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珏

2023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随着当前社会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高职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着力增强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培养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学生学习积极性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研究，个体在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年龄阶段都有其各自特征。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一）学习积极性的内涵与特征

学习积极性的内涵，国内学者主要从 “学习动力” 的角度进行阐述，学习动力由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是引起学习活动的动力机制，具有启动、监督和导向的功能[2]，是推动学生主体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原因或内在力量[3]。这种动力既有心理机制的特点，也受到所处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4]。国外学者凯姆博等在中国进行调研，访谈过程中学生谈到，如果所学课程对自身职业发展有帮助时，会产生更强的学习动力和兴趣[5]。因此，中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文化情境、个人发展、社会功用等多方面影响。

（二）学习积极性作为内部心理动机影响课堂效果

“自我决定理论” 的创始人Deci 提出，个体拥有追求心理成长、内化以及幸福的自然倾向，而能否实现上述追求取决于个体是否获取了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基本要素。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胜任和关系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对于个体实现心理成长、内化和幸福至关重要。当这三种需求均满足时，个体的内部动机就会推动其外部动机的发展，进而产生其他积极行为和结果[6]。所以当学生有足够的内部心理动机，即对学习具备充分的学习积极性，才能推动外部动机，进而对思政课课堂效果产生正面积极作用。

（三）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途径与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关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国内学者提出诸多建议与对策。有学者提出要从学生个体内因和外部环境多角度入手，贴近学生实际情况，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7]。也有学者从激励视角出发，提出要全面挖掘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励策略内在价值，促使激励策略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所具有的内在促进作用以及促进功能得以全面提升[8]。除此以外，在创新教学模式的实践中，有不少学者提出运用 “案例式”“情境式” 教学法。

以上研究深化了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研究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积累，但也存在可完善之处：一方面，缺乏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探讨。目前学界关于学习积极性的研究对象侧重于中小学学生和本科学生，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学习积极性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提升方式缺乏针对性研究。由于学生数量增加、生源多元化、学生综合素质差异大等现实，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面临着艰巨的挑战[9]。众多学者提出的大而化之的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建议，难以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因为学生积极性不高带来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时采用文献分析法，容易导致研究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研究结果随意性较大等局限。本研究以江西某高职院校学生为调研对象，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影响因素，为后期提升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奠定良好基础。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问卷设计

为了能够客观地分析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本研究设计了《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此问卷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年级、入学方式和政治面貌。第二部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因素，包括上课做笔记、完成作业、学习效果等6 个评价指标，每个评价指标的选项赋值见表1。第三部分是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共设计25项调查内容，每个题项的选项分为 “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五个等级，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分别赋为1、2、3、4、5 分。

表1 学生学习积极性变量及赋值

（二）数据采集与描述统计

调查问卷的发放形式是将制定好的问卷上传到问卷星网站，并生成调查问卷二维码，通过相关教师将二维码发给学生填写。为保证样本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大一、大二、大三等所有年级的各个专业学生。共发放问卷1 523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373 份，有效率为90.15%。最终样本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样本描述统计结果

从统计结果来看，参与填写问卷调查的女生占比32.2%，男生占比67.8%，与学校整体男生为主的大背景相符合；文科学生占比11.2%，理工科学生占比81.9%，符合学校专业设置情况；大一学生占比48.7%（大一思政课程数量较多），大二学生占比33.9%（大二思政课程数量中等），大三学生占比17.4%（大三思政课程数量较少），比例合适；入学方式分布为通过社招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占比3.9%，单招学生占比30.2%，统招学生占比65.9%，符合学校生源实际情况；政治面貌分布为群众的占比74.4%，共青团员占比22.3%，中共党员占比3.4%。

三、数据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获得的量表数据是否适合用于后续研究分析，通常需要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27.0 对所有量表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数据的信度分析，问卷整体信度Conblach’s Alpha 值为0.979，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整体可信度较高。通过SPSS27.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 等于0.985，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表明其效度良好，能满足后续因子分析的需要。

（二）因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中涉及的25 个影响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得到的总方差解释表，提取4 个公因子，其总方差解释如表3 所示。从表3 中可以看出，4 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7.098%、4.998%、3.698%和2.409%，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8.203%，表明这4 个公因子能包含25 个影响因素的近80%的信息。

表3 总方差解释

为了进一步了解4 个公因子与25 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次研究采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对成分矩阵进行旋转，旋转在6 次迭代后已收敛，从而得到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4 列出了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中所有大于0.5 的因子载荷值，载荷值越大因子与变量的相关性越强。从表4 可以看出，“我认为思政课周课时的多少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 等在内的11 个问题在第1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因此可以命名为 “学校因素”；“我认为思政课能够提高我的知识储备，使我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等5 个问题在第2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因此可以命名为 “主观因素”；“我认为家庭的监督和管理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 等5 个问题在第3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因此可以命名为 “家庭因素”；“我认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我认为社会中网络平台的报道和宣传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我认为思政教学内容与社会现象的关联性高低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我认为社会中丰富完善的思政实践资源对我上思政课的学习积极性有影响” 4 个问题在第4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因此可以命名为 “社会因素”。

表4 旋转成分矩阵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可将原来问卷中的25 个影响因素变量分为4 大类影响因素，分别是学校因素、主观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如表4 所示。后续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这4 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影响。

（三）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讨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学习积极性作为因变量，将因子分析中得到的4 个公因子（学校因素、主观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 所示。表5 中，共线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4 个影响因素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为1，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经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影响因素对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表5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1.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课教学，学生主观因素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影响最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455。学生主观需求主要指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动机是引起个体行为活动并使之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对个体行为活动具有激发、指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10]。调研过程中，少量学生反馈思政课往往等同于 “无聊无用课”“枯燥乏味课”，感觉课程的教学既不能解答他们对当前世界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成长困惑，也不能回应学生未来求职、就业等迫切所需，这些问题均成为影响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在这部分调研中，其中一个因子谈到 “我认为只要我认真学习就可以很好地掌握思政课教学内容”，不少学生表示非常赞同，这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当学生内心渴求学习并持以认真态度，是可以较好地完成思政课学习任务的。

2.学校因素对思政课学生上课积极性也具有正向影响，仅次于主观层面，影响系数为0.393。学校是专门从事教书育人的机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堂是主阵地，思政课教师应充分发挥主体责任。但其涉及内容广泛、复杂。本次调查问卷因学校因素的问题主要依托《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中相关内容，拟定相关问题选项对学生进行调研。依据表3 和表4 中相关数据可以得出，学校因素方差贡献率为67.098%，包含11 个因子。对这11 个因子进一步归纳分类，可分为教务安排情况、教学安排情况以及课程管理方式。教务安排集中在思政课是否严格落实学分、不同思政课程的合理安排以及周课时的多少等。实践中，思政课周课时的多少、不同课程的课程排序和课程安排以及班级人数设定等给学生带来的感受也大相径庭。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首先，高职院校需要按照学生的心智发育水平和学习接受能力科学合理安排好在校期间的思政课学习。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安排为例，其内容侧重于青年学生步入大学后理想信念的树立和道德品行的养成，因此适合安排在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开设。其次是教学安排，主要指在思政课课堂中是否严肃管理课堂纪律、能否科学运用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方面是否充分备课等。教学安排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直接实施的管理，要上好每一堂思政课并不容易。教师们在讲授思政课过程中，严管课堂纪律、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并通过开展集体备课，为学生准备深入浅出的教学内容将极大地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相反，如果教师采用敷衍态度对待思政课堂，只是照本宣科且疏于课堂管理则会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明显下降。最后是课程管理，这部分内容主要通过学校对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程度体现出来，表现为是否施行多主体听课制度、是否组织思政课教师参与各类培训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围绕加强思政课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和系统安排。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输出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任务，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思政教育引领方向、提质增效。当前，不少高职院校通过制定 “推门听课” 制度、组织教师参与各类培训、严格集体备课制度、教师基本功比武练兵等方式对思政课教学进行严把关，从本质上提升了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激发学生思政课学习的积极性。

3.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对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373 和0.293，对学生学习积极性起到一定影响。关于社会层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高职院校学生要注重社会技能的培养、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培养以及基本社会交往的培养，这些虽然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能够有所掌握，但更需要社会的实践和检验。大学阶段，绝大多数学生表现出对于社会实践的热情以及将思政课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需求，因此丰富的社会资源对于大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社会网络环境对于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关键性影响，新时代青年学子身处互联网信息发达环境而大学阶段又是塑造青年学生正确 “三观”的关键时期，一些不良思想观念极易对尚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产生干扰，甚至对思政课教师讲授的内容产生疑惑。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学迫切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网络环境。同时，对于每一个体来说，除学校和社会影响，家庭教育是其接受的最初教育，进入大学以后，家庭教育的影响一直在延续。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言行举止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有重要引导作用，也为学生学习思政课理论提供经验基础。2021 年10 月，我国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一做法更突出了家庭教育参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学生的重要职责。

四、学生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及其分析

将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 类影响因素进行归类与划分，可以区分为内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内生性因素是指学生面对思政课教学自愿进行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外源性因素则指的是思政课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外界引导、服务和影响。结合这一内涵，学生主观因素可归类为内生性因素，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因素可以归类为外源性因素，在内、外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搭建起如图1 所示的模型。针对模型中各影响因素作用及其内部关联性作以下分析。

（一）内生性因素

学生主观因素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学生自身没有学习内在动力，拒绝来自任何方向的外在作用，即不愿意接受外在各方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思政课的教学也就失去了其原有意义。高职院校中，不少学生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而丧失学习的动力，长期沉迷于短视频、游戏或其他娱乐产品。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学习内驱力弱化的原因同样受到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层面的作用与影响，学校不合理的课程设置让学生缺乏获得感、“唯分数论” 打消学生学习积极性或破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一系列忽视学生心理特征和能力差异的做法均有可能影响到学生学习内驱力。社会中，“奶嘴乐理论” 被广泛关注，它是由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该理论的核心即为了避免阶级冲突，通过制造一些易使人沉迷于感官刺激或短暂娱悦的“奶嘴” 产品以削弱部分人的竞争力或转移其注意力。当前部分大学生为逃避学业或就业压力极容易被 “奶嘴” 产品所吸引，从而丧失学习内驱动力。家庭中由于家长错误价值观的引导或不良家庭氛围的营造也同样容易导致学生主观上丧失学习积极性，丧失学习内驱动力。

（二）外源性因素

首先，学校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因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由于学校是学生接受思政课教学的第一场所，思政课教学的实施以及实施效果的好坏均在学校内有所体现，因此学校层面中各影响因素对于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将产生直接影响。其次，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起到间接影响，间接影响虽然不能直接得出事物发展后果，但会产生间接性影响效应。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给思政课教学带来不小挑战，同时网络平台上多元化社会思潮给大学生带来各种冲击，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最后，家庭因素是深远影响因素。家庭因素对高职院校思政课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成长环境中逐步形成的，且家庭影响不仅影响大学阶段思政课教学效果，对个体长期各方面发展均起到深远性影响。

五、建议与对策

本研究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政课学习积极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4 个方面的自变量均显示出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显著影响，结合其内生性和外源性特征，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一）多层次满足学生主观需求

马克思在《18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需要资料分为 “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2]。运用在高职院校学生对思政课学习的主观需求方面，可以归为生存需求、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调研中发现，学生内生性学习驱动力与其学习积极性有重要关联，因此为满足学生多层次的需求，一方面，要增强情感激励助推学生发展。情感因素是调动大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因素，对学生学习的目标实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思政课不仅需要知识的传授，更需要对学生情感以关照，通过教师鼓励、支持与肯定，使师生间产生信任与依赖，同时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与喜爱。另一方面，要善于将思政教学内容与专业和学科相结合。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是公共课程，以千篇一律的教学内容面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学对象是无法拉近师生间距离、提升课程吸引力的。这就需要教师拓宽知识体系，了解不同学科与专业的特征和重点，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和沟通，彰显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活力，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

（二）科学推进思政课课程管理与教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创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 “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13]。高职院校科学合理的课程管理与教学安排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教务安排要科学合理，每门课程学分落实到位，多门思政课程循序渐进安排教学任务；积极探索 “小班化” 教学模式；配齐配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其次是严格教学管理，通过各教研室集体备课完善教师授课内容，提升教学内容的鲜活性；课堂中严肃管理课堂纪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思政课教学；完善思政课考核形式，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来。最后是提升课程管理，各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完善思政课建设，加强对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把关和监督，全面落实高校主体责任，形成学校领导、教学督导、学生以及教师同行听课评课制度；组织教师参与各级各类培训提升综合能力；持续性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三）高质量推动 “大思政课” 建设

思政课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4]马克思也曾在著作中提到 “集体力” 是一种新力量，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就是要凝聚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各方合力，构建起高职院校多维度思政育人大环境，这也是新时代提升办好思政课，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途径。一是要把握住学校思政育人的主导作用。调研中发现，学校不仅有专业上的优势，还有制度上的优势，作为 “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学校应该主动加强与社会、家庭的联系，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并与学生家庭建立起常态化沟通机制，了解学生在校外的思想动态，并帮助提供指导性意见让家庭更好地参与到思政育人中。二是要延伸社会大课堂，让社会大环境服务于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例如，提供更多更好的红色教育资源，提供志愿者服务岗位，组织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与学校共建 “大思政课” 实践育人基地等等。同时，净化网络平台大环境，更多地传播社会正能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家庭环境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15]在参与配合学校、社会思政育人的过程中，需要家长以身作则并积极与孩子沟通交流，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让学生在家庭氛围中感悟思政育人的重要性，提升对思政课教育教学内容的认同感和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