国驻法大使与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和身穿浅米色大衣的4区区长贝尔提诺蒂,以及身穿紫红色唐装的林加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

德拉诺埃市长感慨地说:“有这么多巴黎人来看彩妆游行,我很感动,也很惊奇。我当市长前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次深深体验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林加者说:“我们这些来自浙江省的华侨华人绝大部分从巴黎的3区、4区起步,从小到大,慢慢发展起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对这里的街道很有感情。”

那年春节,巴黎《竞赛画报》“中国特刊”的社论最后一句话:“今后不了解中国,就不能了解世界。”

中国驻法大使说:“法国人在重新认识中国。”

2003年,法国华侨华人会等社团又成功举办了羊年春节游行。在巴黎市政府举办的庆祝羊年春节招待会上,林加者对德拉诺埃市长说:“市长先生,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要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我们能不能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中国猴年春节彩妆游行?”

德拉诺埃市长为难了,他说:“香榭丽舍大街是法国的象征,在这条大街上举办活动,必须经总统批准。”

香榭丽舍大街位于卢浮宫与凯旋门的中轴线上,又被称为凯旋大道,除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等大型活动之外,还有每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大阅兵在这条大道上举行,外国侨民怎么可以在这条大街举办活动?

林加者不甘心,雅克·希拉克总统三次在总统府——爱丽舍宫接见他和中国侨领代表,在2002年春节时,总统还在总统府举办马年春节团拜会,接见100多位在法国的华侨华商代表。他在致辞中说道:“马年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代表着美好的未来。我愿意与法国人民共同分享马年新春的喜悦,并希望在法国的华侨华人为法中两国的合作与沟通作出更大贡献。”他还说:“旅法华侨华人通过辛勤劳动、坚忍不拔和团结互助精神,在法国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赢得了法国人民的承认和热爱。”最后,他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春节快乐,马年好运!

林加者赠送希拉克总统一个铜马。总统在回信中写道: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先生:

我非常感谢您在中国新年之际对我传达的祝福。

此外,我对您赠送的铜马也无比珍爱。

我很高兴2月13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府与您会见,并再次向您表示我非常珍重华裔对我国的贡献。

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

2002年2月于巴黎

在林加者的堅持下,德拉诺埃市长让办公室主任起草一份信函呈送给总统。

总统能批准吗?林加者没有信心,毕竟外国侨民从来没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过活动。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6月30日,林加者突然接到市政府的电话:“林先生,总统批准了,你们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春节彩妆游行了!”

林加者高兴极了,他作为活动的提议者和召集人去见中国驻法国大使商量活动方案。这一活动得到国内的大力支持。林加者还专程到上海定制一条高9米、宽4米、长120米的巨龙,还订购了1200套蓝、白、红三色象征着法国国旗的唐装。

春节前夕,巴黎连续十几天阴雨绵绵,林加者睡不着觉了。入夜的雨滴仿佛打在他的心上,天气要是在正月初三下午不开晴的话就功亏一篑了。

初三早晨,巴黎的天空阴阴沉沉,绵绵细雨下个不停。

上午10点钟雨突然停了;

11点钟乌云散了;

12点半太阳出来了。

早早等候在凯旋门附近的华侨华人欢呼雀跃。身穿宝石蓝唐装的林加者和穿着红色唐装的应爱玲也笑逐颜开。

彩妆游行大获成功。游行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在埃菲尔铁塔二楼举办庆祝晚会时,埃菲尔铁塔打出的灯光秀是中国红。林加者拍了下来,设为他的微信头像。

2005年,已连任两届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的林加者卸任。可是他仍然活跃在中国和法国的侨界,为中法友谊作贡献。2009年,他和妻子应爱玲为江西井冈山下的一所以他们夫妇名字命名的“加爱侨心小学”捐资20万元建校舍,还送全校学生校服和书包。

如今,林加者和应爱玲已年近八旬,身体还不错,每年都会回丽岙几次。一次,街头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说:“你是林加长42,你去法国第一次回来时,给我3800块人民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现在还不知怎么样。”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我们帮助过那么多朋友,有的还记着我们。今天和我先生吃早餐,有人要替我们付钱。我说:‘不要,不要。’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常常叫我和爸爸妈妈去你家里吃饭,你还借给过我钱。’我说:‘啊?我还借给过你钱?’他是村里人,也是从巴黎回来的。我们没有把钱看得太重,能帮忙我们一定帮,钱借出去后,还不还都没有关系。我先生有个朋友没赚到钱,想回国发展。几个朋友打算每一个人给他2000法郎。这样呢,他回国后还可以做点事情。我先生知道了,给他3000法郎。那几个朋友说,你给了3000,我们也给3000好了。有一年,有个人对我说:‘有6瓶酒在我儿子家里,是给你们的。’我说:‘谁给的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你问你先生,他也许知道。’我问我先生,他也不知道。他过去拿回来,里边有一个信封,装有2000欧元。我们想不起来是哪位朋友,事隔30年,他的儿子替他来还钱。我们说,这个钱不是借的,是送给他的。他儿子赚到了钱,还给了我们,让我太感动了。

“有个朋友,我们帮过她的忙。她告诉儿子,你不要忘记林加者他们,我们开头靠的是他们。这个朋友真的很好,我们一周见三四次。小时候,她的妈妈对她不好,我妈对我也不好,我们俩在一起有很多话说。后来,她去世了,她的儿子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请我们吃饭。我有时会梦到她,一次梦见她跟我说:‘我死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分开了。’醒后痛苦极了。”

林加者说,他很想回家乡养老,可是父亲建的那两幢房子已难以住人了。他年纪大了,没有能力重新装修。

他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担任过法国航空公司驻中国总经理,小女儿担任过法国国民银行派驻中国的首席执行官。

2023年10月底,我跟在巴黎的林加者通电话,他说:“我下个月就回温州了,到时我去杭州看您。”

张达义说:“我12月4日回温州。”

他的儿女也都很不错,大儿子在1999年创办一家服装公司,一直在做服装进出口贸易,还被选为服装会的副会长。大儿子的女儿硕士毕业,精通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中文,也会讲温州话,现在在她父亲的公司,生意做得很好;小儿子高中毕业在法国服了兵役,回来后开了一家咖啡吧。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在读硕士,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国外留学。张达义的女儿硕士毕业,在法国开一家翻译公司,具有中法翻译执照。

“女儿身上的什么东西让您感到骄傲呢?”采访时我问张达义。

“她对人家态度很好,不管客户有文化没文化,是不是温州人,她都这样对待人家。有位女人对她说:‘我现在生活很困难,这个钱付不起。’她说:‘好,我免费给你做。’她肯帮别人忙,这很好。我很骄傲。”

一个时代如江潮,一代接一代地推上来,又一代接一代地过去了。如今活跃在法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大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去法国的温州人,他们不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且在法国各界也崭露了头角。

(未完,待续)

① 原为霞嵊,后简化为下呈。

② 林加者说,父亲是跟同村人一起离开河头村,去的法国。

③浙江华侨史.周望森.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2010年4月.第35页。

④即小陶罐装炭火取暖当棉衣,竹篾代替油灯,以番薯为主食。

⑤青田县魁市村人,青田过去隶属温州,1963年改属丽水。

⑥丽岙华侨百年.徐辉、孙芸荪、章志诚编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6页

⑦温州华侨史.章志诚主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5月.第16至17页。

⑧巴黎的温州人.王春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33页。

⑨当时叫霞嵊村。

⑩温州华侨史.章志诚主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5月.第92页。

11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台词。

12徐辉、孙芸荪、章志诚等编著:《丽岙华侨百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42页。

13指几件事或几种职务一人担了。

141盎司等于28.35克,50克为一两,1盎司约半两多。

15以上数据选自《巴黎烧了吗?》。

16巴黎到马赛两地距离近800公里,乘坐TGV火车到马赛要3个小时左右,乘飞机只要1小时。20世纪50年代火车每小时四五十公里,因此到马赛要20来个小时。

17在采访中,林加者先生一直称继母为后母。

18番人,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泛称。

19几个孩子相互挤在一起,被挤出去的就要到边上再往里挤。

20来源于对林加者先生的采访。

21同上。

22农民用水车取水排灌。

23人人文库,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人平均寿命,1957年为57岁。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170894217.html。

24数据源自世界银行,https://m.shujujidi.com/shehui/1096.html。

25林加者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林扬·杰让”是父母取的,由于父亲填表失误,把“林”写成“林永”,又填写错了变成了“林扬”;第二个名字,可能是祖父取的,他是“加”字辈,取名林加长。“林加者”是负责护照的警察给“取”的,在温州话中“长”与“者”谐音,于是将“林加长”写成了“林加者”,三个名字,两个是笔误。出国前,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林加长”,而非“林加者”,他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兒。

26这是一种民间风俗,人死后要在灵堂的供桌上燃有一盏油灯,要时时加油,不使熄灭,称为“长明灯”。

2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28此为张达义讲述。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50年5月1日颁行)第四条: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30《温州日报》(2019-05-19):1958年4月17日19时许,瓯江上驶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艘从上海来温州的客轮。“民主四号”轮,能装载上百人,航行时间24小时。

31结婚后,童秀珍生儿子时,她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孩。这样一来,她家就有十个孩子了。

321961年4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

33拉丁区处于巴黎5区和6区之间,是巴黎著名的学府区。拉丁区名字来源于中世纪这一带以拉丁语为语言。

34林加者说是15万法郎。应爱玲讲得比较详细,说当时也比较拮据。

35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女主角为参加舞会,借了一条精美华贵的钻石项链,结果却给丢了,只好花3.6万法郎买一条相似的项链还给了人家。为此,他们夫妇搬进狭窄的阁楼,省吃俭用,苦干了10年才还上买项链借的钱,结果遇到当年借她项链的贵妇人,这才知道当年借的钻石项链是假的。

36据《温州华侨史》记载:“1950-1978年,经批准,以合法途径出国的人员中,文成县有462人,瑞安市丽岙镇有209人,永嘉县七都乡有928人。”

37据林加者说,邵大年的未婚妻是表妹。

38有关邵大年的故事均来自对林加者的采访。

39用蔬菜代替粮食。

40也称之为93区,或塞纳圣德尼省,位于巴黎北郊。

4111月1日。

42林加者出国前的名字。

朱晓军,浙江理工大学非虚构创意写作中心荣誉主任、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近400万字,出版有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合著)等长篇非虚构作品20余部。先后荣获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奖项。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等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日、俄、阿等文字出版。发表于本刊的作品《天使在作战》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快递中国》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责任编辑 师力斌 张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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