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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视角下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及对策

2024-01-29王大志

新闻世界 2024年1期
关键词:媒介技术智媒时代连接

王大志

【摘   要】大数据时代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在5G网络和物联网技术支撑下,万物互联已经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日趋成熟,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大量普及,这一方面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隐私泄露、语境消解、价值缺失等问题给用户继续使用社交平台造成了压力,诱发社交媒体倦怠的心理和行为。本研究从媒介技术角度出发,探究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发现技术的无序发展与过度连接是影响媒体用户使用体验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引导用户形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建立正确媒介技术观,了解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为构建和谐共生的人媒关系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社交媒体倦怠;智媒时代;媒介技术;连接;隐私泄露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与人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交媒体而生存,但过度连接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无法忽视。本研究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对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的心理和行为的成因进行分析,让人们在了解社交媒体发展历程和方向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地对待社交媒体,把握虚拟网络与现实生活的平衡,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和技术观,减少个体对媒介平台的过度依赖;有助于培养用户的批判性思维,加强对平台的监督,促进社交媒体平台优化和社会资源整合,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媒介技术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智媒时代社交媒体倦怠的内涵和表现

社交媒体倦怠 (Social media fatigue),是指社交媒体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主观产生的、自我评价的疲劳程度,进而诱发厌倦感,导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度降低、减少使用频率,甚至产生退出的想法或行为[1]。如今,社交软件在扩大个人交际范围的同时,也出现了强弱关系逐渐交融的窘境,用户在社交媒体进行分享和意见表达时,需要考虑自身的隐私安全和形象建构,这使得社交的隐形成本增加,促使用户产生负面情绪,进而采用“去社交化”的方式来减轻社交压力,避免承担更高的社交成本。同时,这种在交互前产生的社交倦怠心理会进一步削弱用户个人的社会资本,增强其孤独感,也降低了生活满足感。马特·里克特在《科技到底改变了什么》中提醒道:“现代科技赋予了每个人更大的权力。以前,是少数掌握技术的科学家来决定如何使用工具,而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与这柄双刃剑和平共处”。[2]

过度连接进一步激发了用户社交倦怠心理,用户在压力感、疲惫感、焦虑感激增和个人隐私忧虑的影响下,出现了如社交“斋戒”“中辍”和退出等网络行为[3],具体表现为用户自我呈现回避,不联网即反连接思想的萌生,同时被遗忘权也成为人们目前关注的重点。随着社会资本的注入,平台盲目的市场扩张,为吸引流量,采用以算法为中心的信息采集和推送机制,在给用户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造成了隐私泄露的风险;“算法黑箱”是否存在,数据留存和处理是否安全,这种忧虑在降低了用户体验感的同时,也降低了用户对社交媒體的使用欲望。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模糊,个人议题很容易暴露在集体视野中,为此用户不得不减少自我披露,降低网络议题的参与度,减少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频率。

二、智媒时代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

智媒时代,算法和数据成为内容生产和分发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互联背景下用户的兴趣爱好、出行方式甚至是生活习惯都会以数据的方式被收集在数据库中,在这种过度连接的背景下,用户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作为社交主体的权利。学者喻国明仁认为:“算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应该试着调适自身,更好地与机器产生的经验世界相处,并重新唤回人的主体性”。[4]所以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探究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对建设和谐的人机关系有重要意义。

(一)媒介失控:社交成本与社交环境恶化

1.永久在线引发信息过载和社交过载

学者洪杰文指出:“在新技术初生之时,人们经常会采取一种聚焦收益、淡化威胁、忽略成本的思考策略。这种策略热衷于询问新技术带给我们什么,却很少关注新技术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5]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互动的方式,也使人们时刻处于连接之中。Global Weblndex 的调查显示,全球58.4%的人口,即46.2亿以上的人都在使用社交媒体,日均使用时长在2小时30分钟以上,时刻处于连接状态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常态,一个永久在线的社会正在形成。

在永久在线的背景下,一方面,用户需要主动或被迫接受各种渠道的信息,这些渠道如大量的微信好友和订阅的公众号,时刻更新的朋友圈和微博,24小时在线的工作群……用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信息进行检索和处理,而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大量同质化信息的涌现进一步加重了用户的疲倦程度。另一方面,平台继续扩充自己的功能体系,采用状态打卡、签到分享等方式提高原有用户的忠诚度,同时提供技术支撑扩展用户的社交范围,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参与到社交体系当中,进一步让个人的社交网络变得复杂化,在这种社交网络中,强弱关系并存,公私语境融合,这种现象也促使用户社交媒体倦怠心理的产生。

2.“液态监视”下隐私窥探和数据收集加重社交焦虑

学者伯加德提出的“液态监视”是去中心化的,即不存在特定的监视机构和监视群体,监视被嵌入到了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监视的目的不是对目标群体进行规训,而是侧重对用户数据的采集和加工,掌握目标群体的信息和走向[6]。用户在媒体使用过程中,必须同意媒体采集信息,这是先决条件。用户在使用软件过程中产生的如发布的视频、文案以及图片等数据都留有痕迹,通过他人分享、算法推荐等渠道进入公众视野,这种暴露个人隐私的风险同样给用户带来不安。互联网环境下,监视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权力机构,而是多元的主体,以一种弥散的状态散布在各个软件的每个角落。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监视对象”的用户,在互联网时代一定意义上也成了监视者,以一种参与式监视的形式存在于网络媒体中。

由此可见,智媒时代的技术进步为用户社交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和渠道,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分享欲和“窥私”的隐形需求。作为平台,为保持用户的活跃度,避免用户流失,客观上也鼓励用户进行分享。例如,抖音平台用户若需要查看访客记录,就必须开放个人访客记录;在微信平台上看他人运动数据,就必须公开个人运动数据,朋友圈三天可见、指定人群可见等都体现了平台鼓励进行信息分享并诱导用户作出隐私让渡,这种因为平台功能而进行的被迫社交回馈行为,持续保持着传受双方的“监视平衡”,如果要维持这种平衡,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否则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技术平台的发展扩大了用户交往的范围,提高了交往的效率,也丰富了交往的方式和行为,但平台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同样需要用户付出如注意力、个人隐私等隐形成本,有关互联网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侵权过程存在隐匿性,侵权成本难以核定,加之算法技术存在不透明性,用户在参与社交时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交压力并产生消极情绪,促使社交媒体倦怠心理和行为的产生。

3.“功绩社会”下的多任务处理与肯定性暴力

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出“功绩社会”这一概念。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观念认为,人们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没有个性,不能选择,并必须要按照规范来限定自己的行为。在“功绩社会”中,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评价个人的标准是以“数字表现出来的各种绩效指标”,例如困在算法中的外卖骑手,想要达成既定目标,就必须不断的消耗自我,所以说,倦怠是“功绩社会”最显著的特点[7]。

多任务处理被认为是网民具有的新的认知特点,即在碎片化时代通过网络技术快速获取信息,同时处理多种信息并进行反馈的一种状态。这种多任务处理的方式极大分散了用户的注意力,降低了用户在完成任务时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并且纷繁复杂的数据也给用户带来了处理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倦怠。肯定性暴力也是社交方式在“功绩社会”中的重要体现,比如,随处可见的“鸡汤文”、朋友圈成功的案例和励志的散文,短视频中逆袭的主角,这种过度生产、超负荷劳动、过量的信息、远大的目标和任务使得用户陷入过度的积极情绪中,甚至自愿进行自我剥削。

(二)公私领域融合:媒介技术对私人领域的入侵

1.主动披露还是被动让渡:社交媒体上的隐私悖论

中山大学教授卢家银指出:“在社交网络平台,用户经常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隐私悖论倾向,即既关注隐私权益,又乐于分享隐私。这种网络中介交流和社交行为,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隐私让渡特征”。[8]社交平台体系的完善给用户分享信息、记录日常提供了便利,部分用户受传统隐私观念的影响,并没有意识到如今社交平台中私人领域并不完全私人化,出于对个人权利的无意识或流量变现因素等的考量,用户总是在有意或无意情况下泄漏自己的信息,主动披露个人信息,这个阶段,用户就会深陷既想分享个人信息,打造网络人设,融入群体、博取流量,又担心隐私泄漏,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隐私悖论的困境中。

在大数据时代,社交平台为实现个性化营销不得不收集和处理用户的隱私,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记录、日志信息等形成用户画像。例如,微博和抖音平台会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智能收集用户信息,并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和服务推送。在人机共生的环境中,数据作为痕迹会被永久保存,个人隐私也变成了互联网企业的隐藏财产,无处不在的数据捕获和抓取已成为常态。用户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就不得不关闭接口或者转向其他社交方式。

2.私领域还是公领域:语境消解下的社交困境

公私领域的融合是指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界限的模糊,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个人议题经常以截图、录屏、转述等方式通过个人分享、他人分享、曝光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另一方面是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也会影响私人议题的走向,并再次出现在公共议题中。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社会空间公私二元分离的状态,导致网络空间中公私领域的融合。

博客是早期私人领域公共化的代表,博客作为一个私人空间,其私人信息经常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并成为公共事件。5G技术支撑下,图片和视频成为主要传播方式,这大大增加了传播内容的可信性,但也提高了受众辨别真伪的难度。如“北极鲶鱼”事件,其相关个人微博发文被曝光,在“意见领袖”和媒体的二次传播中,使之迅速走向公共视野并形成热搜。在此次事件中,平台的算法机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关注度、高讨论度的话题通常被优先显示并推送给受众,但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通常不会对信息的真伪进行核查,这就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为避免私人隐私话题进入公众视野,部分用户对社交平台通常采用消极的处理方式,远离话题、减少参与成为选择之一。

(三)信息分化:“数字沟”和“文化沟”的拓展

1.技术成为社交的“双重门槛”

平台过载即社交媒体平台功能的频繁升级和迭代,使用户特别是中老年用户产生使用压力。社交媒体平台更新的功能和速度超出了用户本身的需求,用户想要继续使用此类平台,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使用成本,当使用成本和所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时,用户就会产生社交媒体倦怠的情绪。

同时,因为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人所接受的信息呈现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中的过度连接不仅模糊了用户与用户之间应有的边界,还会影响用户现实生活节奏,有部分用户缺乏自制力,沉迷于社交网络,由此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倦怠心理随之产生。

2.社交圈层化形成“文化沟”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因为价值观而聚集、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圈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显的,且每个圈层之间存在着时刻影响、不断交融的关系。但在网络社会中,圈层与圈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如不同的社交软件、微博中不同的超话讨论区都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社群意见对内不断形塑,对外不断抵抗,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意见会逐渐产生偏向甚至走向极端,影响个人对事件的判断。同时,信息依靠算法完成过滤,算法会根据用户个人的喜好形成个性化的信息矩阵,即“信息茧房”,用户无法依靠自己能力脱离“茧房”,由此接受大量同质化信息,进而陷入难以融入群体议题的困境。大量同质化的信息也会给用户带来审美疲劳,并产生消极情绪。

三、一体共生:智媒时代人媒关系的重塑

人作为社交的主体,不应该被技术把控。在智媒时代,个体容易迷失在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中,按照平台设计的逻辑进行社交活动和处理问题,逐渐被“他者化”,具体表现为用户不再过多考虑自身的感受,而是一味地顺从,由此产生网络与现实社会强烈的撕裂感和脱节感。在社交活动中,人是社交行为发生的主体,注意力应集中在自身。

第一,技术由人创造也应该为人服务。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时代的座驾,然而能够驾驭技术从而影响时代进程的,永远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9]无论技术怎样发展,技术的价值指向应该是“回归自我”,实现人主体性的解放,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人,才是人類自身的最高创造”。[10]在以流量为导向的今天,平台应该注重维护用户个人权益,为用户创造一个安全便捷的沟通渠道。

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如“元宇宙”的核心就在于个性化与参与感。传统媒体时代“传者本位”的语境下,受众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动地进行选择,不能满足受众的个人化需求。智媒时代实现了由“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有效的、合理的数据爬取可以使个人需求更可见,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受者本位”在传播过程中的回归。

第二,技术与人之间应该存在一定边界。在《中国青年报》的上网体验民意调查中,63.6%的人认为花过长的时间上网会使人内向,57.3%的人认为依赖网络社交会使人更加孤独。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警惕媒介对人的异化。技术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欲望进而实现对人的控制。马尔库塞认为:“新的历史主体正在诞生,可以抗衡人类主体无限制的发展。”所以,理解技术及算法背后的运作机制和原理,正确认识媒介,了解到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媒介的和谐共生。

第三,以人为主,一体共生是未来人与媒介、人与技术关系的发展方向。智媒时代数据、算法、AI等技术会如同空气一样散布在我们周围,一体共生即以人为主体、共同发展才是人与技术关系演变的方向。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在被技术震撼的同时,同样要理性看待问题,把控技术的发展方向,强调人的主体价值,让技术为人类服务,实现从“役于物”到“假于物”的转变。

注释:

[1]李宏,李微.社交媒体倦怠研究述评与展望[J].情报科学,2017(09):173.

[2]马特·里克特.科技到底改变了什么[M].黄瑶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3]腾讯研究院.社交网络斋戒实验报告,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035805,2017-6-30.

[4]喻国明,杜楠楠.智能型算法分发的价值迭代:“边界调适”与合法性的提升——以“今日头条”的四次升级迭代为例[J].新闻记者,2019(11):15-20.

[5]洪杰文,段梦蓉.朋友圈泛化下的社交媒体倦怠和网络社交自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2):76-81+85.

[6]董晨宇,丁依然.社交媒介中的“液态监视”与隐私让渡[J].新闻与写作,2019(04):51-56.

[7]韩炳哲.倦怠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卢家银.无奈的选择:数字时代隐私让渡的表现、原因与权衡[J].新闻与写作,2022(01).

[9]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靳希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526.

[10]黄欣荣.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02):54-5762.

参考文献:

[1]沈阳,冯杰,闫佳琦,向安玲.网络连接观类型划分、演化逻辑及风险防范[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03):126-131+141.

[2]姜禹泽.S-O-R视角下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规避行为分析[J].全媒体探索,2023(09).

[3]熊兰.呈现与设限:微信朋友圈使用倦怠现象探究[J].新媒体研究,2023(16).

[4]胡钰,陆洪磊.扎根理论及其在新闻学中的应用[J].新闻大学,2022(02):12-16.

[5]刘鲁川,李旭,张冰倩.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100-106.

[6]吕冬青.微信朋友圈“语境消解”的定性研究[J].编辑之友,2016(08):62-67.

[7]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02):20-37.

(作者: 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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