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梅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40多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和延伸，越来越受学界重视。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所有的文学都是在历史和当代的立体交叉结构中存续的。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世界性、多元性、包容性及跨文化性等学术维度，要求研究者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背景中去聚焦、透视其所产生的文化交流的意义，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何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理论建构当中。戴冠青的新著《远鸿的回望——海外暨港台华文写作的生命追求》（以下简称《远鸿的回望》，42万字）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跨文化意义的研究专著。

作者意识到要攥住文化与文学最内核的主题与精神，尝试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为核心问题，超越文本，深入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世界，挖掘作家创作主题与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提取复杂历史场域中书写者的生命体验，呈现丰富多元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动态的学理性体系。在《远鸿的回望》中，作者梳理与审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源与流之关系，以一种世界文学的宏阔视角，观照华文文学的整体性，从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欧美华文作家创作、中国港台地区作家创作三大板块进行文本阐释，辨析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和美学意义，形成一个既有海丝沿岸华文写作及其生命追求的整体视野，又有多种批评方法横向具体阐释的学理构建。正如作者所述：“本书主要研究沿着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大陆走出去，如今生活在海外有关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的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和研讨，彰显华文作家在异域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的独特作用，揭示海外暨中国港台地区华文写作在建设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意义。”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文明对话之路、文化交融之路。在这个语境下，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如何自觉承担起责任和使命，敏锐把握时代的跃动，以内涵丰富的大文化视野观照文学，扩大华文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是一种考验。可以说，《远鸿的回望》的适时出版，助力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我们建构了一条回望东南亚华文文学、欧美华文文学以及中国台港文学的通途，更为我们拓宽海外华文文学疆域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学术生长点。

從文本阐释上看，《远鸿的回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著作具有延展性的贡献。作者把其多年来所做的文化境遇、族群身份、生存哲思、越界书写、融合转化等思考，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华文文本的观照中，在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探索之间切换，体现了一个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比如，在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之间的传承与演变关系上，作者注重从情结、意象、境界等艺术形式角度切入，由表及里，对许多华文作家创作诗歌文本的心态进行诗性阐发，其间有理论形态的精确透视。无论是余光中、席慕蓉的现代诗，还是陈明玉、施子荣的古体诗，作者都深刻捕捉到了诗歌与诗人们独特的“精神核心”，在揭示诗人皆有的共性——“乡愁”情怀的同时，也彰显了诗人个体内在的生命温度及其作品与世界间独特的美学存在。又如，对海外华文写作中数量居多的小说文本，作者以泉籍菲华作家、北美新移民女作家和林湄、严歌苓、张翎、陈河、朵拉、白先勇等作家的代表作为阐释重点，深入剖析其文本中各种艺术形象的人性把握与审美取向，揭示其文本在性别叙事、个人化叙事、空间塑造、悲剧书写以及生态书写中的生命追求与精神突围。

其次，作者运用文学地理学、影响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空间理论以及生态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介入文本，努力把握批评对象的独特意涵，给人耳目一新的启迪和思考。比如，在《离散心境中的文化诉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审美象征与中华情结》一章中，作者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指出从闽南出发的东南亚华文作家，“正是在漂移的世界里做文学白日梦的自救者，他们巧妙地通过文学宣泄出故土家园离散的不满足感和异乡难为故乡的困惑感，并从文化心理的坚守来表现出执着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把自己从失根之痛中拯救出来”。此外，作者善于用一句话巧妙地抓住批评对象的“精神内核”。如作者指出，戴小华在世界性叙事视角与个体小我的“情本体”书写中彰显出对生命“大我”与“无我”的独特思考；作者用“微笑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对男权社会的“安静反抗”，来理性地评析朵拉的性别叙事与生命追求；以“尊重生命与呵护生态的诗性书写”，来阐发刘克襄充满生态精神的自然书写及对台湾生态环境不断反思的人文情怀。可以说，这些阐发对我们理解海外华文文本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次，著作展现了作者深耕闽南文化的特质。深受闽南文化润泽的戴冠青，凭借地缘之便与敏锐的学术远见，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的渊源进行深层链接和深度研究，注重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现状、新质和发展趋势，于全局性视野中审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包括文化与文学对社会的推动关系。作者还从文学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中，提取诸如“pansit（扁食）”“hebi（虾皮）”等深受闽南方言影响的菲律宾他加禄语词，以有力的语言资料考证闽南人占90%以上的菲律宾华人作家群体的文学地理背景，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论证了东南亚闽籍华人庞大群体“来自何处”的历史成因。

从次，著作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对“边缘性”命题的指证上，提出身份指认的问题。作者认同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当代的精神处境》中所言，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正是基于此，作者观照到当作家们面对自己的母体文化，且置身于两种文化的交汇旋涡中时，边缘与中心构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的“双声话语”。作者通过对东南亚华文文本表现出的思念故国、持守与认同中华文化的考察，展示华文作家通过写作不断确证自己的艰难历程，也指出由于代际差别，他们的创作视点差距在逐渐缩小，历史造就的悲情正逐渐淡化，东南亚海外华文作家对地理空间的记忆与期盼已逐渐升华到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与皈依，是保持了“自我感”的写作追求。

人类学家泰勒说过：“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这种“自我感”经由批评家指出，则包括两种意蕴：一方面，它既是作家们经历了由浮躁、粗糙到沉淀的初级阶段，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命运的反思，对中西文化夹缝里的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是批评家通过深入研究闽南文化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定背景和人文价值，把握旅居异域的华人华侨通过文学守望家国的生命追求。作者从“一带一路”这一宏观视域切入，其文学批评视角的拓宽和批评话语的转换，充分揭示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海丝沿岸各国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这种探精择微、自成一家的探究，填补了闽南文化和华文文学研究的空白。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循着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互动关系的链条，或许我们更能触及海外华文文学更重要的本质，这也是该著作呈现出来的一个更深层的价值。

最后，著作体现了作者对跨文化语境研究的追求。在《空间塑造、文化碰撞与精神突围》一章中，作者运用空间理论对黎锦扬小说《花鼓歌》中的华人生存空间进行深入透视与探讨，通过文本话语层的空间、故事层的空间与社会空间等多层次存在的揭示，把研究视野转移到文学建构的华人生命空间的转向与通联，折射欧美华人写作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在文末，作者借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阐释复杂的空间碰撞所兼具的两种文化性质，是作家在故土与客地两种文化间建立的精神栖息地。两种文化的融合，正是对处在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共存的复杂文化图景中，经历了碰撞与对话后寻求共存的欧美华人写作的一种精神突围与昭示。戴冠青的这种将空间批评和身份认同结合起来，对欧美华人写作所进行的研究，除了以敏锐的艺术触觉跳脱孤立的形式与封闭的研究路径之外，也在传递文学及文学研究在不同社会和历史坐标轴上所呈现的不同时代性变数。

原型批评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批评总是有两个方面，一个面向作为总体的文学结构，一个面向形成其环境的其他文化。”由是观之，《远鸿的回望》这一部拓展与深化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著，建立起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有效联结，为当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李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