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玲，吴悦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中美贸易关系始终备受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度是否发生转变，已成为贸易经济等学界的热点话题，却鲜有语言学者对这一话题的介入。刘永涛从哲学与理论基础、概念和观念以及经验分析三个层面分析对外政策话语，考察美国在冷战后对朝鲜、伊拉克和伊朗的政策，提出政策语言的作用不仅是传递或再现事物（包括观念、情感、想法等），还帮助构建身份关系，即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1]。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语言具有明显的人际意义，涉及人际意义研究的语篇文本类型丰富。施光运用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研究刑事判决书中的人际意义，补充且证实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使评价理论和态度系统获得进一步发展[2]；马嫣根据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进行文本分析，表明新闻话语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国民思想[3]；钟丽君从语气和情态两个方面研究奥巴马就职演讲语篇中的人际意义，探究演讲稿通过人际意义达到演讲目的的方式。以上这类研究鲜少涉及贸易政策文本[4]。支永碧以近十五年美国政府报告中对华经济政策话语创建语料库，从语义韵角度进行认知批评分析，但并未探究其人际意义[5]。鉴于此，本研究自建语料库，从评价理论角度对比分析拜登对华贸易政策和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使用特征及其表达的人际意义，以期为政治文本分析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理论基础

情态是实现人际功能的两个重要系统之一[6]，主要用于表达个人愿望、要求他人承担义务、预测所说命题实现的可能性、实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转化等[7-8]。

纵观历史研究，学者们对情态系统的分类不尽相同。Lyons 从说话人角度将情态分为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9]。Palmer 考虑到情态动词“一词多义”的性质，提出动态情态[10]。徐中意经过大量研究，提出了第四种情态，即意志情态[11]。徐中意研究发现，在政治语篇中，道义情态、认识情态和意志情态使用得较多。其中：道义情态表达发话人要求受话人承担的义务；认识情态体现发话人对自己所讲命题的可能性和成功性的预测与判断；意志情态体现个人意愿、决心等。徐中意根据政治语篇中情态系统的类型、归一性和量值（高、中、低）进行表达和定位，总结如表1 所示。

对于情态系统人际意义的研究大多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进行，且主要用于分析广告英语、政治演讲和新闻语篇等。然而，系统功能语法对于文本和话语层面的研究以小句的语法为主，没有涉及词汇资源[12]，而马丁的评价理论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评价理论研究说话人的态度、立场、动机及对事物的评价，重点考察词汇语义在语篇中的态度、介入和极差资源[12]。其中，态度系统是评价系统的核心，研究情感的表达方式、极差和介入分别调节态度的程度等级和来源[13]。

李杰研究指出，发话人对情态系统的选择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态度和语篇的意识形态，又影响受话人对语篇的理解和个人反应，因而情态系统必然具有评价意义[8]。鉴于此，本研究以徐中意对情态系统的分类为基础，总结情态系统与评价理论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分别如图1、图2、图3 所示（图中有双箭头则表示趋向性）。

图1 情态系统与判断的联系Fig.1 Connection between modality system and judgment

图2 情态系统与极差的联系Fig.2 Connection between modality system and graduation

图3 情态系统与介入的联系Fig.3 Connection between modality system and engagement

首先，“判断”是态度系统的子系统之一，涉及说话人对他人行为的评估，评估标准为“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社会评判”评价人的行为规范和决心是否坚韧，“社会约束”裁决行为的真实可靠性和正当性[12]。因而情态系统与态度系统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判断子系统上。其中：意志情态可从判断系统“社会评判”中的“韧性”方面进行判定；认识情态可从“真实可靠性”方面进行判定；道义情态可从“正当性”方面进行判定。此外，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对人的行为的判断包括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对应情态系统的肯定性和否定性。需要提及的是，判断系统的“行为规范”对应情态系统的“频率”。但本研究以徐中意对情态系统的分类为基础，而徐中意的分类中未涉及情态系统中的“频率”，所以本研究在这方面未有涉及。

其次，极差系统对态度程度等级的调节由其子系统“语势”实现[14]。“语势”的升降调节态度的程度高低；对应地，情态系统的高、中、低三个量值也表示发话者情感程度的高低。由此情态系统的量值可以从极差系统的“语势”进行判定。

最后，介入系统对态度来源的调节由其子系统“借言”实现[14]。“借言”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实现对话的扩张与收缩。语篇中发话人使用情态系统能够表达评价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从而扩张与收缩对话。因此，情态系统转移压力来源的功能可以从介入系统的“借言”进行判定。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https://www.ustr.gov/)搜集语料，自建“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收录了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中针对中国的语料223 890 字；同时创建“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收录了特朗普执政时期《301 法案》及其他相关贸易政策文件中针对中国的语料202 210 字。

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的《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全文1 445页，是一个包含6 个具体法案的“一揽子对华法案”[15]，内容涉及经济、科技、产业、教育、文化、外交等覆盖中国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16]。陈峰经过大量研究，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保障因‘中国威胁’引起的美国国家安全，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绝对无法超越的竞争优势”，实质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之名，行遏制打压中国之实”[15]。

《301 法案》又称“301 条款”，是指《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 301 至1 310 节的全部内容，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17]。所谓“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贸易协定规定的义务不一致，而凡严重损害美国商业利益即为“不合理”[17]。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337 调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337调查”被美国视为反倾销措施之后的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最佳方式之一，被频繁地使用，美国专家所提出的对华政策报告，也强调了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要运用“337 调查”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版、强制性技术转让和商业间谍活动等进行打击[18]。实际“表达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贸易倾向”，“动用知识产权这一政策工具以建立贸易壁垒，是其基本政策走向”[18]。

综上所述，《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和《301 法案》等相关贸易政策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即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至高地位和利益。但一方面鉴于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无论是给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害”[19]；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广大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弥合社会分裂”，拜登在执政初期“可能不会得到‘政治灵活性’，但可以期待他在语调、风格和过程方面发生显著变化”[19]。因此，对比分析拜登政府《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和特朗普时期《301 法案》中涉华政策语篇的情态系统的使用特征及其表达的人际意义，有助于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度倾向。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讨论以下问题：

（1）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相比，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使用有何特征？

（2）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情态系统有何评价意义，实现了怎样的人际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借助AntConc3.2.0 统计软件统计两个语料库中情态系统的总量，并参照徐中意对政治语篇中情态系统的分类（表1），统计各个情态类型及其量值的使用情况。随后使用卡方检验计算器LLX2 对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拜登和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使用特征，并分析其中原因。最后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情态词进行个案研究，从评价理论角度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人际意义。

三、结果与分析

（一）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情态系统的总量及类型分析

为了解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各种情态意义的使用，笔者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三种情态类型的使用频率，并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总量及类型的使用Tab.2 Total and types of modality system in US-China trade policies of Biden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从总量来看，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中情态系统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P＜0.001）。分别从三种情态类型的使用频率来看，首先，认识情态和意志情态的使用率无显著差异（P＞0.050），且使用率最低的都是意志情态。这一共同点可以从贸易政策的法律政策文本特征来分析：一方面，其内容讲求客观、公正，而意志情态表达说话者的个人意愿和决心，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过多使用则不符合法律政策文本的语言规范；另一方面，贸易政策是一国为实现某一目的、对外贸活动进行管理的方针和原则，其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都具有倾向性，体现了政策主体的价值观[20]，因此在政策文本中并非全无意志情态词。

其次，道义情态的使用率存在显著差异（P＜0.001）。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道义情态的使用率最高，且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这也是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使用率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而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认识情态的使用率最高。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分别对两个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 个情态词整理如表3 所示，并标注其在语料中的所属情态类型。

表3 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词使用率TOP 10Tab.3 Top 10 modal expressions in US-China trade policies of Biden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由表3 数据可知，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道义情态的使用率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直接原因是：首先，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大量使用shall这一道义情态词（910 次），而shall 作为道义情态词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仅出现17 次；其次，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不仅大量使用may 这一认识情态词，而且更多使用may 来表达道义情态意义。

同时，这一现象也可以从所选语料的性质来解释。从表面上看，《法案》是一部“顶层设计法律文件”[15]，在诸多重点竞争领域向拜登政府提出行动建议和要求，因此，在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中使用率最高的是道义情态，表示政府需要承担“建立并维护让美国感受不到中国威胁的全球绝对超级强国和霸主地位”[15]的责任和义务。2017 Special 301 Report Final 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优先事项之一是利用所有可能的贸易资源，鼓励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出口商品和服务，并为美国知识产权（IP）权利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和执法[21]。可见，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有充分和公平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其知识产权并从中获利”。而《301 法案》规定：“在确定外国做法违反了《301法案》且不涉及贸易协议或贸易协议不包括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时，美国贸易代表将在不诉诸正式争端解决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并实施报复”。因此，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中，使用最多的情态类型是认识情态，表示美方一旦确定中方存在“损害”美方利益的行为，便会对中方展开调查并实施报复。

（二）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量值使用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两个语料库中情态系统的使用特征，笔者按照三种情态类型量值的使用率，对两个语料库进行卡方检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通过三种情态类型量值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探究美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态度倾向。

表4 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三类情态的量值使用频率卡方检验Tab.4 Chi-square test of values of three modal forms in US-China trade policies of Biden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根据表4，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相比，拜登对华贸易政策更多使用高值情态词，较少使用中值和低值情态词。具体而言，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三种情态类型的高值情态词的使用率都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P＜0.001）。

结合表1、表3 从具体的情态词分析，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库中，使用率前10 的情态词大都是高值情态词（如shall,necessary,will 等）。值得一提的是，shall 在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表达了三种含义：一是发话人要求受话人承担重要责任和义务的高值道义情态；二是表达发话者预测自己所讲命题一定会发生的高值认识情态；三是表达强烈的个人意愿或决心的高值意志情态。同时，这也体现了“shall 在现代英语中一般用于法律文本等正式文体”的特点[22]。笔者通过Ant-Conc3.2.0 软件检索shall 在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语料中的搭配词，虽然与shall 搭配最多的三个主语分别是secretary（125 次），director（105 次）和administrator（97 次），但相关内容多涉及中国。

例1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hall ...prohibit the transfer,assignment,or disposition of construction permits and station licenses to an entity that is subject to undue influenc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6]431.

例1 中，道义情态词shall 从评价理论视角表示对于联邦通信委员会向中国实体转让、转移或办理许可证予以高度禁止的态度。法案中类似的规定还包括“限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合作”等。

从国际关系层面分析，特朗普的“政治遗产”[19]不仅严重破坏了中美自建交以来基本稳定的双边关系，扰乱了国际秩序，也让美国的国内经济受到重创。虽然特朗普没能成功连任，但其“政治遗产”已然成型，“在很多方面不易被其继任者所遗弃或逆转”[19]，只能谨慎处理。而“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特朗普主义’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19]。所以无论是“要求受话人承担重要责任、义务”的高值道义情态，还是“预测自己所讲命题一定会成功”的高值认识情态和“表达强烈的个人意愿”的高值意志情态，都体现了美国构建“相对于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网络与数字的绝对竞争优势”[15]的迫切愿望与执念。

在中值和低值情态词的使用方面，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只有低值道义情态词的使用率显著高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P＜0.001），而中值道义情态、中值和低值认识情态，以及中值和低值意志情态的使用率都显著低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结合表3，这一现象主要体现于拜登对华贸易政策对低值道义情态词may 的大量使用（206 次），而情态词may 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中主要表达发话者对所讲命题发生可能性的中等强度的预测。

例2The President may waive the limit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to continue ongoing activiti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ng to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counter-terrorism,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counter-proliferation,and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nonproliferation[21]27.

例3An appreciable sha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may be dedic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counterfeit goods,as one estimate holds that counterfeits may account for over 12 percent of Chinese merchandise exports[21]30.

may 在本研究所用语料中表达两种情态意义：一是作为低值道义情态词，表示低程度的责任或许可；二是作为中值认识情态词，表示中等程度的可能性。例2 使用may 的低值道义情态意义，从评价理论角度表示拜登总统有义务放弃“限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合作”的规定，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有关核和放射性反恐、核和放射性反扩散以及核和放射性不扩散的活动。这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实力的认可以及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来维护美国利益的态度与立场。

例3 中的两个may 都是中值认识情态词，表达特朗普对于“中国制造业假货泛滥”持中等强度的肯定观点。同时，特朗普使用评价性词汇“estimate”转移压力来源，预设这种肯定的观点为大家的共同信念，而非其个人观点。

（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人际功能分析

下面将结合两个语料库的具体实例，研究情态系统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是如何从评价理论角度实现人际意义的。

例4...and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requirements under subchapter II of chapter 35 of title 44,United States Code,shall develop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executive agencies requiring the removal of any covered application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16]1267.

shall 用于法律文本时，常作为高值道义情态词，规定法律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对适用对象做出规约、许可、授权、禁止等[10]57。基于评价理论视角，例4中的shall 表明该政策认为特朗普对TikTok（抖音）和WeChat（微信）下达的禁令具有较高语势的正当性。

例5During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2017,President Xi said that the PRC could serve as a model of development for other countries by utilizing“Chinese wisdom” and a “Chinese approach to solving problems”[16]678.

could 是《法案》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低值认识情态词（41 次）。低值认识情态词常用来贬低那些对说话人不利的或说话人不赞成的观点与命题的可能性、重要性或相关性等[23]。例5 使用could 表示美方实际并不认同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能够作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评价角度看，低值认识情态词could 还表示美方对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能够作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的低程度的判断。

例6Ultimately,this transformation could enable China to impose its will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rough the threat of military force[16]684.

例6 源于《法案》的子法案《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致力于加强与印太地区的合作，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方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实现军事现代化，以期在装备和开展现代军事行动方面超越美国，并且会通过军事力量的威胁，将中国意志强加于印太地区。虽然句中的低值认识情态词could 表示较低程度的判断，但高值意志情态词will 表示中国较高程度的决心和意愿，同时will也是情态动词的名物化结构。从评价理论视角看，美方使用这一结构能够达到转移压力来源的效果，即让读者认为“利用军事威胁，将中国的意志强加于印太地区”是中国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而非美方观点。能够实现同样人际功能的还有谓语的扩展形式，见例7。

例7The 2017 draft addresses a number of concerns raised in bilateral engagement,but other critical changes are still required to date.However,China has not signaled an intention to develop the standalone legislation that would best remedy concerns[21]7.

be required to 是谓语的扩展形式，表达发话人对命题评价的客观性情态意义[8]，在例7 中作为高值道义情态词，表示重要义务，即对保护商业秘密仍需要其他有力措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指责，认为中国在此方面有怠慢、放任的意思。从评价理论视角看，美方使用are required to 这一谓语的扩展形式来推卸责任，让人觉得压力并非来自于美方，而是其他客观因素，从而达到主观意识客观化的效果。

综上所述，无论拜登对华贸易政策还是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都大量使用情态系统，这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态度的复杂性。一方面，美国承认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迅速的事实，并且愿意与中国合作，推动美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也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威胁”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拜登政府《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和特朗普时期《301 法案》中涉华政策语篇的情态系统的使用特征，从评价理论视角探究情态系统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语篇中的人际意义。研究有两方面的发现。

（1）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相比，拜登对华贸易政策中情态系统的使用频率更高，主要体现在更多使用道义情态，而认识情态和意志情态的分布则无明显差异；从量值的使用情况来看，拜登对华贸易政策更多使用高值情态词，较少使用中值和低值情态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2021 年创新与竞争法案》的受话人是拜登政府，其主要内容是向拜登政府提出行动建议和要求，而《301 法案》的受话人是被认为“违反”《301 法案》规定的其他国家。拜登对华贸易政策更多使用高值情态词，体现了拜登政府消除特朗普“政治遗产”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构建远超中国的绝对竞争优势的迫切需求和坚定目标。

（2）情态系统具有评价意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使用不同的情态类型进行判断，使用不同量值的情态词调节评价语势，将评价性词汇资源与情态词搭配，转移压力来源，实现对话的扩张与收缩。因此，情态系统具有表达主体不同程度的态度和立场、转移情态责任、扩张与收缩对话空间的人际意义。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语篇，仍值得语言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给予关注。本研究将情态系统与评价理论相结合，旨在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揭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启发读者以批评分析的方式解读美国涉华的政治、经济等语篇。