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艳春

（青岛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1］4，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3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就要让中国的民俗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就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内涵。

《聊斋志异》是一座民俗宝库，蒲松龄堪称研究民俗学的一大富矿。［2］2我国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民俗信仰及民俗语言艺术等内容在《聊斋志异》中都有丰富的呈现。作为优秀文学作品，其翻译对民俗文化对外交流传播有积极意义。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主题或篇名或关键词字段中，包含“民俗文化翻译”的期刊文章有59 篇，大部分文章都笼统探讨民俗文化翻译的方法。目前未检索到结合《聊斋志异》探讨民俗文化翻译与传播的文章。本文以《聊斋志异》的两个代表性英译本，即《聊斋志异》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宋贤德（Sidney L.Sondergard）译本和《聊斋志异》经典译本——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译本为载体，分析《聊斋志异》英译本中民俗事象的翻译策略及利弊得失，总结成功的翻译经验，助力优秀民俗文化翻译和对外交流。

一、译本简介

宋贤德（Sidney L.Sondergard）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是《聊斋志异》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意义举足轻重。译者宋贤德教授曾执教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他不但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而且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因此他的译作是集研译为一体的巨著。从最初在所教授的课程里融入《聊斋志异》的素材，到逐渐深入研究，到后来产生了翻译《聊斋志异》全译本的执着信念并付诸实践，这都为英文全译本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译著分为六册，第一、二册成书于 2008 年，后四册分别于 2009、2010、2012、2014 年出版。自此，《聊斋志异》结束了无英文全译本的历史。宋贤德在序言一中写道：“尽管蒲松龄故事所描述的花狐鬼魅世界让《聊斋志异》千古留名，当代的英语读者也能从与儒家价值观相关的故事中获益良多，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家庭中反复被灌输：子女要对父母尽孝道，强调公共礼仪和传统节日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性，比如清明，每年这个时候全家人要外出扫墓祭祖，缅怀先人。”［3］90-97由此可见，宋贤德译本的一个重要的翻译目的就是让当代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聊斋志异》最早的经典译本，为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所译，1880 年首次出版。当时的世界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甚至存在很多误解扭曲的印象。翟理斯在1908 版导言中写道：“原本想完成整个作品的翻译，但是后来细读之后，发现有些故事不适合我们生活的年代，或者有的故事完全没有意义，因此最终选译了164 篇自己认为最好、最有特点的故事。”［4］xxi可见，译者有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但同时根据自己的意图和喜好进行了取舍。

二、《聊斋志异》中的民俗事象

《聊斋志异》主要以民俗风情、民间故事为基础，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和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是我国文学史上搜集民俗风情、民间故事、俚曲最辛勤，吸取民间文学营养最丰富，成就最大的古代作家之一。［2］1蒲松龄是人民的艺术家，《聊斋志异》无疑是民俗文化荟萃的代表作。

依据民俗学的分类标准,民俗事象主要分为四类：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聊斋志异》中随处可见这些民俗事象。篇幅所限，本文选取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内容，对两个译本中民俗事象的英译策略进行研究。钟敬文对民俗事象定义如下：

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1］6如《聊斋志异》里的“城隍”“菩萨”“道”“佛”“狐仙”“阴阳”“巫术”“乩仙”“琴瑟”等。

社会民俗。亦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例。它包括社会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民间娱乐民俗等。［1］6如《聊斋志异》里的“春节”“寒食”“清明”“上元”“端午”“中秋”“重阳”“杂技”“演春”等。

三、《聊斋志异》英译本中民俗事象英译策略分析

翻译策略分为归化和异化策略。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对“归化”和“异化”策略做了详细阐释：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是指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韦努蒂认为：“归化这种通顺的策略追求的是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并在外国作品中寻求与目的语文化相同的文化，即在异国文化中寻找同一个自我。”“异化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形成文化差异。要在目的语中重新创造原文中相类似的特殊表达方式。”［5］195因此，归化策略易于读者接受，但是会丢失异域文化；而异化策略则尊重各国文化差异，追求文化的多样性，在译文中最大限度的再现异域风情，但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难度。下面笔者将从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两个方面，对比分析翟理斯译本和宋贤德译本中民俗事象的英译策略。

（一）精神民俗（见表1）

表1 《聊斋志异》宋贤德译本、翟理斯译本精神民俗实例及英译

《聊斋志异》是以谈狐说鬼讽喻世情的，这就牵涉到民间的原始信仰和亚宗教迷信等问题［2］2，神鬼妖仙及儒释道信仰等精神民俗内容在《聊斋志异》里处处可见。中西方民众民间信仰、民间哲学、民间艺术等都相去甚远，能否精准译介并让西方读者接受，译者的翻译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翟译本主要采用归化译法来翻译精神民俗。例如，将“城隍”“关帝”分别译文“the post of Guardian Angel”“the God of War”，将“城隍爷”译为西方的“守护天使”，将“关帝”译为“战神”，并加注释“the Chinese Mars”，即罗马神话里的“战神马尔斯”；将“和尚”“道士”统一译作“priest”，即“神父、牧师”，偶尔加上“Taoist”或“Buddhist”加以修饰；将“仙人”译为“immortals”，注释为“The‘angels’of Taoism”，即“道教中的天使”。可以看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译者竭力找出中西文化之共性，用西方文化形象替代中国文化形象，这种归化的译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更易为读者接受，在当时对传播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这种过度归化的译法不够严谨，也不适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民俗文化里“城隍爷”是道教中守护城池之神，而“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为上帝服役的灵，二者相去甚远；“关帝”亦不同于“战神马尔斯”。翟译本将“菩萨”音译为“P’u－sa”或“Buddha”，但“Buddha”是指“佛”，“菩萨”一般用“Bodhisattva”，二者不可混淆。在翻译西方文化中完全缺失的民俗事象时，翟译本偶尔也采用“拼音＋脚注”的异化策略，比如将“阴”“阳”音译为“yin”“yang”，并加注释：“在一个康健的人身上阴阳是和谐平衡的。广义地讲，阴阳是两种原始力量，万物都是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进化而来的。”［4］109

相比而言，宋译本的翻译则以异化策略为主，译文也更精准。宋译本将“城隍”“关帝”分别直译或音译为“Town God”“Guandi”，然后详加脚注，助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例如，“关帝”的注释如下：“关羽（卒于219 年），《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三兄弟之一，蜀国名将，致力于复兴汉室，关羽被尊为‘关帝’（也被称‘财神’），道教奉其为‘武圣帝君’，佛教奉其为‘伽蓝菩萨’。”［6］7可见，宋译本不但翻译准确，且注释详实。又如“菩萨”一词的翻译，书中第一次出现“菩萨”时，译者译为Bodhisattva（菩萨），然后加了脚注如下：“guanyin，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智慧和爱的化身，菩萨手持之杨柳枝是慈爱的象征，可消病去灾。”［6］340后面的文章里再出现“菩萨”时则直接音译为“guanyin”，再加脚注。这说明译者翻译时考虑到了读者接受，在读者对这一民俗文化尚不熟悉时，采用归化译法，而当目的语读者对这一民俗文化已有认知后，尝试异化策略，可见译者考量了读者接受，同时尽量尊重原著，旨在原汁原味地传达文化内涵。详细的脚注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拜观音”，读者会发现其实中西方精神信仰并非水火不容，中国人心中的“观音”是真善美的化身，能拯救万民于水火，这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民间哲学术语“阴阳”二字的翻译也可看出译者的斟酌，在表示“阴曹”“阳世”的时候，译者将其意译为“The underworld”“The mortal world/the world of the living”，在表达“阴气”“阳气”的时候，译者则将其音译为“Yin and Yang”，并加脚注加以解释。这一译法语言层面精准，思想层面阐释充分，传达了中国信仰民俗，利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可以看出，宋译本以异化为主，但也不完全排斥归化译法，翻译方法服务于目的。

民间艺术词汇如“各种乐器演奏”，翟译本亦倾向于归化策略，宋译本则都采用“音译＋脚注”的异化策略。例如，翟译本将“笙”“箫”都译为“flageolet”，将“琵琶”译为“guitar”。“flageolet”为西方的“竖笛”，十六世纪源于法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经英国的器乐制作师改造，“英式竖笛”也开始流行，这与我国的“笙”“箫”还是有差异的；西方的“吉他”与我国的“琵琶”也是大不相同。这种完全用西洋乐器代替中国乐器的译法丢失了中国艺术民俗文化信息，可以看出，艺术民俗并非翟译本要译介的主要内容。宋译文则将中国民俗乐器琴、筝、笙、箫、琵琶都音译为“Qin”“Zheng”“Sheng”“Xiao flute”“Pipa”，再在脚注里阐释乐器的主要特点，既保证了目的语读者接受，又尽量传达异域风情。

从精神民俗内容的译介来看，翟译本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西人可以大概了解某些中国民俗文化事象，但难以全面精准了解其文化内涵，故而该译本传播精神民俗的作用有限；宋译本采用异化策略，对精神民俗内容做了详细的注释，更利于精准传播精神民俗的文化内涵。

（二）社会民俗（见表2）

表2 《聊斋志异》宋贤德、翟理斯译本社会民俗实例及英译

社会民俗主要体现在岁时节日和婚丧嫁娶礼仪等方面。《聊斋志异》中多次提到各个岁时节日，利于西人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例如，翟译本将“清明”译为“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并加注释“二十四节气之一，一般为 4 月 5 日，清明节宜祭祖”。［4］3将“寒食”归化译为“the great fast－day”，即“斋戒日”，并加注释“The day before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4］76，因为翟译本里“春节”也是译为“Spring Festival”，因此，“寒食”被注释为“春节的前一天”，可见此注释有误；另外，将“寒食”等同于“斋戒日”亦不妥，“斋戒日”多为宗教习俗，某些宗教选定某些天或季节来进行斋戒、祈祷等活动，这显然不同于中国的“寒食”，会让西人误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翟译本将“上元”译成“the Feast of Lanterns”，注释“上元节为每年正月十五，每年的第一个月圆之时，家家户户都会挂上彩灯。它最初是一种祭祀仪式，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4］61此注释有助于读者理解上元节的文化习俗。但是，“feast”在英语中指“宗教节日”，故而这种译法夸大了这个节日的宗教特点。翟译本偶尔也会采用“音译＋脚注”的异化策略，例如，将“端午”音译为“Tuan－yang festival”。并加注释：“此节为每年阴历五月初五，此日人们会进行‘龙舟赛’，故亦称‘龙舟节’。据传，此节日旨在纪念爱国人士屈原。屈原因建议未被国君采纳而投江殉国。”综上可见，翟译本对岁时节日民俗内容的翻译对传播中国文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某些内容的准确性值得商榷。

宋译本将“清明”音译为“the Qing Ming Festival”，“寒食”直译为“the Cold Food Festival”。并详加注释如下：“清明节也译作‘Pure Brightness Festival’或‘Tomb－Sweeping Day’，时间为每年的4 月5 日或6 日，人们会到自家墓地纪念先祖。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冬至后的第105，106 或107 天），人们不生火做饭，只吃寒食，故名寒食节，这一节日是为纪念介子推而得来。”［6］22宋译本将“端午”译为“the Dragon Boat Festival”，将“上元”译成“the Lantern Festival”，并加了注释。宋译本作者在序言中特别提到，要从译本中了解中国传统岁时节日对凝聚民众起到的作用，如清明节全家一起祭祖等。［6］xxi因此他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做了详实的注释，比如，“中秋”译为“the Mid－Autumn Festival”，注释“中秋节为每年阴历八月十五，此节日是与收获相关的节日，全家人一起挂灯笼、赏月、吃月饼”。［6］1283文化注释对西人了解中国的“家”文化有重要作用。综上可见，宋译本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采用“音译/直译＋脚注”的翻译方法或意译的翻译方法，从思想层面比较精准充分地传达了中国节日民俗的文化底蕴及思想内涵。但是，两个译本也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比如翟、宋译本对“春节”的注释，两个译本中都将“春节”译为“Spring Festival”，翟译本注释为“春节即春分，时间大约在三月二十日左右”。［4］374宋译本注释为“春节，也称清明，几乎与西方的复活节同时庆祝。此节日庆祝万物复苏，也纪念已故之人，给坟墓清除杂草，修复墓地并祭祀先祖”。［6］49此处两个译本的注释都有误，古时以“立春”为“春节”［7］60，但并非“春分”，也非“清明”。这是译本后面需要修正的内容。

中西方婚丧嫁娶民俗亦是迥异。《聊斋志异》里多有婚丧场景的描述，例如，中国民俗中婚礼要饮“合卺”酒，翟、宋译本都将其译为“drink from the wedding cup”，翟译本加了更详实的注释“新娘和新郎共饮杯中酒，两个酒杯是用红绳系在一起的，寓意姻缘前生注定。传说是月下老人掌管人间姻缘，因此中国有俗语‘姻缘天注定’‘千里姻缘一线牵’”。［4］113翟译本将“月老”译为“an old man who lives in the moon”，将“媒媪”译为“The go－between”并详细解释其文化涵义，这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婚俗文化；宋译本将“月老”归化为“matchmaker”，将“媒媪”译为“marriage broker”，但未加注释。相比较而言，翟译本更突出对婚丧嫁娶民俗的阐释，加注数十次讲解中国的婚丧文化。可以看出，婚丧习俗是翟译本重点译介的文化内容，有助于西人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民俗习惯，其归化译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这也是译本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结语

可见，翟、宋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迥异，翟译本以归化为主，宋译本以异化为主。两个译本民俗内容翻译策略的对比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译本具有时代性，译本翻译策略也具有时代性，译本更新要与时俱进，随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深入。民俗文化传播不会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翟理斯译本成书于1880 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翟理斯的“归化”策略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西方文化的相同点，从而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化。宋贤德译本2014 年问世，此时世界对中国已有颇多了解，因此，宋贤德译本的“异化”策略更利于西人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可见，两个译本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佳作。

第二，译本翻译应注重思想性及对民俗内涵的挖掘与传达。随着中外交流越来越密切，民俗文化翻译也应由宏观及微观，由粗略到精准，由笼统到详实，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推进。翟理斯译本主要对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基础内容，如婚丧民俗、节日风俗等，加入了详实的注释，但是不够全面，对精神民俗的译介更是欠缺，因此，此译本远远不能满足当下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需要。宋贤德译本则采用“直译加脚注”的异化翻译策略，比较充分准确地再现了中国民俗内容及其文化内涵，忠实、充分地译介原著中各种民俗文化事象，努力传达作品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宋译本作为第一个全译本，全面深入地传达了原著的内容，堪称一部中国民俗文化概览。宋译本注重民俗学考量，对民俗事象的译介策略可应用在民俗外宣中，对推动文化外宣、特别是民俗文化外宣有积极作用。

最后，民俗文化走出去还需要加强对英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研究，了解海外读者对各个译本的反馈及译本的影响。各个译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其读者接受情况也会不同。过度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精准传播，过度异化的译本又会增加读者理解异域文化的难度，进而影响其阅读量和接受度。因此，如何实现高效传播中国文化并同时提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度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之，译本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受众群体的反馈和接受情况，要了解各译本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总结成功译本的译介经验，从而助力民俗文化更有效地交流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