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510635)

郑州本土小说家许建平是个民间叙事的高手。他用素朴笃诚的平民视角和浓郁的底层情怀,同时又秉持知识分子的文化观照,为那些不入史册的平凡百姓立传。他笔下的人物,如老屋上的藤蔓总是企图挣扎着伸展着,却又在执拗和碰壁中遭遇湿苔的侵扰。这些边缘地带的人,绝少受到待见和恩宠,他们恍惚度日却又浪漫幻想,有时像黑夜一样黯淡无华,有时像风暴一样狂怒哀伤。他从对于生命的思考写起。

当他写出中篇小说《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以后,已经有了叙事自觉,以槐树街为根据地,将笔触伸向那些卑微而有意味的生命。他也由此确定了民间叙事的基本立场。他在为郑州老城区设定一个地理标识——槐树街,同时也为此建立一个文化坐标。在这条狭仄的街巷,老槐树是它最醒目的景物,它峨冠蓬勃,虬枝伸展,覆盖廓大。春天时,木白色的槐花一朵朵、一串串绽放,它沁人心脾的清香将满街满巷都弥漫在梦的记忆里。槐花,是审美,也是穷人的吃食。夜色到来时,树荫处隐约可见低门矮户窗口的昏黄灯光……一个写小说的人,若是没有创造出那具有鲜明生存环境和文化坐标的典型环境,若没有塑造出那具有可解读性、带给人无限延伸性思考的典型人物,那么,这样的小说将是令人遗憾的。

许建平生性淡泊,他对写作似乎不抱过于宏伟的志向与目标。他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养修为、精湛的叙事能力,这一切,让他在众多小说家中具有清晰的辨识度,有着独异的风格与气质。他的人物薄如草芥和飘叶,他们执拗或挫败;却总有自己的说项和原则,也有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思想资源是民间社会中平头百姓遵循的德性与立场。

许建平总是用复杂的目光打量这座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民间百态,这如同他身上的矛盾气质：从小厮混在底层,对那里的生活不隔膜,这是他写作的题材质料;他不大像个文人知识分子,虽然他是。他写作,却不进入隐秘越界的美学生活,他不在美学生活与伦理学生活之间冲突挣扎,因为他本人秉德尊义,信奉的是伦理学原则。他秉持传统文化中的正气狷介、古道热肠,长尊有序、男女有别、扶弱恤贫;但他同时是个眼光敏锐、善于观察和思索、富于现代精神的小说家。他的反思,力透纸背,他的小说具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可解读性和延伸感。对许建平的小说,我们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许建平小说里的郑州老城区地理标识——“槐树街”

我对许建平小说里描述和命名的那个叫槐树街的地方并不陌生。沿着他所给予的提示,那应该是在郑州市区东南方向。

我在郑州待了14年。4年大学,10年在位于郑州市经七路的河南省文联工作。许多的日子,闲歇时,我穿过金水大道、花园路口、紫荆山公园,再一路向南——我总喜欢到那段土城墙边蹀躞。

那墙体是赭褐色的,带着久远岁月积叠的沧桑。拨开榛丛,走到上边略为平展一些的地方,但见上边长满蒿草、剑麻和蒲葵。若是春夏之季,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迎风摇曳。

向下看,是偎着城墙搭起的一片片临时棚户。低矮而陈旧的房子,有的用毛坯垒着四壁,有的是用整齐的砖块砌成。这是多少前来郑州闯荡的人们临时搭起的住处,时间长了,便成了平民的聚居地。走出棚户区,走到内街,便是鳞次栉比的房舍,车水马龙的人流。还有些僻静的街道,也是烟熏火燎的市井风情。这是管城区一带。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许建平所摹状的槐树街就是某一条街衢。

郑州东南一带,从德化街、管城街到东大街,曾是郑州的老城,保留着底层平民社会的原初风貌。这里是郑州最典型的、充满民间气息和底层社会图景的地方。这里的某个街巷,正是许建平笔下槐树街的原生地,他精心描绘过槐树街的外景：

槐树街原本是一条逼仄破旧的小街,因成活于明朝末期的三颗老槐树而得名,依傍着几截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黄土城墙拧麻花似的曲折延伸。破旧是真够破旧的了,但却不是那种古色古香的破旧,灰色平房、红砖炮楼和油毛毯窝棚,结伴出示给天空的永远都是一种棚户区景观。

这一段描写,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商周那一段古城墙。

郑州,史谓“天地之中”,古称商都,5千年前,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就在这里出生和建都。现在,郑州商城遗址更为世人瞩目。这正是槐树街毗邻的那段旧城墙,我当年在土墙上边溜达时,却不曾想这脚下踩着的是有3500年历史的西周遗存。

许建平笔下的郑州,便是嗅着历史遗风的城市。这里的三教九流都有历史沿革和血脉因袭,潜在的文化在一代代人身上淌流着。而许建平笔下槐树街上的人们,他们身上有植根于历史深层土壤的传统美德,也有不谙世事、冥顽的劣根性。这些游荡在体制外的人们,犹如古老城墙上那长在砖缝和土屑中的野草,有的脆弱,有的柔韧,他们自生自灭,却又生生不息,这正是民间生活的真实图像。

许建平实际上是在为郑州立传,为这里古老里巷和新兴街衢人的命运写传。他的运笔很有深味,写人物命运总是向人的秉性、气质、个性深处延伸,写人物的不幸和悲剧,从不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欺凌。他用文学性笔法形象地表明,人的卑微和屈辱以及失败绝望,并不全因外因造成;也许,正是由于人的认知局限、盲从昏聩、非理性才造成了悲剧的发生。反过来又可以这么说,如果人都可能是清醒和理性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了。许建平写人物命运真是一把好手。

多年前,曾编发和阅读过许建平的小说,经年累月,对他小说中的人物诸如三哥、文先生、王胜利王总、断指者总是印象深刻。这些在郑州地界生活的人,他们生猛鲜艳、活蹦乱跳,把那片生活搅得沸腾而多姿。但他们又是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却是试问：谁配有更好的命运吗?

二、“三哥”的侠客梦

1996年我在《作品》杂志当编辑。是年,收到他的《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马上就被吸引了。三哥的形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送审很快通过,旋即刊发。可见,面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家都有共识。许建平的写作一出手就可以用成熟、老辣、不凡来形容,他好像没有稚嫩的练摊儿期。不久,我又陆续责编了他另外几篇小说,都属质量上乘之作。“三哥”出场,非常有光彩。可以用诸如扶携幼弱、敢爱敢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词汇来形容其秉性。他在槐树街,仿若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而他的浪漫与偏执、美德与迂阔的性格悖论,又如此发人深省。

许建平很会塑造人物,往往一个动作、表情、细节,人物个性与命运便有说头、有来历了。他塑造了不少人物,先说这篇小说里的“三哥”。

“三哥”其实是个无权无势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干着不法之事的无业游民。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里,“三哥”年方二十五六岁。他身材瘦高,有一双女性般漂亮的眼睛,有又黑又浓的眉毛。他脸部左腮上的那个刀疤,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年轻、英俊,反倒是平添了男人的刚毅血性气质。“三哥”长发披肩,这却又是艺术范儿男青年的气质。他总是穿着一件国防绿的旧军装,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衣服。从外形上看,“三哥”气度不凡。

“三哥”高中毕业以后因为一桩官司耽误了上山下乡,这让他滞留在城里、滞留在槐树街。他的父母双亡,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名叫五妹的妹妹要照拂。那么,他有什么经济来源,来支撑自己和妹妹活着?

小说没有仔细叙述这些情节,但通过写三哥因贩卖销赃物品不时光顾局子,入狱出狱成家常便饭这些细节,估计三哥干的是投机倒把等违法之事。他也因这行当维持了兄妹俩的生活消费。三哥住在父母留下的、偎着土城墙根儿搭建的平房小屋里,三哥是个并不富裕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穷人。

可三哥却又不是等闲之辈。三哥用他的威望和声誉,用他对一条街上良家少妇和幼弱之人的庇护,在街坊邻居中增加着对世道人心的持久影响力。三哥无权无势又无钱,他靠什么增加着持久的影响力呢?他靠的是担当、不背叛,秉持公义,并在关键时刻不惜抛洒一腔热血给你看。在他被抓的日子,三哥在公安局从不供出任何人,所有的责任他一个人担了。他出狱以后,自然是小兄弟们的敬重,好酒好肉的伺候。

小说第一人称的“我”,和三哥的际遇也缘于一场未发生的流血事件。

远在外地的父母给“我”买了一件新夹克,上学当天就叫赖四看中了,硬是穿身上不脱,说是要穿一段。扭打中赖四撂下一句话,晚上屋后城墙单练。这单练指的是一对一“火併”。在等待晚上单练的大半天时间里,“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小嫩鸡仔,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到了晚上,仍是揣了把菜刀以及半盒香烟,头冒虚汗单枪匹马出了门,下决心一赌胜败。等待自己的是赖四纠结了十几个小兄弟在那儿,其中也包括三哥。三哥问是你自己一个人来吗?答是我一个人。就这一问,三哥对这个不怵不怯的小兄弟刮目相看。待细问周详,得知事情真相,三哥不仅让赖四还了夹克,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便饭。从此,“我”也成了三哥队伍里一个成员。

三哥孚众,便是不欺软怕硬,是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三哥的威望和影响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三哥无权无势无钱,可他有唯一的权力,那就是生命。他在危急关头,不怕流血不怕自残。这样的行为够壮烈。当秋妹被三个小混混盯梢跟踪,她将苦楚说给三哥听时,三哥当即出手帮忙。三哥让三人先拿砖拍自己,三个砖头拍得三哥鲜血淋漓。这之后,三哥可就不客气了,他拿砖分别往三个人的脑袋上拍,三股血泉眼儿冒着,好不疹人。未了,三哥还不忘拿些零钱让三个人到小诊所去包扎伤口。

正是这一次,三哥赢得秋妹的芳心,秋妹要铁了心跟定这个拿命换信任的男人。

小说故事发生在1975年前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社会呈现着混乱和失序状态,许多强梁之人欺凌弱小无辜。人们在无奈中,选择民间的公道人。那些不怕事,不惧危险、挺身而出去帮人救人的好汉,成了人们的主心骨和民间英雄。

那时候的三哥,是槐树街上人们的依靠,靠他去摆平很多事情。三哥靠的不是口舌,不是说理;他靠的是拳头,是砸出个血窟窿给你看的那股子好勇斗狠,他不是因自己受侮辱受损害而以恶制恶,他的好勇斗狠,全因别人的信赖、依靠、夸赞。他认为没有他出手主持公道,那不公不义之事就压在弱者头上,他为别人而闯入险境。他因此成为槐树街上人们记忆中的神话和传奇。

被人尊重和称赞,让三哥成为活着的骄傲与光荣,他因此又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忠信仁义侠道,就是为了一个脸面。脸面在他那里竟是如此重要,它可以比生命重要。比方说,拿砖拍脑袋,如果别人拍死了自己,或自己拍死了别人,这都是血债、命案,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无权无势的三哥和槐树街附近的平民百姓一定会是这样的结局。三哥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却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这是三哥在圆自己的侠客梦。

侠客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这样的人总是白色衣袂飘飘于山崖或水湄。他们在月黑夜深之时飞檐走壁,干着杀富济贫、除恶灭害的行径;他们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之人;他们总是恪守承诺、重义轻生的侠气之人。

可以想象,在郑州老城根儿,三哥潜移默化的一定是这种古老的文化传承 。他的认知结构便是这样,他是懵懂的,内心没有被理性照亮,也没有开始现代性启蒙。因此他不会发问：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有几条生命去救活那承受不平的人?不平让下层人气憋,有冤无处申。你拔刀相助了,于这个人于你自己又有更好的出路吗?事情只能向更加一团糟、不可收拾的厄运中走去。只有理性,才能呼吁现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他也不会发问：若是重义轻生,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轻易放弃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担起在世的责任和义务吗?说起义,那是对父母的赡养尽孝,对妻儿的看护抚慰,对朋友的扶携帮助,对社会的努力奉献。这是真正的义,而不是一个莽撞之人为了旁人的一个鼓噪随随便便就送了命。

三哥这个人身上,有着太多可解读的外延性、丰富性。不可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三哥”这个人物是应该占有独特地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表面看,许建平似乎在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回望往昔,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文化的深层追问和个人命运的自省。这是反思小说,不仅反思个人精神价值的混沌无觉,也反思自以为从来如此的文化浸润带来的乖张、怪诞和蒙蔽。

三哥想做一个侠客,从这里引出了我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刺客的重新认识和梳理。

生活在郑州古城根儿下的三哥,他的文化基因里边,仍有千年厚土层叠积淀,仍有古老遗风在亘古之中的传递,三哥被浸润成执拗而幻想、迂阔而浪漫的模样。他的行为准则仿佛是可歌可泣,却是经不起推敲琢磨。往深处略作分析,就可以在他讲义节的美德秉承中,在他深陷于影响力的威望感和道德满足中,依旧是对权力的迷恋与崇拜。他喜欢摆平,他相信有他在,事情就可以摆平。他一个无权无势无钱之人,认为自己不怕流血不怕死,这种意志权力和生命权力的舍得,可以吓倒别人、战胜一切。这是非理性逻辑。但那时,三哥的确以拼死相较量,得到了许多精神上的满足;他也曾被崇拜。虽然他可以统帅的只有那些小兄弟,他的王国仅限于槐树街,出了这块地界,他什么也不是;而他的臣民就是遭遇麻烦把三哥夸得天花乱坠的人。但三哥已经很满足了,他不知道他在上当受骗中被蒙蔽很久了。

许建平借助于三哥这个人物,分析其性格命运,牵出其痼疾之源,将那春风不度、迟滞固守的文化环境与人文个性,写的是入木三分。

三哥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三哥擅长摆平这人伦关系的虚事,一旦涉及创造财富这些需要上手的实操之事,他就蒙了。改革开放的初年,三哥那么一个好脸面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也走上前台。槐树街上,三哥的酒店开张了,迎接他的将是什么?

三、“三哥”的经商梦

在槐树街是个响当当人物的三哥,在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要弄出些响声,他仍然要当个为人称羡仰慕的主儿。一番筹措,他在槐树街开起了第一家私营酒店,这真是一时间风光无两。

三哥依旧用他原先的江湖义气指挥酒店。他的中午和晚上,是在陪熟人吃饭喝酒中度过,这当然不用熟人花钱。有一般相识的人来酒店吃饭,临了要结账,三哥用手挡回道：“咋啦,咋啦,想打我脸不是。”那意思是说,你来我酒店吃饭是看得起我,你若付款结账就是不给我面子。三哥有所不知,开酒店,已经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讲的是盈余、利润、赚钱;否则,一切就难以为继。酒店一旦开业,从门面租金、装修花费、桌椅碗筷、员工薪水、菜肴原料等等,都需要钱财进账。没有收入、利润,何来经营,又何来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事,可三哥就是不明白。他依旧在用江湖义气那一套看似很道德化的思维来行事。他所谓的江湖义气,是前现代社会的“死本能”。遇事不怕流血不怕死,一个不怕死的人,放到战争年代,他自然是一条好汉,是一个有英雄秉质的人;但在和平年代,一个人不怕死,这就不是什么为人称道的高风亮节了。和平年代尤其进入现代性阶段,看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好好活着,给生存权利以最高的尊重和礼遇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首先活着,然后要担负伦理责任 。三哥不怕死的那一套已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派也渐渐露出窘况。三哥依旧沉浸在“摆平”的自我陶醉之中。三哥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原先他所擅长的就是摆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他发扬光大。当员工中间发生不团结、相互龃龉时,他非常喜欢坐在那里进行循循善诱的说服劝诫工作;他乐此不疲,员工为了让他有事可干,于是不断制造麻烦和矛盾,他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开导、仲裁的角色里。三哥不懂酒店运营,也不懂正常的管理机制,他不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是的,他从来没有学会算计得失,而做生意必须讲求算计得失。他终于走到酒店亏损破产的结局。赖四和秋妹逼迫三哥赋闲,这才使酒店死而后生。 秋妹终于要离开他了。曾经,三哥因为不怕死,替秋妹摆脱了流氓的纠缠,才获得美人的芳心,并且以身相许。那时的三哥,在一片瓦砾之上,勇猛果敢、济危解困,令女性倾心。秋妹顶着太大的压力,非要与他在一起。秋妹的父亲,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刑警队长江老秃。他怎么可能允准如花似玉的独生女儿下嫁给一个不法分子、无赖之徒三哥?三哥有他的一套,他在江老秃家门前硬是跪了三天三夜,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江老秃摆摆手,让女儿走了。这曾经是槐树街上的传奇。

秋妹原来是真爱三哥。那时的秋妹觉得一个敢为自己冒险流血的男人是大英雄,可以托付终身。她真是好人家走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刑警队长,是当时的现管,女儿也自然不会缺吃少穿。如此优渥环境中的秋妹,不会及早预卜生活之艰辛,她也不知未来的日子比树叶还稠。男人不仅要有仗剑天涯的江湖气,还要有养家糊口、仕途经济的在世本领。秋妹不管不顾,认定了三哥,非要跟了他。秋妹身上仍然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倾向。

但生活终于显露出它本来的真实面目。

三哥原本的莽撞、不计生死,在过去会被看成值得传唱的壮举;三哥原本不懂谋划,没有后继和可持续性的率意,在过去被看作是放野豁达之嘉德懿行。现在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曾经以为的潇洒、血性,都只能远观而不可近前,近前了,并参与其中,自己首先会被随性的飞刃砍伤,也同时会被如火的血性焚烧成黑色灰烬。当秋妹指望三哥为她遮风避雨、为她创造优渥的生活环境时,她的梦幻灭了。此时,她看穿了生活真相和个性真实。此时的三哥在秋妹眼里,不再是那个令她想起来就两眼放光、激情难抑的男人;三哥在她眼里只是一个毛发颓损、衰老肮脏的老熊。虽然三哥还不是太老。

曾经如此不堪的、跟在三哥屁股后边混混的赖四,只是稍稍动了下脑筋下了些功夫就将酒店做活了。秋妹并没有选择更远更高的人,只是眼前的赖四让她感觉可以衣食无忧,让她感觉至少比一蹶不振、又呆鹅一个的三哥有所指望,她跟了赖四。这不能从道德上指斥批判秋妹。女人要养儿育女、本能上的危机感、求安全感使她必然要选择可以给她解决生计之虞的男人。秋妹决定要与三哥天涯海角了。她坐飞机去了乌干达。

正是这最后一击,让三哥彻底崩溃了。他从此再也没有可凭恃、可牵挂的了。连女儿圆圆也留不住他。他做了一项决绝极端之举,一把火烧了酒店。三哥也从此无影无踪。不知他是否一同葬身火海,还是躲到哪里隐名埋姓。从此,槐树街上再也没有三哥,也没有关于三哥的传奇。

小说最后,小黑孩早已长大,成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若干年的某一天他在如厕时,见到了一个在公厕旁收费的酷似三哥的人。这人确凿应该是三哥,左边脸上那道熟悉的刀疤不可能出错。三哥不再是逞强斗勇、呼风唤雨的英雄。他守着公厕收费,他的乐趣非常简单,抿几口二锅头,吃几口油纸包里的猪头肉和羊杂碎。他面光油亮,已经发福。他们终是没有相认。只要知道三哥仍活在人世就足够了。

许建平塑造了一个代表底层、来自民间的典型三哥。三哥身上有着许多可解读性。

三哥其实不是一个洒脱、好玩的人,而是一个沉重、乏味的人。他不加思索地背驭着中国民间古老承训,不加甄别地运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不合时宜的侠客梦里,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生存真相。他蛰伏于胡同深处,是民间社会最低位置的那个,他甚至可以说一无所有,却偏偏想要襄助他人。他实在是毫无资源,只能拿自己的血和肉、生与命来交换一声赞誉。三哥实在是幼稚,真有人把你的脸面看成美德的丰碑吗?但在民间公义里,在曲直不分的无望中,三哥的血性与暴烈,的确曾给绝望中的人带来慰藉和指靠。

三哥打打杀杀的行径并不好玩,朝不虑夕的日子并不有趣。他没有公子派头和纨绔子弟的俏皮调侃,他总是眉峰紧蹙,每一步都仿佛在刀尖上过日子。他不是王朔笔下类似顽主那样的人物。王朔在《动物凶猛》《顽主》等小说中,曾塑造了一些欲望无从发泄的青春期叛逆者的形象。但王朔写的是北京部队大院里一群横冲直撞的优越之人,他们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们可以任性而执拗的打架斗殴。他们不用担心闯祸以后怎么办,家长有办法。十八岁以后的男女都可以到部队大熔炉,当上令人人艳羡的解放军。都说王朔 “一贫到底”,有语言生猛、叙事鲜活的文风,他敢于撕破一向伪崇高的假面。

许建平笔下槐树街的青少年,不可能有王朔笔下那些人的任性逍遥,这些城市平民子弟,没有任何资本和资源。这些引车卖酱者流,是踽踽行走飞扬尘土中的微芥,在民间社会的传统逻辑中趔趄地翻卷腾挪,自以为可以置礼法秩序于不顾,能够秉持大义纲常等公德。

可以说三哥也有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在舍弃中彰扬一种强力意志。他以为自己可以作为强梁者存在,凭强力意志和不惧械斗可以摆平世间不平之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底层民众怀揣了这种梦想,以为可以这样去做。到头来莫不是一场痴想。

三哥甚至不是堂吉坷德似的人物。堂吉坷德挥舞长矛,带着他的老马和一个仆人在世界闯荡,他处处碰壁而又不甘。他荒唐而执着,怪诞而自信,演绎着悲喜交加的剧目。而三哥懵懂而迂阔的人生里,总是错误判断着形势和个人能力,但他不甘心只成为槐树街上的一片落叶随风飘散归于泥壤,他的荒唐与悲壮,都是民间社会诸多人物类型的一种写实。

他不像西方小说和电影《教父》中的维克多。维克多少年时代亲眼看见了父亲因得罪柯里昂村的恶黑势力而惨遭杀害,其母其兄也难逃一死。维克多躲开魔爪,从小的志向就是报仇,他成了意大利黑手党老大,成为比恶还恶的人,成为以邪制邪的人,他终于了了夙愿,但也从此走向非秩序、法外之地的危险之路。三哥没有外部挤榨而生的复仇之心,他没有受到威胁与伤害。几次进局子,肯定也与他做了不法之事有关。三哥的梦想更超邈更辽阔,他欲凭一己之力恢复江湖上的规矩旧制,他以狂傲不羁,欲以撞开漆黑的虚无之幕,他想做逃逸日常樊篱的奢侈之事。

三哥欲以捍卫的旧制,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哲学截然不同。儒家文化讲求妥协、隐忍的中庸之道,推崇浸润和缓慢,有耐性拼或等到最后。儒家文化讲求按下不表,在生命的每个节骨眼儿上学习反躬自问,一日三省吾身。这里,不看重一池城之得失,只是远虑未来远景。如果一个人表面看风光无限,若是德不配位,因狂谵戾气而无警策,到头来危险与厄运仍会追撵而来。

三哥怎么会想到这些远虑与筹划。他鄙夷实用而庸俗的经验。他一把火烧了酒店,与其说是对赖四和秋妹通奸的愤怒,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无法进入现代性社会的极度恐惧。他是注定没有出路和前途的,他干不了任何实际之事。他没有文凭学历,但若是凭他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资质,努力勤奋重拾书本,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至少可以上个电大或者大专,但他不屑。三哥是那样坚决地要与文明、学养、成功划清界限。比如当三哥得知与他厮混的小黑孩考上了大学,三哥招呼众兄弟为小黑孩摆了最后一次酒席,为的是从此一刀两断。三哥自甘于民间底层,以不求上进、抵抗文明为盾牌,他与“混得好”的人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中的人。

若干年过去,许建平情绪复杂、五味杂陈地写下三哥,为一个城市平民叙事,他写下反思,也写下惋惜与怀念,更写下延伸既广的文化隐喻与诠释。

混乱、失序的年月,要求人的强力意志,谁敢拼死谁让人怵畏。和平的秩序年月,伦理要求紧迫而肃严,人的理性判断将胜过强力意志。三哥却没有及时调整改进,没有及时拨开船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和平秩序年月,一个人面对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需要判断。错误的判断会令一个人输掉手中的存有;正确的判断可将不堪入目的乱麻拾掇整理,进而织出夺目耀眼的锦缎。所谓穷人、可怜人,除了天灾人祸等不可预测之不幸令人同情悲悯,其他需要从自身查找原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甚至就连那些把身体弄得一团糟、不可收拾的所谓病人,也不能完全听信他们推诿于外因的口实。总认为不幸饶不过自己,总哀叹上天不公,这都是对自我责任的放弃。你为什么不去从内在查找原因,这里边要么是个人生活细节出了错,要么是认知观念的昏聩。总之,这个不懂生命与身体是个有机整体的人,偏于执念和妄论,连自己的身体都看顾不了,这人的领会、悟性都是大打折扣的。

那么关于三哥,一个如此颓丧而无前途的人,他不自救,那是任谁都救不了他的。他的绝路是咎由自取。日后,他如果还能守着公厕收费,为自己寻一口饭吃,还能活下去,已经很不错了。可他的活总是显得那样的摇摇欲坠,如同槐树街老槐树上的叶片,仿佛一阵风都可以将他吹向万丈深渊。

当年如此耀眼的三哥轰然倒塌了。这意味着民间边缘人物欲以进入历史壮丽美学幻梦的破灭。

类似三哥这等民间人物的故事还在这个城市发生,它以或悲或喜的命运形式继续。许建平仍然有兴趣和笔力去叙写新的历史阶段人之为人的故事。

四、野蛮生长

许建平仍然将笔触伸向郑州,那里的男女老幼总是牵动着他敏锐的神经。

看完他的《郑州谣言》,心头涌出一句话：平民的野蛮生长与资本原始积累之原罪。

《郑州谣言》中的王胜利,仍然是从槐树街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子弟。他的父亲原来是人人艳羡的铁路职工,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他因为娶了个乡下妻子,又生了众多子女,生活窘迫中他干起了沿着铁路四处爆玉米花的营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又加上本人的个性,王胜利从来都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但他又是一个遵循民间道德有情有义的人。他和一帮子小伙伴成了扒火车的“车厢帮”,按现在的解释,这是一群问题少年,干的是沿铁路打架斗殴扒车行窃的勾当。但他们不这样认为,反而觉得自己犹如高古侠客,干着杀富济贫、开仓放粮的壮举。他们在节日里杀回槐树街,把大包大包的冻鸡、冻鱼、冻猪肉羊肉和时鲜水果蔬菜分发给每一户街坊。要知道,在低标准时期,日常用品全都要凭票供应,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若是可以得到这么多诱人的食物,而且不凭票、不花钱,人们明明知道这是小混混们从火车皮装载的物品中偷来的,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所谓“偷公家的不算偷”,于是,积极的居委会主任烈属王大娘也参与分配,但她留了一手,让领到的每户签名,以备日后追查。也正是这个王主任,后来把王胜利送进了班房。王胜利坐了将近三年牢,才被放出狱。 许建平笔下的王胜利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率先进入商海的那一类人物典型。这些平民,生活在边缘的人,他们曾经被作为流痞、渣滓看待。正是改革开放,重新制定了识人用人标准,取消唯成分论,让以往被歧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成为人民群众一分子,他们在升学、就业,甚至提干问题上都不再受阻、不再低人一等;取消城乡户籍的限制,让农村人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于大中小各个城市打工或经商,凭本事吃饭。而那些曾经有过污点被打入另册的人,只要不再违反法律,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完全可以享有国家公民待遇。正是这批人,其中有不少成为第一批下海闯世界的人,王胜利就是其中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敢闯肯干,在某个行业、领域做出实绩,你就是响当当的能人、强人。

像王胜利们,他们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也就不怕失去什么。多年来他们在贫困、屈辱的底层挣扎,眼下,有机会让他们施展拳脚,可以赚钱盈利,改变从前的卑微命运,何乐而不为?他们不会瞻前顾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人,一般不想打破惯有的秩序和日常安定。进入新的冒险和闯荡兴许还会改变现状,至少不会比以前更差。从秉资上来说,这都是些不怕事、不怕输的人,也因此,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可以挖到第一桶金的,反倒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弄潮儿。

许建平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很少掉书袋子,他总是用浓郁的烟火味儿,笔致带着市井的活力与俗常,民间的不羁与犯规,去叙写时代生活中人物的性格秉质与命运嬗变。他在为郑州钩沉一段记忆,记忆它如何从内陆省会成为目前中国中部地区翘楚、现代商都的艰辛历程。他更主要是在写人的演变,写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横冲直撞、趔趔趄趄而迈向现代性门槛的。在这一行进过程中,有的人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的人遭遇淘汰的无情结局。许建平记叙了这段喜忧参半的历程,他笔下的人物犹如活化石,是我们检索那段历史时的重要依据。

野蛮生长中的王胜利什么都干过。从王板凳、王像章、王签证的称谓,足可以看出他犯忌越界的出格行为。小说从他开办“白云苍狗烧烤不夜城”写起。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从为饮食城取名、改名,到王胜利一路折腾直至开业,“我”一直是旁观者。

王胜利进入商界,如同三哥一样仍然是开办餐饮。民以食为天嘛。也可能是过去饿怕了,一放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餐饮业这个单一经营模式。曾几何时,这个城市的上空,飘散着浓郁的佳肴美食烹调烤煮刺激味蕾的熏香气流。

王胜利兴致勃勃要办一家规模颇大的“白云苍狗烧烤不夜城”。但是,小说里同时燃烧的三场大火——天然商厦、西苑烧麦城、《伊人生活》编辑部一座小楼相继起火,让迷信的王胜利对“烧烤”二字忌讳起来。

王胜利又让“我”想着改名,避开一切关于火的联想与牵涉。果然,烧烤改为“涮烤”,有火又有水。水能扑灭火,于是“白云苍狗涮烤不夜城”顺利开张了。他的餐饮业究竟能够走多远?不知道。

内陆省会郑州,比较岭南与江浙地区,经商传统不浓。商贾经验不足的河南,在改革开放初年,将走一条更加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探索之路。这条路上走来的是些什么人,能走多远,许建平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都埋下了伏笔。

来自槐树街的王胜利胆大、侠义,他自己虽然所受教育有限,但对文化知识充满敬重,也对禁忌迷信充满敬畏。他大大咧咧,有时涮嘴皮子;他豪爽,喜结朋友,结交的又多是喝高时的酒肉朋友;他是民间社会的典型人物,灵魂粗粝、经历复杂。他有过监狱生活的经历,柔韧与痞气共存。他不守规范,不按常理出牌,这才使他比一般守成者多了胆识,在野蛮生长的年月,敢于一试身手。

小说写到王胜利的不夜城开张为止,没有写他如何经营。许建平在铺垫一个即将登上时代舞台的上场人物。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月,各色人物纷纷亮相,他们的个性与做派悉数呈现,他们的走向与命运也是各有定数。

王胜利的言语行为真让人替他捏一把汗。他太咋呼,完全不是闷声发大财的模样。他很聪明,但他过去把聪明用在作假上,为人办理仿真的出国护照,居然可以以假乱真、蒙混过关。日后他进入经营领域,若还是依这种思维行事,那可就差矣。

槐树街上的人都不甘寂寞。三哥初涉商海,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王胜利王总,也让人揪心。瞧他那做派,日常和娱乐就是喝酒、捏背、算命。他还在依以往的惯性思维行事,尚未看出他的改变,看不出他给自己定的大志向、大筹划、大格局。他是第一代下海者某种类型的写照。那时,无论尊卑贵贱、穷富高下,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兴许,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他有后续性强韧之力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尝试着进入市场,正是在不断试验与纠错中。这里有骗局、歧路,也有机遇与成功。而机遇与成功正是由竞争与淘汰而来。

王胜利的形象塑造,体现着许建平不臧否只呈现,不批判只警策的春秋笔法。他本身就站在低处,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体恤亲情,却又勘察人性,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秉质、命运写得活灵活现。

每个有创造能力的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存地理位置。许建平借助于槐树街,他掀开平房屋顶油毛毡的覆盖,透过树隙间昏黄的光影,捕捉着那个街衢的浮生众相。这些无名之辈,因文学的叙事,被历史所收辑。

五、平民的粗暴与哀愁

我阅读完许建平的另一中篇《槐树街上没有树》以后,心情十分复杂。这里,有槐树街一桩桩死亡的报告,这要有多么粗粝而坚韧的灵魂,才能续写民间残忍而暴虐的生存真相。

《槐树街上没有树》由《舌头》《脸面》《哭灵》三个章节构成,它们可以独立成篇,又有内在关联,合辑起来是一完整中篇。

先说《舌头》。简要梗概是这样的：槐树街居委会刘主任欲将自己乡下老家、早已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女红姑娘介绍给革命残疾军人老宋。老宋不知在哪场战争中掉了一条腿,剩下另外半条腿。老宋在街边靠给人修鞋为生。就是这样条件的老宋也是香饽饽,农村户口的女子嫁了他,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谁知,刘主任的儿子刘东方与饱满红润的红姑娘却是对了眼。两个青春洋漾的男女半夜爬到平房屋顶学习切磋接吻的技艺。不想被查夜的刘主任一道手电筒强光照见原形。刘主任哭骂狂吼,以为丢了八辈子人,他一头栽地,突发脑出血身亡。儿子与红姑娘双双坠地,刘东方含着红姑娘的舌头未松嘴,情急之下,他将红姑娘的舌头吞进去了。本来是正常的男女相恋的事情,放到那个年月,刘东方却因破坏军婚被判三年徒刑。根本没结婚,哪来的军婚,就是因为老宋与红姑娘相过亲了。红姑娘决定等刘东方出狱,三年来她靠给人拆拆洗洗谋生。

终于等来了释放出狱的刘东方。红姑娘早已粉刷墙壁,糊裱好雪白的顶棚盼郎归。两人偎床依揽一起。刘东方抬头,却见雪白顶棚上有三块痰渍一样的东西,他起着莫名疑心,突然变态似的将一个钟表朝红姑娘砸去。是监禁生活导致他这样吗?他冲出门外。卑微惊恐中的红姑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也不知那类似痰渍的东西是怎么跑到顶棚上的。她试着向上吐,试着寻找缘由。她吐着、呕着、咳着,后来气绝身亡。

对这一章节,我先不做分析,接着再看看《哭灵》里的老韩,老韩也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伪满人员,平时受到歧视。他的独女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却未婚先孕。这在当时是丢人现眼的丑闻。

怀了身孕的女人母爱爆棚,她对所有的孩子都充满怜爱,即使是那些拿沙包往她肚子上击打的狼孩子,她也不生责备,反而和他们一起玩耍。那游戏如此残忍。那小小年纪的孩子之行为如此暴力,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不堪目睹的是老韩经过这里,他飞起一脚向自己亲闺女隆起的肚皮踢去,闺女当即流血满地,昏死过去。

男人们真道德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不能丢面子。为了脸面,臭丫将自己无辜的、也是受害者的妻子杀死了。当他拿刀砍下去的刹那,他没有痴疯,没有精神病发作,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妻子脏了,丢他颜面了,为此,他把她杀了。老韩自己作为黑五类早就受人歧视,可他为了那脸面朝自己女儿踢去。他可能会治她于死命,难道他想不到?男人通过道德依据轻而易举完成了杀戮。读到此处,心惊搐收紧,无比哀恸,为那女人们卑微而短暂的生命而哭。

《哭灵》仍然在继续着槐树街人命运的演续。

老韩闺女流产以后疯了。她被民警老左用自行车驮回她的家。老左是这里的片警,照顾关心街坊四邻是他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久,老韩闺女又怀孕了,不知父亲是谁。她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男朋友是高层某某某。谁都知道她是花痴,痴魔了。她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不知是怎么活下来的。男孩儿平时受人欺负,却不哭。有一天他被人往嘴里塞盐无法说话。男孩儿从此失踪。有传言说男孩儿是民警老左的。老左只有乡下三个闺女,现在把男孩儿送回老家了。老韩闺女又有了新营生,靠给人哭灵度日子。她总是哭得彻心彻肺。

老左死了,街坊们感念他生前的好,决定办一场哭灵以祭奠他。老韩闺女职业性为老左哭灵,哭得是天地垂泪。正哭着,一个青年男子暗中起身将她嘴里塞满了盐。老韩闺女从此哭灵生涯结束。据说,这个青年男子正是当年送往老家的男孩儿,他天资聪颖,已大学毕业,并发誓做官。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了此篇小说的梗概,常觉笔端滞重,心情压抑,寒气袭骨。

许建平不动声色却又神思严峻地进入身临其境的民间叙事。他的小说给人的裨益和延伸性思考就是：他不仅在摹状生存的原生态,他对人性本质和道德文化有着清醒的反思,并在沉稳结实的叙述中做着批判。许建平尤其怀着人道主义和人文立场,对民间卑微而又屈辱的女性寄寓着深切的同情。

可怜的女人红姑娘,她是那么生性恓惶,那么畏惧刘东方。她因害怕误解而窒息身亡。

那个老韩的闺女,她甚至是没有姓名的。她未婚先孕,从没暴露过侵犯她身体的男人,宁愿自己受着凌辱。她用痴疯挡住了屈辱与死亡的催逼。

许建平在反思男人,反思男权政治和人性之恶。男人要脸面,不惜逼女人去死。凡事男人可以做,女人不可以做。女人即使是被侮辱着,男人也让她以死平息社会舆论。男人这种思维和举动,自以为是天经地义,从来是对的。果真是这样,从来如此就从来是对的吗?男人不反思,灵魂扭曲,个性畸态,凡事都是女人的错,这种认知与秉性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可怕的物种。文学的本质就在于一点点开启反思之门,直指人心,为一个充满善与爱的社会到来而努力。

实际上,挥舞堂而皇之道德大棒的,不仅戕杀女人,也同样谋杀男人。

然后,我又读许建平的小说《老蕊》,看得惊魂乱魄。女人老蕊是槐树街上的一个理发师。她的香胰子香脂,她的摩挲剃头洗面,都是槐树街上人的一享受去处。她来历不明,有人说她旧社会曾当过妓女,老蕊不争不辩,她仍然待人良善、义气。 “我”堂哥清河,成分高,在乡下受白眼,于今逃婚来到槐树街。他到老蕊那儿理发。他进入缥缈的幻觉。清河堂哥听老蕊唱样板戏,跟着听,犹如“迷弟”。他上街捡大字报废纸,六麻袋可以换二块钱,这样可以买胖大海,让油烟嗓儿的老蕊喝了润喉。不知不觉中,50岁的老蕊和20岁的我堂哥相互取暖有了私情。

人们捉奸在床。人们把两个人挂牌游街。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人们的道德觉悟高,谁不道德了就被游街示众。堂哥清河喝敌敌畏死了。

小说从“我”去临终医院看望90多岁的老蕊写起,采取夹叙夹忆手法。油灯将近的老蕊对“我”说,你哥来到世上,短短生命只经历过我一个女人。老蕊拿出她积攒的三千元钱和一个金项链,要“我”逢着初三、清明、十月一找到清河的埋葬地——上坟,烧纸送钱。临了,老蕊还嘱咐我也到奶奶坟上烧个纸,原谅她给她老人家找麻烦了。老蕊没什么对不住我奶奶的,却是我奶奶对不起老蕊,在游街示众时,我奶奶对老蕊和堂哥的一顿责骂,或许是间接中逼死了堂哥。老蕊不计较别人对她的不仁,她始终以大度之义待之。

若是环境扭曲,人内里的恶会被激发、善会被掩匿;若是生存环境健康,人内在的善就会彰扬,恶会被制止。平民百姓的道德能力和水平是无从考验的,被利用的道德让人心冷漠如石头,冰冷而黑色。

当然,也不必那么悲观。民间仍有正直与善良的秉持,即使它以执拗而荒诞的形式存在。

六、血腥的尊严

许建平的小说《文先生》,写“槐树街中学”的一位老师。

一开篇写的就是“我”去看刑满释放的文老师。文先生已放出来多日,目前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离婚证书复印件分散张贴,似乎想要昭告天下他终于离婚的事实。故事从1975年开始。

文先生与妻子林文老师是美满的一对,他们的情爱当时让多少人羡慕。妻子即将生育第三个孩子,有些不顺,需剖宫产。文先生可以与主刀医生讨论竖剖还是横剖的问题。正是这次文明的交谈,让主刀医生认定知书达礼的文先生是他完成计生结扎指标的合适人选。文先生结扎了,手术有些失败。文先生不仅丧失了生育能力,同时也成了一个丧失性功能的男人。他佝偻着腰,从一个儒雅翩翩的有风度的男人变成恹恹病夫。

他在学校却是例外地得到了照顾,唯有他可以坐着给学生上课。人们窃窃私语,说这一切缘于学校工宣队负责人王师傅对他的关照,王师傅之所以关照文先生,是因为林老师。王师傅的家属在农村,属于一头沉,业余时间,他干活,也与男生打篮球,似乎在发泄剩余精力。他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汗,林老师拎了热水帮他,问他凉不凉、热不热。他们是自愿地走到了一起,有了私情。林老师为王师傅饱满紧致的男性身体吸引,王师傅为林老师的女性温柔气质沉迷。

文明的文先生向工宣队王师傅讨要一份离婚证明。未果。

不知是否由文先生导演了一次捉奸剧目。要脸面的王师傅竟然服毒自杀了。文先生并不想要这样的结局,他只是想以一种“兵谏”的极端行为,让王师傅给他开一张离婚介绍信,这也是他为维护自己男性尊严所做的抗争。王师傅之死,让文先生以破坏教育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13年徒刑。文先生出狱了,完成离婚这件大事了,他认为自己终于赢回了尊严。

许建平没有写任何人的不好。文先生成了结扎的受害者,他和林老师之间有了不为外人知的生理苦恼。王师傅和林老师之间,皆因春光太明媚、身体太旺盛。王师傅太笃诚,为了这次败露私情,却不惜以自杀谢罪。

你完全可以说王师傅可以选择不去招惹林老师,即使林老师主动传递强烈的诱惑也佯装不知,这样他就可以逃离悲剧的结局。你也可以说,王师傅可以选择不自杀,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他却把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金贵。开始迈出那一步时,已触犯道德脸面,事后却又为什么那么看重?

文先生那么善良、惹人同情,可他分明又间接地逼死了王师傅。可他又为什么不能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生活中若全是筹划得当,人们全都理性判断,就不会有那么多悲欢离合命运故事的讲述了。

《断指》这篇,讲述了另一个命运。

小说的主人公也叫胜利。那个年月,叫胜利的太普遍了。胜利是“我”初中同学,他约我有重要事聊一聊。原来他摊上大事了。他儿子在学校遭遇欺凌,他亲眼见到那个施暴的小子拿一把塑料水枪往儿子的屁眼儿里灌水,作为一个父亲,本能愤怒之下,一把撕裂了那个小子的耳朵。却不知,这欺负人的孩子有黑社会背景,名叫牛小辫,江湖称为“三老板”的人的儿子。这下还了得。三老板派手下人找到胜利,答应可以私了,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十天之内送三万元钱,二是送去一根右手食指。胜利作为转业兵到国棉六厂工作,后来成了下岗工人,他哪里能拿出三万块钱?“我”宽慰胜利,给他出主意说可以选择报案,胜利不同意。“我”又劝他和儿子到外地躲避一下,他又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这些主意胜利听不进去,说道上的人说到就会做到。 胜利已经被恐惧攫住了。他想了断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未等到三老板等人被抓服刑,在规定时间的最后期限,他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剁了。不能想象胜利经历着怎样复杂、艰难的思想斗争。当他举起刀将自己的右手食指剁下来时,那是怎样的疼痛难熬;他该怎样从案几上捡了这根手指,并用白布包起来;他怎样拿着断指赶到三老板租住的酒店。到了酒店,却发现房门关紧,原来,三天前三老板及其手下全跑光了。接着就是三老板被抓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于众。

最后,当“我”见到胜利时,胜利右手吊着绷带,他脸上却无沮丧只有平静。他说出这番话：“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我的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不当吃,又不当喝,要它干啥?但我这回偏偏就是要跟他们兑一个做人的秉气。”

胜利马上就使出了“精神胜利法”。他剁了自己一根手指,证明自己信守了承诺,兑了一回做人的秉气,他对自己下手狠,在嘴皮子上过瘾,让他释然;而当初为何引起的事端,早已被暗中转移了注意力。

有的人说了,这里是耀武扬威的牛小辫也是富人的三老板对无权无势的下岗穷人胜利的欺负。如果一定要按这种阶级层面划分,就会把里边应该反省的问题扭转了方向。应该说,三老板也是从穷人的阵营走出来的。他混的强势,便以为他可以随便吓唬欺负别人。他的儿子也在这种言传身教下小小年纪就成为校园暴力的施虐者。

话说穷人,这不是一个应该遭贬的阶级,也不应该是个不加甄别就给以价值首肯的阶级,穷人只是一种生存情态的暂时归名。在一个健康、正常的机会社会,每个人通过努力劳动,都可以从贫穷转成富裕;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偷懒怠惰,也可能由富变贫。当然,如果那些老弱病残确实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政府和社会机构理应给予看管护养,这也是公民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

那么,穷人中间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

应该说,不幸并不是穷人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随时都会遭遇不幸,无论贫弱贵胄;死亡也并不是穷人的专属,无论引车卖浆者,还是帝王将相家,都可能随时会被死亡覆盖。在人类所有的公平公正面前,唯死亡最为公平公正。

但现实中又真是贫贱之人百事哀。穷人和富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事标准方面,肯定有所不同。每个人每一天都面临抉择,判断力拷人一辈子,理性判断力缺失,会处处遇到陷阱。不愿接受知识更新,耽于浮浅之事,人会日益变得狭隘与昏暝,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他捡拾垃圾丢弃鲜花。事情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时,他归咎于命不好,因此,他成了不幸的穷人。

许建平就是这样深入穷人的内核,不偏袒其弱点,不讳忌其恶习,也不隐匿其高侠之气,从而写出他对民间、对穷人的独特认知。

七、民间叙事的意义

许建平的小说给评论家的解读造成一定难度。譬如我,虽不是评论家,但在很早的时候当他的责编,阅读过他的小说,也写下不少阅读札记,对他的作品,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又拿不准该怎么说得深入、潜进内核,因此就一直延宕着,未结构出完整的文字。我由此也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凡是难以归类的有难度的写作,人们心中敬佩,却找不到现成的术语评说,于是就会先放下再说。这不是冷落,而是面对挑战时的踟蹰乃至慎重。许建平写的是什么题材?比较而言,他写的是城市题材。可他的城市题材不像王安忆,王安忆擅长写流光溢彩的上海,写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物;也不像王朔,王朔写的是有权力背景的京城大少,他们是被罩着、有退路、可以任性泼皮的大院子弟。许建平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城市底层的平民,老门老户,他们像古城墙边的野草一样,柔韧而又粗粝;他们秉持传统,却又受制于传统;他们的日子有成有败,他们的命运起伏无定。这些边缘地带的普通民众,谁能描摹他们生命的真相?

许建平不大在意当下潮流与观念,他的目光总会掠过城市那高楼广厦的精英人士,掠过那闯劲十足的白领中坚。他兀自走在古城的草丛间,走在槐树下的荫道;他眺望平房屋檐窗内的昏黄灯盏,知道那里的淳朴厚道,也明白那里的阴影反常。他望着熟悉的黝黑粗粝的面庞,写下歌哭长叹,记叙那底层中人无边的浪漫遐想,以及被命运无情箭矢击穿的痛怆。

有段时间大家在讨论底层叙事。凡叙写农民进城打工的被冠以这种命名,好像打工文学就是底层叙事,底层叙事就是在诉说农民工进城以后所遭受种种的苦,诉说他们住所拥挤、厂房嘈杂、劳动强度高,待遇福利低的不幸。总之,底层叙事带着无产者天然的道德优越,成为支持农民工向老板、向这座打工的城市进行清算的观念托举、文字凭证。

真正论及起来,许建平的小说好像更接近底层叙事。他对那沉闷的煎熬和窘迫中挣扎的底层,充满牵挂;他熟谙那街道、旧屋、老槐的每一寸纹理和肌肤,他熟悉这里人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叹息。他写了记忆中的人与事,那从容练达的感受,哀而不怨的彷徨,隐而不发的揭示,都带着宽宥和清醒。他笔下的底层与穷人那诚恳而又茫然的表情,令人愀然。许建平的语言平实而高蹈,日常而诗意,超出了底层叙事的规范;他的民间叙事带有更加斑驳陆离的内容,他的挖掘与陈述更具有多重可解读性。

河南作家一向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中之重。许建平独出机杼,表现着都市的民间生态与心态,是对河南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补充。许建平本人低抑、谦卑,凡事淡泊虚无,有沉郁深邃的内心,宽阔辽远的胸怀。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得有多么重要,他只是对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其他都不是自己要考虑的。我再一次理解了凡是关心命运的人从来都不骄傲,关注命运的作品从不陈旧的道理。许建平这种雅醇的文学品质,使他的小说经得起搁放,什么时候拿起来阅读都不觉过时。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时隔经年,仍然有那窖藏老酒般的厚醇香冽,这作品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耐得住咀嚼品评的佳作,许建平的小说正是具有这种质地。多少年过去了,拂去落在书页上的土屑,我们仍看到那一行行文字炽热夺目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