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梅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7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一次成为全党的庄严历史使命，并明确其科学内涵、目的要求和必须坚持的六大原则。而在总结经验之后、明确中心任务之前专辟一章讲“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表明了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和使命要求。在社会主义运动500 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飞跃，已经使社会主义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象站在了世界潮头，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能否继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用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新型全球化发展，在破解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同时经受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挑战，需要从全球化视域对其意义、挑战进行思考分析，进而因应决策，集聚士气、底气和实力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一、全球化视域下坚持“两个结合”的社会发展意义

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中的过程和现实[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坚持“两个结合”创新原则、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中国版现代化方案。“两个结合”命题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但其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强国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进程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根本法宝，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本质、展示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自信，提供了破解全球危局的中国方案。

（一）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全球扩张倒逼下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法宝

中国近代史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与全球化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联系在一起，也决定了不能一体解决两半社会性质带来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问题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在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明确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之前，“西天取经”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是近代众多仁人志士谋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案，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典道路。遗憾的是，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学了不少，“理想总是不能实现”[3]1470，而且先生总是打学生。列宁深刻地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几星期就能“赚得1500 万卢布的纯利”，所以一旦失利，他们就会打着“文明”“秩序”“文化”“祖国”的旗号，“出动大炮”、相互勾结来扼杀[4]166。

因此，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成果时，正谋求开辟无产阶级解放新路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们，果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期望这一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科学理论[5]185，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一体解决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问题。但这样一个外来思想如何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解决中国问题？在经历了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给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失和教训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534。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1938 年11 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修改是20 世纪50 年代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而作出的[7]。但毛泽东强调，“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8]329，不过这一改动也使“此后大致三十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等，都很少再见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而多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7]，印证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之不易。毛泽东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而且运用哲学认识论与唯物史观不断改造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其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9]33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烙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也成为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活的灵魂。可见，“两个结合”思想早就与中国革命同频共振。

改革开放40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立足革命和建设年代奠定的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物质精神基础，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运用于“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两大布局实施中，不断提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变革能力，不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10]30。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又创立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指导思想体系，探索出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原创却同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创新理念和原则方法，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思想之基、创新之魂、行为之本。同时也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考验。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使我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统筹两个大局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发展，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进行“两个结合”的系统集成和整体提升，才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在完成了从“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内生型转化运用后，继续探索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兼修型发展新路；才能全面挖掘和现代化转型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基因，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空间；才能以实践运用和价值引领两大要素为支撑，在更开放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检验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观察、推动和引领时代发展的社会价值。因此，“两个结合”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历史经验的现代化提升运用，是着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奋斗要求，具有重要发展价值。

（二）坚持“两个结合”展示了新兴工业国家独立自主融入全球化的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要开拓世界市场，目的是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此，必然用各种方式迫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11]404。这一经典论述深刻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过程，而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资本与政治的互动博弈过程。从这一角度观察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九轮大国（葡西荷英法德日俄美）崛起，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大国崛起都是霸权争夺锦标赛，而贸易战作为其中重要方式，已经由原初意义上的单纯“商战”，变异成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于一体的霸权战、侵略战。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才得以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本准则的国际新秩序中暂时平息。这带来了七十多年的世界和平发展，也使一大批落后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并在全球制造业变迁中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业，获得生存并发展壮大。但在美国主导的霸权思维和体系下，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独立自主发展为前提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即便像日本这样GDP 曾经位居世界第二的忠诚的美国同盟，在20 世纪60—80 年代也曾16次被美国进行301 调查和各种贸易制裁，甚至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被美国无理打压后，为了配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主动限制彩电、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加大对美开放农产品、电信市场，出现“失去的二十年”也就不奇怪了[12]。

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却使新兴工业国家既快速发展、又保持独立自主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明，全球化虽是资本与政治的博弈，但其政治限度决定了资本强权只能干扰影响全球化发展进程，生产方式才是决定全球化发展根本方向的第一推动力。谁能抓住生产方式变革先机，谁就能拥抱全球化。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21 世纪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方式推动下，以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全球化已经从制造业全球化迈入创新全球化发展阶段，即以创新创业而不是资本和跨国企业为主导来吸引和推动资源要素流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它在升级制造业全球化模式的同时，也将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而重构全球化[13]。中国正是在这一创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凭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扫清国内外各种发展障碍，做成了许多原来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难事，才自信地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举全国之力脱贫攻坚，完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提前15 年实现基本现代化，提出建设现代化强国新目标奠定重要基础；应对大数据发展趋势提出“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14]的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智慧中国、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用年均15%的增速，约占全球20%的数据量[15]，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行列，数字经济规模达45.5 万亿元[16]，稳居全球第二。

这些进步和成就的取得过程，就是“两个结合”提炼思考的过程，它们用事实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我们找到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真经”，获得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创新中寻找先机、在团结中不断斗争的战略定力和能力。春去秋来本是自然规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也将给后21 世纪其他新兴国家独立自主解决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两大难题提供极具借鉴性的经验和方案。

（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为创新全球化面临的新秩序危局提供破解之道

创新全球化的本性是文明世界的交往和文化文明的跨界交融。因为生产要素的无国界数字化快速流动和配置，归根结底靠的是技术背后的合作共赢理念与制度规则意识。由是观之，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以“美国优先”、60%定律、美国国家安全等理由，在新冠久治不绝、俄乌冲突、佩洛西访台等事件催化下不断变本加厉地打压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行为，不仅是在蚕食二战后自己倡导建立和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联合国宪章秩序，更是在破坏全球化发展的价值共识基础。这表明，随着“由某一个霸权国家来独享绝对性的技术及其他方面优势的局面不再可以维持”，而一些非西方国家“逐步储积起不可小视的技术能力和发展潜力”，西方大国“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人类文明主流”[17]的动力已经不再。隐藏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背后的霸权思维正在异化为新冷战工具而愈益狰狞。如果任其极端发展，战争的阴影将离我们越来越近。因此，面对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秩序和知识已经过载的治理危局，需要世界各国放下偏见和一己之利，以新观念新制度新知识寻找建立真正开放、合作、创新、共享的国际新秩序，用科学理性实现创新全球化所需的公平正义人权之治。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相遇，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用和平文化与协商治理消解矛盾的极为成功的道路。如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来解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的霸权主义话语权；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8]15理念精准扶贫，彰显共同富裕的决心和社会主义的好；用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解决长期执政之难，回应西方民主与威权之争；用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应对民主周期率之天问；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解决人与自然矛盾，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这些源自“两个结合”的治理智慧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的情怀，而且有“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9]的智慧和能力。

将“两个结合”蕴含的创新发展、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共治共享等先进理念运用于创新全球化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全过程，用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制度正义化解不同国家，特别是东西方国家的文明冲突，破解“先生总是打学生”的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取经的难题，新一轮全球化才有可期待的未来。

二、“两个结合”新叙事面临的时代挑战

随着新时代两个大局历史方位的确立和加速演变，如何发挥“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功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发展，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和问题。

（一）合法性基础面临侵蚀分化的挑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是“两个结合”价值发挥的合法性基础和实践前提。“两个结合”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全面领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汇聚强大的社会合力，这一合法性目的和基础正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数字帝国主义新型文化入侵带来的多元错位价值观挑战。创新全球化在加速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推了数字帝国主义[20]的产生，而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科技、权力博弈，决定了“价值观的传播”并非只能通过艺术作品来承载，还可以“通过一种当地人能够自发使用的工具进行”，如网络、智能手机、各种电子设备，软件、数据、流量都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价值观。2015 年泰国文化部就曾因担心当时流行的“胸部自拍”网络风潮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不得不出手干预[21]。这种数字与资本联姻、技术与利益勾结推动下的新型文化入侵，使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和“危险的个人主义、对权威的憎恨以及对消费主义和财富的热衷”等不良价值观更容易借助科技手段飘洋过海，通过文化的渗透融合和不当消费植入青少年。如全媒体时代出现的各种二次元文化、电竞文化、短视频文化、表情包文化、弹幕文化、饭圈文化等青年亚文化，看起来似乎是青年人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烙印的网络文化，但从文化内容与价值导向看，“网络亚文化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在外部行动中更加主动地冲击主流文化”[22]。这些亚文化在满足青年多样化精神需求的同时，正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内卷”“躺平”“佛系”“丧文化”等价值错乱与迷惘[23]，并出现流量就是价值、算法掌控价值、网络大V、网红、流量明星等决定价值等网络价值乱象。这些价值乱象正试图改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必须高度重视应对。

二是意识形态骨干队伍失语失能缺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408.9 万党员干部被纪委查处[24]，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或公开发表反对中央精神的言论”成为重要违纪行为。一些党政干部缺乏公共危机应对的政治意识和担当能力，对网络公共事件失语失声，反应迟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天下”[25]76。只想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一招鲜，吃遍天”[25]75，却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问题[25]50。此外，高校教师网络不当言论频发，人教出版社插图事件、央视女主持间谍事件等也暴露了当前教育、新闻、出版等重要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骨干队伍建设存在严重不足。据调查，影响高校学生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观培养的因素中，教育缺乏创新（52.71%）是最大因素，高于西方文化的渗透（48.3%）[26]。可见，如何从教育主体、意识形态主阵地做起，如何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组织力和宣传力，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引领力面临重大挑战。

三是不良宣传文风对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腐蚀。宣传就是政治。“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7]22，是“百年树人”[28]87的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高级黑、低级红等不良文风进行了有力整治。但如今，又出现了新形式主义、新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比如动辄堆砌“灵魂”“精髓”“实质”“根本”“逻辑”等形容词，叠床架屋、循环论证；违背客观规律，用“六经注我”的方式断章取义、过度解读党的创新理论等。这些做法看似强化实则是在削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权威建设，不能不察。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挑战

“两个结合”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决定了其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结合点，不是一般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拓展，而是治国理政的政治要求，加上全球化时空的引入，必然带来复杂矛盾挑战。

一是如何处理民族性和现代性矛盾，有效传承，创造发展。民族性是一国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代表本民族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文化品质，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与魂，有效的传承才能续根接流。公元前2000 年雅利安人的入侵使古印度文明彻底消失，且长达2000 多年被外族轮番奴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雅利安人发明了种姓制度让古印度人断根去魂，甘受奴役[29]。而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数千年不断代的原生文明，原因在于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始终能从政治和谐层面去思考和实现儒墨道法等经典文化的政治功能[3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用典艺术十年探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得到初显，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全域展开与深入发展，又面临新的挑战与问题。比如怎样识别真善美，正确传承？不少人仍然教条主义地固守中华传统文化，以为穿汉服、念三字经就是传承经典，甚至以民族劣根性为美，以展示丑陋为目的，而忽视传承的本质是激发正能量，本真在于民族文化精神。怎样避免屈从功利，异化传承？一些人实用主义地追“奇”求“新”搞“怪”，盲目追求宏大的形式和影响，随意演绎裁剪诗书经典，乃至误人子弟、糟蹋经典。怎样解决认知与认同的背离，有效传承？调查显示，西部某高校近2000 名学生中，95.38%的学生认为中华文化将会铸就新的辉煌，但只有16.83%的学生非常了解优秀传统文化[26]，东部高校如北京，也只有42.98%知道儒释道基本观点[31]。

二是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兼收并蓄，相融相通。坚守民族性才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发展民族性，但西方固有的文明冲突论使中华文化要深度走向世界困难重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100 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认为：“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32]207西方根深蒂固的文明冲突理念使其国强必霸思维因袭日深，势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传播设阻立障，“中美文明冲突论”[33]就是明证。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结合而言，也存在内生阻力。即便两者在价值理念与目标上高度契合，前者追求人类解放，后者以世界大同为美，但在产生背景、服务对象、思维方式、内容体系、话语范式等方面依然存在差异。如何注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转型，如何实事求是地选择、鉴别和提炼出那些真正具有现代化治国理政价值的文化要素，抛弃不符合时代新要求的糟粕，打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同时规避交融风险，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激烈碰撞中不失自我，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先进文化，都需要结合新时代伟大使命伟大斗争继续探索创新。这对我们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是巨大挑战。

（三）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挑战

从古至今，不论是宗教战争、冷战还是“文明的冲突”，人类社会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34]。创新全球化在加速经济融合的同时，也使大国竞争加剧，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作为反映社会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基本形式，聚焦核心价值观来发挥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功能。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集团都竭力构建、维护和发展其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制度优势较量到最后，必然以意识形态为底线和红线。随着西方感知到中国不仅能出口“电视机”，也能出口“电视节目”后，开始出现斗争新拐点新特点。

一是西方开始防“中国意识形态渗透”。如路透社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下属公司在美国开展的正常合作，CRI 的一些音频节目通过美地方电台的频道播出，称为在美搞“隐蔽电台网络”；《纽约时报》宣称中国大学在国际在线教育平台edX 网站上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是对外“加强意识形态输出”；西方舆论对孔子学院的“洗脑”议论更是此起彼伏[35]，美国甚至将孔子学院在美登记中心改为“外国使团”[36]。一些发达国家政客和媒体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战略抱有成见和怀疑，如“一带一路”倡议被美国政客诬蔑成“债务陷阱外交”，帮发展中国家获取新冠疫苗被说成是“中国疫苗外交”，中国捍卫自身利益时又被贴上“战狼外交”标签[37]等。

二是无形的硝烟之战开始公开“零和”化。中美贸易战是重要标志。2017 年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2.2%左右[38]，触碰到美国所谓60%定律以来，中美竞争伙伴之争已经演变为公开的大国战略对手之斗。正如美国党派主义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席理查德·哈纳尼亚所言：“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是在军事层面，也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39]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多次强烈反对窜访台湾，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17 票同意、5 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案”等一系列事件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后者帮助台湾增强防卫实力，承认台湾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一旦成为法律，将“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40]，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我国周边已成为大国竞争、文明交汇、利益冲突的焦点地带，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地。随着中国同美国GDP 差距的不断缩小，可以预见，以中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两个结合”如何赋能马克思主义去迎接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挑战，任重道远。

三、以历史主动精神应对挑战的基本思路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将主观能动性运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主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18]13的特有精神品质。面对创新全球化给“两个结合”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只有以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不推诿、不逃避，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境界。

（一）坚持历史自信，强化“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

历史主动首先需要在目标共识中坚持历史自信、强化理论自觉，才有将“两个结合”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底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不用‘物质力量’都是解决不了的”[41]149，但真正强大的物质力量往往来自科学的理论。“两个结合”的生命力就在于主动赋能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和世界提供科学理性的治理之道。不过由于理论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多重条件制约，要保持理论力量的战略自信并不容易。因此，要将“两个结合”的自信建立在规律认识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宣传和社会普及中，切实讲清楚从“一个结合”向“两个结合”转变的历史逻辑，使普罗大众深刻认识到“两个结合”既是近代中国“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行不通”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向何处去”[42]43这一历史之问百年探索的成果，也是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创新发展的结果。

要辩证认识“两个结合”的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夸大，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标签化和空泛化运用。尤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认识上，不能因为强调创新就无视“一个结合”的传统文化要素。事实上，“实际”既包括国情实践等“硬”实际，也包括民族文化等“软”实际，民族化、大众化等历史表述更是隐含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意。刘少奇曾经直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9]333。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43]128。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两个结合”的重大创新意义，因为理论创新本身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认识积累然后破茧而出的过程，揭示规律就是彰显质变的最大创新和价值，而这个节点何时到来需要实践来评判。

要明确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后面紧接着强调了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两句话，实质却是一体两面，既不能割裂成两个马克思主义，也要防止陷入为我所用狭隘思维。要从中国化和时代化一体发展出发，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思考“两个结合”的可能性，探讨“两个结合”的世界意义，提升“两个结合”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二）坚持问题导向，提高“两个结合”的实践自觉

坚持问题导向，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1]20，更需要关注现实问题，强化“两个结合”的实践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品格的内在要求，也是“两个结合”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新要件的重要目的。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借助中国精神文化的力量深耕中国大地，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实事求是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激发出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改造伟力。当前，应紧扣国内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革命问题，破解如何先富带动后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难题；破解效率与公平兼得难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下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高品质发展；破解人治与法治博弈难题，确保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发展；破解人与自然共生难题，在绿色低碳中保证更好更快持续发展；破解执政党自我完善监督难题，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等。同时，要更好地回答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在21 世纪的特殊表现，为“为人类谋进步”提供科学依据。

为此，不同群体要结合本职岗位，找准“真”问题勇于担当、锐意进取。领导干部作为决策者，既要提高把握“国之大者”的调查研究、群众工作等实际工作能力，又要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思维、危机意识和学习能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培根铸魂的播种者，要知信行合一，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当好中华智慧的“说书人”、立德树人的“传道者”[44]。文艺工作者作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也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说唱，为人民创作。新闻舆论工作者作为“党的事业的一分子”，更要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当好党和政府的“代言人”[27]49。

（三）坚持双创原则，提高“两个结合”的创新自觉

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27]175越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越要坚守民族文化。“两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纳入一个守正创新体系中，目的就是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7]172，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因此，我们既要注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性全面激活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基因，破解东西方文明冲突论，特别是破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学习和传播人类最先进的精神文化成果的难题，用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奠定大国走向强国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自信力量；又要更加开放包容，汲取世界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先进文化来滋养提升民族性。这意味着我国将实现文化发展的国际化而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内容大国，成为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肩的文化强国。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抓好人才建设，打造由设计、宣教、营销、表演传承、创作评论等贯穿整个双创过程中的特色人才队伍，建立规范科学的教育培养和选拔监督机制，加强优秀文化传统认知认同培养，确保风清气正、有德有范。要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体发展教育平台和教育体系，不仅纳入高校教育体系，形成与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一体发展的精品文化阵地，还要有机创新纳入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干部教育等各种教育体系，形成大中小学、家庭学校社会、体制内体制外等一体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兴起全社会学习传承热潮，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民族的根与魂。要善于传承传播。面对网络科技和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文化传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要加强内容生产的监督优化，避免脱离实际的“虚无”生产；要加强高校高知、新闻出版、文艺社团、网络平台的政治意识和能力培养，提高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监督水平，避免成为算法、流量的“尾巴”；要依法加强网红、媒体大V、流量明星等网络影响力人员的教育引导和形象建构管理，发挥对青少年的正面引领作用；要加快中华文化品牌产品和产业的海外传播力度，我国在2015 年领衔发起的中国雪人计划，正努力从根服务器上保证对外传播话语权[45]，要在技术保障推动下乘势而上，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七彩文明的碰撞交融中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先进文化。这是“两个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的时代重任，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在2035 年顺利建成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

（四）坚持团结斗争，提高“两个结合”的国际话语权

一是要善于结合国际“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升外交斗争艺术。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理挑衅和抹黑，敢于刚言反击，善于法理斗争、幽默斗争、联合斗争，以斗争求和平正义。如针对所谓“中国病毒”“亚洲病夫”等抹黑、攻击中国的舆论“海啸”，外交部、国家监委、主流媒体、高校、海外华人等联手信息公开、刚言反击。在美英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攻击潜艇瞒天过海获得国际组织的同意后，却被中方直接举证曝光[46]。

二是要善于利用国际外交舞台主动展形象、兴文化，彰显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和塑造力。中国式小康、“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我国领导人利用外交场合提出的重要思想，在回应国际关注的同时也向世界贡献治理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提高翻译、出版、传播速度质量，加快以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的对外宣介力度，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如白皮书《中国的民主》英文译为China：Democracy That Works，做到了信、达、雅，把国家立场完全表达了出来[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33 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著作在海外发行量最多、最畅销的书籍。《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用典》《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均推出多语种的版本。另外在疫情之下，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也快速增长，2021 年达到43.3%[48]，虽然主要是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49]，但只要坚持发展中解决问题，就能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要善于联合世界支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力量，壮大和平之势。如加强与古巴、越南、老挝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党派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党派的党际合作交流。提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党派对我国确立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即反对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不利用党际关系干涉内政，不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具体活动以理论研讨会、代表互访等为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共赢等执政理念与行为的认可[50]。继续用互利、开放、平等的精神发展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模式，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