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馨宇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的数据，运用环境犯罪学理论、个人被害因素理论等犯罪学理论，就城乡差距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影响进行理论剖析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概率更低，但被诈骗接触后更容易受骗和发生实际损失，同时，随着老年人被骗脆弱性的减弱，城乡居住地差异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影响更小。为降低老年群体的被害性，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应进一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老年群体的权利意识以及适应能力。

关键词：老年人；城乡差距；诈骗被害；脆弱性；诈骗接触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1.064

0 引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加之新时期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以及情感出现极端变化，孤独感增强，希望向外界寻求价值认同，因此极易成为被诈骗的目标。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高速城市化的同时，全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5.4%，其原因之一是在农村家庭中，中年农民在经济景气时进城打工，在经济萧条或者年老时返乡生活，因而中国的城镇化是未完成的城镇化，城乡差距依然显著的存在于老年生活当中。因此，本文决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深入探究城乡居住地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因果关系。

1 文献综述

在国外，现有的老年人被诈骗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Burton等人通过生成16个背景—机制—结果基阵（CMOCs），描述了社会孤立、认知、身心健康、财富状况等因素如何导致老年人成为金融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者。 Deliema认为诈骗的预防工作应侧重于减少社会隔离，以加强对老年人的保护。

在国内，直接探究城乡差异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影响的文章相对较少，但是也不乏研究老年人诈骗被害性的文献。雷晓燕、沈艳、杨玲深入探究了互联网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老年人被诈骗中的作用，得出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从总体上看是利大于弊的，数字技术虽然增加了老年人的诈骗接触率，但在被诈骗分子接触的情况下，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比不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实被骗可能性更低、财物也更小的结论。

此外，国内很多文献都根据我国城市化历程，提出了城乡差距对老年人生活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王宾认为，虽然国家近年来积极地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相较城市依然较差，不仅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效率，而且直接关系到农民的身心健康。张友琴认为，城市化冲击了传统的“孝”文化，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利益结构，使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陷入两难境地。倪华、彭婧、姜静认为，农村空巢老人由于身体状况不好，防范意识、法治观念薄弱，且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警力及监防体系设施不足，极易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标。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2.1 个人被害因素理论

個人被害因素理论是由英国的犯罪学家Sparks Richard提出。该理论对某些群体和个人的重复被害进行了研究，认为有些群体和个人之所以反复被害，是因为他们具有被害性，即具有很多导致个人和群体被害的因素，这些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八个方面：促成或挑衅、加害因素、助长因素、弱点因素、合作因素、吸引因素、机会因素、免罚因素。

2.2 环境犯罪学理论

传统的犯罪学理论主要从犯罪人的生理或心理特征入手，强调社会差异等社会因素，较少从现有的物质环境出发讨论犯罪防控策略，以至于难以遏制当时社会的犯罪增长。由此，环境犯罪学应运而生。环境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是从犯罪原因论的理解转移到对犯罪情景的理解，将犯罪当作是社会事件，提出通过防卫环境的设计管理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因此，据上述理论推断，城乡居住地对老年人被诈骗可能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当前诈骗多为电信诈骗，属于非接触式诈骗，需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作为媒介，而农村相关设施较不完善，所以居住在农村可能会减少老年人的诈骗接触。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所处社会环境不发达，信息闭塞，又多为留守老人，极易产生弱点因素和机会因素，从而导致老年人被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可能性增高，但是实际被骗的可能性降低。

3 数据和变量描述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CHARLS2018。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是北京大学开展的一项长期的调查追踪项目，调查的目标对象为45岁以上年龄的个人及其配偶。本文选取了问卷中年龄、性别、学历、居住状况等信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3.2 因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诈骗接触和诈骗被害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诈骗接触这一因变量根据问题“过去一年，是否有人试图对您进行诈骗？不需要有财物损失”来进行构建，回答“有”则取1，回答“没有”则取0；诈骗被害则根据问题“损失了多少钱？如果没有损失，填0Yuan 元”进行构建。回答大于０则取值为１，反之为０。

3.3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居住地，由问题“您在居住地址居住时主要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进行构建。“1”表示生活在城或镇的中心区；“2”表示生活在城乡或镇乡结合区；“3”表示生活在乡村地区。

3.4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及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年龄（本文选取的样本均为60岁以上个体，由年份—出生日期来确定）；诈骗经历（0=1年或者更久以前未被诈骗，1=1年或者更久以前存在诈骗经历）；健康程度（1～5，很好—很不好）；生活满意度（1～5，极其满意—一点也不满意）；性别（0—男，1—女）；受教育水平（1—11，文盲—博士毕业）；社交活动（0=过去一个月内未进行任何社交活动，1=过去1个月内进行了至少1项社交活动）；金融投资（0=否，1=是）；民族（0=汉族，1=少数民族）；宗教信仰（0=无信仰，1=有信仰）。

4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因变量特点，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住地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影响。出于稳健性检验的需要，输出了4个模型。模型一、模型二分别为排除控制变量后因变量诈骗接触、诈骗被害与城乡居住地的模型，后两个模型为引入控制变量后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模型。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没有控制变量的影响下，随着老年人居住地由城市向乡村移动，老年人诈骗暴露的可能性降低。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相较于城市老年人来说，更容易遭到诈骗损失。模型三和模型四是引入人口学特征、生物学特征、社会学特征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引入后城乡居住地对老年人诈骗暴露和实际被骗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可以印证上述假设。一方面，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信网络诈骗逐渐成为刑事犯罪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老年人在上网基础设施和终端条件等“接入沟”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同时，一些专家认为代际距离会反向影响代际反哺，这种反哺在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农村老年人的子女在其同辈中可能也属于数字弱势群体，因而难以发挥代际反哺的作用。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回归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老年人的居住地由城市向农村移动，老年人诈骗暴露的可能性降低，但是实际受骗的可能性会提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兴起，以数字交互为基础的电信网络诈骗正逐渐成为犯罪的主流，虽然老年人对当代新型诈骗具有较弱的识别能力，但研究表明老年人在互联网的使用中存在着“学习效应”大于“暴露效应”的情况，适度使用互联网有助于老年人提升防骗意识。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进而有效防止老年人被骗案件的发生。同时，社区可以通过小组工作，有效介入老年人行为模式，在认知、学习、榜样引导、强化4个阶段进行社区防诈宣传，给予老年人有效的犯罪预防支持。此外社交孤独与较高的诈骗风险相关，独居老年人由于某些原因而独自生活，由此而产生的孤立感使他们愿意与外人交流，包括对他们有动机的犯罪者，因而得不到家庭成员有效监督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诈骗犯罪的威胁。因此，国家社会应当凝聚共识，积极向老年人家庭的其他進行防诈知识宣讲，提升家庭整体防诈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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