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山里的外婆

我的外婆是山里人，当年的婚姻自然是包办的。她的娘家，在闽中很深的山里，离她嫁的山村至少有数十里远，对此她心里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原来，她曾希望自己能嫁到山外去。为什么呢？我是后来才听母亲说过，外婆从小到大都在山里，见惯了茅舍、竹篱、山崖、梯田、杂树、野草，却从未见过山外到底是什么样子。

再说迎娶外婆的村子，与她娘家没多大差别，土屋毗邻，小路窄瘦；同样的，只有男人才一个月两次到山外的一个小镇去赶集，卖炭或卖山货，回来时捎点盐巴、咸鱼或日用品等。到了晚间，几个男人聚一块喝酒，讲点山外圩上喧闹吵嚷、拥挤凌乱或花花绿绿的事，且大大渲染了一番，总把不曾去过山外的女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外婆也一样，只能在心里想象山外那是一种怎样广阔的田野、弯曲的河流和村巷，熙来攘往的情景便无从想象了。很长时间里，每逢秋天，眼见日子像村头那棵老柿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不甘”两字便从她心里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

据说有一次，外婆怀揣上平日积攒的一些零钱，偷偷约了同村一个要好的女人，假装去地瓜田培土，却抄了小路拐进通往山下的土路。下山后一路走一路問，快到中午才来到一个小镇模样的地方。她们惊奇地看到，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从北到南，随形就势，都是店铺；两旁岔路，弯弯绕绕，或长或短，或宽或窄。不少土木结构的房屋，门扇上的朱红的油漆已然剥落。偶见一家门前坐着一位缠足的老妇，手中拿捏着针线，缝合着怀中的衣衫，却不停地拿眼睛打量她们。外婆她们也不敢与人搭话，只顾并肩携手，边走边瞧。不知不觉，来到一家杂货店门前，进去一看，里边的货物真是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特别是胭脂、牛角梳、发夹，令人爱不释手，只是一问价格便赶紧放回去，因为兜里没有那么多的钱。总之，后来她们在一家点心店吃了两碗“粉插”，便匆匆离去。途中，两人统一了口径，任凭家里男人怎么问，只说是临时起意，进深山古寺烧香去了。

外婆二十来岁生下我舅舅，再过两年生下我母亲。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家里老婆婆与她的男人便相继去世了。个子不高但生性倔强的外婆，从此挑起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干农活、打猪草、编斗笠……最是教人佩服的是，每逢山外圩日，外婆从不怕别人议论什么，总是和村里男人们一样挑炭下山售卖……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诗这样赞颂外婆：“总是在风中挺起身子/在崎岖的山道上迈开双脚/搁在肩上的重担/每一次都要压出汗水几瓢/卖炭回来默无一言/抄起镰刀又去割草/歇息时抬头若有所思/日落的方向飞着几只小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她终于躬下了腰/她的女儿这时直起身子/执拗地说——我来挑……”

这诗中写到的“女儿”，自然就是我后来的母亲，她的执拗，让外婆心里深感欣慰。从此，卖炭的日子里，我母亲代替了外婆的角色。其实，那一年我母亲才十九岁。如花的年龄，无惧无畏地分担着贫困生活的重压，却没有叫苦，也没有眼泪。她甚至舍不得在镇上吃一次点心，每一次回到家里，只用一碗米汤的清淡，消除全身的疲惫。

然而不到一年，我母亲却做出了一件令外婆也没想到的事。原来，我母亲在卖炭的圩市上认识了一位制作杆秤的老匠人的儿子。那位老匠人制作的杆秤，一直以不差分毫赢得三乡五邻的赞誉，在镇上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我的父亲，每逢圩日，都持一把大秤在圩市里为买卖双方公平过秤，收一点费用。他手脚麻利，诚挚热情，大家都信得过。奇怪的是，我母亲与这位老匠人儿子打过几次交道后，却发觉有点不对了，因为这个掌秤的后生仔再也不肯收我母亲的费用了。也许，就在他俩曾经互相打量过对方的那一天起，爱的种子已不约而同地播进心里去了。公平的杆秤，斤两没有误差，却在不知不觉间，为人世间倾斜了一段有缘相识的爱情。

这就是我母亲和父亲相恋的故事，简单、质朴。不过，当年我外婆却是个细心的明白人。早先，外婆就有几次发现，我母亲从山外回来，总偷偷地回屋里去照镜子，还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更可疑的是有一次我母亲还神使鬼差般地带了一盒胭脂、一把牛角梳和几个发夹回来，这都是外婆当年想要却买不起的东西，至少是一担木炭的价钱。终于，禁不住外婆几句盘问，我母亲就吞吞吐吐地坦白了：这是圩市上一个掌秤的后生仔给她买的。外婆问：“你真的喜欢他？”我母亲答：“是的。”外婆又问：“你想好了？”我母亲说：“想好了！”这时，外婆突然跳起来厉声问道：“你真的、真的想好了？”我母亲一听，有点慌了，但很快又镇定下来，破天荒地面对着外婆扯嗓喊道：“想好了！我真的想好了！”戏剧性的一幕终于以喜剧结尾：外婆听罢，转了转身子，突然扑向她疼爱的女儿：“好啊好！我早就想着有朝一日把你嫁到山外去……”

那时的婚姻，即便是自由恋爱，也得找个媒人定八字、订婚约、拣日子。可外婆不兴这一套，只是挑了一个双日，把我母亲带回的胭脂在脸上轻抹几下，又用牛角梳把头发梳了又梳，最后在后脑髻上按了一个发夹，再捎带一些红菇，竟带上我母亲，趁天刚亮时下山，亲自上门议谈婚事。不用说，当一对赤脚蒙尘但却光鲜的母女走进老匠人家中，说明来意，饱经世面的老匠人也吓了一跳，据说他懵得当场说不出话来。闻声出来的老匠人儿子，也不装聋作哑了。我外婆一见到未来的“准女婿”，便定定地把他从头到脚细细瞧了一遍，最后毫不掩饰地，脸上笑成一朵花。随后，双方坐下挑明了情况，甚至不去细问各自家庭的收支情况，有关嫁娶的事宜就摆上桌面。总之，一切有违常规，一切却变得简单、明晰又水到渠成了。最终，两家自主联姻，成了山里山外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

一年后，母亲生下了我姐姐。又一年，母亲生下了我哥哥。再过两年，母亲前后生下了我和弟弟。这使我的爷爷——老匠人乐得合不拢嘴，原来爷爷祖上几代都是单传，不想一下人丁兴旺，真是喜从天降。外婆呢，更是每逢我母亲临盆时就亲临现场，调度指挥，有条不紊。住十天半个月回去后，还不时派我舅舅前来，送些山里补身子的食品、药材。我母亲对我说过，我刚学会说话后，有一次外婆来看我，我躺在外婆怀里一口一声叫着“阿嬷”，乐得外婆差点被椅子绊倒。后来我们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每年都分别到外婆家住一两天，和舅舅、舅妈的孩子去看好玩的风景，或到山里去采野果，玩得非常尽兴。而更多的时候，总是外婆下山来看我们，每次都会带山里的糯米粿、柿饼或橄榄给大家吃。临走时，家里也买些食品和日用品让外婆带回家去。

可惜，时间淌过许多年后，外婆的腰也显得越来越弯，最后完全佝偻了。从此便再没下山过。而我们姐弟几人，也因外出做工或读书，很少去外婆家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外婆去世，我们一家人才赶去山里为她作了送行。

人世单薄，亲情厚重。多少年又过去了，如今，在外蛰居的我，偶尔返乡，望见夕阳那边的青山，总还会想起遥远的外婆。有一年清明，我上山祭祀了爷爷、父母，下山后还叫儿子开车，带着家人去了山里，为的是去跪拜一下外婆的土坟。回来后，思绪如潮，遂又写了如下的几行诗：“雾谷云崖依旧闪绿/飞泉还挂在外婆家的屋角/路有了/电有了/饭碗也端在自己手上了/但外婆却早早走了/我只能一次次复读她的身影/让泪水无声地滚过眼角……”

绿色的邮筒

很久以来，我只知道矗立于街头巷尾的邮筒，是用来收集外寄信件的邮政便民设施。但邮筒有什么来历，为什么是绿色的，却浑然不知。

有一次，我带小孩出去散步，遇到街旁一个绿色邮筒，偏偏她就这么问我，让我支吾了半天也讲不清楚。回去后，连忙翻出词典查阅，这才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最早的邮筒，竟然是一只靴子。那是1488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士率领的船队在海上遇险，他乘坐的那只船得以幸免，其余则全部覆没。返航前，迪亚士用一只靴子给可能生还的同胞留下一封信，并把它挂在树上。一年后，葡萄牙的另一位航海家途经此地，看到靴子里的那封信，获知了当年发生的一切。若干年后，“靴子传信”的故事渐被传为佳话。此后，设立邮筒投寄信件这一形式也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中国邮筒设立于1897年。以绿色作为邮政专用标志，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上一致决定的。因为绿色象征和平、青春和茂盛。有了这个规定，中国的邮筒、邮递员的衣服以及邮包、邮政车都一律采用绿色。

我没有忘记把这些都告诉小孩，也不知她听懂没有，但心里不免惭愧。

其实，我与邮筒有着多年的接触。20世纪60年代末，我中学毕业后在乡下务农，离家不远的一条老街上，就有一家小邮局，门外矗着一个邮筒，大约有些年月了，绿迹斑驳。记得，那时母亲每年都会叫我在家里写几封信给在外的父亲，内容大多是把家中缺粮少钱的情况说一遍，希望及时寄点钱回来接济，最后写几句“在外身体要照顾好”什么的。写好后给母亲念了一遍，等她点头同意，或再补充几句话，我就立即装进写好的信封，再取一张8分钱的邮票，上浆，贴好，用手掌按压一遍，这才上街把信塞进小邮局外边的邮筒。

后来，我偷偷学会了给报纸投稿，没钱买稿纸，便用旧作业本的反面写字。那时，给报纸投稿属“邮资总付”，所以我只需花一点钱买信封就行。不过，刚开始怕人知道，基本都是在夜间来到小邮局的邮筒前，趁人不注意时把厚厚的信封塞进去。结果几个月过去，投去的稿件却一篇篇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有些灰心丧气的我有时经过邮局，觉得那邮筒似有些僵硬、冰冷。有一次，我竟用狐疑的眼光不停地打量着它，想到是不是装稿件的信封太重，沉在筒底沒被拣出……后来去问一位文化站的人，他一听就笑了，说邮筒每天都要打开收信两次，不可能遗留在里面。又听说我是给报纸写稿的，便安慰我要有耐心坚持下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村里推广种植矮秆晚季稻获得成功，为此我写了一篇报道，经村里还有公社办公室盖章，投给省里报纸，没想到居然给登了出来。文化站的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向村里干部通报了这件好事，还在广播里广播了三天。这一下，我成了村内外许多人知晓的一支“笔杆子”，走到哪里，都有人问：“阿忠，最近又写了什么？”“厉害呀，省报都登了文章！”我听了，表面谦虚一番，心里却乐滋滋的。从此，我投稿再也不遮人耳目了，每次都堂堂正正把稿子塞进邮筒，还对邮筒自言自语道：拜托了！拜托了……那些日子，邮筒的绿色变成我眼中最美的颜色，因为它能让我充满想象和期待。

然而，当时我还无法掏钱订报，为了解我发给报社的稿件是否登出，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街上小邮局，站在邮筒旁看贴在墙上的报纸。那时看报的人似乎比现在多，有时刊登国家大事，想看的人挤都挤不进去。不过，我一心注意的只是文艺副刊，搜索上面有没有刊出我的豆腐块文章。有几次，果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顿时瞪大了眼睛，美滋滋地扫了一遍又一遍。临走，还兴奋地用手拍了拍绿色的邮筒，喃喃自语道：感谢！感谢……

当然，不声不响的邮筒也是有故事的。有一天午后，我上街经过小邮局，突然注意到有个女子，手拿着一封厚厚的信在邮筒旁边徘徊着，至少有几次，她好像想把手中的信塞进去，却又把手抽了回来，样子十分犹豫；最终，只见她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下定决心似的把信投进了邮筒。没想到，刚走几步，她却转身回来，用手拍着邮筒叫道：“我不寄了！我不寄了！快帮我拿出来……”喊声惊动了小邮局里的人，一个大约是负责人模样的人走了出来。他来到女子身边，不知问了几句什么，就把那女子带进邮局。好久，一个邮递员出来了，他打开邮筒下面那个长方形口子，把里边一沓一沓的信件都掏出来，装进绿色邮包，就提了进去。又过了许久，才见那个女子如释重负地从邮局走出，神情上已看不到任何异样了。至于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局外人谁也不清楚。大约过了半年，才听到街上传言，说是那个女子与同村在外做工的一个青年谈恋爱，但父母嫌男方家庭贫穷，坚决不同意，日日威逼她写信给在外的青年表明断绝关系。女子在身心俱疲下只好写了那封信，于是上演了邮筒前的那一幕。至于后来，当事人结局到底如何，就再也没人过问了。

还有一件事也和邮筒有关，即当时我有一个好伙伴，正暗恋着同村一个女子，但一直怯于表白。我曾用古诗中的两句取笑他，“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也不知他听懂了没有，却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要我为他代写情书，他来抄正。这下我傻了，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但信要怎么送呢？请我，肯定不合适，请别人去，又怕走漏风声，于是我想到让邮筒来传递。他一听，连拍大腿叫道：“太好了，这主意只有你能想得出呢！”老天爷，这是什么话呢？幸亏我念及平素与他的情谊，也就不去计较了。那天夜里，我搜索枯肠为他写了两页给女方的爱慕心情与甜言蜜语。他喜不自胜又有点鬼鬼祟祟地抄正后，署了名，又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还无师自通地在信封下边隐去寄信人的信息，再拉上我，趁着夜色溜到街上，一股脑投进了邮筒。随后才过几天，他就急盼着对方能用这个办法回信。可惜过去了半个月，人俱在同村，仍渺无音信。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封寄去，结果也一样。这真又应了两句古诗：“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伤心失望的伙伴，终于拉我上街喝酒消气。席间，他赌咒发誓说：“今后只要远远地看见她，我就折路回头！”幸好那阵子我怕惹出什么乱子，便尽心尽力地劝慰了他好几番，还将一本当时的禁书《第二次握手》借给他，为他化解心中郁闷，帮助他度过了心思茫然又烦恼的青春时光。如今想来，这就是单相思最好的结果吧？

岁月更迭，人世沧桑。许多年过去了，伫立在小街上的邮筒，承载过多少人间烟火和喜悲过往，以及我的生活经历的点点滴滴。直到后来进城工作的许多年，我还用邮筒投递过一封封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件或明信片。每次投寄毕，离开邮筒，心里就会期盼寄件能尽快到达收件人的手里，有时还会想象远方的人收到信件时的那种高兴和释然的心情。的确，流年深处，我就是以念想为笺，以素心为笔，以邮筒为载体，常常与相知或初识的朋友互相交流。由此，我也常常收到他们的回信，有的言语投契，宛如知己；有的惜墨如金，却一语中的。展读时，往往为其真心融汇，常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现在，联络用手机，交流用微信，坚持写信的人愈来愈少了。邮局前一些绿色的邮筒，看上去分外沉默。但在我眼里，邮筒依然是一个美好的使者，它满足人们的交流需要，维系人们的情感。如今，它还矗立着，一如既往地接纳着需要它的人。由此，对于安在邮局前的绿色邮筒，以及维护它的人们，我都会在心里表达由衷的敬意。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